蒲安臣

1820年11月14日，蒲安臣出生在美國紐約州的新柏林。1823年隨父母移居俄亥俄州，10年後再移居密西根州。從1838年到1841年他在密西根大學的一個分校學習。1846年從哈佛大學法學院畢業后，他在波士頓擔任律師，並開始投身政治。1848年，他為美國自由土地黨（United States Free Soil Party，存在於1848年－1852年）所作的演講使他贏得了廣泛的聲譽。1853年，他成為馬薩諸塞州的參議員。那時他加入了一無所知運動（Know-Nothing movement）。

不久，美國全國對奴隸制度產生激烈的爭議。蒲安臣是一位堅定的廢奴主義者。1856年6月2日發表著名演說《馬薩諸塞州的抗辯》，為美國解放黑奴運動的重要文獻。1854年，一群反對黑人奴隸制的人建立了一個新的政黨，這就是今天的美國共和黨，蒲安臣正是美國共和黨的創始人之一，由於他的幫助，該黨在麻薩諸塞州成立。1855年，他進入美國國會，當了6年的國會眾議員（1855年－1861年）。

1861年6月14日，林肯總統就職后不久，任命蒲安臣為美國第十三任駐華公使。任期共有6年。1862年7月20日，蒲安臣到達北京，成為第一批入駐北京的外國公使之一。在駐華公使任上，蒲安臣積極執行美國國務卿西華德提出的對華“合作政策”：開展“公正的”外交活動，以取代“武力外交”。“在條約口岸既不要求也不佔領租界”，“也永不威脅中華帝國的領土完整。”相對於俄、法、德等國的橫暴而言，美國的對華態度贏得清政府的好感，對蒲安臣也具有特別的信任。蒲安臣還曾協助中國，對付英國人李泰國。

1867年11月27日，擔任駐華公使已達六年之久的蒲安臣即將離任回國，在總理衙門為他舉辦的餞行宴會上，“嗣後遇有與各國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國派伊為使相同。”。當時，清朝政府正在準備第一次派團出使外國，但是苦於缺乏合適的外交人才，並對禮節問題感到十分為難。恭親王奕欣上了一道奏摺，建議委任蒲安臣這個友好人士擔任中國首任全權使節（辦理中外交涉事務大臣），同去的還有同文館的英文學生德明、鳳儀（曾隨斌椿去遊歷過）；俄文學生塔克什訥、桂榮；法文學生聯芳、廷俊。代表中國政府出使美、英、法、普、俄諸國，進行中國首次近代外交活動，這個意見隨即被採納。

該照片上面的人物從左至右分別是：庄椿齡、桂榮、聯芳、鳳儀、德善、孫家谷、蒲安臣、志剛、柏卓安、德明、塔克什訥、廷俊、亢廷鏞。這副照片流傳較廣，上圖系藏於紐約州綺色佳市康奈爾大學亞洲圖書館的副本。

1868年2月25日，清政府第一個蒲安臣使團一行三十人，自上海虹口黃浦江碼頭乘坐“格斯達哥里”號輪船起航前往美國舊金山。隨同出訪的還有兩名中國官員：海關道志剛和禮部郎中孫家谷。蒲安臣的兩名副手：左協理是英國使館翻譯柏卓安（JohnM.Brown），右協理是海關稅務司法籍職員德善（E.de Champs）。為這次出訪，蒲安臣還受委託設計了清朝第一面國旗：黃底藍鑲邊，中繪一龍，長三尺，寬兩尺。

1868年4月初，蒲安臣使團到達舊金山。5月中，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在招待這個使團的宴會上祝賀蒲安臣是"最年輕的一個政府的兒子和最古老的一個政府的代表"。

6月2日，使團到達華盛頓，次日拜訪了美國國務卿西華德。6月6日，美國總統安德魯·詹森在華盛頓接受了中國的首封國書。他也以中國代言人的身份到處發表演說，強調中國歡迎美國的商人和傳教士，而各國應該對中國保持一種明智的態度。“我希望中國的自主，應該維持。我希望它的獨立，應該保全。我希望，它能獲得平等，這樣它就能以平等的特權給予一切國家。”。

7月28日，蒲安臣與西華德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首個對等條約《中美續增條約》，史稱《蒲安臣條約》。條約承認中國是一個平等的國家，反對一切割讓中國領土的要求。規定：“大清國與大美國切念人民互相來往，或遊歷，或貿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美國在條約中聲明不干涉中國內政，中國何時開通電報、修築鐵路，何時進行改革，完全由他們自己來決定。美國則通過這一條約得到廉價的華工，解決了內戰後和修建太平洋鐵路勞動力緊缺的問題。

9月19日，蒲安臣使團繼續以“中國欽差”身份，到達英國倫敦。10月20日，蒲安臣一行在溫莎宮受到了維多利亞女王的接見。正在蒲安臣使團訪英期間，12月4日，英國內閣改組，自由黨獲勝，葛萊斯東任首相，克拉蘭敦取代司丹立出任外交大臣。12月26日，新任英國外交大臣克拉蘭敦會見了蒲安臣等人。28日，克拉蘭敦發表一份自製性的照會，表示英國政府願意同中國政府“以和濟事”，實行修約緩進政策，“不實施與中國的獨立和安全相矛盾的一種不友好的壓迫”；並且寧願同中國的中央政府直接接觸，不願同各地方官吏交涉。交換條件是中國應當忠實遵守各種條約義務。蒲安臣在英國大體上完成了使命，達成了既定目標。1869年1月1日，蒲安臣以中國使臣的名義複信，表示完全同意。

1869年1月2日，蒲安臣一行到達巴黎。法國一向反對美國的“不割讓主義”，但由於英國已經表示了採納修約緩進政策，法國也只得與英國保持一致（1月5日法國外交部長拉發特向駐法英使表明態度）。1月21日，法國皇帝拿破崙三世接見了蒲安臣。但是由於反對勢力強大，蒲安臣一行在巴黎前後停留了半年多，仍然無法取得任何成果。既未能取得象在華盛頓那樣的條約，或者象在英國那樣的自製性的照會，只好失望的離開法國。

蒲安臣使團於1869年9月21日前往瑞典，10月7日離開斯得哥爾摩，10月30日離開丹麥，11月18日離開荷蘭，1870年1月前往柏林。在柏林，蒲安臣順利地完成了談判；首相奧托·馮·俾斯麥發表了與英國類似的對中國有利的聲明。

1870年2月1日，使團由普魯士前往俄國。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聖彼得堡接見了蒲安臣一行。當時俄國與英國在亞洲爭霸，與後起的美國關係相對友好。但是沙皇在會談中竭力迴避中俄領土糾紛等實質性內容，令蒲安臣心情抑鬱愁悶，日夜焦思：俄國“與中國毗連陸地萬數千里。既恐辦法稍差，失顏於中國；措語來當，又將貽笑於俄人”，於會見次日就感染肺炎病倒，而且病勢日加。

亞歷山大二世1870年2月23日，蒲安臣因肺炎在聖彼得堡突然逝世，終年50歲。清朝政府為表彰蒲安臣其擔任駐華公使時“和衷商辦”及出使期“為國家效力”，竭力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授與一品官銜，以及撫恤金一萬兩銀子。

今天，在美國加州舊金山附近和堪薩斯州，各有一座以蒲安臣命名的城市，加州的那一個Burlingame建立於1909年，是一個華人聚居的地方。美國著名作家馬克吐溫就蒲安臣的逝世寫下如下悼詞：“他對各國人民的無私幫助和仁慈胸懷，已經越過國界，使他成為一個偉大的世界公民。”

在他任公使時期，有一次一位美國人在中國為非作歹，給當地老百姓帶來不少麻煩，蒲安臣在聽了中國受害人的證詞后，立即以公使身份命令將那位美籍犯人處以死刑，拖出去吊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