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昶

袁昶祖上曾被朝廷冊封為雲騎尉，但這僅是一個可以世襲，卻無俸祿的爵號。到其父輩時，其家境已到了捉襟見肘難以維繫的地步。袁昶自幼聰明過人，有過目不忘之美譽。先師從閩縣高伯年，後進入上海龍門書院，師從劉熙載。設立於同治四年的上海龍門書院，創始之初即以倡導有用之學為辦學宗旨。

擔任該書院山長達14年的清末著名學者劉熙載曾教導學生：“為學當求有益於身，為人當求有益於世。在家則有益於家，在鄉則有益於鄉，在邑則有益於邑，在天下則有益於天下。斯乃為不虛此生，不虛所學。不能如此，即讀書畢世，著作等身，則無益也。”當時書院中“課以經史性理為主，而輔以文辭，尤重躬行。人置行事日記、讀書日記各一冊，每日填記，逢五、十日呈諸院長評論。”袁昶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中曾特別記下劉熙載“先生言立功立德必須從人情物理做起”的教導，所讀所思，皆以經世致用之學為主。他認為，“凡學者於職方氏之西北地形、太常之律呂、司天台之歷算皆須考核，以及屯田、水利、軍制、馬政、地丁、保甲、漕糧、旗務皆以實理精意相輔而講明之，為亟所為藏器於身，以待天下之動是也。”

同治六年（1867），袁昶以廩生參加浙江省鄉試，中舉人。

光緒二年（1876年），恩科進士，殿試二甲，授戶部主事。光緒四年兼襲雲騎尉世職。光緒九年充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光緒十二年（1886）充會典館纂修官、補戶部江西司員外郎。

光緒十八年（1892），以員外郎出任徽寧池太廣道道台，在任上他嚴約僚屬，痛抑胥吏，進行了多項變革：

胥吏，進行了多項變革：

• 興建教育--按照“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擴辦蕪湖中江書院，在中江書院原舍之外，設“經義”、“治事”兩齋。增設經史、性理、輿算、格致（物理）等實用學科。購書數萬卷在中江書院建立藏書樓--尊經閣。

• 增加稅收--清厘關稅，汰常關耗費歲萬八千金，悉還諸公。還設立穀米出口稅，由於每年出口穀米數千萬石，所以收入可觀。

• 興修水利--捐銀五千兩，並親自督修了蕪湖西南自大關亭至魯港十二里的濱江圩堤，還新建三百七十丈大堤。從此可以蓄水，可以泄洪，天地村舍不再受洪水的威脅。

• 此外還進行了蕪湖設立郵局，加強武裝等多項措施。

光緒二十四年（1898），袁昶升遷為陝西按察使，還沒到任，又被提拔為江寧布政使，后被調到直隸。不久，被召回朝廷，以三品京堂在總理衙門行走，同年授二品銜，后又授光祿寺卿、太常寺卿。當時朝廷財政匱乏，朝廷討論增加厘稅彌補不足，袁昶表示反對，認為“增厘稅，名病商，實病民，不可增議”。

光緒二十三年（1897），因曹州教案，德國趁機出兵強佔膠州灣，光緒帝下詔求言。袁昶向朝廷條陳了時政二萬言書，提出：“德突據膠灣，其禍急而小；俄自西北至東北，與我壤地相錯，蒙喀四十八部將折入異域，其禍紆而大。宜及今預練勁旅，痛革吉、奉華靡風習。自頃兵力不能議戰，要不可不議守。我朝八旗初制，文武不分途，京外不分途，人皆兵，官皆將，故人才盛，國勢強。承平日久，文法繁密，諸臣救過之不暇，於是相率為鄉願，而舉國之人才靡矣！金田洪、楊之亂，其始一小民耳，猶窮全國之力僅而克之，況諸國互肆蠶食之心，有不乘吾敝而攻吾之短者哉？夫敵國外患，為殷憂啟聖之資。苟得其人，毋拘以文法，則理財、練兵、防海、交鄰之策，可次第就理。”

光緒帝親自將其綱要書寫在冊子中，下發大臣們議行。

光緒二十六年（1900）山東興起義和團，殺戮外國教士。慈禧太后和端王載漪想利用義和團的力量對付列強，準備攻打各國公使館。袁昶向朝廷上了一道二千五百餘言的奏疏。五月十二日（6月8日），慈禧太后在儀鸞殿召開御前會議，袁昶慷慨陳詞，與袁昶關係較好的吏部侍郎許景澄、兵部尚書徐用儀和內閣學士聯元都支持袁昶的意見，光緒帝握住許景澄的手而哭泣。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八國聯軍攻戰大沽炮台。五月二十二日（6月18日）袁昶上《急救目前危局折》。 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緒的名義，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奧十一國同時宣戰。義和團及朝廷軍隊圍攻各國在北京的使館。袁昶又上一奏疏，力言奸民不可縱，使臣不宜殺，但沒有結果。后袁昶又和許景澄一起寫了第三道奏疏《請懲禍首以遏亂源而救危局》，嚴劾釀亂大臣，但這道奏摺尚未來及奏報，載漪等人已採取了行動，令刑部尚書趙舒翹將袁昶等人下獄。7月27日，袁昶在被騙出家門后被關押，七月初四（7月29日），袁昶與許景澄身穿官服在菜市口被處死。第二天，慈禧太后發出上諭說“太常卿袁昶、禮部侍郎許景澄，屢次被人蔘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遇召見，任意妄奏，莠言亂政，且多語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嚴行懲辦，何以整肅群僚，袁昶、許景澄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

光緒二十六年（1900）12月，八國聯軍退出北京。十二月二十五日，光緒發布上諭，宣布為袁昶等人平反，“開復原官”；宣統元年（1909）又追謚忠節公，五月，宣統下詔在杭州西湖孤山南麓敕建三忠祠，奉祀袁昶、許景澄、徐用儀三人。袁昶昭雪后，蕪湖地方將尊經閣更名為“懷爽樓”，后建袁太常祠，上書“仁政忠節，光日月而薄霄漢，千百世不朽”。每逢清明、冬至之時，地方官紳、學者及百姓均前往祭掃。

《清史稿》：清代優禮廷臣，罕有誅罰。拳禍既起，忠諫大臣駢首就戮，豈獨非帝意哉？觀用儀諸人所論事勢利害，昭昭如此，乃終不能回當軸之聽，何其昧焉？世傳大節，並號“五忠”，不數日而遂昭雪，允哉！

汪宗沂：二百年來恩養士，幾人抗疏震遐陬。悲聞西市誅龍比，未見東郊保畢周。即用良言嗟已晚，得歸正命可比尤。聖僧庵外陳蘋藻，慟哭頻驚士擁弓！

嚴復：善戰不敗，善敗不亡，疏論廷諍動關至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皇天后土式鑒精忠。

蔡東藩：許侍郎、袁京卿二人，名臣也，以忠諫而致禍，同罹慘刑。丹心未泯，碧血長埋。誰為為之，以至於此？

陳旭麓：許景澄、袁昶頗能了解國內外情勢，在後黨淫威劫持下的當時，不計個人安危，勇敢地站出來講話，倒是有點責任感和愛國心的。他們的被殺，是個冤案。30年來的近代史著作，對他或者避而不談，或者仍貶為“通洋”的罪犯，那不是治史的認真嚴肅態度。

在主政一方的宦途中，袁昶非常重視人才的培養。他認為，中國之所以實學廢弛，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缺少實學教育，並由此導致相關人才的匱乏。光緒十八年，袁昶在總理衙門工作十餘年後，被外放到安徽徽寧池太廣道，兼管蕪湖關務，這給了他實踐自己經世主張的難得機會。在此期間，袁昶刊刻了大量實用書籍並匯為《浙西村舍叢書》，收錄了不少對現實有用的重要典籍，如描述邊疆形勢的地方志《寧古塔志略》、《吉林外紀》、《吉林志略》、《蠻書》、《衛藏通志》、《黑龍江外紀》等，再如對倡導農業有重要作用的《齊民要術》、《農桑輯要》等。值得一提的是，袁昶對這些書籍並不僅僅是簡單地搜集，而是進行了一番整理。比如《齊民要術》，《浙西村舍叢書》中收錄的就是以《湖湘》本為底本，《津逮》、《學津》本為校本，並輔以《農桑輯要》、《農書》等整理后的本子，雖然仍有所疏漏，但被后之學者認為是該書較好的清代刻本。正是因為袁昶的這番整理功夫，使得他所收錄的這些書籍，仍然能引起今日學者的較高評價，被認為是晚清叢書中之“尤為重要者”。蕪湖原有中江書院，袁昶到任后，增建經義、治事兩齋，冀以勉勵諸生為桑麻谷粟平實有用之學，以待他日登仕路備國器使，則區區所厚幸者。而中江書院確實培養了一批講求實學的優秀人才。1936年，蕪湖當地修築懷爽樓，著名民主人士黃炎培曾寫下“經國長才曾照世，成仁短眴欲呼天”的詩句以表哀思。

袁昶在學術上也有著獨到之處。袁昶是晚清同光體詩人浙派的代表人物。他重視九流百家之學，強調學術對於現實社會的實際作用。袁昶反對脫離實際的書齋學問，認為“干嘉間名人有學無問”。他認為，按四部分類的傳統目錄學將實學歸為子學，沒能突顯其應有的地位，從而乏人問津，這是最終造成中國缺少經世人才局面的重要原因。在為自己的藏書編訂《永慕堂藏書目》時，他獨創了一種18部分類法，完全以學術的致用性進行分目，如原來四部分類中地位僅次於經學的史部諸類，被完全打亂，分別編入“通鑒三通曆代政典掌故之學”、“本朝三通會典掌故之學”、“輿地學”等，可見袁昶所強調的是史學中以古鑒今、能為今人所用的部分。而原先在傳統目錄學中從未有過的“律令學”、“洋務學”、“邊務學”等分類的出現，更加表明袁昶對經世之學的強調與重視。

袁昶一生著作很多，已刊行的有《漸西村人初集》13卷，《安般簃詩續鈔》10 卷，《春闈雜詠》1卷，《水明樓集》1卷，《於湖小集》6卷，、《參軍蠻語止齋雜著》若干卷。袁昶還將農桑、兵、醫、輿地、治術、掌故等書編成一部《漸西村舍叢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