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戰爭

不同宗教和教派之間為各自利益而進行的戰爭。其產生的背景和原因極為複雜。通常是在宗教與社會政治生活發生密切聯繫的特定條件下產生的，是宗教因素與政治、經濟、軍事等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宗教戰爭反映了不同社會集團的政治、經濟利益的對立，本質上“是為著十分明確的物質的階級利益而進行的”它以虔誠、狂熱的宗教信仰為思想基礎，以精神因素激起信徒強烈的復仇心理，使戰爭異常激烈和殘酷。

宗教戰爭是人類戰爭中的一個類別，是指宗教原因引發的戰爭，常見於宗教社會，既發於不同宗教之間，亦發於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別之間。宗教戰爭是宗教鬥爭中的一種形式，宗教因素為主，但如同一般人類戰爭，宗教戰爭往往也參雜了掌權者的私慾、民族、經濟利益等其他因素。

古代的宗教戰爭以伊斯蘭教和基督教為甚。中世紀時，在歐洲基督教已不單純是意識形態，而且逐漸成為封建統治階級中的強大的政治力量。教會把哲學、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都置於神學控制之下，有權直接調動軍隊來鎮壓和屠殺異端分子。

在伊斯蘭世界，伊斯蘭教初期便分裂為不同派別，不同派別間嚴重敵對仇視，而且伊斯蘭教從七世紀創立時就奠定了政教合一的體制，宗教領袖就是政治領袖。在這種情況下，各種階級的和民族的政治鬥爭，也往往都是以宗教鬥爭的形式進行，由此產生一系列宗教戰爭。

徠初期佛教在提倡四種性“平等”的同時，千方百計打擊婆羅門。阿摩晝經說道：“佛告摩納。汝姓爾者。則為是釋迦奴種。時彼五百摩納弟子。皆舉大聲而語佛言。勿說此言。謂此摩納為釋迦奴種。所以者何。”在創教之初，佛教並非否定種姓制度，而是有所保留地肯定種姓制度，世俗世界剎帝利在統治，精神世界不容婆羅門凌駕。以後的變化是以後的事情。

佛經裡面再三強調它不重視種姓差別，一入佛教，就如眾流歸海，一切差別不復存在。這樣一來，又怎樣理解沙門和婆羅門的對立呢？不重視種姓差別這件事實本身就是對婆羅門的反抗，因為婆羅門教是十分重視種姓差別而且是只代表婆羅門的利益的。但是，佛教也並不是真對一切種姓一視同仁。它當然首先就會反對婆羅門。

在婆羅門教的經典里，四姓的順序是：婆羅門、剎帝利、吠舍、首陀羅，而在佛教的經典里則是：剎帝利、婆羅門、吠舍、首陀羅。釋迦牟尼自稱是剎帝利。釋迦族原來不大可能有什麼種姓制度，這只是受了婆羅門教的影響而模擬出來的。他們自稱是剎帝利，據我看，這也是冒牌貨。不管怎樣，既然自稱為剎帝利，就必須為剎帝利辯護，竭力抬高它的地位。

《長阿含經·阿摩晝經》就是一個例子。新興的國王（其中也有一些是冒牌的）也努力抬高剎帝利的地位，於是一拍即合，他們也就信奉起、支持起佛教來了。

異教一詞在一些宗教中被使用。例如佛教稱佛教以外的婆羅門教、耆那教、順世論、道教、基督教、伊斯蘭教等等非佛教的思想流派、宗教都稱為異教或外道。阿育王曾將以萬計的不肯信佛的分那婆陀那國的外道屠殺，甚至將異教徒全家活活燒死屋中；亦曾因佛教僧侶不與外道一起和合說戒，而屠殺了都城內的佛教僧侶。

佛教徒讚美他的暴行為拯救，斬罪業而非斬人。讓異教徒早日獲得解脫。據記載因為此事導致阿育王的老師亦被當是外道屠殺了，於是阿育王後悔了。之後的他也再沒有迫害其它教派的具體記載。所以後來的人都認為阿育王強調寬容和非暴力主義。

與其他政教合一的國家一樣，佛教在佛教國家裡也無法避免地捲入政治衝突之中，如中世紀的東南亞國家蒲甘王國、素可泰王國和波隆納魯沃區的古國等。現代斯里蘭卡的僧侶也經常捲入國家政治鬥爭。

繼孔雀王朝而興起的巽伽王朝，領域曾北抵錫亞爾利特，南到納爾巴達河，成了恆河流域強有力的統治者。這個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復興婆羅門教的運動，佛教無人信仰被迫從它的故土，向南北兩方轉移。

公元前1世紀中，一直在東南戈達瓦里河與克里希納河生活的案達羅人，建立了娑多婆漢那王朝(亦稱“案達羅王朝”)。它消滅了已經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統治區域向北推進到馬爾瓦，向南抵達卡納拉，東西兩面臨海，一度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娑多婆漢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羅門教，但也容許佛教自由傳播。它的南邊諸國，也大體施行這種方針。這一形勢，使佛教在恆河流域恢復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則有機會與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發展同斯里蘭卡的交往。

由於佛教還得不到當權者在整體上的支持，它不得不進一步向中下層群眾尋找信徒，其中與海上貿易有關的商人富戶，以及由於社會動蕩而不斷產生的政治上的失勢者，可能成為新信徒的中堅成分。公元前1世紀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領居民驅逐入侵者朱羅人的戰爭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羅人信奉婆羅門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來是對立的，加上民族間的戰爭，把宗教對立推到極端尖銳的程度。相傳杜陀迦摩尼王獲勝以後，曾因為戰爭殺人數千有違佛教教義而深表悔恨。但一個已得羅漢果的僧人勸他不必如此，因為所殺實為一個半人，即一個是皈依三寶的佛徒，半個是持五戒的人，其餘都是“邪見者”，與禽獸無異，殺之無罪。后被當作一種教義也在某些大乘經典中表現出來。晉宋之際譯出的《大般涅檠經》，反映了南天竺的一些國家的情狀，也發揮過類似的觀點。其中公然提倡誅殺異教徒無罪。阿拔斯王朝時，來自中亞印度的佛教徒多次打著聖戰的名義西征。在印度，佛教徒也曾與伊斯蘭教徒發生戰爭。在日本佛教徒也曾發生戰爭。在中國南北朝，也曾發生過眾多戰爭。直至南北朝快要結束，仍然南有梁武帝下詔合道事佛，就連被譽為“山中宰相”的道教著名人物陶弘景躲在深山修鍊，也要在道館兩旁各修青壇和佛塔一座，以表兩教雙修，死後更是要用佛教的袈裟入殮，陪葬器物。北有齊文宣帝高洋崇信佛教，於天保六年（555 年），齊文宣帝高洋便滅道興佛，強迫道士 削髮為僧。據《資治通鑒》記載，高洋下令境內穿黃衣的道士要麼歸俗為民，要麼剃度為僧，並連殺四位抗拒者，自此之後，北齊境內再無道士蹤跡。在隋唐，佛教徒也曾與苯教徒發生衝突。在五代道佛二教的影響都很大，都有大量的信奉者，一些虔誠的衛教者，常以過激的行為來維護自己的信仰。如《宣室志》中的尹君，是一長壽的仙道，隱居於晉山，不食粟，常餌柏葉，為北從事馮翎嚴公迎至府庭，盡心侍奉，“終日與同席”。他的女弟事佛，曾曰：“佛氏與黃老固殊致”，怒其兄與道士游，遂密以菫斟致湯中，以獻尹君。尹君故意裝死，實際屍解而去。後年於晉山出現，宣示著自己的勝利。元代大一統之後，在接受佛教的蒙古人中，西蒙古人中的準噶爾人也不乏與回教的哈薩克、基督教的沙俄及佛教的西藏等勢力的多次戰爭。

元初成吉思汗崇尚道教，初以道教為國教對於各種宗教，一視同仁，各教在社會上，遂得同等傳播的機會。后元代統治者改變政策，應該指出，《化胡經》僅是引起這次釋道之爭的導火線和次要原因，根本原因則是全真道勢大。與之相聯繫，這次佛道大辯論，並不在判定《化胡經》之真偽，而在於佛教要擴大影響以及要徹底消除初期佛教通過赴會老子傳教所帶來的負面影響。這才是這次釋道鬥爭的本質。據劉基曰：”元者祥邁等，妒中國道教之經典，皆天章龍文之書，琅函玉笈之典，時儒者多尚之，釋氏歸道者十有七八，祥邁乃論胡主忽必烈，盡焚中國道藏經書，其令有曰：敢有收執片紙隻字者，勿赦。自是中國道藏經書始絕，時值宋遇傾圯，胡虜亂華，離明有晦，幽陰侵陽，故也。

自靖康徽欽北狩，當金虜亂華之日，羌胡乃作，滅中國大道之書，至胡元二百七十二年之問，所作妖書九十卷，假以唐人道宣、道世、玄疑、智升、法琳等所作，而滅中國之道，其辯偽錄有曰：使大羅玉帝魂驚於九天之中，元始天尊膽落於三清之上，萬天教主羞赧難神，九府洞仙慚惶無地，毀天帝，滅孔老，眨黃帝之惡，言不可盡書。蓋黃帝乃繼天立極之始祖也，老子乃唐之祖也，安有當時之人自滅時君之祖，豈中國人自滅中國之道，實遼金胡元之人所作。宋理宗端平間，因胡寇鈔邊，乃得是書一二卷，帝覽書嘆曰：縱爾百千萬卷，只以中國夷狄之道論之，其高下不待辯而可知矣。“然而發生這種境況也於道教把經典秘而不宣，這種形式一旦形成就很難改變，這次修藏的意義也等於是全盛時期的全真道舉全教之力提前搜集道家經典孤本幫助佛教集中毀版。

釋道之爭自元憲宗五年(1255)開始，一直持續到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歷時近三十年，經過了元憲宗蒙哥與元世祖忽必烈兩朝皇帝。從參加辯論會的陣容看，佛教的陣容已居壓倒優勢，不僅有漢地僧人，而且有大批西僧，包括多位被尊為國師的僧人，如那摩等，形成一種咄咄逼人的架勢。對全真道特別不利的是蒙古統治者的態度。據《至元辯偽錄》載，早在1256年，西僧那摩和少林長老福裕再上和林時（李志常未去，張志敬等也未會面），元憲宗即對僧人們說：“譬如五指，皆從掌出，佛門如掌，余皆如指。不歸其本，各自誇衙，皆是群盲摸象之說也。”如果此記屬實，表明憲宗完全傾向佛法，主持會議的忽必烈（憲宗蒙哥之弟）也必然持此態度。統治者的這種態度基本上決定了這場辯論只能以全真道的失敗而告終。事實正是這樣，當會上僧徒們對全真展開猛烈批駁之後，全真道徒毫無招架之功（可能有所辯駁，而被《辯偽錄》作者削除了），而奉旨進行“證義”的姚樞等人立即宣布“道者負矣”。一場規模很大的辯論會竟如此結束。接著忽必烈宣布“如約行罰”，又下令焚偽經45部，歸還佛寺237所。之後接踵而來的就是毀經事件，許多全真道宮觀變為寺院。全真道深受重創，元氣大傷。

全真道遭到這次失敗之後，處境更加困難；但此公案尚未了結，在時隔23年之後的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佛教徒又發起了第二次大辯論。原因是佛教徒奏言保定、真定、太原、平陽、河中府、關西等處，仍有道藏偽經經板未焚毀。王圻《續文獻通考》將此事繫於至元十七年（1280年）二月，謂：“至元十七年二月有言道家偽經尚存者。”大概佛教徒早在至元十七年二月已將上述事上奏朝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十八年才受理此案。此時，江南已統一於元，道教一方，雖然加了正一天師和大道教掌教，但仍不能與元室崇信的佛教相匹敵。因此，考證結果，仍不利於全真，認定道藏數千隻有道德二篇為老子所著，其餘皆後人偽，佛教徒因奏請“自《道德經》外，宜悉焚去。”這次辯論之後，道教方所剩名山大川已經寥寥，然焚經的範圍卻大大擴寬了，除《道德經》之外，全部道書俱在焚毀之列。

至元十八年的第二次佛道大辯論，最突出的特點是焚毀道經（不再是名山大川之爭）。而且焚毀令的貫徹是較為堅決的。即使因張留孫之請，使齋醮科儀書之焚毀得以稍弛：或因偏遠地區禁毀不力，使少數經書得以藏匿而倖存，然而道藏經板和大部分經書皆未逃脫火焚之厄。故經此一炬之後，道教的許多經書都失傳了。

趙孟頤《玄教大宗師張公碑銘》云：“或以道家書當焚。上（指元世祖）既允其奏，裕宗（世祖皇太子真金）以公（指張留孫）言請臼：‘黃老之言，治國家有不可廢者。’上始悔悟。集儒臣論定所當傳者，俾天下復崇其教。”張留孫遂密啟裕宗：‘黃老書，漢帝遵守清靜，嘗以治天下，非臣敢私言，願殿下敷奏。’後上大悟，召翰林集賢議定上章祠祭等儀注，訖行於世。”

虞集《張宗師墓誌銘》也說：“上用言者焚道家經，裕皇以公言入告，上為集廷臣議，存其不當焚者，而醮祈禁祝亦不廢。”據此，有關齋醮祠祭的道書允許保存，其餘道經，特別是道家哲學義理、牽涉佛道關係的道書、傳記、崇道書等，則須堅決焚毀。在禁毀的道教經書中，有老子傳記、哲學理論、帝王崇道記和佛道論戰之書，另有混雜上述內容的道經也未能倖免。如《歷代皇帝崇道記》、《玉瑋經》、《帝王師錄》、《化胡經》、《出塞記》等。被禁道經大多在此次焚經之後已不存。從此記錄歷代佛道論戰的典籍也只剩佛教單方面的記錄訴述。

直到敦煌出土《道教詮理答難》才得窺見佛道論戰真貌。也是導致後世道教術多學少的原因。陳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云：“今本《闕經目錄》，即明正統刊藏時校《元藏》所闕之目錄。”粗略統計，共闕794種2500卷，相當於半部明《正統道藏》被燒毀。自此形成了如明《笠翁對韻》中所說的“天下名山僧佔多，也該留一二奇峰棲吾道友。”的現象。

所幸的是在中國，因為被儒道所影響指導的王權強大。宗教屈居非官方信仰，哪怕是宗教變異也只是對男女百姓模精神控制、經濟剝削與肉體上的侮辱，如革命回憶錄《鐵流千里》里：“封建統治階級不僅在政治上壓迫著農民，經濟上剝削著農民，並且在人格上、肉體上侮辱著農民，有的地區的地主惡霸居然還保持著中世紀殘無人道的“初夜權”。少林寺的和尚也擁有大量土地，周圍幾十里內的農民大多是他們的佃戶，有些所謂“六根清凈”的和尚竟公開要挾佃戶說：‘有閨女的種水澆地，有好媳婦的種好地，有爛媳婦的種爛地，沒有女人的開荒地！’少林寺佃戶的閨女沒人家願娶，小夥子沒有人家願嫁，家家都有一篇慘痛的血淚史。“《郁達夫文集》中所述的浙江諸暨避水嶺西山腳下的石和尚，“從前近村人家娶媳婦，這和尚總要先來享受初夜權”，其宗教傷害的方式與西方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精神、經濟、生理方面的侵犯，而無力組織大規模的跨國與全國的宗教戰爭，中國人倖免此劫難.

在日本佛教的歷史上，也發生過許多佛教僧侶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紀日本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控制局勢，導致內戰、暴亂、盜匪活動、世仇紛爭十分猖獗。這一時期日本政局動蕩，與西歐黑暗的中世紀局面相似。佛教寺院的僧侶們也互相爭鬥不休。

在十五六世紀動蕩不堪的日本“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出現了政局不穩、內戰頻仍、天下紛亂的局面。日本佛教也發生過一些派別舉行的農民起義，以及派別之間的爭鬥。

日本佛教的一些宗派，紛紛發動了農民起義。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參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的勝利，曾使其後百年間加賀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的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

另外，日本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也是頻頻發生。15世紀時，日本人大都信奉佛教，但派別很多，互相爭權奪勢，搶佔地盤，導致相互之間爭鬥不已，如：

從9世紀時起，天台宗就在日本京城京都東北的比睿山上修建了寺廟，佈道傳教，招收佛教徒。從凈土宗中分出的一向宗，也稱“真宗”，則一直紮根於都城之內。這兩派都擁有大量的武僧，相互爭鬥多年，而且積怨很深。鎌倉時代后的天台宗，一直沒有改變平安末年比睿山僧徒飛揚跋扈的情況，他們與其他派別的爭鬥幾乎沒有停止過。如建仁三年（1203），比睿山西塔釋迦堂的僧侶與學僧結怨，互相構築城壘攻戰達10個多月，后在朝廷的追討下才驅散；建歷三年（1213），清閑寺與清水寺發生地界之爭。朝廷派兵剝奪了山門眾僧的盔甲、兵器，並予以擊殺。此外，如橫JiI、西塔之戰，元動寺與南谷之紛爭等等，比睿山的僧侶引起的紛爭接連不斷，時有發生。

在歷代幕府時代，這兩派的爭鬥還能被朝廷控制。後來幕府和天皇都成了名義的首腦，兩派之間的對抗和爭鬥，逐漸演變為公開化。寬正年間（1460～1465），天台宗比睿山上的僧侶闖進京都，放火燒毀了一向宗的營壘本願寺，殺死該寺的大批僧徒。在鄉村，各派之間也爭鬥不止，毀壞財產不計其數；到天文年問（1532～1554），天台宗與日蓮宗的信徒也大動干戈，天台宗燒掉了日蓮宗的21個寺院；然而到元龜二年（1571），比睿山僧徒因幫助淺井氏和朝倉氏對抗織田信長而遭到織田信長的攻打。1571年9月12日，織田信長在當時的派系內戰中獲勝后，率兵圍困攻打比睿山，大量搗毀僧侶住宅，殘酷地誅殺了比睿山上萬名僧侶老幼，比睿山至此全毀無餘。

由於日本佛教在9世紀后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佛教寺院到處林立，寺院不僅代表一股巨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甚至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這樣，寺院變成名副其實的堡壘，那裡充滿了僧兵。一些宗派的僧兵進攻另一些宗派的寺院，並把它們洗劫一空。他們已經變得與世俗封建主的武裝分子無異，佛教宗派之間陷入了無休的爭戰。具體參見《Buddhist Warfare》、《The Red Thread》、《Zen at War》、范文瀾《唐代佛教》等國內外書籍。

法國宗教戰爭（法文：Guerres de religion），又名胡格諾戰爭。是發生在十六世紀法國連續八次的宗教戰爭，最終它對十六世紀的法國造成了破壞。

宗教改革期間，新舊教徒尚不知寬容，常藉異端之名，彼此迫害，再加上各國間複雜的政治關係與利益的糾葛，致使歐洲在十六、十七世紀間戰爭不斷，這些戰爭也常披著宗教的色彩。例如：西班牙為了保護其與美洲之間的貿易獨立地位，派遣“無敵艦隊”征英，便是以捍衛舊教，討伐新教為名。最慘烈的一場宗教戰爭莫過於“三十年戰爭”。

三十年戰爭一開始只是神聖羅馬帝國內部的新、舊教爭執，起因於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鎮壓境內的新教徒，激起波希米亞（Bohemian）新教徒的叛變，並意圖尋求獨立。後來丹麥、瑞典、法國等也都因為各自的利益而加入了戰團，最後竟演變成全歐洲的大戰爭。

西元1618年，信仰新教的波希米亞人民發動叛變之後，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Ⅱ，1619年—1637年）迅速派兵鎮壓，事後並迫害新教徒，下令廢止一切宗教自由。

波希米亞戰爭的結果，讓英國、荷蘭、瑞典、丹麥等新教國家感到震驚，擔心舊教的勢力會因此而壯大，有意派兵干涉。丹麥在英國的支持下，在1625年派出六萬大軍，進軍神聖羅馬帝國。表面上，丹麥是同情神聖羅馬帝國的新教徒，實際上，爭取新領土才是丹麥出兵的主因。波希米亞貴族出身的華倫斯坦（Wallenstein）意識到這是一個攸關國家存亡的戰爭，乃自費招募軍隊，力阻丹麥侵略國土。

1629年，兩軍講和，簽訂了《律貝克和約》（Peace of Lubeck）。戰事至此，舊教徒佔盡上風，斐迪南二世趁勝追擊，頒布一項法令：要求新教徒歸還在西元1552年之後所取得的教領地及教產。

丹麥失敗后，西元1630年，因為對神聖羅馬帝國的勢力進出波羅的海同樣感到不安的瑞典，也組織了一支新教軍向神聖羅馬帝國宣戰。素有“北歐雄獅”之稱的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阿道夫（Gustavus Adolphus）是位軍事天才，他以“步兵五列，騎兵四列”的新戰法大敗神聖羅馬帝國的軍隊，正當戰事順利推進之際，阿道夫卻慘遭大炮擊斃，瑞典軍情告急。

為了支援友邦，原本在幕後支持的法國也派兵加入戰局。法國雖然是典型的舊教國家，卻因為想要削弱鄰國—神聖羅馬帝國，進而擴大自己的政治勢力而一直默默地支持新教國家。

當時的神聖羅馬帝國唯一強大的盟邦是西班牙，因為兩個國家的皇帝同為哈布斯堡家族成員，但西班牙本身的麻煩不少，征英之役失敗后，還得應付國內接連獨立的葡萄牙和荷蘭；雪上加霜的是神聖羅馬帝國皇帝斐迪南二世又在西元1637年駕崩，而且境內的新教徒早已明白這場戰爭是針對統治者哈布斯堡家族而來，因而紛紛宣布中立。

神聖羅馬帝國的舊教軍隊只能苦撐應變。其實早從1644年以來，參戰各國的代表便在西發里亞地方開始討論如何結束這場大戰。談叛內容主要是由法國主導，談叛期間，打打談談，一直到1648年才正式簽訂《 威斯特伐利亞》（Treaty of Westphalia），和約中最重要的意義是承認新、舊教同獲平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