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兵

阿育王曾將以萬計的不肯信佛的分那婆陀那國的外道屠殺，甚至將異教徒全家活活燒死屋中；亦曾因佛教僧侶不與外道一起和合說戒，而屠殺了都城內的佛教僧侶。佛教徒讚美他的暴行為拯救，斬罪業而非斬人。讓異教徒早日獲得解脫。據記載因為此事導致阿育王的老師亦被當是外道屠殺了，於是阿育王後悔了。之後的他也再沒有迫害其它教派的具體記載。所以後來的人都認為阿育王強調寬容和非暴力主義。

繼孔雀王朝而興起的巽伽王朝，領域曾北抵錫亞爾利特，南到納爾巴達河，成了恆河流域強有力的統治者。這個王朝一改阿育王利用佛教的政策，掀起了復興婆羅門教的運動，佛教無人信仰被迫從它的故土，向南北兩方轉移。

公元前1世紀中，一直在東南戈達瓦里河與克里希納河生活的案達羅人，建立了娑多婆漢那王朝(亦稱“案達羅王朝”)。它消滅了已經衰落的巽伽王朝，把自己的統治區域向北推進到馬爾瓦，向南抵達卡納拉，東西兩面臨海，一度經濟發達，文化繁榮。娑多婆漢那王朝依然信奉婆羅門教，但也容許佛教自由傳播。它的南邊諸國，也大體施行這種方針。這一形勢，使佛教在恆河流域恢復了一定活力，在南印，則有機會與海外的思想文化交流，尤其是發展同斯里蘭卡的交往。由於佛教還得不到當權者在整體上的支持，它不得不進一步向中下層群眾尋找信徒，其中與海上貿易有關的商人富戶，以及由於社會動蕩而不斷產生的政治上的失勢者，可能成為新信徒的中堅成分。公元前1世紀初，在杜陀迦摩尼王(前101一前77在位)率領居民驅逐入侵者朱羅人的戰爭中，得到了佛徒的支持。朱羅人信奉婆羅門教，同佛教徒在信仰上本來是對立的，加上民族間的戰爭，把宗教對立推到極端尖銳的程度。相傳杜陀迦摩尼王獲勝以後，曾因為戰爭殺人數千有違佛教教義而深表悔恨。但一個已得羅漢果的僧人勸他不必如此，因為所殺實為一個半人，即一個是皈依三寶的佛徒，半個是持五戒的人，其餘都是“邪見者”，與禽獸無異，殺之無罪。后被當作一種教義也在某些大乘經典中表現出來。晉宋之際譯出的《大般涅檠經》，反映了南天竺的一些國家的情狀，也發揮過類似的觀點。其中公然提倡誅殺異教徒無罪。

笮融（？－195年），丹陽人，佛教領袖。聚眾數百投奔陶謙，陶謙命其監督廣陵、下邳、彭城運糧。但他挪用三郡的救濟糧食建築佛寺，可容三千餘人，佛像銅人金身，浴佛設酒飯，以布鋪數十里路面，費用以億計。極為輝煌。陶謙仍處處忍讓，曹操攻來時笮融領男女數萬人、馬三千匹出逃廣陵。廣陵太守趙昱待為上賓，笮融還是因貪廣陵物資殺害趙昱，大掠廣陵。接著過江重施故技於秣陵殺彭城相薛禮。接著笮融投靠揚州刺史劉繇，奉其為盟主。笮融被劉繇縣南抵抗孫策，初出戰，被斬五百餘人，故堅守不出。后孫策以自己中流矢設計誘出笮融軍，再殺千餘人。笮融更堅守不出。孫策因其守地太過險要堅固而放棄，轉移攻擊其他目標。后笮融被劉繇派到豫章助太守朱皓力抗袁術所用太守諸葛玄，但笮融再次重施故技殺太守朱皓，據其城。劉繇討伐笮融，初敗於笮融之手，后再合屬縣之力敗笮融，笮融敗走人山，為民所殺。雖然其對佛教做出很大的貢獻，但其信佛誦經還可免除徭役，實已開啟了以後為了逃避徭役而入寺為僧尼的風氣之先，為後世埋下禍患。傳聞笮融是嚴佛調的徒弟，以至於後世儒家，道教，佛教互攻時，就把笮融的事迹拖出來說一遍。搞得那段時間，佛教的高僧聽見笮融的名字就頭疼。

南朝天下戶口，幾亡其半

據史書記載：南朝時，寺院林立，佛教徒激增，由於成為僧尼后不入戶籍，免除課役，所以時人說“天下戶口，幾亡其半”。

佛教傳至我國歷史上南北朝的南朝時期。由於五胡亂華漢人生活疾苦，南朝時的佛教非常盛行，已經廣泛地深人到社會各階層之中。這樣，僧尼寺院的激增，佛教勢力的不斷擴張，不能不與當時傳統的儒家文化、道德觀念，以及與以朝廷為代表的中央集權、世俗地主階級的政治經濟利益發生矛盾。正因為佛教在南朝的一度盛行，在統治階級內部才出現要求限制佛教發展的傾向

南朝的地主階級瘋狂地兼并農民的土地。南朝的地主分為士族、寺院、庶族三類，士族和庶族又各有南北之分。北方名門士族大地主們在江南原無土地，后憑政治特權或皇帝“賜田”、強佔公田而獲得大量土地；南方的士族大地主更是一向以“佔地為王”而著稱；庶族地主，就是史載的“富人”或“富民”，他們是隨著新政權的建立而躍升為新興的統治者，他們和士族地主一樣貪婪地掠奪土地。

而南朝的佛教盛行，寺院所有制也奪走了農民大量的土地。南朝的寺院林立，佛教徒激增。僅京城建康就有佛寺500多家，僧尼十多萬。其他郡縣的佛寺更是不可勝數，而且都擁有大量的資產。男僧收有白徒，女尼收有養女。白徒、養女都不入戶籍，免除課役。所以時人說： “天下戶口，幾亡其半”。全國寺院佔有良田無數畝，形成了一個又一個相對封閉的莊園，其中十幾萬奴婢供僧尼驅使取樂。寺院內部的土地經濟大權掌握在主持僧手中。僧尼們極少耕種，而是靠農民奴婢耕種寺院土地以收取地租和發放高利貸作為經濟來源，這種做法使寺院經濟得以迅速膨脹起來。

這樣，南朝的一些自耕農和半自耕農，只佔有很少的一部分土地，卻要擔負著國家繁重的田租、賦稅和徭役等。不僅成年男子要負役，而且婦女和老弱者也要從役。農民被迫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凄慘生活。許多地區的農民，為了免遭淪為大地主的依附人口，為了反對殘酷的賦役和剝削，不斷地揭竿而起發動起義。據統計，僅南朝的宋、齊、梁三朝就發生過大小40多次起義。其中就有一些僧人領導或支持參與的農民暴動和起義，舉例如下：

例一：僧人參加並領導的農民暴動。如宋孝武帝大明二年(458年)，僧人曇標與羌人高閣“謀反” (《宋書》卷九十七《夷蠻傳》)。據史載：世祖大明二年，有曇標道人與羌人高閣謀反，上因是下詔日： “佛法訛替，沙門混雜，未足扶濟鴻教，而專成逋藪。加奸心頻發，凶狀屢聞，敗亂風俗，人神交怨。可付所在，精加沙汰，後有違犯，嚴加誅坐。”於是設諸條禁，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而諸寺尼出入宮掖，交關妃后，此制竟不能行。

例二：蕭齊永明11年(公元493年)，北徐州爆發了以沙門法智和周盤龍為首的起義，他們利用佛教發動群眾，義軍直接進攻州城(今安徽鳳陽縣東北)，登梯上城，射殺城內參軍唐穎，然後攻人城內。南徐州刺史王玄邈率軍與起義軍展開激烈的巷戰，由於寡不敵眾，起義軍最後失敗。

例三：也有的農民起義雖不是以僧人為首，但帶有佛教性質色彩。如齊永元二年(499年)，益州刺史劉季邊“嚴愎酷狠”，強行徵發人丁五千服役， “土人始懷怨望”， “郡縣多叛亂”。9月，新城郡人趙續伯乘機領導農民暴動，殺五城令，一舉攻破始平郡(今四川三台縣西北)。10月，趙續伯率義軍大舉進攻，他利用宗教組織群眾，奉其鄉人李弘為“聖主”，乘佛輿，以五彩裹青石，誑百姓日： “天與我玉印，當王蜀”。起義軍發展到2萬多人，他們攻破了廣漢郡。劉季連親自統兵鎮壓，並遣趙越常為前驅，被義軍擊敗。他又派參軍李奉伯率軍由涪城截斷義軍的後路，義軍前後受敵，趙續伯、李弘等兵敗被殺，起義失敗。

例四：梁武帝中大通(529～534)年間，北徐州爆發了以沙門僧強為首的農民起義，土豪蔡伯龍起兵響應。僧強自稱“天子”，以佛教來宣傳和組織民眾。由於僧強“頗知幻術，更相煽惑，眾至三萬。”隨後，起義軍攻陷了北徐州城，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逃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被殺，起義軍聲威大震。梁武帝忙派北兗州刺史名將陳慶之率軍鎮壓，臨行武帝謂慶之日： “江、淮兵勁，其鋒難當，卿可以策制之，不宜決戰。”在陳慶之的鎮壓下，起義軍失敗。陳慶之於是“斬伯龍、僧強，傳其首。”(《梁書》卷三十二《陳慶之傳》)。

在南朝這些僧人領導或參與的起義中，許多僧尼都參加了起義的洪流。南朝的僧尼分有階層，僧尼上層為僧侶地主，他們生活優裕，地位特殊；中下層僧眾出身貧苦，多為逃避徭役才出家為僧，他們在寺院從事艱苦的勞動。由於他們也是下層民眾，屬於被剝削階級，因其大多數信奉佛教，少有敢反對寺廟教宗，因而很容易被吸引到反抗地主、官吏的壓迫剝削的鬥爭中去。為了統治人民，君權需要神權。但是，神權的發展，寺院地主經濟力量的壯大，不僅使寺院成為與封建統治者爭奪土地、勞動力、財稅收入的主要對手，而且使寺院變成了政治上具有一定的自治權的獨立王國，成為封建政權無法控制的“法外之地”。南朝梁武帝時，荀濟曾指出佛教十大罪狀，他根本沒有把寺院作為宗教組織看待，而是將其作為披著宗教外衣的封建割據勢力來抨擊的（註：卷七。）。據統計，北魏孝文帝至宣武年間的12次農民起義中，僧侶領導的即佔6次。

北魏時的“沙門”起義

在南朝劉宋政權建立之初，北方還存在西涼、西秦、北燕、大夏、前涼和北魏6個民族政權，到宋文帝元嘉16年(公元439年)，在“淝水之戰”后迅速興起的北魏，在短短几年內消滅了其他幾個政權，統一了北方，形成了與南朝對峙的局面。北魏及其分裂后出現的4個短暫王朝，即東魏、西魏、北齊和北周，史稱北朝時期。

北魏，是我國北方少數民族——鮮卑族拓跋部落建立起來的一個王朝。這個部落一開始活動在東北大興安嶺一帶，後來走出高山森林，成為北方的強大勢力之一，於公元439年統一了中國北部。在進人中原之前，拓跋部還處在奴隸制階段，而中原地區已進入封建社會。魏孝文帝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對中原人民的統治，把國都從平城(山西大同)遷到洛陽，並實行“漢化”政策。所謂“漢化”，就是使拓跋部進一步封建化。

魏孝文帝下令鮮卑人按照“以貴承貴，以賤承賤”原則改漢姓，改皇室拓跋為元。規定除皇族元氏外，鮮卑族中以穆、陸、賀、劉、樓、嵇、尉八姓為最貴，漢族士族以崔、盧、鄭、王四姓為最貴，這樣就形成了鮮卑貴族的“門閥化”，為以後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埋下了禍根。魏孝文帝還鼓勵與漢人通婚，推行均田制等各項改革政策。

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和道教一直非常盛行。北魏統治者為了麻痹人民，鞏固自己的統治，大力提倡佛教，興建佛寺，發展寺院經濟。魏宣武帝和孝明帝時，前後徵調80萬民工，花23年時間在洛陽龍門山鑿佛龕，在洛陽城內建永明、景陽、永寧三大寺院，耗費無數錢財。其他王公、貴族、地主也爭相修建佛寺。到魏末．全國計有佛寺3萬多，僧尼達200萬人之多。寺院同世俗地主一樣，也擁有大量的土地。寺院的上層即寺主，是寺院土地財產的所有者，實際是大地主；寺院下層是僧眾，承擔耕種織作勞動，處於農奴甚至奴隸地位。

鮮卑貴族、漢族地主、僧侶地主廣占民田，而廣大勞動人民在北魏推行的“均田制”下得到的一點土地，很快就被地主所掠奪。加上北魏末年，勞動人民擔負的兵役、勞役也十分繁重。許多人為了逃避繁重的勞役， “竟棄本業，飄藏他土”，有的詭名托養，散在人間；有的亡命山林，漁獵為生；有的投依豪強，寄命衣食；有的“絕戶為沙門”淪為僧侶地主的依附農民。

在北魏的統治下，各族人民飽受北魏統治者和門閥世族與地主剝削、奴役之苦，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日益激化，老百姓的處境非常悲慘，因而發動起義，推翻北魏政權成為各族人民的共同要求和願望。在北朝期間的這些農民起義當中，據《魏書》帝記中記載，有很多沙門的僧侶領導或參加的農民起義，如：

北魏孝文帝延興三年(473年)，沙門慧隱謀反；

孝文帝太和五年(481年)，沙門法秀謀反；

孝文帝太和十四年(490年)，沙門司馬惠御反；

宣武帝永平二年(509年)，沙門劉惠汪反；

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年)，沙門劉光秀反；

宣武帝延昌三年(514年)，沙門劉僧紹反；

延昌四年(515年)6月，沙門法慶反，自稱“大乘”；

孝明帝熙平二年(517年)，“大乘”餘黨復相聚結鬥爭。

北朝期間，沙門領導的起義在農民起義中已佔相當大的比例。據統計，宣武帝時有9次農民起義，其中有3次就是沙門領導的。這裡只就“沙門法秀起義”和“沙門法慶起義”作些簡要介紹。

北魏孝文帝元宏在太和五年(481年)1月南巡，在2月即將回到平城之際，沙門法秀假造符瑞進行煽動，串通蘭台御史張求等100多人發動起義。參加這次起義的還有燕國秀才平季、新投降的原劉宋輔國將軍崔僧祜。這次起義的原因可能與民族矛盾有關。當時駐守平京的是司空苟頹，他率禁衛軍把法秀起義鎮壓下去，法秀等被殺。這起事件牽連很多人，孝文帝元宏為安撫民心，採納尚書令王睿的“梟斬首惡，余從疑赦”的建議，赦免千餘人。

北魏宣武帝元詡延昌四年(515年)6月，在冀(今河北冀縣)、瀛(-ff河北河問)二州爆發了以沙門法慶為首的農民起義。法慶自稱為“大乘”，率領5萬多起義軍，攻殺了阜城縣令，又破勃海郡(今河北南皮東北)，殺死地方官吏。冀州長史崔伯麟奉刺史蕭寶夤之命前往鎮壓，兵敗后被殺。7月，朝廷派征北大將軍元遙和封隆之率兵攻討之。9月，俘殺法慶及其妻尼惠暉等首領百餘人，傳首平城。官兵“多所殺戮，積屍數萬” (《魏書》卷六十四《張彝傳》)。北魏統治者在以暴力鎮壓農民起義軍的同時，還派高綽、封津等人前去招撫。但起義軍並沒有完全被消滅。北魏明帝元詡熙平二年(517年)1月， “大乘”餘眾復相聚結，攻人瀛州，后被刺史宇文福鎮壓下去，起義以失敗告終。

僧侶法慶等人的起義，是以“大乘”佛教標榜的“大慈大悲，救人苦難”的說法，在一部分士族和農民中進行宣傳，從而發動起義的。《魏書》卷十九《京兆王子推·元遙傳》載：法慶首先把渤海士族李歸伯全家拉為同夥，李歸伯“招率鄉人，推法慶為主。法慶以歸伯為十住菩薩(按，也稱十地菩薩，菩薩修行階位中最高階位，相當於佛)、平魔軍司、定漢王，自號‘大乘’。宣稱起義軍殺1人者為一住菩薩，殺10人者為十住菩薩。又合狂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認識，惟以殺害為事……所在屠滅寺舍，斬戮僧尼，焚燒經像，雲新佛出世，除去舊魔。……”

法慶通過自稱“大乘”來發動起義，是以“新佛出世”來為起義軍增添神的色彩，目的是激勵起義軍的士氣來多殺北魏官兵和僧尼，達到“除魔”的目的。這樣的目的，既要推翻北魏朝廷，又要徹底革新與統治者關係密切的佛教。這說明北朝時期的階級矛盾、對宗教內部的矛盾和民族矛盾已達到十分尖銳激化的地步。

“僧侶之戰”知多少

在日本佛教的歷史上，也發生過許多佛教僧侶領導的農民起義以及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尤其是在十五六世紀日本歷史上的“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控制局勢，導致內戰、暴亂、盜匪活動、世仇紛爭十分猖獗。這一時期日本政局動蕩，與西歐黑暗的中世紀局面相似。佛教寺院的僧侶們也互相爭鬥不休。

在十五六世紀動蕩不堪的El本“戰國時期”，幕府和皇室都無實權，出現了政局不穩、內戰頻仍、天下紛亂的局面。日本佛教也發生過一些派別舉行的農民起義，以及派別之間的爭鬥。

日本佛教的一些宗派，打著佛教的旗幟，紛紛發動了農民起義。如：1488年加賀國(今石川縣)地區爆發的真宗農民起義、1563年參州一向宗起義、1570年伊勢長島真宗僧徒起義等。而加賀國地區的真宗農民起義的勝利，曾使其後百年間加賀國的管理權掌握在真宗教徒的手中，由農村上層、僧侶和農民代表組成領導機構。

另外，日本佛教派別之間的爭鬥也是頻頻發生。15世紀時，日本人大都信奉佛教，但派別很多，互相爭權奪勢，搶佔地盤，導致相互之間爭鬥不已，如：

從9世紀時起，天台宗就在日本京城京都東北的比睿山上修建了寺廟，佈道傳教，招收佛教徒。從凈土宗中分出的一向宗，也稱“真宗”，則一直紮根於都城之內。這兩派都擁有大量的武僧，相互爭鬥多年，而且積怨很深。鎌倉時代后的天台宗，一直沒有改變平安末年比睿山僧徒飛揚跋扈的情況，他們與其他派別的爭鬥幾乎沒有停止過。如建仁三年(1203)，比睿山西塔釋迦堂的僧侶與學僧結怨，互相構築城壘攻戰達10個多月，后在朝廷的追討下才驅散；建歷三年(1213)，清閑寺與清水寺發生地界之爭。朝廷派兵剝奪了山門眾僧的盔甲、兵器，並予以擊殺。此外，如橫JiI、西塔之戰，元動寺與南谷之紛爭等等，比睿山的僧侶引起的紛爭接連不斷，時有發生。

在歷代幕府時代，這兩派的爭鬥還能被朝廷控制。後來幕府和天皇都成了名義的首腦，兩派之間的對抗和爭鬥，逐漸演變為公開化。寬正年間(1460～1465)，天台宗比睿山上的僧侶闖進京都，放火燒毀了一向宗的營壘本願寺，殺死該寺的大批僧徒。在鄉村，各派之間也爭鬥不止，毀壞財產不計其數；到天文年問(1532～1554)，天台宗與日蓮宗的信徒也大動干戈，天台宗燒掉了日蓮宗的21個寺院；然而到元龜二年(1571)，比睿山僧徒因幫助淺井氏和朝倉氏對抗織田信長而遭到織田信長的攻打。1571年9月12日，織田信長在當時的派系內戰中獲勝后，率兵圍困攻打比睿山，大量搗毀僧侶住宅，殘酷地誅殺了比睿山上萬名僧侶老幼，比睿山至此全毀無餘。

由於日本佛教在9世紀后取得了國教的地位，佛教寺院到處林立，寺院不僅代表一股巨大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甚至取得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這樣，寺院變成名副其實的堡壘，那裡充滿了僧兵。一些宗派的僧兵進攻另一些宗派的寺院，並把它們洗劫一空。他們已經變得與世俗封建主的武裝分子無異，佛教宗派之間陷入了無休的爭戰。具體參見《Buddhist Warfare》、《The Red Thread》、《Zen at War》等國內外書籍。

僧兵之起源始於北魏時代。據魏書釋老志第二十載，北魏世祖西伐至長安，見寺內藏有弓、矢、矛、楯，以及僧人淫亂的密室，遂大怒，下令殺戮沙門，查抄寺院，焚毀佛像。即為寺院中擁有武裝之史實記載。又唐初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春天，李世民以太尉、尚書令、陝東道益州道行台、雍州牧、左右武侯大將軍、使持節、涼州總管、上柱國、秦王等身份督軍與王世充作戰，進行他建立偉大的唐王朝之前的統一戰爭。

二月份的時候，王世充已經兵敗如山倒，但是因為竇建德率兵十餘萬增援，戰局暫時變得複雜起來。當時的戰場主要在洛陽附近，在洛陽與少林寺之間有一個“轘州”，原稱柏谷塢，是隋文帝賜給少林寺的廟產，在寺西北五十里處，因其地勢險要，屬兵家必爭之地，王世充將之據為己有，作為軍事要塞，讓侄子王仁則據守，自己擁兵與之不遠的洛陽，互相呼應支援，以抗拒唐軍。四月二十七日這一天，少林寺的和尚聯合王仁則手下的轘州司馬趙孝宰，裡應外合，抓住了王仁則，將之送給了唐軍；三日後，李世民派官員至寺頒賞——賜地(即柏谷塢)四十頃，水碾一具。

這就是“十三棍僧救唐王”的歷史真相。沒有刀光劍影，沒有畫角悲鳴，沒有血流漂櫓，沒有美女愛情，平淡如水，簡單無奇，幾乎讓人難以置信。如果說有可能出現刀光劍影和生死搏鬥的話，那個情節只能是在捉拿王仁則的過程中。但是這樣的假設有一個前提，就是如電影《少林寺》所拍的那樣，王仁則必須是一個武林高手，而且擒獲過程中受到了他頑強的抵抗。但是，我們知道，這樣的假設未必有多少可能性，擒拿王仁則可以智取，未必一定得力為，也不一定要少林寺僧人動手，王仁則手下的兵將也能做到。這樣，少林武功的千年神話便告破產。到底當時有多少少林僧人參與了行動，他們的武功如何，都沒有任何資料可為憑據，我們所知道的神話都是後人的想像。

少林僧人幫助唐軍的動機

還有一個問題是當時少林僧人為什麼要幫助唐軍，即少林僧人的行為動機問題。決定歷史行為的不是道德，也不是精神，而是利益。這一點，原始文獻倒是講得很清楚，並沒有多少想像的空間。這個答案就在《鹿鼎記》所引的李世民《告柏谷塢少林寺上座書》的那幾句原話上，即“深悟機變，早識妙因”這八個字上，但這八個字說得比較婉轉含蓄，唐開元十六年(728)七月十五日所立的裴漼所撰《皇唐嵩岳少林寺碑》中則說得較為直接明白，是因為王世充“窺覦法境”、“將圖梵宮”，少林寺的廟產柏谷塢已被王世充據為“轘州”，少林僧人自然心有不甘，而且兵荒馬亂，施捨較少，廟產既失，齋糧都成問題，更何況王世充虎視眈眈，大有吞併少林的企圖，當此之際，除了幫助唐軍打敗王世充以求自保之外，實已別無他途。但是誰能想到，這一次歷史的機緣和恩賜，竟使得少林擁有千古的榮光？

至於“救唐王”，那是根本沒有的事。李世民作為唐軍主帥，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自己深入敵後，所以少林僧人確因助唐有功而受賞，但並非是“救唐王”，而是“助唐軍”，是“助”而不是“救”。再者，當時李世民還沒有登基，身份是秦王，“唐王”之說既顯得含糊，也與歷史常識不符。其三，在與王世充交戰中曾救過李世民的是其部下尉遲敬德，而不是十三棍僧。而唐朝佛教寺院經濟方面，這在范文瀾著《唐代佛教》與其他著作中均有詳細記載。

另據樵書二編卷九載，嘉靖三十二年（1553），倭兵入犯蘇淞海濱，該地兵民起而御之，不克，操江蔡克廉更募僧眾，彼等勇猛善戰，大破倭寇。

僧兵最早出現於平安時代。平安時代的白河院，因為非常崇尚佛教，在寺院供養許多僧兵，而使得僧侶的勢力更加龐大。僧侶們逐漸不受拘束一旦事情不合己意就發動叛變，成為一時勢力。這種現象持續至戰國時代，成為戰國文化的一種特殊現象。諸如本願寺糾集信徒在河內，京都附近建立與各大名相抗衡的勢力，造成許多大名上京的阻礙。

僧兵被譽為日本戰國戰場上的最強步兵單位。與其說他們攻擊力太過強大，不如說他們是真正的悍不畏死。口中低呼著佛號踏上戰場，直至戰剩最後一人也絕不會退縮。另一個方面，日本是佛國之一，在戰場上很多士卒不願意和這些僧人作戰，未戰，士氣就已經很低落了。這些僧兵配合大名上杉謙信的“車懸”陣法，簡直如虎添翼，曾幾次讓武田信玄大吃苦頭，損失慘重。值得一提的是，織田信長是唯一不理會這些僧兵的大名，只要是擋住他制霸之路的，不管是什麼，照殺。這也是信長被稱為“佛敵”的原因。

豐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都曾致力于禁止、清除僧兵組織，德川幕府建立之後僧兵逐漸淡出日本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