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書

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姚思廉的史學事業，除了撰成《梁書》和《陳書》而外，他還是唐初第一個撰述本朝國史的人。劉知幾說他在貞觀初年撰紀傳體國史，“粗成三十卷”。成為唐代撰述國史的先聲。當代人稱讚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學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李淵根據史臣令狐德棻的建議，詔群臣撰寫北魏、北齊、北周、隋、梁、陳六代史，姚思廉奉命參與撰寫陳史。但這次修史工作由於人事的迅速變動和組織工作方面的經驗不足，沒有取得什麼成果。直到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李世民重新下達撰梁、陳、齊、周、隋五代史的任務，姚思廉一人獨力承擔梁、陳二史的編撰工作。為什麼唐高祖時要修六代史，唐太宗時只命修五代史呢？因為唐太宗時史臣們經過認真討論，認為北魏的歷史已經有北齊魏收所撰《魏書》和隋代魏澹所撰《魏書》，它們都很詳備，沒有必要重修了。唐太宗採納了史臣們的意見，只命重修五代史。七年後，即貞觀十年（636年），五代史同時撰成。

姚思廉撰《梁書》五十卷、《陳書》三十六卷，終於實現了他父親的遺志。這一年，他八十歲。第二年他就去世了。姚思廉的史學事業，除了撰成《梁書》和《陳書》而外，他還是唐初第一個撰述本朝國史的人。劉知幾說他在貞觀初年撰紀傳體國史，“粗成三十卷”。成為唐代撰述國史的先聲。當代人稱讚姚思廉的人品和史學是：“志苦精勤，紀言實錄。臨危殉義，餘風勵俗。”

《梁書》在思想上值得稱道之處不多，但它在對歷史變化的看法上，闡發了一些可取的觀點。姚氏父子都是歷經數朝的史學家，梁、陳以至隋、唐之際歷史的盛衰興替、風雲變化，促使他們進行認真的思考。書中闡述出的人事對於歷史變化起著重要作用的觀點，當是他們思考的結果。書中對於政權興起的解釋，雖然使用了一些天意、曆數等陳腐的辭彙，但把落腳點還是放在了人事與人謀上。

對蕭衍建立梁政權和梁朝早期的治績，書中作了充分肯定：“高祖英武睿哲，義起樊鄧，仗旗建號。……興文學，修郊祀，治五禮，定六律，四聰既達，萬機斯理，治定功成，遠安邇肅。”（《梁書》卷三《武帝紀下》）在此，人們看到的是傑出人物的歷史活動，而不是天意、天命在支配人間治亂。對於輔佐新朝的文臣武將，書中也注重稱道他們個人的才華謀略。《梁書》強調英雄創造歷史，同科學唯物史觀不可同日而語，但在當時，同神意史觀相比還是有進步意義的。

《梁書》中的《處士傳》，全不同於《後漢書》的《逸民傳》，傳中所記除了有名的道士，就是奉持佛法的居士。這一方面反映了正宗史學的時代特色，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姚氏父子的思想情趣。

記錄誤差

《梁書》在記事記人方面，常常有一些時間差誤、前後矛盾的地方。如《江蘋傳》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而《何敬容傳》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這些互相抵牾的記載，使人莫衷一是，無所適從。

《梁書》在筆法上也存在著曲筆增美諱惡的弊病。對於篡代之際大動干戈的血淋淋事實，書中很少如實反映。對於一些權貴歪曲史實大加吹捧的地方也相當多，與《南史》相比較，《梁書》的這個缺點顯得更突出一些。

封建迷信

書中的思想糟粕也不少。充斥書中的大量陰陽災異、圖讖祥瑞，乃至望氣相面、因果報應、神怪異聞等，給人以陳腐、庸俗之感。宣傳佛、道等宗教迷信，也是書中存在的問題。

文字簡練

清代史學家趙翼稱讚《梁書》對歷史的表述“行墨最簡”，文字“爽勁”。“尚簡”，是中國史學在文字表述上的優良傳統，劉知幾的《史通》特彆強調了這方面的經驗。而姚察文章“精彩流贍”，時人稱為“宗匠”；姚思廉則被李世民列於“十八學士”，這同他們在文字表述上的工夫不是沒有關係的。

時代特點概括

《梁書》除一般評論人物的功過、長短之外，往往還顧及到對於社會風氣和時代特點的概括。在這方面，姚察的見解比姚思廉更凝重、更具有歷史的縱深感。如卷三十五后論，是通過齊、梁兩朝在對待“前代宗枝”上的不同態度的比較，說明這是一個關係到全局的問題。

卷三十七后論指出：魏、晉時，“時俗尚於玄虛，貴為放誕”；降至東晉、南朝，這種不良風氣更加嚴重，甚至有人身為宰臣，“未嘗省牒，風流相尚，其流遂遠”，結果是“望白署空，是稱清貴；格勤匪懈，終滯鄙俗”，“朝徑廢於上，職事隳於下”。像這樣的史論，在二十五史中，也算得上是佳品。

敘梁朝史事

梁朝五十多年歷史，梁武帝統治了四十多年，《梁書》六卷帝紀中以三卷紀梁武帝，這對全面記述梁朝史事是很重要的。侯景之亂是梁朝歷史上一件大事，《梁書·侯景傳》長達18000字，詳細記載了事件的經過。《范縝傳》則收入了這位無神論思想家的傑作《神滅論》，突出地反映了姚氏父子的識見。

《梁書》還比較詳細地記載了“海南諸國”的情況，這是它超出以前史書的地方。《梁書》類傳中還新增《止足傳》，這可能是受到許亨、許善心父子所撰《梁書·止足傳》的啟發而設立的。《梁書》對當時的門閥制度、崇尚佛教等社會特點，也有突出的記載。

附錄 梁書序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篇。唐貞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撰。思廉者，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又頗采諸儒謝吳等所記，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敘之曰：

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最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絀；雖然，彼惡睹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才之道，辯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足貴，在彼者之不足玩，未有不能明之者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不能累，故吾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者，成也，不惑也。既成矣，必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必推之使可化焉；能化矣，則含智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至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

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達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昏、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憂患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處而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與之所處者其具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不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覆露乎萬物，鼓舞乎群眾，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者，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固其所以為失也。

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於外也；有不可行於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乎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智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則佛之徒自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

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也，臣等故因梁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傳之者，使知君子之所以距佛者非外，而有志於內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臣鞏等謹敘目錄，昧死上。

《梁書》·五十六卷（內府刊本）

唐姚思廉奉敕撰。《唐書》思廉本傳稱貞觀三年詔思廉同魏徵撰。《藝文志》亦稱《梁書》《陳書》皆魏徵同撰。舊本惟題思廉。蓋徵本監修，不過參定其《論贊》。（按：此據《史通·古今正史篇》，魏徵總知其務，凡有贊《論》，徵多預焉之文。）獨標思廉，不沒秉筆之實也。是書《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雲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考劉知幾《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稿，加以新錄，述為《梁書》五十六卷”。則《新唐書》所據為思廉編目之舊，《舊唐書》誤脫“六”字審矣。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書，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一篇。

蓋仿《漢書》卷后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歟。思廉承藉家學，既素有淵源，又貞觀二年先已編纂，及詔入秘書省論撰之後，又越七年，其用力亦云勤篤。中如《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雲“張彪起義”，下雲“彪寇錢塘”。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

趙與旹《賓退錄》議其於《江革傳》中則稱“何敬容掌選，序用多非其人”，於《敬容傳》中則稱其“銓序明審，號為稱職”。尤是非矛盾。其餘事迹之復互者，前後錯見，證以《南史》，亦往往牴牾。蓋著書若是之難也。然持論多平允，排整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要異乎取成眾手，編次失倫者矣。梁陳二史，瑕瑜互見。

姚察（533—606），字伯審，南朝吳興武康（今浙江杭州西北）人，南朝歷史學家，先後在梁、陳、隋三朝做官，參與修史工作。他在陳朝時，開始撰梁、陳二史，未成。

隋文帝開皇九年（589年），他又奉詔繼續撰梁、陳二史。據說，姚察“博極墳素，尤善人物，至於姓氏所起，枝葉所分，官職姻聚，興衰高下，舉而論之，無所遺失。”在門閥風氣很盛的南北朝時期，史學家的這種學識和修養無疑是很重要的。然而，姚察終於未能完成梁、陳二史，就在隋煬帝大業二年（606年）去世了。臨終之前，他告誡兒子思廉一定要“續成其志”。

姚思廉（557～637），字簡之，本名簡，以字行，雍州萬年(今陝西西安)人。父姚察，在梁朝以文才著稱。陳時任吏部尚書，領大著作。陳滅后入隋，任秘書丞，隋文帝楊堅命他繼續修撰早已著手的梁、陳兩代歷史。史稱其“學兼儒史，見重於三代”。大業二年(606年)姚察死，遺囑思廉繼續完成這兩部史書。

貞觀初，姚思廉任著作郎、弘文館學士。后官至散騎常侍。姚思廉繼承了父親遺志，為父親守喪期滿，即上表陳述父親遺願，請求繼續修撰二史。隋煬帝下詔准許后，他一直在為此努力工作。

唐太宗貞觀三年（629年），他又受詔同秘書監魏徵同撰梁、陳二史。在父親遺稿的基礎上，他進一步採擇謝昊、顧野王諸家舊作，經編纂校注，於貞觀九年（635年）修成《梁書》《陳書》。這兩部史書的總論為監修魏徵所作，其餘部分都是姚氏父子幾十年心血的結晶。書中有二十六卷梁朝前期人物列傳的卷末論贊稱“陳吏部尚書姚察曰”云云，可以推想，這些部分是姚察的原稿。

姚思廉受唐太宗詔撰《梁書》時，已年過七旬。太宗命秘書監魏徵主持梁、陳、齊、周、隋五史的修撰，並參預撰寫論贊，所以卷六敬帝紀后總論梁朝一代興亡的論贊署名“史臣鄭國公魏徵”。

姚察及姚思廉父子雖為史學家，但都有較深厚的文字素養，於史文撰著方面，文字簡潔樸素，力戒追求辭藻的華麗與浮泛，繼承了司馬遷及班固的文風與筆法，在南朝諸史中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