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樞
姚樞
姚樞（1203年—1280年），字公茂，號雪齋、敬齋。洛陽（今河南洛陽）人。金末元初政治家、理學家。
少時學習勤奮。金朝末年，蒙古軍破許州城，姚樞到燕京投靠楊惟中，被引薦北覲窩闊台汗。皇子闊出統兵攻南宋，姚樞隨楊惟中訪求儒、道、釋、醫、卜等類人才。蒙古軍陷德安，他從俘虜中訪得名儒趙復，力勸其北上講學授徒，使理學在北方傳布漸廣。姚樞從趙復處盡得程朱傳注諸書，始攻習理學。后出任燕京行台郎中，旋即棄官隱居於輝州蘇門。海迷失后二年（1250年），忽必烈召姚樞至漠北訪問治道，他陳述儒家傳統的帝王之學、治國之道，深受器重。忽必烈受命總制漠南漢地軍事，姚樞建議他在與南宋接壤地區屯兵，積穀守邊，徐圖滅宋，被採納。后隨忽必烈攻大理、鄂州，他屢諫屠戮。忽必烈即位后，姚樞以藩府舊臣預議朝政，參定一代制度，官至翰林學士承旨。
至元十七年（1280年），姚樞病逝，年七十八歲。累贈姚樞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號”文獻“。
（概述內圖片來源：《三才圖會》 ）
姚樞，字公茂，洛陽（今河南洛陽）人。其先祖作為後唐的使者出使契丹，因故留居其地，遂落籍營州柳城（今河南西華）。一百多年後，姚樞的祖父和父親先後擔任金朝中下級官吏，其家輾轉回到中原。姚樞生長於洛陽，金朝末年，其父姚淵調任許州（今河南許昌）錄事判官，“乃徙家於許”。
姚樞自幼讀書刻苦，自期甚高，當時閑居許州的名士宋九嘉對他倍加賞識，認為他有“王佐略”。
這個時候，在蒙古軍隊長鞭的頻頻抽打下，金朝已是風雨飄搖。1232年，蒙古軍攻破許州，姚樞被迫出逃。這時，宋九嘉已出任蒙古官職，姚樞就到燕京（今北京）投靠他，宋九嘉將他推薦給了名臣楊惟中。
所謂“英雄惜英雄”，當時姚樞32歲，楊惟中只有27歲，兩個青年才俊相互欣賞，楊惟中很快推薦姚樞前往漠北，覲見窩闊台。那會兒漠北沒有漢人士大夫，窩闊台“喜其來，甚重之”，留他在身邊數年，姚樞因此熟知了蒙古的風俗和文化。
1235年，皇子闊出統兵攻宋，姚樞受詔從楊惟中隨軍出征，到漢地求訪儒、道、釋、醫、卜、酒工、樂人等類人才。這是姚樞在歷史舞台上的第一次演出，可說極其成功，他以睿智的目光和果斷的行動，對歷史的演變發揮了深刻的影響。
姚樞半身像
不久，蒙古軍又攻陷德安（今湖北安陸），“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其時，姚樞還沒有能力制止濫殺，但他拿著窩闊台的詔書四處奔走，儘力解救身著儒服的人，其中一位叫趙復的人言談不俗，慧眼獨具的姚樞當即將趙復帶在身邊，與他同吃同住。不久，姚樞親自護送趙復北至燕京。為“傳繼道學之緒”，在中書令耶律楚材的支持下，姚樞協助楊惟中在燕京創立太極書院及周子（周敦頤）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者為道學生”，從學者達百人之多，由是，理學在北方傳布日廣。而姚樞“首受其學”，成為趙復的第一個學生，精心研讀“程朱二子性理之書”，很快成為闡揚理學的一個重要人物。
理學產生於北宋，但隨著宋室南遷，該學派主要人物流落江南，傳承到朱熹時，形成了完整的體系。理學是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理論表現，但這種新興的學術，在北方卻沒有多少迴響。金和南宋對峙百年，導致南北“聲教不通”，金朝的儒士崇尚漢代經學的章句註疏，“學文止於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為保國保民之道”。
而在1235年硝煙瀰漫的戰場上，姚樞發現、保護、推薦了趙復，瞬間打開一扇南北文化交流的大門，程朱理學由此在北方廣泛傳播，令北方儒士沐浴在耳目一新的學術空氣中。當時人評價說：“北方知程朱之學，自（趙）復始。”而黃宗羲之子、明末清初經學家黃百家回望歷史煙雲，也曾感慨道：“自趙江漢（趙復號江漢先生）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樞、竇默、許衡、劉因之徒，得聞程朱之學，以廣其傳，由是北方之學郁起，如吳澄之經學，姚燧之文學，指不勝屈，皆彬彬鬱郁矣。”
由於姚樞、竇默、許衡等人的努力，元朝尊信程朱，將理學定為官學。此後，明清承續元代，也以程朱之學為官學。當初，姚樞發現、救護趙復，只是一點燦爛的星火，但因緣際會，這點星火竟成燎原之勢。
1241年，40歲的姚樞命運發生一次重大轉折，這成就了他與輝縣百泉的一段緣分，也成就了他與許衡、竇默等大儒之間的情誼。有時候，生活的轉變來得出人意料。大筆的賄賂擺在姚樞面前，因無法拒絕，他只好選擇了轉身離開。
那年，窩闊台任命姚樞為燕京行台郎中。“燕京行台”也叫“中州斷事官”，是蒙古汗國總理漢地政務的官職，當時擔任這一職務的，是花剌子模人牙魯瓦赤，此人經商出身，性喜貨賄，為了不得罪他，各地官員和掌握兵權的“世侯”競相往燕京送銀子。大約為了堵住姚樞的嘴，牙魯瓦赤常把賄賂分一份送給他。姚樞是個潔身自好的人，不想要，但頂頭上司又得罪不起，潔身無門，只好放棄一切，掛冠而去，攜家小遷至輝州蘇門（今輝縣北蘇門山，百泉即在該山下）隱居。
來到蘇門后，姚樞的生活是簡樸的，沒有了燕京城的高堂華屋，他“誅茅為堂”，蓋起了茅草屋，然後出資墾荒田數百畝，“修二水輪”灌溉，讓自己的生活有了基本的著落。隨後置家廟，奉祠四世堂龕，“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敦頤等像”，自己“終日危坐”，潛心研讀程朱之書，如醉如痴。那時北方長期戰亂，各種書籍相當缺少，剛剛從南方傳來的理學典籍更是匱乏。蘇門山下，姚樞親自從事小學、四書的刊行，還動員朋友出資刊刻圖書，散發到四方。
這時，“江漢先生”趙復已徹底從人間隱匿。出生於南方的趙復，與楊惟中、姚樞等人不同，他的“華夷之辨”觀念十分強烈，心向南宋，不願事元。忽必烈曾召見他，問道：“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趙復答道：“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雖然在姚樞的勸說下，他前往燕京傳授程朱理學，但一年後就隱居起來。沒有了趙復，執著的姚樞就成了北方理學傳播的核心人物，前來求學問道的人數眾多，其中最有名的，是後來成為大儒的許衡和竇默。
姚樞隱居蘇門山時，許衡已30多歲，也是一位老師了，他聞訊前來拜訪，讀到“伊洛程氏及新安朱氏書”，頓覺眼界大開，興奮得“不知手之舞，足之蹈”，遂敬信如神。回去后，他對自己的學生說：“過去我教你們的都不對，現在我才知道了進學之序！”不久，許衡就帶著家人和學生遷至蘇門，與姚樞“相依以居”。
另一位飽學之士竇默也前來隱居，與姚樞、許衡等人“慨然以道為己任”。他們過從甚密，經常聚集在一起，朝暮講習，“凡經傳、子史、禮樂、名物、星曆、兵刑、食貨、水利之類，無所不講”，從學者甚眾，輝縣一時星光閃耀，成為理學研究和教學的中心，在北方名聲極為響亮，名士王磐受窩闊台徵召，就曾將自己的全部學生轉至姚樞處從學。
這段研讀歲月長達十年，姚樞、許衡、竇默後來都卓然而成大家，並且都受到忽必烈的重用。
姚樞隱居輝縣之時，並沒有考慮自己的仕途。在蘇門山下，他“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悠然自得，似乎要終老於林泉。
1250年，忽必烈派人前來徵召，50歲的姚樞慨然允諾，走下蘇門山，走出百泉，再次前往漠北。
初到漠北，忽必烈“時召與語”。這是一種試探，姚樞沒有錯過機會，他上書數千言，總的要領是勸忽必烈用漢法治理漢地。
姚樞首先談形而上的，“二帝三王，為學之本，為治之序，與治國平天下之大經，匯為八目，曰修身、力學、尊賢、親親畏天、愛民、好善、遠佞”；然後是形而下的，談改革時弊的要務，多達三十條，包括立省部、舉逸遺、慎銓選、汰職員、班俸祿、重農桑、修學校等。各種建議都論及具體實施的方略，“施張之方，其下本末兼該，細大不遺”。忽必烈大感驚奇，“奇其才，動必召問，且使授世子經”。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孫子，拖雷的兒子。姚樞到達漠北時，他還只是位普通的藩王，但此人胸有大志，身邊已經聚集了一批智謀之士，這是姚樞毫不猶豫地應他徵召的重要原因。以後，在蒙古汗國的大舞台，他憑藉著傑出的洞察力，一次次讓忽必烈避開災難，走上坦途。
一年後，在蒙古王族的權力之爭中，忽必烈之兄蒙哥取得蒙古汗國大汗之位。為了把天下控制在拖雷家族手裡，蒙哥汗將漠南漢地軍政事務全權委託給忽必烈掌管。
對於早已“思大有為於天下”的忽必烈來說，這是多年夢想一朝得圓的時候。他大喜過望，大張筵宴，與幕府眾多謀士、名流慶賀。對於整個忽必烈利益集團來說，這是天大的好事，因此眾人都忘乎所以，興高采烈，“奉觴稱賀”，獨姚樞坐於席中，默然無語。
待至席散，眾人皆出，忽必烈讓人留住姚樞，問道：“眾人在席間皆作賀詞，你獨默然而坐是什麼緣故？”姚樞等的就是這一問，他直截了當說出心裡話：“今天下土地之廣，人民之殷，財富之阜，有超過漢地的嗎？軍政大權全都歸了我們，大汗還管什麼？”這下子，輪到忽必烈“默然”了。姚樞繼續說道：“以後大汗身邊的人乘隙進讒言，大汗必定疑心、後悔，因此將奪了你的權。不如只接下兵權，將行政權力交回，請大汗派出相關機構掌管。這樣才勢順理安。”
這番話，估計令忽必烈聽得一頭冷汗，他肅然答道：“慮所不及也。”恍然大悟之後，按照姚樞的建議，把漢地政務交還蒙哥。從後來的事態發展看，這種韜晦之計是十分必要的，自古君權的排他性都會產生慘烈的後果，自相殘殺的事例不勝枚舉。隨著忽必烈在漢地站穩腳跟，聲望日隆，蒙哥汗也掃清了異己，對親弟弟的猜忌之心，頓時強烈起來。這是后話暫且不提。
在忽必烈掌管漠南兵權的第二年，蒙哥汗大封同姓，命忽必烈於南京（今開封）、關中自擇一處，以為封地。忽必烈與眾謀士商議，大家計議不定，姚樞道：“開封一帶逼近黃河，水道遷徙無常，土薄水淺，四處有鹽鹼地，不若關中深居腹地，險要可恃，土地肥沃，古名天府陸海。”忽必烈遂願處關中。
過了一段時間，蒙哥汗對忽必烈說：“關中雖好，但人戶寥落，所得財賦，你如何夠用呢？我瞧懷孟一帶地方，人煙很是稠密，如今也歸你掌管，方可以調劑得平。”忽必烈招納人才，精心治理，這兩個地方後來都成了他的根基。
這一年，姚樞再次上書忽必烈，分析了1235年征宋以來蒙古軍隊的種種失誤，指出在歷年征戰中，“軍將唯利剽殺、子女玉帛悉歸其家”，所掠人民盡沒為私奴。這不僅造成了南宋人民誓死抵抗的形勢，而且所下之地“城無居民，野皆棒莽”，軍事戰果根本無法鞏固，這決不是安邦定國之策。他建議，變春去秋來、專事擄掠的軍事行動為分屯要地，以守為主，亦戰亦耕的長期戰備，在蒙宋交界地段屯墾戍邊，等到邊備充實，方可有大的作為。
此後不久，忽必烈徵得蒙哥同意，“試治”河南、陝西，施行姚樞的這一策略。當時立經略司於開封，以忙哥、史天澤、楊惟中、趙璧為使，屯戍軍隊，耕戰結合，屯田唐、鄧等州，在西自襄鄧，東至陳亳、桃源一線布置重兵，並構置工事，與南宋邊境上的重鎮襄陽成犄角之勢，宋兵至則御之，去則耕種。隨後，又接受姚樞建議，置都運司於衛地，通過黃河轉運糧草，不一、二年，河南大治，成為蒙古軍日後進攻襄樊的根據地，也成為忽必烈的重要根基。
忽必烈奉命征討大理，在一次軍中宴會上，姚樞講了當年宋太祖趙匡胤的大將曹彬攻佔南唐后不殺一人，市不易肆的故事，委婉地勸諫忽必烈不要濫殺。忽必烈當時沒有說話，第二天出發時，在馬上大聲對姚樞、也是對全軍說：“汝昨夕言曹彬不殺者，吾能為之，吾能為之！”忽必烈將“屠城令”改為“止殺令”。
忽必烈在漢地的一系列行動，尤其是他率軍平定大理，既打通向南商路，又對南宋形成包圍之勢，使他的勢力和聲望大大提高，但這樣一來，便有了“功高鎮主”、“尾大不掉”之嫌。
蒙哥汗身邊的貴族，逐漸有人表示擔憂，稱“王府（指忽必烈）得中土心”，告發王府人員“擅權為奸利事”。1256年，蒙哥把看不順眼的堂叔、堂嬸、堂兄弟拾掇完畢，聽著越來越多的閑話，開始對親弟弟有了猜忌之心。他指派親信阿藍答兒到忽必烈封地，設置專門機構“鉤考局”，借經濟問題開始說事。倚仗蒙哥汗聲威，阿藍答兒揚言除史天澤、劉黑馬（這兩位是最為著名的漢將，在朝廷有強硬的後台）外，對漢地其他世侯和忽必烈委任的關中及河南官員們都有擅殺之權。
這一切，顯然是沖著忽必烈來的。忽必烈與蒙哥的關係頓時令人猜測萬端。姚樞對此洞若觀火，深知個中險惡，關鍵時刻，他為忽必烈條分縷析：“大汗君也，兄也；大王弟也，臣也。這事沒法兒計較，遠離朝廷本來就容易遭受不白之冤。當務之急，是要徹底消除大汗疑忌，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
他向忽必烈建議，請他將自己的妻子和世子送到首都和林，送到蒙哥汗的眼皮底下，在那裡長期定居，以表明忠誠心跡，這樣，蒙哥汗的疑忌自然會解除。
忽必烈猶豫不決。第二天，姚樞又一再敦勸忽必烈返回漠北，回到大汗身邊，徹底解除他的猜忌。忽必烈思考再三，終於斷然回答：“從汝、從汝。”
這年十一月，忽必烈先後兩次遣使覲見蒙哥，表白自己願意“歸牧”漠北的心跡，得到蒙哥的詔許后，忽必烈即馳歸和林。兄弟相見，忽必烈端一杯酒站著敬獻哥哥，恭恭敬敬行了禮退回座位，然後再次敬獻一杯酒，再退下來。等他第三次去獻酒，蒙哥汗的眼淚潸然而下，忽必烈的眼淚也止不住地流淌，他想為自己告白，蒙哥汗卻伸手制止了，兩兄弟張開雙臂相擁在一起。隨即，蒙哥汗下令撤銷“鉤考局”。
鉤考雖然停止了，忽必烈仍然被解除兵權，留居漠北。
在漠北閑居一年後的1258年，進攻南宋的蒙古東路軍連連失利，蒙哥想到那個被自己委屈了的能幹的弟弟，再次委任忽必烈率軍南下。忽必烈仍以姚樞從行，南宋賈似道聞其咨謀軍中，“比為王猛”。
1259年，蒙哥汗戰死於四川合州（今重慶市合川縣）釣魚城。忽必烈當時已逼近鄂州，因聞聽留鎮漠北的幼弟阿里不哥欲謀稱汗，他匆忙在鄂州城下與南宋訂立和約，隨即北歸。
1260年春，忽必烈在開平（今內蒙古正藍旗東）舉行忽里台大會，得到各路蒙古貴族擁戴，即位稱帝，建元中統。蒙古帝國的統治重心從此由漠北轉移到漠南漢地。
隨後發生的一件大事，再次顯示了姚樞驚人的洞察力。稱帝后，忽必烈的主要精力放在對付也自稱大汗的阿里不哥，這時，用兵山東的世侯李璮發動兵變。在兵變前一個多月，李璮送到燕京當人質的李彥簡悄悄逃走，忽必烈聞訊馬上召姚樞商議，要他預測李璮動向。姚樞認為，對方兵變後有上中下三策可供選擇，“使乘吾北征之隙，瀕海搗燕，閉關居庸，惶駭人心，為上策；與宋連和，負固持久，數擾邊，使吾罷於奔救，為中策；如出兵濟南，待山東諸侯應援，此成擒耳”。忽必烈追問：“今賊將安出？”姚樞斷然對曰：“出下策。”
事態的發展證實，姚樞的預見極其敏銳、準確，為忽必烈的及時決策提供了正確的思路。
在姚樞後人為他撰寫的神道碑銘里，稱讚他“不固富貴，進退禮敬……故不取恥當時”。這段話曲折地暗示，姚樞晚年的遭際並不十分理想。
忽必烈的潛邸（即位前的府邸）時期，姚樞是他最倚重的智囊之一，但在忽必烈登上皇帝寶座之後，他卻始終沒有獲得舉足輕重的地位，也因此沒有顯著政績。這不太符合人之常情，原因何在呢？
有史家探討這一問題，認為根本在於姚樞是一個“儒者”，“以道為己任”的人生態度，使他不願追逐“功利成效”，更注重安定天下，節用愛民。他高瞻遠矚的戰略思想、文人具有的正直的品格和道德操守與東漢末年曹操的大謀士荀彧如出一轍，他們的晚年競也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
忽必烈登上皇帝寶座后，情形發生了變化。為了與弟弟阿里不哥抗衡，忽必烈亟須增擴中原財賦。這個時候，倡言舒緩民力、“藏富於民”的理學派儒臣，就不是他眼中最合適的大臣人選了。他起用了漢人王文統，此人精權術，擅機變，不肯拘泥於儒家的綱常名節，被竇默等人斥為“學術不正”，卻善於理財，“敷對明敏”。為了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忽必烈對他十分寵信。
中統二年（1261年），王文統請奏忽必烈任命姚樞為太子太師，同時任命姚樞的朋友竇默和許衡為太子太傅與太子太保。表面上是對三人非常尊崇，實際上是把他們捧到不能再任平章政事之類職位，三公三孤，照例職位高於丞相之上，卻無實權。姚樞與竇默、許衡一齊懇辭，對元世祖說：“陛下還沒有立太子，我門當誰的太師？誰的太傅、太保？”忽必烈就改任姚樞為大司農，竇默為翰林侍講學士、許衡為國子祭酒。
不過，王文統是李璮的岳父，李璮之亂髮生后，他因有牽連被誅。王文統死後，元世祖詔任姚樞與左三部尚書劉肅同商議中書省事。實際上是任命姚樞參議中書省的機密與決策。一年後，姚樞又任中書省左丞（左丞相地位雖低於右丞相和平章政事，卻有實權，比同商議中書省事升職一級）。
因李璮之亂，忽必烈對漢人的疑懼心理日漸加深。他雖然任命姚樞為中書左丞，但同時提拔出生在費納喀忒（今烏茲別克境內）的阿合馬為中書平章，主持工作。
姚樞官至左丞相，似無赫赫之功，但實際上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姚樞作了不少很有建設性的事，如設立樞密院，建議元世祖詔令將漢軍分為十個“奧魯”。每一個“奧魯”設一個總管府；從此不再隸屬“萬戶”，敕令凡奧魯內有“萬戶”的“弟男”及“私人”皆罷除。所謂“弟男”、“私人”就是因戰爭被俘虜而成的奴隸。這一敕令，也是一大德政。
姚樞還策成了多件要事，如設立新條格（標準）、省并州縣、核定官吏員數、品級、職務。改燕京為中都，與上都開平同為京城、改年號為至元、大赦天下。詔蒙兀人充各路達魯花赤（掌印官），漢人為總管，回回人（包括畏吾兒與其它各國回族人）充同知，“永如制”等等。
可惜，之後不久，姚樞因敵不過阿合馬的惡勢力被外調，“以左丞、行省西京平陽等處。”就是帶相銜先後到河南、山西等地主持地方工作。隨後，元朝進行了一系列的戰爭，費用浩繁，長期需要增加國家財政收入。在此大背景下，諱於言利、主張節用愛民的理學派儒臣更加不合時宜，姚樞曾被忽必烈斥為“不識事機”。阿合馬、盧世榮、桑哥一班“聚斂”之臣，因此得到重用。
除了“不識事機”，姚樞還有一點頗招忽必烈煩。他以傳播、顯揚理學為己任，對蒙古貴族常欲“以三綱五常、先哲格言熏陶德性”，結果招致忽必烈反感，這很可能是他被逐漸疏遠的原因。
不過，已做了中原王朝皇帝的忽必烈還是離不開姚樞。他先後任用姚樞主持修訂典章制度和各種禮儀，在元朝基本建設層面上，姚樞仍然貢獻巨大。
至元五年（1268年），姚樞被調回京城，擔任有職無權的“同議中書省事”。直到至元十年（1273年），才被任為昭文殿大學士。
姚樞晚年得了心腦血管病，約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的一天，他正在朝廷說事，突然倒在忽必烈面前。經過百日的修養，才緩了過來。
至元十七年（1280年），姚樞病逝於大都（今北京），享年七十八歲。他遺命子孫將輝縣作為自己長眠之處。為了守護祖先的墓塋，他的一支後裔生活在這裡。
元貞二年（1296年），元成宗追贈他為榮祿大夫、少師。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加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謚號“文獻”。 （《元史》、《新元史》記載，姚樞死後已得謚。元成宗即位后，也已加贈姚樞為嘉猷程世舊學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魯國公）。
許衡：皇元啟運，道復隆古，倡而鳴者為雪齋姚公。
姚燧《姚樞神道碑》：事世祖潛邸十年，左右宸極十有九年，居近密之地、受尊寵之任，可謂必世之久，惟其不固富貴，進退禮敬，窮達一節，不易寒士，故不取恥當時，明哲保身。
宋濂《國朝名臣頌》：燁燁龍泉，神彩內明。視之如空，其鋒所指。無物不斷，其疾如風。媲之文獻，雄姿英發。靡有不同，在前無古。在後無今，有志卓卓。倡道蘇門，上泝泗沂。不探關洛，施於有政。蔚為王佐，務盡忠諤。立經陳紀，禮賢黜邪。風動四方，大開文明。輦致雅樂，實自魯邦。不殺之諫，晝夜諄諄。舌不得藏，治定功成。渾然無跡，莫窺所存。左許右竇，三人同心。扶干植坤，如帶如礪。信誓弗渝，永世有聞。
《元史·竇默傳》記載，忽必烈曾評價道：如竇漢卿（即竇默）之心，姚公茂（即姚樞）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
《元史·姚樞傳》則認為他是位忠厚長者：“樞天質含弘而仁恕，恭敏而儉勤，未嘗疑人欺己。有負其德，亦不留怨。憂患之來，不見言色。有來即謀，必反覆告之。”有人對不起他，他也沒有怨氣；有人來請教事情，他必定反覆闡述，讓對方理解透徹，這樣的人，的確仁厚。
王夫之《讀通鑒論》：①嗣是而後，上失其道，則游士蜂起。……廉希憲、姚樞、許衡之流，又變其局而以理學為捭闔，使之自躋於堯、舜、湯、文之列，而益無忌憚。游士之禍，至於此而極矣。②故鬻詩書禮樂於非類之廷者，其國之妖也。其跡似，其理逆，其文詭，其說淫，相帥以嬉，不亡也奚待？虞集、危素祇益蒙古之亡，而為儒者之恥，姚樞、許衡實先之矣。雖然，又惡足為儒者之恥哉？君子之道，六經、語、孟之所詳，初不在文具之浮榮、談說之瑣辯也。
顧嗣立《元詩選》：蓋宋、金之際，兵燹頻仍，版帙散亡殆盡，獨首唱經學，闡明斯道，厥後名儒接踵而出，氣運昌隆，文章爾雅，推回瀾障川之功，論者謂文獻公不在禹下雲。
蔡東藩《元史演義》：忽必烈開府漠南，用姚樞、許衡、廉希憲諸賢，似屬究心治道。
錢基博《中國文學史》：北學之開，實大以衡而自於樞。……以儒學為元朝開國名臣。
1235年，蒙古軍隊南征伐宋，“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著，輒脫之以歸。”後來元軍攻破湖北德安時，俘獲了隱居於此的“江漢先生”趙復。姚樞對趙復的為人與學術極為尊敬。
姚樞當即將趙復帶在身邊，與他同吃同住。看著“戎服長髯”的姚樞，趙復頓感落入異族之手，悲切難抑。當夜深人靜，姚樞睡熟之際，他悄然逃走。姚樞醒來，驚出一身汗，乘月馳馬，踏著積屍，不顧一切地追趕。追到一條河邊，只見冷冷殘月下，趙復“披髮赤腳，仰天而號”，向河中間走去。姚樞滾鞍下馬，奔跑水中，拽回趙復，然後“委屈勸勉”：“汝存，子孫或可傳諸百世。”
儘管人救了回來，但趙復“因九族俱殘”，仍無意跟隨姚樞北上，姚樞說以傳道大義，贏得他的尊重，趙復這才勉強同意北上，並將自己所藏八千多卷“程朱傳注諸書”贈與姚樞。
父親：姚淵，金末曾任許州錄事判官。
兒子：姚煒，字光甫，官至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卒贈推忠秉德佐治功臣、光祿大夫、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魯國公，謚號”文忠“。
《牧庵集·卷十五·中書左丞姚文獻公神道碑》
《元朝名臣事略·卷九·左丞姚文獻公》
《元史·卷一百五十八·列傳第四十五》
《宋元學案·卷九十·魯齋學案》
《新元史·卷一百五十七·列傳第五十四》
姚樞家族墓地位於輝縣市北環路，除姚樞本人外，名人還有元代文學家姚燧（姚樞之侄）、元代平章政事姚煒（姚樞之侄）。20世紀50、60年代，墓地翠柏掩映，鬱郁蒼蒼，墓前石馬、石羊整齊地排列，堪為輝縣一景。但現狀是姚燧墓已了無蹤跡，姚煒墓嵌在路中，姚樞墓周圍雜草叢生，瓦礫遍地。所幸，在姚樞墓的側後方，一株野生的大椿樹張著如傘般巨大樹冠，為他遮風避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