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林·盧瑟·鮑威爾

科林·盧瑟·鮑威爾（Colin Luther Powell）1937年4月5日出生於美國紐約，父母是牙買加移民，父親是碼頭的搬運工，母親是縫紉工。鮑威爾的大學時代是在紐約市立學院度過的，1958年獲地質學學士學位。在校學習期間，他參加了後備軍官訓練隊，畢業后被授予少尉軍銜。在完成了步兵軍官基礎訓練后被派往德國，同時晉陞為中尉。隨後，他先後被派到馬薩諸塞州的登文斯堡、肯塔基州的坎貝爾堡、堪薩斯州的萊文沃思堡和科羅拉多州的卡森堡等處任職。

1962年至1969年間，鮑威爾先後兩次被派到越南參加戰爭。1969年從越南戰場上回國後進入喬治·華盛頓大學，1971年畢業並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畢業后他被分配到五角大樓助理參謀長幫辦辦公室任職。1973年－1974年任駐韓國美軍大隊司令。此後歷任第101空降師第2旅旅長兼美駐德國陸軍第5團團長、美國國防部副部長高級軍事助理、國防部長高級軍事助理。1987年12月－1989年1月任里根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

1989年喬治·布希總統任命鮑威爾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晉陞四星上將。鮑威爾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任該職的黑人，也是最年輕的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任職期間，鮑威爾參與指揮了美軍入侵巴拿馬、出兵菲律賓和索馬利亞等重大事件。1990年，在鮑威爾的指揮下，美軍取得了海灣戰爭的勝利。由於在海灣戰爭中的卓越貢獻，美國國會授予鮑威爾美國最高榮譽獎—國會榮譽勳章。1993年9月30日鮑威爾退役，隨即辭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職務。2001年1月至2005年1月任國務卿，是美國歷史上第一位黑人國務卿。1995年，他的自傳《我的美國曆程》出版。

科林·鮑威爾生於1937年4月15日，那時，他家住在紐約哈萊姆區的莫寧賽德大道。他的父親名叫盧瑟·鮑威爾，這是個樂觀而自信的小個子男子，20歲左右時從牙買加移居美國。他從來不願向子女談起在牙買加的生活，只是承認自己出身貧寒，兄妹9人中他排行第二。

盧瑟·鮑威爾是乘一條運香蕉的船來到美國的，後來進了曼哈頓的一家成衣廠。起初，他在庫房裡工作，後來 成了一名負責發貨的辦事員，最後當上了發貨部的領班。盧瑟·鮑威爾從來不讓他的種族或身份影響他的自我意識，他是兩手空空來到這個國家的。每天清晨，乘地鐵去上班，晚上8時才回到家，終日勞碌，養活家庭，教育子女。他能做到自己所能做的，誰敢認為這是低人一等？老鮑威爾正是這樣贏得了子女們的尊重。

科林·鮑威爾曾回憶自己的童年時代說：“那時父親對我的影響很大, 他雖然身高只有5.2英尺，做的工作也極其平常，但他每天都是樂呵呵的。下班回家，總是從地鐵站沿街走來，穿著西裝，打著領帶，頭戴一頂淺灰色禮帽，腋下夾著一張報紙，邁著外八字步，敞開的大衣下擺來回煽動。他吹著口哨，時而駐足與雜貨店老闆、麵包師、大樓管理員——幾乎是他所經過的每一個人——打招呼。”

科林·鮑威爾的母親也是9個兄妹，不過她是老大。在牙買加時，她家的社會地位比鮑威爾父親家略高一些，所以她念完了中學，而老鮑威爾卻沒有這種運氣。來美國以前，鮑威爾的母親是一個律師事務所的速記員。她是工會的堅定不移的支持者，也是國際婦女服裝工人工會會員。鮑威爾的父母起初都是民主黨人，後來在50年代初，老鮑威爾轉而支持共和黨，但他的妻子至今仍是一個堅定的民主黨人。

1943年，也就是科林·鮑威爾6歲那一年，他家遷到了南布朗克斯亨茨克地區，鮑威爾可以說是在凱利大街952號長大的。那時，布朗克斯有很多猶太人，還有愛爾蘭人、波蘭人、義大利人。因為凱利大街街區稍微有些彎曲，因此很多年來它一直被叫做“香蕉凱利”。那時，這個地區幾乎沒有籬笆，但人們總是把門窗關得牢牢的。經常有盜案發生，吸毒也逐漸開始蔓延。當然，犯罪和暴力尚未嚴重到後來那麼厲害。

在早先的那些年中，科林·鮑威爾的頭腦里種族歸屬意識幾乎沒有，因為在“香蕉凱利”不存在少數民族問題。後來，隨著年齡增大，社會接觸面越來越廣，種族問題開始在鮑威爾腦子裡有了越來越深刻的印象。他發現，猶太人、波多黎各人、黑人到處都是衝口而出的表明種族屬性的稱謂，有時甚至引起毆鬥。而這又往往並不是為了爭個“你低我高”，只是為自己的這一群人出口氣。

科林·鮑威爾的讀書天賦並不高，在小學里，有一個階段他甚至被安排在專為學習困難的學生而辦的“慢”班裡。但他是個溫順的、聽話的好孩子，愛聽美妙悅耳的民間音樂或英語詩歌，愛吃香蕉、烤羊肉、大米飯和豌豆。稍大一些，他就利用假期去打工，曾在一家百事可樂廠當過搬運工。後來鮑威爾自己也承認，少年時代他並沒有明確的生活目標。

1954年2月，離鮑威爾17歲生日還差2個月，他從莫里斯中學畢業了。那時，除了在課堂上學到的有限的書本 知識和課餘打工時學會的某些技巧，他一無所長。不過，在莫里斯中學時，鮑威爾的體育競賽成績優異，為此還獲得了學校的榮譽。但過了不久，他覺得在范科特蘭公園裡作越野跑很乏味，就改跑400米。再後來，鮑威爾又打過一段時間籃球。那時，聖·瑪格麗特聖公會有一個籃球隊，因為鮑威爾個子高，跑得快，所以教練給了他一個機會。美中不足的是，鮑威爾大部分時間都是當板凳隊員，最終又離開了球場。命運決定鮑威爾與運動員無緣。

他這樣有始無終，見異思遷，引起了父母的擔心，他們沒有明說，但鮑威爾心裡有數。不過，他覺得自己確實也有一個突出的方面，他當時是一名優秀的牧師助手，很喜歡在聖·瑪格麗特聖公會中承擔的宗教責任。這裡有組織、等級制度，常舉行盛大的慶典。這個宗教世界據他後來回憶，與軍隊頗有幾分相似之處。

按照父母的意願，鮑威爾像姐姐瑪里琳一樣向兩所大學——紐約市立學院和紐約大學遞交了申請，結果兩所大學都錄取了他。選擇哪一所學校，只需簡單計算一下就行了。紐約大學是私立大學，一年的學費是750美元；紐約市立學院是公立學校，學費只要10美元。於是，他進了紐約市立學院。鮑威爾的母親成了他的諮詢顧問，他的兩個牙買加堂兄弟當時都在學工程。他母親說：“這個專業能掙錢。”鮑威爾決定在暑假選修一門機械製圖課程。

一個炎熱的下午，講師要求他們畫一個“在空間與一個平面相交的圓錐體”。別的學生都動手畫了起來，只有鮑威爾坐在那裡發愣，他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出一個圓錐體在空間與一個平面相交的情況。鮑威爾心想，如果這就是工程學，那麼它也就到此為止了。當他告訴父母自己改變了專業時，他們很失望。在他們的眼裡，科林又變成了一個沒有方向的壞孩子。

在紐約市立學院的第一個學期中，校園裡身穿軍裝的小夥子吸引了鮑威爾的注意力。他打聽了後備軍官訓練團的情況，接著便參加了訓練團。他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要這樣做，彷彿覺得冥冥之中有一隻無形的手，驅使他做出了如是選擇。也許，這個想法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萌生，在朝鮮戰爭期間成熟的。那時候，一戶人家的窗戶里映出的小旗上如果有一顆藍色的星星，那就是說這家有人在軍隊服役；如果那是一顆金星，那就是說有人已經回不來了。或者，這也許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老調——不管怎樣你總會受到徵召的，那還不如以一名軍官的身份去入伍。

這一天來到了！鮑威爾站在操練大廳的隊列里，領取發給他的草綠色褲子和上裝、棕色襯衫、領帶、鞋子、一條有銅扣的皮帶和一頂船形帽。他一回到家，就趕忙穿上軍裝，對著鏡子照了又照，自己對鏡中的形象十分滿意。那時，鮑威爾在凱利大街的朋友沒有一個想上大學，他稍稍有一種離群之感，有時覺得孤獨。這身軍裝使他有了一種歸屬感，一種他從未體驗過的感覺。在班上，鮑威爾學數學很吃力，物理也讓他頭疼，地質學倒是學得挺不錯，甚至還很喜歡。鮑威爾所期盼的就是到後備軍官訓練團或他所從屬的軍人團體潘興步槍會。他有生以來第一次成了一個兄弟會中的一員。

紀律、組織、同志間的忠誠和友誼以及歸屬感，都是鮑威爾的渴求。他幾乎是一下子就成了一位領袖。他發 現他們這群人當中有一種無私的精神，這使他感覺到了自己家中的那種關心和體貼。在這裡，種族、膚色、出生背景和收入都沒有任何意義。為了他人和集體，潘興步槍會會員可以竭盡全力。鮑威爾暗暗在心裡對自己說，如果士兵就應該這樣，那麼就爭取去從軍！

不久以後，鮑威爾為自己確定了一些目標，他最大的希望是在陸軍中干出成績來。他不想聽任導致自我毀滅的狂怒支配自己，無論受到多大的刺激，即使是對當時很棘手的種族主義，他也逐漸找到了在心理上對付它的辦法。他認為，如果周圍的一些人堅持按照某種愚蠢的觀念和習慣來生活，那麼自己就應該立刻離開這裡。以球場為喻來看人生的戰場吧。如果自己被限制在賽場的一端，那只是說明命運為你安排了這個位置，那麼就應選擇爭取成為那一塊場地上的一顆明星，不管要付出多大代價，要遇到多少困難，要遭受多少挫折！他不會因為暫時不讓他在球場一顯身手，就使自己的情緒一蹶不振。鮑威爾認為，他不會讓別人對自己的看法變成他對自己的看法。有時，他是受到了傷害，感到憤怒，但更多的時候是感到受到了挑戰。鮑威爾要讓他們刮目相看。命運為這位未來的美國傑出將領選定了他的人生道路：到軍隊這個大舞台上去展現自己的才華和智慧，去干一番事業。成功已經在前方遙遙地向他招手了！

幾年以後，鮑威爾作為一個年輕的美國陸軍軍官，和其他許多人一樣，來到了越南戰場。那一天，剛從直升機上下來，他環顧周圍陌生的一切，心裡掠過一絲疑慮：我到這裡來究竟幹什麼？容不得他多想，一位南越軍官已在向他立正行禮，用還算過得去的英語說：“上尉武公效，指揮第二營。”

就在這個前哨基地的後面，聳立著一座山。鮑威爾伸手指向那裡，武公效笑著說：“寮國。”從這座山上，敵人的石塊幾乎可以滾落到他們頭上。鮑威爾很納悶，不知為什麼要把基地建在這樣易受攻擊的地方。武公效挺聰明，馬上猜出了鮑威爾的心思，解釋說：“基地設在這裡，是為了保護機場。”“這裡的機場有什麼作用？”鮑威爾問。“為基地供應給養。”鮑威爾知道了他們在這裡的正式任務：他們要在這裡造成一種“存在”。具體地說，就是牽制北越軍，不讓他們通過阿紹村，到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從事活動。

有一次在行軍途中，他們正在走下一個陡峭的山坡，按照軍事顧問的慣例，鮑威爾走在隊伍中靠後的位置。他們排的是一列縱隊，這意味著敵人只要打倒第一個人，就能阻擋整個隊伍。鮑威爾要求武公效將隊伍變成3列或4列，但由於樹林太密，道路太窄，武公效只得禮貌地對美國人的這點智慧不予理睬。他們剛剛來到一條小河灘上，就聽到了幾聲爆炸聲。這是敵人射來的子彈，鮑威爾估計有步槍和衝鋒槍。這是他第一次身臨戰場。他聽到頭上一聲刺耳的聲音，人們便開始高聲喊叫，一片混亂。鮑威爾努力鎮靜下來，走向前去，詢問發生了什麼情況。走到隊伍最前面，才知道這是遭到了伏擊，幾名南越士兵和一個美國兵被打死了。

夜幕降臨，這支部隊在高地上宿營，鮑威爾感到精疲力竭。一個25歲趾高氣揚的美國人的興奮隨著一聲槍響 立即消失了。今天有人被打死了，明天可能還有人要死，後天也許還是這樣。這不是周六下午看的戰爭影片，而是現實，醜惡的現實。他們幾乎每天都要遭到伏擊，看到士兵們一個個地死在幽靈般的敵人手裡，鮑威爾感到自己要發瘋，他惘然不知所措。他在那一天的日記本上寫道：“8時零5分，遭遇越共，被擊斃3名。”有一天，他們正在沿一條峽谷巡邏。這一次，尖兵班總算在敵人發現他們之前發現了對方，於是他們一陣掃射，打中幾個人，其餘的人都逃跑了。第一次確鑿無疑地打死了北越士兵，這件事提高了南越士兵的士氣。

數字遊戲——後來被叫做“數屍體”——此時尚未開始，不過南越人已經猜出美國軍官想聽到什麼。他們不斷憑著一攤血跡或其他無足輕重的證據向鮑威爾“證明”他們打死了越共士兵。鮑威爾對他們講，這還不夠，他感到自己變成了一場可憎的遊戲中的裁判。打死越共士兵，必須以其屍體作證，沒有屍體，不足為憑。不久，一名南越中尉興沖沖地向鮑威爾報告擊斃一名北越士兵。“帶我去看。”鮑威爾說。“太遠，太危險。”中尉回答說，鮑威爾重申了上述規定。半小時后，這個南越中尉回來了，遞給鮑威爾一塊包著的手帕。鮑威爾打開一看，竟是一對新割下來的耳朵。當天晚上，鮑威爾召集連長和軍官們開會。上述規定需要有更明確的規定，擊斃一人，需看一具整屍，不要肢體，不要耳朵。

當鮑威爾離開阿紹村時，他看待這場戰爭的視角已經改變。新的看法使他感到不自在。他的任務之一是向一位師情報官員提供數據，這位官員則設法預報何時最有可能發動迫擊炮攻擊。情報官員在一扇寫著“禁止入內”字樣的綠門後面做著“回歸分析”。鮑威爾的數據可以進入這扇門裡，但他本人卻不行。一天，這位軍官終於露面了。他報告說，有較大的把握估計有幾段時間敵人可能加強迫擊炮的火力。什麼時候？沒有月亮的時候。這簡直叫鮑威爾不知說什麼好！這傢伙經過幾個星期的數據分析才知道的東西，任何一個越南士兵5秒鐘就能把它說清楚：黑暗中更危險。

鮑威爾在貝良基地時，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國防部長曾對南越作過一次訪問。他在經過48小時的訪問之後就斷言：“每一個量的尺度都在說明我們將贏得這場戰爭。”然而，鮑威爾在阿紹村經歷的一切，沒有一件能顯示他們正在打擊越共，他甚至不知道北越人在哪裡。這場戰爭有其超越東西方衝突的民族主義、反殖民主義和國內鬥爭的歷史根源。美國的高級軍官知道這場戰爭打得很糟，但他們卻屈從於小集團的壓力，繼續維持虛假的一套，虛報屍體數目，對安全村抱著自我安慰性的錯覺以及誇大戰績。作為一個協同的整體，軍方沒有對它的政治主管說老實話。軍事領導層從未對國防部長和總統說：“照這種做法，這場戰爭打不贏。”

鮑威爾記得，1968—1969年他第二次在越南服役期間，有一個士兵踩上了地雷。他的一條腿用破布條吊著，胸膛上也掛了花。大家把他架上直升機，送往德普的一家醫院。他還是一個孩子，鮑威爾永遠不會忘記他臉上的表情，那是各種表情的混合：恐懼、好奇、驚訝，最明顯的是困惑。他想說話，但說不出來，他的眼睛充滿了疑惑。鮑威爾沒有答案，無論是那時，還是後來。還沒有到達德普，那個年輕士兵就死了，死在鮑威爾的懷裡。

科林·鮑威爾在越南戰場上一共得了11枚勳章。回國以後，鮑威爾是幸運的，他的軍事生涯一帆風順。但越南的經歷使他牢牢吸取了教訓：首先是使用軍事力量應服從於政治目標的正確選擇，那樣才能不犯或少犯錯誤；其次是在戰略上須有正確的選擇，應保證美國軍人的生命盡量少受損失，這既是道義和責任所在，也是保持士氣和國內輿論支持的基石。

科林·鮑威爾在擔任軍隊的高級將領時，像一個斤斤計較的外交家那樣行事，有時甚至乾脆把演習地圖剪開並加以修改。他的嚴謹的工作態度在同僚中博得了一致好評。

他對蘇聯的“威脅”採取強硬的態度和立場，這使他在里根的親信中出類拔萃。於是，這位有色人種的移民進入了白宮，並巧妙地為里根向布希的過渡進行斡旋。在被任命為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和四星上將后，他說了一句極有挑戰性的平常話：“我沒玩橋牌、高爾夫球或網球，是在軍隊中一級級提上來的。”

1990年8月2日，科威特。坦克的隆隆聲突然劃破了寧靜的夜空，伊拉克總統薩達姆的十幾萬大軍向小小的富裕鄰國發動了突然襲擊，迅即佔領了科威特全境。科威特王室的大部分成員倉皇逃往沙烏地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嚴重的態勢震驚了整個世界。

8月3日，華盛頓白宮。美國總統布希召開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會議。國務卿詹姆斯·艾迪生·貝克、國防部長理查德·布魯斯·切尼、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科林·鮑威爾、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等人參加了會議。

鮑威爾首先提出了政治上的問題。他說，我們是否有義務保衛沙烏地阿拉伯的安全。布希總統深知鮑威爾的原 則——這位20世紀80年代崛起的美國名將歷來認為“沒有合理的政治目標，就不能合法地使用軍事力量”。總統立即明確而堅定地回答說：“我們與沙烏地阿拉伯訂有條約，我們有義務……”至於是否應該動用軍隊去解放科威特，那就有待於聯合國去討論了。

接著，鮑威爾就軍事部署發表了他的看法。鮑威爾向總統指出：“應儘早將美國國旗插在沙特的沙漠上，但這樣做的風險極大，如果伊拉克發動攻擊，我們的部隊極易受損。假如您最終決定動用部隊的話，總統先生，那就必須採取儘可能大規模的行動，給予決定性的打擊。選准靶子，確定目標，然後設法壓垮它。”

這就是後來在海灣戰爭中使美國能以極小的傷亡代價換得了對薩達姆的輝煌軍事勝利的重要指導原則——“強化選擇戰略”。

如果沒有海灣戰爭，也就沒有科林·鮑威爾，這就是命運。駐海灣地區美軍司令諾曼·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後來回憶說，“強化選擇戰略”是鮑威爾提出並極力貫徹的。這種戰略思想正符合這位傑出的黑人戰將一貫的思維準則，如果誰有機會走進當時的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辦公室，就可以看到屋內醒目的地方掛著一幀白色字幅，題為“科林·鮑威爾的準則”，上書12 條格言，其中一條是：“選擇時慎重, 你便能獲得。”

鮑威爾選擇這樣的戰略顯然是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礎上的。他深知薩達姆並不是那種西方輿論所謂的“戰爭狂人”，這位伊拉克的最高統治者實際上不想同美國全面開戰。問題在於薩達姆心存僥倖：美國政府是否真下決心捲入海灣地區的軍事衝突？美國人民願意看到自己的軍人為科威特這個小國流血犧牲嗎？

鮑威爾當然也知道，戰爭如果進入持久階段，美國軍人的生命代價必然是昂貴的，而這會對美國民眾的心理及國會的議員們產生深刻的影響，因此，他很快主持制定了“90—1002作戰計劃”。這個計劃規定要部署陸、海、空三軍共25 萬人。鮑威爾認為，集結的兵力越多，優勢越明顯，戰爭的勝利就會來得越快，越徹底。

緊接著，五角大樓的戰爭機器便全面啟動，鮑威爾接連發出了多道命令。美國本土、歐洲、中東、遠東地區的美軍基地都迅速行動起來，一架架戰鬥機、轟炸機、運輸機呼嘯著衝上藍天，一艘艘航空母艦、戰列艦、驅逐艦劈波斬浪，駛向海灣……一個名為“沙漠盾牌”的在沙烏地阿拉伯大規模集結美國軍事力量的行動計劃很快付諸實施。

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全世界的目光都在注視著海灣危機的發展和變化。外交努力和軍事準備同步進行。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有關決議，要求伊拉克軍隊立即撤出科威特，並賦予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在必要時採取一切手段把伊拉克軍隊趕出科威特的權利。

1991年1月17日凌晨，在美國總統老布希的授意下，“沙漠風暴”行動開始實施，海灣戰爭正式爆發。一批批美國轟炸機在戰鬥機的護航下，從沙烏地阿拉伯的機場及停泊在海灣中的多艘航空母艦上起飛，對伊拉克的機場、導彈發射架、裝甲部隊集結地及各類軍事設施進行了反覆、猛烈的轟炸。巴格達的夜空中火光衝天，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徹夜不息。伊拉克的空軍力量不久就被摧毀，防空火力包括蘇制的導彈在強大的美國空軍力量面前顯得招架乏力，尤其是美國採用了以電子干擾為主的多種高科技手段，在戰場上明顯佔了上風。正如鮑威爾事後所說，這次在伊拉克夜空中發生的一陣接一陣的爆炸聲，已開始了戰爭的一個新紀元，人們稱之為“高科技戰爭”。“沙漠風暴”開始后不久，也許是得到了命運的啟示，鮑威爾就對同僚及記者預言：這場戰爭將在3月1日結束。後來的事實再一次證明了這位四星上將在政治及軍事上高度的洞察力和反應、判斷能力。

2月24日，號稱為“沙漠軍刀”的多國地面部隊開始進攻。使全世界軍事專家和記者都略感意外的是，伊拉克所謂的精銳力量——共和國衛隊並沒有組織起強有力的阻擊。人們紛紛猜測：是美軍的連續空襲起了作用呢，還是薩達姆不想把自己的“老本”一下子拼光？總之，多國地面部隊進展順利。事實上，這正是鮑威爾“強化選擇戰略”所希望達到的目標。

2月27日，鮑威爾向布希彙報：“到今天晚上，科威特戰場上將不再有敵人存在了。”布希與鮑威爾及其他人緊急磋商后，很快決定將於2月28日上午停火。儘管當時戰場上的軍事指揮希望越過伊科邊界對薩達姆的武裝力量進行毀滅性的打擊，但是鮑威爾對布希說：“總統先生，我們不該讓人們認為我們是為了殺戮而殺戮，我們的勝利已 經是明擺著的事實，正確的選擇應該是立即停火……”布希同意這個觀點，鮑威爾打電話將布希的停火決定通知施瓦茨科普夫。戰爭結束了。科威特解放了，薩達姆被迫接受了這一失敗的局面，命運把勝利的旗幟交給了美國。科林·鮑威爾作為海灣戰爭的英雄，在美國及西方世界贏得了空前的聲望。

硝煙甫定，鮑威爾就向新聞界解釋了他對戰爭結局的選擇。他說：“不錯，逃出科威特的共和國衛隊和坦克是比我們預料的多；不錯，我們本來可以打死、打傷或俘獲落在那個陷阱里的所有伊拉克士兵。但是，這並不能改變薩達姆今後的行為，有2000萬人口的伊拉克對只有150萬人口的科威特總是一個威脅，不管有沒有薩達姆，也不管有沒有共和國衛隊。科威特的防衛有賴於它同那個地區的友邦和美國的安全安排。這就是戰略現實。另一個現實是，我們在戰場上與伊拉克軍隊交了鋒，實現了聯合國的目標，將它的有生力量消滅了一大半。“有人還會提出，在我們把薩達姆打得節節敗退時為什麼沒有窮追不捨，直搗巴格達？有一點往往受到忽略：當美國節節勝利時，我們是在領導著一個執行聯合國明確規定的使命的國際聯盟。這個使命已經完成，當然，我們希望看到薩達姆由於給他的人民造成的死亡和國家受到破壞而被本國人民推翻。遺憾的是，這沒有發生。“在海灣戰爭中，147名美國人獻出了生命，另有236人死於事故或其他原因。從軍事統計的角度講傷亡不算大，但對每一個不幸的家庭來說都是一個悲劇。”“能夠聊以自慰的是，我不必同更多的父母說：‘我很難過，你們的兒子在圍攻巴格達時失去了生命。’在總統何時作出停火決定這個問題上，我起到了應起的作用，我自豪而無愧地履行了自己的職責。”

如果說，戰略上的正確選擇帶來了戰場上席捲強敵的好運，從而使鮑威爾成了美國自二次大戰以來最孚聲望的將領的話，那麼，他對戰爭結束時機的選擇，更充分地體現了現代軍事家在政治上的成熟。同時，充滿人情味的解釋更是讓他贏得了美國廣大民眾的好感。人們聯想到他參與處理5次危機的經歷，其中包括出兵巴拿馬和美國海軍陸戰隊在賴比瑞亞登陸、撤離美國僑民……於是，隨著民意測驗中他的得分越來越高，最終在1994年至1995年，美國掀起了一陣又一陣所謂的“鮑威爾熱”，許多人認為他參加1996年美國總統的角逐是“勝利在望”。但是妻子阿爾瑪卻堅決實行了“一票否決制”：“如果你參選，我就離開，你一個人去當總統吧！”

阿爾瑪有自己的苦衷：夫君當總統固然風光，但十分危險，尤其是當美國歷史上的第一位黑人總統；另外，美滿幸福的家庭生活定會遭到破壞。她曾對好友說：“我們才不願意去捧那個燙手山芋呢！鬧不好，我丈夫就會成為第一位被暗殺的黑人總統！”鮑威爾從軍30餘年，曾舉家搬遷了20多次。為了家庭更為了孩子們，阿爾瑪只想要穩定安寧的生活。面對妻子的強烈反對，顧家男人鮑威爾只好在一個公開場合鄭重宣布：自己不具備那份“熱情”和“責任”去競選總統，當然他沒有公開家庭原因。鮑威爾說這番話時，站在他身旁的阿爾瑪一臉滿足的笑容。鮑威爾和阿爾瑪是經“相親”而結識的，那是1961年，在亞拉巴馬州的伯明翰。阿爾瑪的父親是當地一所黑人高中的校長，而伯明翰當時只有兩所黑人高中。那時年輕的士兵鮑威爾覺得自己出身卑微，配不上阿爾瑪，但是兩人還是相愛了。鮑威爾與阿爾瑪·維維安·約翰遜1962年8月25日結婚，兩人育有1子2女。婚後幾十年風風雨雨，阿爾瑪一直默默無聞地支持鮑威爾的事業。鮑威爾在回憶錄中寫道：“在愛情這場彩票遊戲中，我是個大贏家。”

2000年12月，美國當選總統小布希提名鮑威爾為國務卿。小布希邀請鮑威爾出山，是看中了他的資質能力和人格素質。鮑威爾的“知名度以及不容置疑的國家安全事務資歷，無疑有助於為布希的形象增光添彩”。而鮑威爾的溫和形象和中間立場則有利於布希安撫和爭取國內持不同意見的公眾，外交上更有利於爭取國際社會的理解。

自從80年代，新保守主義就開始逐漸掌控美國輿論陣營。布希政府上台後，外交上鋒芒畢露，四面出擊，體現出競選時提出的保守現實主義外交理念，“遵循的是美國國家利益至上的準則，奉行的是以實力為基礎的‘單邊主義’外交”。尤其是九一一事件發生，美國遭到襲擊后，鷹派主導的布希政府立刻找到了對外政策的方向。布希宣稱:“要麼站在我們這邊，要麼站在恐怖分子那一邊!”他的二者必居其一的選擇句式，輕易就把當今的多元世界一分為二。隨後美國發動了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並拋出了“邪惡軸心、”論、核態勢評估報告和“新帝國”論鷹派開始瘋狂地尋求一種新的對外政策，即“穿著反恐外衣的新保守主義政策”

對於外交事務，鮑威爾擁有自己的方式和特點。在以態度強硬、作風凌厲著稱的小布希政府中，鮑威爾是核心人物中惟一的一位溫和派人物，通常被人們視為比較典型的“鴿派”人物。鮑威爾曾表示，自己是一名戰士，研究戰爭，但戰爭決不應被看作是不可避免的，要盡一切可能去避免戰爭，“和為貴”是他信奉的宗旨，因此，他被稱為“鷹爪鴿”。鷹派觀點和政策明顯與鮑威爾堅守的外交思想和原則背道而馳，儘管困難重重，鮑威爾並沒有停止自己的努力，他憑藉自己良好的個人品質、忠誠的愛國精神、溫和的中間立場，在中東地區展開了大大小小的外交斡旋。

對世貿大廈的襲擊表明，恐怖主義已然成為全人類公敵。迫於國內外輿論壓力，新保守派也認識到在美國利 益遍及全球、恐怖襲擊無處不再的情況下，不可能獨自完成反恐任務，需要國際合作，並不得不收斂單邊主義。事件發生后，鮑威爾持續發出“這個世界太複雜了，任何人都不可能單獨行事”的呼籲聲音贏得了巨大國內外反響。這既是對鷹派單邊外交的敲擊，也是洞晰局勢之後的警醒，更是鮑威爾倡導多邊外交的表述。作為國務卿，鮑威爾的首要任務就是爭取國際社會的廣泛支持，向恐怖主義宣戰。

鮑威爾不斷尋求各個國家的支持，很快，許多主權國家紛紛公開表明立場，支持美國的反恐行動。盟國也給了美國以最大程度的同情與支持，美國也表現出了對盟國的依賴與感激。“反恐這一主題使大國之間的合作有了新的動力和基礎”。美國很快組建了規模空前的一支反：恐“合唱團”，從而為鮑威爾的多邊思想提供了廣闊的施展空間。2001年10月，美國在阿富汗打響了反恐戰爭。在很短時間內，以很小代價就消滅了支持恐怖主義組織的塔利班政權和奧薩馬的基地組織。一場小戰，就在未來世界最具戰略價值的地區佔有一席之地，美國初步達到了反恐和資源、戰略地區控制的雙重目的。阿富汗戰爭的結束，標誌著美國取得了反恐的階段性勝利。國際合作也初見成效，雖然矛盾依然存在，但就國際合作這一點，國務卿鮑威爾的作用功不可沒。

隨著美國成功擊潰塔利班，深入中亞腹地，鷹派對國際合作的工具性利用很快顯露出來。美國的盟國特別是歐洲盟友發現美國正在“過河拆橋”。在阿富汗戰爭中，美國得封國際社會支持，在利益面前卻有意將其盟友的作用邊緣化。很多美國高官都在不同場合表現出對歐盟的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顧。甚至針對法國、德國政府的反戰做法，拉姆斯菲爾德大罵“老歐洲”沒出息，引起美歐關係緊張。而後，在巴以問題、伊拉克問題、貿易保護主義問題、環境保護及其他全球性問題上，美國和歐盟接連出現了嚴重分歧和利害衝突，同盟關係出現了嚴重裂痕。國務卿鮑威爾不得不出面修復盟友關係。在2003年4月初的布魯塞爾記者招待會上，鮑威爾用“一個老朋友勝過兩個新朋友”的俗語駁斥了歐洲對美國不再重要的說法，並把伊拉克重建定單作為拉攏各國的籌碼。

鮑威爾認為，阿富汗戰爭的成功會使鷹派收斂單邊主義。而鷹派卻以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為借口，將反恐範圍擴大化，下一個目標瞄準了伊拉克。從根本上說，鮑威爾並不反對對伊戰爭以及對中東地區的民主輸出。只是在方式與手段上他堅持著自己的原則和立場，即主張政治、經濟手段解決問題，如果開戰則必須要獲得聯合國支持的多邊方式。

鮑威爾對拉姆斯菲爾德倡導武力解決伊拉克問題的做法極為反對。他認為：遏制政策可以取代轟炸，是迫使巴格達政權改換門庭的最佳途徑。並認為“切尼等鷹派對基地組織和伊拉克有一種‘狂熱’，使政府失去正確理智的判斷”。他對有關伊拉克威脅的報告也不屑一顧，認為“滿篇都是胡說八道”。但鷹派短時間內便成功說服小布希等人相信，伊拉克可能參與了恐怖襲擊，並且將來還可能會向恐怖分子提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結果推動總統命令軍方進行伊拉克戰爭準備。

2002年8月，在與布希總統和國家安全顧問賴斯舉行長時間的會談后，鮑威爾終於說服布希在對伊動武之前尋求聯合國的授權。對他來說，聯合國授權就是多邊與國際合作的典型，哪怕只是道義上的支持。而切尼、拉姆斯菲爾德、沃爾福威茨等人還在不遺餘力地鼓動布希在下一年春季發動伊拉克戰爭，他們對聯合國的伊拉克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核查進程毫無興趣。

2002年11月，伊拉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壓力和美國的軍事威逼之下決定接受聯合國1441號決議。在伊拉克同意武器核查人員重返巴格達后，國際的斡旋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止了美國的戰爭準備。但隨著阿富汗戰爭的順利進行，鷹派的遊說和造勢工作開始取得成果，到12月中旬，五角大樓己基本贏得了把反恐戰爭擴展到全球特別是伊拉克的主動權。鮑威爾極其孤立，不久后承認，“政府正在研究攻打伊拉克的各種方案”。他清楚，憑他一個人的力量無法遏止美國新保守主義者的戰爭腳步，因此他不得不接受現實。

當伊拉克戰爭在所難免之時，鮑威爾針對伊拉克戰後重建問題提醒布希總統：伊拉克問題的核心不是如何打贏這場戰爭，而是戰爭結束后如何重建國家，“問題在於如何收拾殘局”，隨後，鮑威爾與鷹派發生爭執。鮑威爾透露，正是基於這樣的考慮，布希總統讓他看一看美國是否可以從聯合國那裡找到一個解決方案。鮑威爾從他“戰則必勝”的軍事角度出發，建議戰後應向伊拉克派駐更多部隊，結果也沒有成功。

2003年2月5日，鮑威爾受命在聯合國安理會就美國攻打伊拉克的理由進行闡釋。在布希看來，用鮑威爾這位在外界看來是“鴿”派的人物作為自己戰爭政策的最佳推銷員是最合適不過的了。就在鮑威爾去聯合國安理會闡述美國對伊動武理由的前夜，他還與美國中情局局長特內特工作了一夜，直至篩選出真正的一些有價值的情報。據一位高級官員說:“鮑威爾強烈意識到情報100%準確的重要性，因為這關係到美國的聲譽，當然，也會關係到鮑威爾本人的聲譽。最後他還是無奈列舉了連自己都難以置信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證據，後來事實證明有很多理由是不確切的。而美國多年來建立起來的國際誠信也在一天之間灰飛煙滅。

縱而觀之，任職四年內困難之多出乎鮑威爾預料之外，除了處理日常的外交事務外，為了兩場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和兩個核危機（伊朗和朝鮮），鮑威爾對外不得不四處奔波，尋求國際合作。對內，鮑威爾不得不與唐納德·亨利·拉姆斯菲爾德等鷹派周旋。但是，鮑威爾的性格特點和對國家的忠誠決定了他既不可能因為困難而去職，更不可能因為個人恩怨而走人。他的這一責任感既來自於三十餘年的軍旅生涯，更來自於他對美國的感恩。

鮑威爾能夠就任國務卿，是由於自身具有良好的人格魅力和個人素質，這一點被小布希所利用。九一一事件為鮑威爾外交思想提供了一個展示契機，“單邊”暫時讓位於“多邊”。他憑藉良好的個人品質和強烈的政治感召力開展外交工作。單就鮑威爾的地位和作用來說，自從鮑威爾被受命聯合國際力量準備對阿富汗戰爭開始，他在政府中才有了一定的發言權，在國際事務上有了一定的影響力。直到在他阻止對伊動武的交鋒中失敗時，他仍保持著這種影響力。但至於能否取得外交成就，這不是一個國務卿職位就能夠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