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機

袁樹《哭素文三姊》並序

筆者檢索部分文史方面的論文索引，未見近人有研究袁機的述作，偶見於辭書的釋文，訛誤甚夥，故而不憚其煩，先說明記載她歷史的原始文獻。

《清代閨閣詩人征略》中關於袁機、袁杼姐妹的記載有關袁機的歷史資料不多，僅在一些著作里有她的小傳及片言隻語，這些圖籍是：光緒《杭州府志》；《清史稿》；嘉慶《如皋縣誌》；袁枚《小倉山房文集》、《詩集》、《隨園詩話》；袁機堂弟袁樹《紅豆村人詩稿》；袁杼《樓居小草》；袁棠《綉余吟稿》；袁機外甥陸建《湄君詩集》；施淑儀《清代閨閣詩人征略》；蔣敦復《隨園軼事》；徐世昌《晚晴簃詩匯》等。這些書中，惟袁枚的著作涉及袁機史事較多，而袁機堂弟袁樹於乾隆二十四年(1759)袁機死後所作的《哭素文三姊》(有序)（《紅豆村人詩稿》卷四）有事實，有評議，誠可先抄錄出來，以便讀者對袁機其人有個印象。詩、序原文如次：

姊諱機，字素文，別號青琳居士，存齋兄胞妹也。靜好淵雅，有不櫛進士之目。歸如皋高氏，遇人不淑，抑鬱終身。合族齊悲，眾口同嘆。先是姊病時，余隨兄俱至維揚，聞信奔歸，姊已氣絕。殮后三日，余又匆匆渡江，客旅以墨和淚，制哀辭四章。

解讀詩書性最淳，每從談論見丰神。

若為男子真名士，使配參軍信可人。

寶鏡竟同殘月缺，蘆簾空掩落花春。

縱教史書傳遺跡，已負從前金粟身。

猶記床中病卧余，珊珊玉骨影清癯。

持家尚替兄籌策，煎藥還為弟惜須。(姊病篤時，余親執湯藥，姊笑謂余云：“弟須無多，當留作苦吟捻弄。”蓋用李故事。委頓之際，其閑雅尚如此。)

病識事煩容婢懶，坐嫌力弱倩人扶。

多愁薄命兼難老，如此傷心世恐無。

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

無家枉說曾招婿，有影終年只傍親。

盪子已亡方掩涕，慈姑猶在更傷神。

靈前剩有痴頑女，也著麻衣學謝人。

高堂垂白淚雙流，弱女伶仃未解憂。

教養竟交孀姊替，晨昏添與阿兄愁。

頻搜奩篋收遺稿，略剩珠璣見遠謀。

更慟生無佳偶配，死猶孤冢各千秋。

袁機自撰的《素文女子遺稿》，研究者當然也可以把它當作其作者的歷史資料來應用。

“不櫛進士”與“遇人不淑”

袁樹說袁機“有不櫛進士之目”，而“遇人不淑，抑鬱終身”。確乎如此，袁機是有才華的女性，但嫁了糟糕的丈夫，憂鬱而亡。

袁機，字素文。浙江錢塘(今杭州市)人，康熙五十九年(1720)生在讀書人的家庭，父親是一位幕賓，在湖南、雲南、廣東、福建等地為地方官做幕僚，沒有機會和子女在一起生活。母親章夫人是知識女性，閑暇愛讀唐詩，但大部分時間忙於家務，做針線補貼家用。哥哥袁枚比她大四歲，家裡雖窮，但是請教師指導袁枚讀書。袁機在這樣的家庭環境里，自幼喜好讀書，有時隨袁枚聽老師講課，學到很多歷史知識，練習寫詩。她生得白皮膚，高挑身材，端莊秀麗，是才貌雙全的姑娘。

乾隆七年(1742)袁枚庶吉士散館分發江蘇當知縣，家庭經濟好轉，袁父不再處幕，到兒子衙門生活，大約袁機也跟著到了江蘇，1744年就住在沭陽縣衙署。

早在袁機周歲的時候，袁父給她訂了親。原來袁父在如皋人、衡陽令高清處做幕賓，1723年高清死，有虧空，妻孥下獄，其弟高八解救不成，業已離開衡陽的袁父趕去救出原東家家屬。高八為感謝他的情義，說你三女兒沒訂親，我妻現有身孕，若生男兒，願結為親家，袁父答應了。高家果然生了男孩，送來下定的金鎖，親事正式確定了。

高家的兒子叫繹祖，相貌不揚，矮小弓背，斜眼，性情暴躁狠毒，不走正道，高八氣得把他打得死去活來，感到若為他成了親對不住袁家，於是偽稱孩子有治不好的病，商量退親。袁機認為女子只能從一而終，表示：夫婿有“疾，我字(侍)之；死，我守之”（光緒(杭州府志)卷一五四、《清史稿》卷五○九）。她同時拿著金鎖啼哭，不吃飯，她的父母沒了主意。後來高家又來人說明高繹祖不成材的實情，希望袁機不要往苦海里跳，但她“聞如不聞”，堅持不退親。1744年從沭陽到如皋成了親，時年25歲。

毫無疑問，袁機婚嫁時對婚後生活會有較多考慮，諸如如何做賢惠媳婦、妻子，如何適應新的生活環境。她在後來袁棠出嫁揚州時贈詩說：

此去蘩填所司，西湖花鳥莫相思。

同懷姊妹憐卿小，珍重初離膝下時。

學罷杭州大梳裹，又彎新髻插瓊花。（《素文女子遺稿·送雲抉妹歸揚州》）

告誡小妹要盡子媳、妻室的責任，要學會婆家揚州的生活習慣。她早知高繹祖人品不端，更會想到如何克盡婦道。所以孝敬婆母，深得婆婆的喜愛。而高繹祖殘酷地虐待她，她則逆來順受。高不願意見她做針線，她就停止女紅；高不要她寫詩詞，並把她的作品毀掉，她則不再吟哦；高賭博，拿她的嫁奩做賭資，輸光了，拿棍子打她，拿火灼她，對她手打足踢，婆母來阻止，高竟把母親牙齒打折；更嚴重的是高還要把她賣了抵賬。袁機被逼無奈，一面逃到尼姑庵，一面請人報告娘家。她的父親趕到如皋打官司，判決離異，把袁機領回杭州老家，這大約是1748年的事。

袁枚於1752年定居南京隨園，舉家遷徙，袁機隨同到達。她因沒有丈夫，幾乎按照寡婦的生活規範來生活，穿素色衣服，不發，不化妝，不聽音樂，遇到時令節日偷偷地哭泣。不吃葷腥，吃齋，大約這時取別號青琳居士，表示在家修行。

袁母章太夫人健在，袁機以侍養母親為職責；寄居在哥哥家裡，有時幫著料理家務。每當章太夫人、袁枚生病時，袁機精心照料，講說各種故事，替他們解悶消煩。因為她才識高明，有許多掌故袁枚聽著都很新鮮，受到教益，有時請她代寫書柬。家裡人讀書識字也常請教她，因此袁枚以“問字舉家師”形容她（《小倉山房詩集》卷十五）。袁機有一個啞女阿印，帶在身邊，想方設法教她識字、繪畫，以便她能表達自己的意思，與他人交流，生活下去。袁機為女兒耗費了大量心血。

袁機把她的凄涼之苦，偶爾用詩歌抒發出來。《聞雁》寫道：

秋高霜氣重，孤雁最先鳴。

響遇碧雲冷，燈含永夜清。

自從憐隻影，幾度作離聲。

飛到湘簾下，寒夜尚未成。

透露出自身如同孤雁哀號的心情。《偶作四絕句》之一：

歸夢隔揚州，空庭雨不休。

女嬌頻乞果，婢小懶梳頭。

寫出不同身份小兒女情態，入木三分。另一首云：

難分千日酒，且煮六班茶。

怕引游蜂至，不載香色花。

把逃避世人注目的心態呈現出來。離絕後袁機作詩三十餘首，死後由袁枚編輯刊刻，題名《素文女子遺稿》，收入《小倉山房全集》中，為“袁家三妹合稿”之一，有1891年印本，又被收到《隨園全集》中，有1918年上海文明書局刻本。袁機的詩在意境中蘊含著哲理，表現出她的思維和文字才能。前述袁機在形式上離異了，是說她身子走出高家，心卻沒有完全離開。她惦記婆母，寫出《寄姑》表示感念的心情：

欲寄姑恩曲，盈盈一水長。

江流到門口，中有淚雙行。

有時託人給婆婆帶去食品衣物。對於丈夫多少有一點恨意，如在《感懷》中所說：“回首夕陽芳草路，那堪重憶恨悠悠。”但還是把他當作丈夫看待，所以1758年高繹祖死訊傳到南京，寫出《追悼》詩，方才明白他們的婚姻是真正的結束了，所謂“死別今方覺”、“合三生幻，雙飛一夢終”。次年她也得病亡故，享年40歲，葬在江寧瑤芳門外元山。根據袁枚《祭妹文》記載，袁機和高繹祖生有兩個女兒，其中阿印早夭，另一個女兒由袁枚撫養，長大后出嫁金陵章氏。

袁機另作有《列女傳》三卷，惜未傳下來。根據她的為人，可以想像這是為三從四德女子作傳的書。外甥陸建評論袁機：

白雪裁詩陪道蘊，青燈說史侍班姑。

賢明豈但稱閨秀，儒雅難逢此士夫。（《湄君詩集》卷下《哭從母》)

把袁機比作謝道蘊、班昭有點過譽，但她們確是一種類型的才女。不僅如此，袁機還是有識見的人，她若是男子，不會只是詩人，還會是賢能的官紳。恰恰因為她的傳統倫理思想太嚴重，信守指腹為婚的荒唐姻緣，嫁給惡人，招致後半生的不幸和早亡。淑女嫁中山狼而不能自拔，命運就這樣捉弄袁機。這是為什麼?“無家嘆袁機姻緣惡”這句詩出自袁機之手，是她悼念袁枚的陶姓妾寫的《挽陶姬》中的一句。這裡有兩重含意，一是婚姻的不幸，二是由此而來的成了無家之人。因為嫁出去的女子不再是娘家的家庭成員，成了夫家的人，所以出嫁叫“於歸”。袁機離開高家，回到娘家，這時的娘家只是投靠棲留處所，不是真有家庭。袁樹說的“無家枉說曾招婿，有影終年只傍親”，明確表明袁機無家。徐世昌編《晚晴簃詩匯》選有袁機詩，在介紹作者時說她“所適非人，歸依母氏以終”，也含有袁機後半生無家的意思。袁機連家都沒有，不幸到了極點，究其根由在於婚姻的失敗。

彩鳳隨鴉

對於袁機的婚事，當時的人有兩種看法，一是同情，另一種是譏笑。從文獻上看前一種人居多，而實際上的絕對人數，也許是后一類人更多。合肥女子許燕珍讀了《素文女子遺稿》，很為她的婚配鳴不平，寫道：

彩鳳隨鴉已自慚，終風且暴更何堪!

不須更道參軍好，得嫁王郎死亦甘。（許氏著有《鶴語軒集》；這首詩轉引自《隨園詩話》）

就是說像袁機這樣的淑女嫁不了才華出眾的鮑照，至少也要許配給謝道蘊不滿意的丈夫、中庸之才的王凝之這類人吧，可惜她都不能得到，怎麼能死而無恨。袁棠在《哭素文三姊》中說“半生辛苦狂夫怨”，在同情她三姊時，痛罵三姊夫是“狂夫”。陸建在《哭從母》中有“生教無計奈夫狂”句。袁棠、陸建指責高繹祖為狂夫，實在是忍無可忍，因袁機夫婦儘管離異，但高繹祖畢竟是袁棠姊夫、陸建姨父，他們不恨極了不會罵人，因為這究竟與禮法不合。陸建說袁機離婚之後，“合族笑姨痴”。因為結婚以前高家已經說明高繹祖的惡劣品行，可是袁機偏偏遵循從一而終的信條，往火坑裡跳，終於鬧到離異的慘境，這不是自找的嗎！不是發獃傻嗎！僅僅是指腹為婚一說，何況男方家長主動提出解除訂婚約，若那時退親，一點也不虧於禮法，而袁機不根據實際情形，偏要堅持婚約，實踐從一而終的信條。袁氏家族中許多人為袁機的傻氣而惋嘆，也是符合情理的。把堅持這種貞節觀認為是辦傻事的，不止是袁氏家族中的一些人，社會上也大有人在。前面《旌表貞節與寡婦再婚》文中所提到的浙江烏程沈姓孀婦不改嫁活活餓死，被鄰里看成是“愚婦”就是顯例。

同情袁機的人，可惜的是她的人才，認為是鮮花插在糞堆上，糟踏了；譏笑她的人是認為她過於迷信從一而終，不值得，也是認為她是高人，太可惜了，同樣含有同情的成分，所以兩種看法的人有個共同點，即都為她惋惜。袁機為什麼會有慘不堪言的悲劇，她以為是天命，是天的安排，是她命中注定的，所以在《追悼》詩中說：“舊事渾如昨，傷心總問天。”又在《隨園雜詩》寫道：

草色青青忽自憐，浮生如夢亦如煙。

烏啼月落知多少，只記花開不記年。

一切認命，活一天算一天。袁枚有時也把妹妹的遭遇看作是天意，在《哭三妹五十韻》中說“天高不鑒之”，但是他比袁機清醒，認識到妹妹的行為，是讀書後按照義理去做吃的虧。因為袁機自幼跟隨袁枚聽課，“愛聽古人節義事”，長大了，自身去實踐，倘若她不讀書識字，“或未必艱貞若是”。袁枚基於這種考慮，責備自己讀書，帶累了妹妹。袁枚看到書中節義教育對袁機的作用，無疑是符合事實的。不過說得深刻而又簡練的，還是袁樹的“少守三從太認真，讀書誤盡一生春”的話。袁機的悲慘命運，不是老天安排的，無可改變的，而是她本人讀書，自覺接受三從四德的說教，葬送了終生幸福。

這麼說是咎由自取了，對這不幸的人還要橫加指責？不然，是那種社會教育，那種社會制度造成的，袁機是那種教育的忠實信徒，因而也是當然的受害者，而受害者其實又何嘗是她一個人呢!

“女子無才便是福”

袁枚因袁機的不幸，沉痛地說“斯真所謂女子無才便是福也”（蔣復敦《隨園遺事》）。他原是不信“女子無才便是福”的，這是痛苦極了，從反面悟出這個道理。人們有時把女子有才華看作不是她本人的好兆頭，相反“佳人薄命”。袁杼的《哭素文三姊》詠嘆：“似此才華終寂寞，果然福命誤聰明。”人伶俐了，反而福命俱無。陸建《哭從母》中也說“誰信有才真命薄”，真是信不信由你了!

袁機那個時代，許多才女命途多舛。比她早一點的一個同鄉叫童大姑，字克敦，“七歲解《內則》，十七適高某，無才志，童時時諷諫，形諸歌詠，皆刺血以書，冀夫感動。二年，鬱郁死。遺詩一卷，大都諷夫思親之語”（光緒《杭州府志》卷五十一）。刺血寫詩諫夫，丈夫不理會，鬱悶中迅速死亡。她大約惟一比袁機好一點的是沒有遭到丈夫的毒打。袁機的一位章氏姨媽，“嫁非其偶”，不時念出“巧妻常伴拙夫眠”的詩句（《隨園詩話》），以抒發胸中的憤懣。“巧妻常伴拙夫眠”豈止章氏念叨，已成為流傳社會的常用語。

所謂“女子無才便是德”，“女子無才便有德”，“女子無才便是福”，原是封建禮教不讓女子有才能，害怕女子才大違背三從四德，所以歷代統治者大加宣揚，清代也不乏其傳播者。梁紹壬在談到“女子無才便是福”時，說一位官紳老爺講：閨秀即使作出好詩，流傳到社會上，被選家收進書中，在編排體例上，必定是放在僧道詩人的後面，娼妓詩人的前頭。在這兩類人之間，把自己置於什麼地位了！所以還是沒有文采、不會作詩的好，否則出乖露醜。梁紹壬認為這話雖說得刻薄一點，但卻很有道理，因此奉勸玉女不要成為閨秀，更不可把詩詞刊布出去（《兩般秋雨庵隨筆》）。《紅樓夢》里大觀園小姐們也深以此為懼，她們起詩社，吟哦作句，被賈寶玉傳抄出去，又被好事者刊刻了，林黛玉、賈探春就責備寶玉：“你真正胡鬧，且別說那不成詩，便是成詩，大家的筆墨也不該傳到外頭去。”可見大家閨秀忌諱把詩作傳到社會上去，以免遭到侮辱。“俗稱女子不宜為詩”（《隨園詩話補遺》），大約這是主要原因吧。

“女子無才便是福”是壓抑婦女的言論，是封建衛道者所宣傳的，本來沒有道理，可是以獎掖後進為己任，收了十數名女弟子，把三個妹妹詩作槧刻出來的袁枚為什麼也無奈何地表示出一點信服的意思呢？才女不幸、佳人命薄的社會現實，使人感到女子無才便是福，服服帖帖，不遭人忌，也無抗爭，倒不招社會摧殘，不遭受丈夫荼毒，不至於短命夭亡，不至於夫死非要守節，無知無識者的生活要痛快一些，總比才女活得那麼累的好，這不就是“女子無才便是福”嗎！因此要從兩方面來分析“女子無才便是福”：其一，它是壓迫女子的觀念，是封建社會壓抑有才華女子的事實在意識形態上的必然反映，用以宣傳三從四德的倫理；其二，宣傳無知比有才好，由於女子逃脫不了受壓制的命運，無知識女性反而比才女好生活，易於滿足，這樣“女子無才便是福”又含有一點道理。當然，這道理不是說讓女子愚昧有理，壓迫女子的觀念有理，而是說女子屈從於男性社會現實，糊裡糊塗，少受些痛苦。筆者在這裡不是講道理，而是講實際。

道理和實際常常是分離的。上層社會女子讀書明理多，講婦道的多，寡婦不改嫁的多，下層社會女子的這些講究來得少，寡婦再嫁的多。誰信守封建倫理誰倒霉。“縱教青史留遺跡，已負從前金粟身”，袁樹說得對極了。袁機篤守從一而終，在《如皋縣誌》、《杭州府志》里被立了傳，連《清史稿》也把她寫入《列女傳》，真是青史留名了，而她本人的生活竟是那樣悲慘。血淚換來的節烈之名，實在太殘酷了，宣揚這種道德的社會太腐朽、太令人痛恨了。袁枚、袁樹兄弟把袁機的不幸歸之於讀書有才，有一定道理。才女的不幸，確與讀書有很大關係。讀書之無用，在古代就體現在女子身上，不允許她們施展才能；而男子則可讀書出仕，讀書又是那麼有利可圖。有用與無用是對不同的人而言的，是由那時的社會制度決定的。男性統治女性的社會，就希望女性愚昧，自然會給有聰明才智的女性以重重的打擊。所以讀書之有用無用關鍵在於社會制度和政策，在於那個社會允許不允許女人以及男人讀書併發揮作用。袁機及其同命運的女子的歷史，可以用以檢驗一種社會制度的優劣。凡能給讀書人以發揮創造才能，特別是能給女才人發揮能量機會的社會，是有創造力的、有活力的社會，否則反之。

袁機墓，位於陽山碑材風景區暨明文化村風景區，墓碑高不過兩米，樸素得有些寒酸，舒體的“袁機之墓”佔滿了碑身，乃今人於2000年所立。墓碑后是噴綠的黃楊和幾桿青竹，再遠些是漫坡的荒草和雜木。這墓碑之周遭環境猶如袁機一生之荒涼，也許對袁機來說，遠離了人間煙火，遠離了青絲白髮的紛擾，在夕陽朝暉中聆聽滿山清風徐來，在春花秋月下坐看天上雲捲雲舒，未嘗不是超越生死的大解脫。

在陽山峰頂經營一家小旅館的彭昆，可能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和袁機有什麼關聯。事實上，2003年之前，他甚至不知道袁機是誰，但是，他們一家算的上袁機唯一的守墓者。2003年5月，有個朋友跟彭昆說，上市公司取得了陽山碑材旅遊區的經營權，裡面的一些店鋪將會轉給私人經營。彭昆心中一動，通過朋友承包了陽山峰頂的一處建築，開起了家庭旅館。在考察地形的時候，他偶然發現了袁機墓，“墓以前很小，沒有什麼墓包，碑也開裂了。”2004年年初，景區的開發方對袁機的墓進行了修整，將墓碑敲掉，換上了新的墓碑。墓冢修整時，彭昆也搭了一把手。不過，直到2008年，受新婚妻子王艷秋的影響，彭昆才真正意義上關注起袁機。王艷秋在高中時就把袁枚的《祭妹文》背得通熟，她查過很多袁機的資料，在和記者交談中，她屢次重複著“袁機和高繹祖之間有沒有另一種可能？”

在王艷秋的指引下，記者沿著崎嶇的山路，一步步走近袁機墓。王艷秋說，她在這裡這麼久從來沒見有人去過袁機墓。遊人從南面入口上來，又從背面下去，爬累了，不願意再爬那麼崎嶇的一段路去看什麼墓，“作者問過很多人，知道袁枚的很多，但是沒有人知道袁機。”走到一處稍緩的平地，遠遠就看到幾處灰色的建築，袁機墓就立於此，比起老資料上的照片，如今的袁機墓很有模樣，墓冢上方的圓形建築擴大了，新建的墓碑也立得更高，墓碑就取自陽山的石材。不過仔細看，會發現做工比較粗糙，刻有袁機生平的碑牌上的字跡幾乎都被磨平，看不清楚，“你看這麼高潔聰慧的才女，一生濃縮起來也就這麼二十幾個字。”王艷秋說的有些傷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