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佳·尹繼善

尹繼善，生於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字元長，號望山，姓章佳氏。章佳，本系地名，后因以為姓。始祖穆都巴延，本居長白俄莫和蘇魯。生子五人，第三子越塔系尹繼善一族祖先，后因人丁繁盛，遷至宜漢阿拉，歸順清朝（后金），被編入鑲黃旗。賴塔曾孫尹泰，康熙時官至國子監祭酒，五十二年病罷，居於盛京。尹繼善系尹泰第五子，聰明早慧，長像不凡，時人描繪說：“公（尹繼善）白皙少鬚眉，豐頤大口，聲清揚遠聞，著體紅瘢如硃砂鮮，目秀而慈，長寸許。”

就在尹泰賦閑之際，康熙六十年（1721），發生了一件對尹氏一門至關重要的事：時雍親王胤禛受命祭三陵，途中遇雨，遂宿尹泰家中，閑談時，胤禛問：有子仕乎？泰對曰：第五子舉京兆。胤禛說：當令我見。次年，尹繼善參加會試，曾擬遵父命拜謁雍親王，因恰逢聖祖去世，胤禛繼位，只好作罷。雍正元年，尹繼善成為進士。引見時，胤禛一見其人，即對其才識風采讚不絕口，說：汝即尹泰子耶？果大器也！從此，尹繼善開始了漫長顯赫的仕宦生涯。

和康熙穩健平和的為政風格不同，新即位的雍正帝喜怒形於辭色，用人不拘資格，大小臣工，一但為其賞識，遷擢獎揚紛至沓來，反之，則斥辱責罰不留餘地。對風度翩翩、才華橫溢的尹繼善。雍正帝如獲至寶，疊沛“天恩”。

雍正元年（1723），令其充日講起居注官，隨侍左右，五年，遷為侍講，再遷戶部郎中，六年，即令署江蘇巡撫，時繼善年僅32歲，故江南人呼之“小尹”。七年，開繼善署河道總督，九年任兩江總督，此後，除乾隆二年到五年任三載刑部尚書，一直出任封疆。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方召還京師。

尹繼善人仕后六載成巡撫，八載至總督，這在清朝政界可謂一大奇迹，連乾隆也稱“八年至總督，異數誰能遘”？不但如此，在尹繼善獲寵前後，其父尹泰也時來運轉。雍正元年擢內閣學士，旋升左都御史，七年，已經八旬高齡的尹泰竟被加恩授東閣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平心而論。尹泰才能並不出眾，如果說雍正將其重新起用主要是為了扶植親信，那麼寵以大學士之榮，則主要是因為他生了尹繼善這樣一個佳兒。對此，雍正並不諱言（這從稍後一段材料可以看出）。七年五月，尹繼善奏河工事，深合機宜，雍正嘉獎道：“朕嘉悅之懷筆難批諭，汝父積何德生汝如此之子也！朕實為汝君父慶幸焉，勉之”！

尹泰系典型的滿洲官僚，家規極嚴，尹繼善生母徐氏為其小妻，當繼善官至總督時，徐氏仍“青衣侍屏偃”。未得誥封。乾隆十年（1745）冬。尹繼善因調任雲貴，入覲，雍正問：汝母受封乎？繼善免冠叩首，將有所奏，雍正道：止。朕知汝意，汝庶出也，嫡母封，生母未封，朕即有旨。尹繼善拜謝而出。歸家后，尹泰大怒，道：汝欲尊所生，未啟我而奏上，是以主眷壓翁耶？舉杖責打，將其孔雀翎擊落，直到徐氏長跪乃已。雍正聽說后。第二天就派人到尹泰家中，為繼善母子打抱不平，時人描述說：

“翌日，命內監宮娥四人捧翟茀翠衣至相國第（即尹泰家），扶夫人（徐氏）榻上，代為櫛沐袨服襐飾，花釵燦然，八旗命婦皆嚴妝來圍夫人，而賀者相踵也。頃之，滿漢內閣學士捧璽書高呼入曰；有詔！相國與夫人跪，乃宣讀曰：大學士尹泰非籍其子繼善之賢，不得入相，非側室徐氏，繼善何由生？著敕封徐氏為一品夫人，尹泰先肅謝夫人，再如詔行禮。宣畢，四宮娥擁夫人南面坐，四內監引相國拜夫人，夫人驚，踧踖欲起，四宮娥強按之不得動，既乃重行夫婦合巹結褵之儀，內府梨園亦至。管弦鏗鏘，餚烝紛羅，諸命婦各持觴為相國夫人壽酒，罷，大歡笑去。”

初看起來。上述記載頗具戲劇性，但從雍正為人及性格考慮，即可斷定它是可信的。干預大臣私生活是雍正統治的重要特徵。早在乾隆三年（1738），他就提出要代辦大臣家事，時降旨斥責大臣“現有為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下令懼內者“苟有畏懼掣肘不得已之處，令密奏朕，朕代諸大臣處分，朕雖日理萬機，而於大臣之家事尚能辦理。”現在，其心愛的寵臣及其生母在家中遭受委屈，雍正豈能熟視無睹？而採取這種略帶惡作劇的方式，也頗符合雍正之獨特個性。

皇帝的特殊恩寵使尹繼善感戴不已，奏稱：“臣父子兄弟合家疊受殊恩，臣之一身尤邀異數，中心感謝，莫可言及。”而雍正則通過尹泰時時以公忠任事相告誡，七年二月，繼善上奏說：“（皇上）又諭臣父以現今督撫內無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者，策臣公忠存心，勉力效法，臣父欽邀敬錄，諄諄教臣。”為了培養出一代經世重臣，雍正可謂煞費苦心，在這方面，康熙與乾隆均難以比擬。

雍正的信重使尹繼善很快成為官場中一顆引人注目的新星，連怡親王允祥對他也另眼相看，嘗賜青狐一襲以示寵榮。值得一提的是：尹繼善之繼室為大學土鄂爾泰之從女，鄂夫人知書識禮，擅長吟詠，與繼善感情深摯，這一婚姻對一帆風順的尹繼善來說。無異於錦上添花。

當然，尹繼善之所以能成為有清一代之名臣。最重要的原因還是其頗具代表性的政事與為人，這一點，從以下幾部分的論述即可看出。

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帝撰《懷舊詩》，將尹繼善置於“五督臣”中，稱：八旗讀書人，“繼善為巨率”，“政事既明練，性情復溫厚，所至皆妥帖，白是福星輳”，又云：“尹繼善公正端厚，所至以愛民為先務，故甚得名譽，臨事不動聲色，而大小悉就理籌畫，河工諸務並協機要。”現在看來，乾隆這一評價是比較公正的。

觀繼善之為政，最顯著的特點是使百姓能沾實惠，如督兩江時，曾公開發布辦賑條告，嚴禁屬員侵蝕賑災物資，稱：“倘不肖有司克賑肥家，一有見聞，斷不能幸逃法網，即本部堂稽察有所不到，吾知天理難容，子孫將求為餓辭而不可得。”督川陝時，曾改變前任弊政，在樂山等地開採銅礦，“廣資接濟，地方窮民亦得籍以傭工覓食，於民生大有裨益。”對當時影響較大的措施則是剔除漕弊、整理倉谷。

康熙及雍正初年，江蘇徵收速糧，“積弊多端”，有的地方官以腳費為名，一斗只准作六七升，另外還巧立名目，盤剝百姓。鄂爾泰任蘇州布政使時，曾擬整理，然僅提出初步方案即調任廣西。雍正六年，尹繼善任江蘇巡撫，次年上《厘剔漕事疏》，建議漕糧每石徵收漕費六分，一半給旗丁，一半給州縣，為辦漕之用。實行這一辦法后，“一切耗米斛面盡行禁革，”“有遺粒在斛之鐵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與此同時，尹繼善嚴禁各種征漕陋規，將玩法之興化知縣等嚴參，又“密行查訪”，“明加儆戒”。經此一番整理。百姓負擔大為減輕，此後繼任的江蘇巡撫如陳宏謀等均沿繼善遺規，故趙翼云：江南“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瑞（即尹繼善）之惠也，宜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雲。”

在清代。採買存倉米穀極易滋弊病民，“向來州縣採買倉糧，多有按畝強派，不照市價採買，而承辦之書役家下又借端勒派，剋扣分肥，其中弊端不可枚舉。”為此。尹繼善大力整飭。他一方面請求清廷“特頒諭旨，將短價採買之事，勒石嚴禁，俾大小官吏觸目驚心，”另一方面，又將失察書吏低價強購之官員題參，將舞弊書吏嚴審，從重治罪。更重要的是，尹繼善認為，各州縣採買倉糧應以不妨礙百姓生計，不致物價暴漲為前提。像乾隆十三年（1748）江蘇巡撫安寧不顧物價昂貴，人心浮動之現實，以“江省倉貯空虛，”下令大量採購米穀，弄得民怨沸騰。尹繼善及時密奏乾隆，制止了安寧的蠻幹。乾隆十五、十六年，上下兩江因連年偏災，政府賑貸平泉，倉庫空虛，缺額多達150餘萬石，十六年秋收成稍好，按常規應大量購買補足，但尹繼善卻不如此，他指出：甫經災荒，物價本來偏高，如大批採購，必然導致物價暴漲，造成社會不穩，故“飭各州縣採買，以一半為率，其已足額之半者，暫行停緩，如買不及半而市價驟增，亦即停止。”二十九年，尹繼香又為倉糧之事專門上奏乾隆，系統闡明自己的見解，他說：倉糧進出，不應根據傳統的存七三之例，而應因時因地制宜，“請嗣後各省州縣凡存倉米穀，除實遇欠收之年，米價過昂，非三可濟民食者，不妨額外多，准其據實具詳酌量辦理。其尋常歲抬價平之年，不必抱定三之例，或可竟全數停，或止酌十之一二，總看各處情形，臨時酌辦。庶春間少賣一石，則倉內多一石之積貯，秋成少買一石，則民間多一石之米穀，似於民食倉庾兩有裨益。”

繼善為官，遇大事胸有主見，且敢於直陳無隱。李衛、田文鏡本系雍正令其效法之模範總督，繼善卻不輕加附和。雍正七年，尹繼善署總河甫數月，浙江總督李衛過清江浦，稱自己已面奏皇上：黃河水淺，天然壩開固無妨。尹繼善對其主張不以為然，遂具折斥其錯謬。雲。“夫治河之道，不在水之淺與不淺，只在底之深與不深，”李衛“不知底深而岸高，反以水小為河淺，此誠不諳請河務之論也。”草擬奏疏時，幕中賓客無不為其擔心，有人甚至治裝求去，但繼善不為所動。此事結果出乎意料之外，雍正一見此奏即讚賞不已，云：“卿有定見，朕復何憂？”認為繼善治河，“可謂不負朕之任用矣。”

雍正十年冬，尹繼善入覲，時江南發生災荒，河東總督田文鏡欲誇所屬豐收，竟不顧山東受災事實，提出以東省之粟助賑，按察使唐綏祖密奏山東遭災，粟宜留，雍正遂問尹繼善，繼善所奏和唐綏祖同，雍正說：“如卿言，山東誠災。第綏祖，田文鏡所薦，不宜異議。”繼善對曰：“臣聞古人有申公憲以報私恩者，若臣作田文鏡，只知感愧，不知嫌怨”，雍正深以為然。不久，唐綏祖調入京中，授太常寺卿。繼善之直言，不僅免除了唐綏祖一場大禍，而且使山東百姓及時獲賑。

論及尹繼善政事，很少有人知道他對平準平回、統一新疆做出過貢獻（甚至與其交情親密的袁枚對此也幾乎一無所知），大概因其署陝甘總督為時甚短，前後僅僅八個月（乾隆十八年正月至九月），而西師之役中，軍需諸務主要由黃廷桂經理的緣故。其實，尹繼善署陝甘總督時間不長，但卻處於一個關鍵時期，即清廷正密切注視準噶爾情形，以便待機而動。尹繼善到任后，積極備戰，籌措軍需，下令凡備戰馬駝，必須膘壯馴熟，“倘有以口老病廢充數，或缺額不即補足者，即行揭參，並勒限查竣報明督提，”此外，還派人勘查口外道路及水草分佈情況，以保證大軍出師順利。乾隆十八年（1753）六月，尹繼善以準噶爾“近來新換台吉，疫情未定，防範之法更宜加倍，”提出應採取十種“防範”措施：一、安西將軍宜慎選得人；二、備戰官兵應挑選精銳；三、奮戰駝馬應加以餵養以歸實用；四、口外路徑宜先勘明水草；五、派往哈密官兵應攜帶鳥槍以資禦侮；六、哈密防所鉛葯應多為預備；七、哈密兵糧應預為籌酌；八、分貯銀兩立宜就近酌備；九、哈密一帶城垣宜修理堅固；十、哈密牧畜種地宜在附近處所。這十條名曰“防範”，但其核心內容卻是在為清廷出師平準做準備，而當時乾隆尚未做出這一決定，可見尹繼善在這一問題上頗具先見之明。正因為如此，當大軍抵定伊犁，乾隆擬在熱河設宴款待歸降“諸夷”時，特召尹繼善前往，諭曰：“江南總督尹繼善，厚重有體，來與斯會。足壯觀瞻。”

作為雍乾之際一代名臣，尹繼善在朝野上下享有崇高聲譽，時人稱其“神化丹青，草木知其姓名；亭毒元氣才問其居。”尤其是任職長達27年之久的東南地區，“民相與父馴子伏，每聞公（尹繼善）來，老幼奔呼相賀，”及其去世，更“軍民懸畫像，上女咽悲喉”，哀聲一遍。事實上，早在雍正末乾隆初，年富力強的尹繼善即已為朝野有識之士看好，在京師，“聞論相者輒曰：尹公，尹公。”然而，事違人願。此後他卻長期任職外省，宦途蹇滯，直到乾隆三十年（1765）方“入閣贊摳衡”，時繼善已年屆古稀，垂垂老矣，原因何在？

在傳統社會，大凡久歷宦途者，必染官場習氣；聲勢顯赫者，多諳入情世故，巧於趨利避害，尹繼善可謂數者兼具。故袁枚和詩有“身如雨點村村到，心似玲球面面通”之句，大學士史貽直聞之，笑道：“畫出一個尹元長。”

繼善為官，清廉自持，人稱其“少年封疆，以官它為家，清廉自愛。”然性機敏，為人老成，尤能窺測主上意旨，藉機顯示自己的忠誠與才幹。如雍正六年，尹繼善甫任封疆，到任不久即投雍正所好，以清理虧空、積欠為言，論及江南積欠，竟不惜賤辱前任，稱；“雖拖欠之故，亦有歲時豐欠不齊，然大半皆從前各官邀譽市恩，怠玩之所致也，”又稱：“欠糧之徒，均屬頑梗之輩”，表示自己“才識短淺，不敢雲必能清理，惟以朴誠自矢，一往直前。斷不敢邀譽市恩，隨聲附和。”只是雍正後來令暫停徵兵，江南百姓才得免遭一場浩劫。至於虧空，則云：到任三月以來，“其中一切弊竇亦漸次敗露，查確者業經陸續題參，”雍正硃批：“好！詳情酌量為之，不可懈怠，亦不可急迫，秉公實力辦理。”

降及乾隆繼位以後，尹繼善更多奉迎之舉，為迎接南巡，將江南名勝搜訪殆盡。二十一年九月，尹繼善奏請舉行南巡盛典，云：“棲霞勝景頗多，臣於原奏之外，續又搜得數處，已經酌量增修，其餘名項工程亦略有添改，現在逐一繪圖，容臣到京時恭呈御覽。”其時象幽居庵、紫峰閣諸奇峰異景，“皆從地底搜出，刷沙去土至三四丈之深”，繼善嫌攝山水少，特開兩湖，名曰：“彩虹”、“明鏡”，袁枚嘗作詩戲之：“尚書抱負何曾展？展盡經綸在此山，”連大學土傅恆也分屬員擬詩相嘲：“名勝前番也絕倫，聞今搜訪更爭新。”后入則稱：尹繼善“於上之南巡，有意迎合，傷耗三吳元氣”，甚至譏之曰：“非此，尹不得四督江南。”

然而，對任何明智的帝王來說，臣僚的奉迎絕不應該成為獲寵最主要的原因，腳踏實地的竭忠盡智應是每一個臣子安身立命的資本。在這方面，生性敏感的乾隆比雍正更加重視，也更加清醒。乾隆初年，尹繼善處境還算順利，除元年因未及時報告雲南收成狀況遭申飭外，所辦事務大多稱職，乾隆對他也頗為信任。四年八月，特諭繼善：“目今政治雖已清明，尚未臻於美善；閭閻雖無擾累，尚未能遽躋於豐盈；風俗雖不甚澆漓，尚未能革心而向道；官吏雖頗為整飭，尚未能弊絕而風清，”希望君臣共同努力，為大清立“萬年不拔之基。”然此後不久，尹繼善卻迭遭斥處，關鍵原因是：乾隆認為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

其責尹繼善為政用巧，雲，“近日督撫辦事，有所謂上和下睦，兩面見好之秘匙。貌為勇往任事，以求取信，而陰市私惠，謂有旋乾轉坤之力，使屬員心感，尹繼善慣用此術，方現承及巡撫中一二能事者趨而效之。……諸臣心術才具日熟復於朕胸中，任術取巧者皆洞見肺腑，大臣中有以取巧得利益者乎？”還指責尹繼善辦事，存“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之見。”

其責尹繼善沽名邀譽，主要斥其好名市恩，謂其“素有虛名。”十六年將尹調為兩江總督，乾隆諭曰：“此處系向來得名之地，亦即失實之地，應如何奮勉，卿其自籌。”十八年尹繼善署陝甘總督，審理延安營兵丁聚眾鼓噪案，乾隆嫌其對肇事者處罰太輕，在其奏摺上批日：“此事又生好名之心，奈何？”降旨：“尹繼善所審擬延安營兵丁聚眾不法一案，是該督好名市恩之念並未竣改，不止失之寬縱而已，”“尹繼善系屢次獲咎之人，經朕加恩寬宥，每事諄切訓誨，以為伊必感激奮勉，滌除積習，而不謂其仍然故態也，”“若不亟思痛加竣改，則伊將來獲罪之處，朕不能料其作如何究竟矣。”尹繼善捧讀上偷，“惶驚無地，”稱自己“限於才識，遇事每多錯誤，”乾隆批道：“汝非無才，正以才識為累耳。”並將尹繼善作為反面教材，戒飭其他官僚，如二十一年諭江南河道總督愛必達：“若尹繼善有意瞻徇而汝隨聲附和，必致更生事端，汝其慎之，勉之。”又飭福建巡撫鍾音；“汝竟入於好名取巧，尹繼善一派矣！”

臣僚既然好名用術，當然不能誠實無偽，故乾隆嘗痛罵尹繼善：“此奏又用故智，奈何！朕終不能化妝之偽也。”二十一年，尹繼善處理楊中林“悖逆”案，未將主犯定凌遲之罪，“止問擬斬立決”，遭乾隆痛責，尹奏稱自己“愧懼”不已，乾隆怒道：“汝此等之愧懼亦已多矣，但不能動汝天良，奈何”？

應該說，乾隆屢屢斥責尹繼善好名用巧，居心不誠，誠然與他對所謂“名臣”心懷疑忌有關（後來有“本朝無名臣”之說），但所言也並非全無依據。以取巧為例，繼善確有弄術之習。

南總河周學健在皇後去世后違制剃頭，尹繼善先是知而不參，及乾隆降旨申飭，又一反常態，宣稱要將河工佐雜中旗人違制者，“逐名詳查，另行參奏，交部從重治罪”，乾隆說：“豈有總河之罪不治而罪河員之理”？責其迎合取巧，過於搜求，處以革職留任，並將其奏摺和乾隆有關上諭發中外知之。十九年，揚州府下河通判周冕虧空錢糧，於限內全部賠完，按常規，限內全完應減等發落，督撫僅須報告皇帝即可。尹繼善卻在奏摺中故意不出己見，讓乾隆裁決，乾隆說：尹繼善“明知其罪不至正法，而姑為此奏以見其執法”，“此等伎倆展施無益，亦何必乎？”繼善接旨，即將犯人杖一百，流三千里。至於好名市恩，執法有意從寬，則是當時官場之通病，時人描述說：官員辦案：“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既不肯速為審斷，又不肯太分皂白，”在這種特殊社會環境中，生性溫厚，擅和顏應時，處處見好，“雖素不善者；亦必寒暄周旋”的尹繼善，“遇事姑容”，“以無事為福”自在情理之中。因而，尹繼善與乾隆的衝突，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專制皇帝要求官僚公正無私與當時官場流行習氣之矛盾，作為在官場沉浮數十年的“老吏”，多繼善不過是這種習氣的代表人物而已。

乾隆深知尹繼善“積習”漸染已深，故對其“痛加竣改”不抱希望，嘗對繼善說：將汝“即拿交刑部，想亦非汝所懼。”然而，他畢竟欣賞尹繼善之才幹，不肯輕加廢棄，且也深知繼善雖然好名市恩，左右逢源，“然亦不肯捨己為人”，故一遇要案就嚴加督責，而尹繼善懾於“天威”，遇事不敢苟且，因而最終結果往往頗稱“上意”。乾隆二十二年，卻發生了一件令“好名”、“取巧”的尹繼善頗為難堪的事情。

先是二十一年（1756），江蘇巡撫庄有恭回籍治喪，離職前奏稱泰興縣捐職州同朱路因毆死人命，按例擬絞，現朱䏥呈請贖罪，業已批准。乾隆見奏大驚，”豈有未經具題，遽行准贖之理？是外省督撫竟可虛擬罪名，飭司議黷罪，自行完結不必上聞矣！”派尹繼善嚴審，令其審個“水落石出”，“朕若另派大臣審出，尹繼善自度能當此咎耶？”事實上，庄有恭擅自准黷一事，此前曾告知總督尹繼善。庄系乾隆四年進土，尹為讀卷官，曾力薦其才，二人後為知交。及此案暴發，尹繼善一方面百計為庄遮掩，另一方面，卻不主動供出自己早知內情的事實，為庄有恭分擔責任。乾隆見尹繼善遲遲審不出實情，大怒，令將庄有恭押至南巡接駕處，“朕當另派大臣審訊，”繼善懼，始將前因後果和盤托出。乾隆降旨：“庄有恭辦理朱䏥黷罪外結一案，……尹繼善既經庄有恭告知，在存心公正者，即應據實參賽，請旨察議，否則正言阻止，庄有恭自不敢視為泛常，縱意手滑，致乾重辟。及奉到諭旨，尹繼善亦當備述前情，一面速為辦理，乃遲回觀望，希圖模稜了事。經朕屢行飭催，並降旨庄有恭革職拿問，始稱原曾與聞。是庄有恭之罪，乃尹繼善實有以縱之，且釀成其事，始終皆由於尹繼善。”此案后從寬了結，庄有恭革職不久即授湖北巡撫，尹繼善因辦理南巡有功，竟免於處分。

尹繼善在乾隆朝屢遭斥罰，自知受寵遠不及雍正時，故，“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猶抱安不忘危之志。”二十年正月，乾隆指責尹繼善沽名邀譽，四月，尹繼善即上奏：“臣長子戶部員外郎慶雲性情暴戾，請革職，發往錦州看守墳墓。”二十八年，乾隆以富尼漢為安徽按察使，尹繼善又奏：富尼漢系親兄之女婿，“同官一省，實覺未便”，建議將其另加錄用，其實，按清朝規定，侄女婿是無須迴避的。儘管尹繼善生性豁達，胸懷開闊，自稱“歡喜笑常開，登臨屢放歌”，“吾廬吾自愛，評論任差池”，但疊遇斥辱，豈能不中懷感傷？其和袁枚詩有“鳥入青雲倦亦飛”之句，繼善吟至再三，唏噓不已，袁枚嘆道：“想見當局者求退之難。”

附帶提及：尹繼善和鄂爾泰雖為至親，但鄂爾泰對其人品卻有微辭。乾隆七年，袁枚赴江南任職，離京前與鄂爾泰話別，論及當代名臣，鄂爾泰對尹仍“意未滿也”，誰對總河顧琮稱賞不已，云：“汝此去，惟有河督顧方用一人耳，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人稱為鐵牛，我許為鐵漢。汝往見之，但告以是我門生，渠必異目相視。”耐人尋味的是：袁枚赴江，和顧琮僅有一面之緣，和尹繼善卻頻頻來往。“牙琴相應”，情誼終生不渝。究其原因，蓋二人均風流倜儻，遂同道為朋之故。

十八世紀的雍乾時代，人文蔚起，聰明俊秀之士，蜂出並作，或皓首窮經，或賞月吟風，各領風騷，點綴繁華。其時八旗子弟，經上百年文學熏陶，也翩翩然以斯文相尚，其好學穎悟之士，更有爭勝於漢人者，時人感嘆道：“近日滿洲風雅，遠勝漢人，雖司軍旅，無不能詩。”而尹繼善則是當時八旗文壇的領袖人物。

儘管尹繼善和乾隆在政事上時有衝突，但二人卻有一個共同的癖好，那就是吟詠。乾隆以詩遣悶，以詩抒體“愛樂紛哉何所託？積成三萬首余吟”。繼善則“生平無他嗜，惟好吟詠”，“詩等牛腰。”“公薨時。滿榻皆詩草”。繼善之詩，“婉約恬雅而切近事情，深有思致”、在清代詩壇頗負盛名，論者稱其“行間消蹈厲之心，言外得中和之氣”，“清詞麗旬，雖專門名家自愧不如”。其寄繼室鄂夫人兩首可以說頗具代表性：

“故鄉卻似在江寧，豈為思家有淚零？別後無眠嫌夜永，行來到處愛山青。每看野店三更月，知望銀河兩岸星；石徑風微斜照里，尋梅可到小池亭？正因被薄欲加棉，又接音書短榻前。對雪遙思長路冷，圍護更慮曉水堅；不言家事知余苦，頻寄征衣賴汝賢。依舊疏狂應笑否？偷閑時復聳吟肩。”

繼善論詩極細，有“差半個字”之說，並認為言為心聲，“古今未有心不善而詩能佳者”，故其詩雖平淡工穩，但往往失之拘謹，不如袁枚之詩，純出性靈，瀟灑自如，這大概源於二人教養、地位之差異。

繼善自己好詩，其家庭也充滿濃郁的文化氣氛。鄂夫人“賢淑能詩”，長於應對，諸公子也皆能詩，而推第三子慶玉為最。慶玉，號兩峰，袁枚在《隨園詩話》中講過這樣一個故事：“一日，文瑞公（即尹繼善）退朝，召兩峰曰：今日我疲矣，皇上命和春雨詩，我不及作，汝速擬一首，我明朝要帶去。兩峰構成送上，公已酣寢。黎明，公盛服將朝，諸公子侍立階下，兩峰惴惴。慮有嗔喝。忽見公向之拱手，曰：拜服！拜服！不料汝詩大好。回頭呼婢曰：速煨我所吃蓮子給三哥兒吃。兩峰大喜過望，四公子樹齋（慶桂）笑曰：我今日卻又得一詩題，諸公子問何題，曰：見人吃蓮子有感。”

尹繼善對滿洲傳統的騎射頗為生疏，秋獮作時。乾隆曾令其射一疲卧之鹿，繼善連發三箭始中鹿身，鹿中箭后跳起，帶箭逃去，繼善亦無可如何。但對以儒學為核心的漢文化卻勤學苦思，潛心研究，“每公餘，一卷一燈，如老諸生，寒暑勿輟。”自唐宋以後。東南即成為漢文化之重心，尹繼善長期任職東南，延接俊流，撫綏百姓，與該地建立了深厚感情，“視江南如故鄉，渡黃河則心開”，及乾隆三十年離任入閣，依依不捨，凄愴傷懷，“先別棲霞，再辭蜀阜，凄然泣下”，江南士民也“環送悲號”，“公不能舍江南，猶江南人之不能舍公也”，這在官民關係趨於緊張的乾隆中期，不能說不是一大奇觀。追溯其由，大概與他和東南文人之交往有關。

東南文人薈萃，作為地方首長，尹繼善宏獎風流，“愛才如命”，“聞人才後進，則傾衿持推轂，提訓孽孽”，故頗得士心。當時，繼善之幕府招覽英才，名聲大著，故其詩在“幕府多才罕儔匹，儒雅風流誰第一”之句。不僅如此，尹繼善還和諸名士同游名山勝水，詩酒賡和，略無虛日，象曹西有、宋寶岩、秦大士、蔣士銓、袁枚等，都是經常出入於兩江制府的知名人物。而尹繼善才思敏捷，也頗受當地文人推崇，時人記述：尹繼善初到江南，遇海寧文人楊守知，知其為老名士，遂加獎慰。守知嘆曰：“蒙公盛意，惜守知老矣，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繼善應聲答道：不然，君獨不聞“天意憐幽草，人間重晚晴乎”？楊守知駭然，出語人曰；不謂小尹少年科甲，竟能吐屬風流。乾隆十三年，尹繼善與錢陳群遇於蘇州，二人吟詩唱和，多至十餘遍仍不罷休，一時送者馬疲人倦。及陳群至嘉興，繼善又追寄一首，錢陳群於是致書請求休戰，云：歲事匆匆，實不能再和矣，願公遍告諸人，說香樹老子，戰敗於吳江道上，何如？恰逢袁枚過蘇州，見陳群信，遂賦詩道；“秋容老圃無衰色，詩律吳江有敗兵”，繼善喜，又轉與袁枚疊和不休，一時成為詩壇佳話。

在與尹繼善交往的東南文人中，袁枚無疑是過從最密的。袁枚，字子才，號簡齋，乾隆四年中進土，年僅24歲。袁枚長身鶴立，風彩照人，以詩文名於時，為詩壇宗仰者凡五十年。尹繼善對袁枚的才識極為欣賞，當袁枚參加朝考時，曾力加舉拔，及其調任兩江后，二人交往甚密，“偶然三日別，定有四更留、”及繼善入相，曾告誡袁枚“慎厥”，袁枚抱怨道：“枚乞養山居，原不敢望履於公門矣，而公挾師傅之尊，強召之，宿留之，出詩文以唱和之！”其實。袁枚內心何嘗不以與繼善交往為榮，常常不待室召即入督署，甚至“直入內室”，繼善姬侍亦不迴避，以是人多物議。若論文學，二人持論並不相同，繼善為詩講究韻律，好和韻。疊韻，”每與人角勝，多多益善”，袁枚卻認為和韻、疊韻有悖“性情”，“忘韻，詩之適也”。然二人均生性風流，性尚風雅，故仍彼此推崇，情誼深摯，袁枚詩文集中，關於尹氏父子的詩文多達二百餘篇。繼善去世，袁枚悲不自勝，作《哭望山相公六十韻》，數年後，仍思念不已，有《夢尹文端公詩》：“已絕人天路不通，無端昨夜坐春風；離離燕寢清香在，款款慈雲笑語同；白髮三更紅短燭，黃雞一唱絳帷空；莫嫌夢境迷茫甚，到底今生又見公！”其辭凄切婉轉，非泛泛應時之作可比。

從尹繼善的文化素養以及他與袁枚等人的交往，也許可以看出清廷為什麼讓其長期任職東南，而不象當時一般督撫那樣頻繁調動。東南不同於內地，它擁有一個隊伍相對龐大的文人群體，即普通百姓，文化素養也較內地為高，要使民情悅服，單靠“清”和“能”還遠遠不夠。象黃廷桂本系雍乾之際一大能臣，但任兩江總督不到三年，就聲名狼藉，連乾隆也說：黃廷掛於“江省不甚相宜。蓋南人風氣柔弱。而黃廷桂性情剛躁，幾於水火之不相入”，“受其呵斥者固不能無怨，即為獎許者亦不以為感，久之其何以行其威令，必令久於江省未免用違其長”，故令尹繼著取而代之。確實，文化發達的江南地區，不但要求統治者正直廉明，也要求他們懂得順乎自然，寬緩為政；不僅要求他們推崇正教，也要求他們懂得獎揚斯文，引導風流。以具有深厚漢文化素養的尹繼善為兩江總督，可謂政得其人，人盡其才。時人稱尹繼善“就論風雅已壓群公”，“在江南慈祥愷悌，沾洽閭閻，而官吏格心斂手，無敢稍為乾沒”，即反映出他深諳治理兩江之道，對此，精明的乾隆當然十分清楚，故稱：“滿洲翰林中，優於文學兼能通達政事者無出尹繼善右。”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尹繼善令諸公子作《送春詩》，中有“遺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托架花鮮”之句，繼善動筆加圈，不久即逝。

降至乾隆中葉，雍正政留下來的老臣已所剩無幾，昔日英姿勃勃的尹繼善也屆垂暮之年，霜染兩鬢，乾隆觀之，不能不生憐措之意。而繼善三次承辦南巡，費盡心力，既想方設法滿足皇上的山水之欲；又精心周旋，巧加調度，使民間少抱怨之聲，以是深合“聖意”，連乾隆也不能不由衷讚賞其才識。二十一年冬，尹繼善赴京，乾隆特令學士傅恆帶其“遍歷香山、昆明諸勝”，事後，繼善又至傅恆府第相拜訪，他與最高決策機構的關係更加密切。二十六年四月，尹繼善之女嫁與皇八子永璇為妃，乾隆令尹繼善“先期來京料理”，此女為繼善側室張氏所出，張氏因此得誥封一品夫人。尹繼善因與皇室建立姻親關係，興奮不已。“逢人必誇”，尤其是側室受封，與其生母相類，更感激不已，稱“為千古未有之榮”，嘗與乾隆論及此事，乾隆說：“朕實不知先帝有此事，乃竟暗合，豈非卿家運耶？”

乾隆二十五、二十六年以後，尹繼善所受斥罰明顯減少，二十七年南巡，乾隆還賜詩讚其“保障資三省，忠勤著兩朝”。三十年（1765）尹繼善終於結束了長達數十年的封疆生涯，赴京任文華殿大學士，兼管兵部，又兼上書房總師傅，應勢顯赫，以致有“榮華冠九卿”之說。

和節制數省的總督相比，入閣后，尹繼善主要遵旨寄發上諭，審理要案，議復事件，權力似乎相對小了一些，而且年事已高，也不可能有大的建樹。然遇重要事務，仍能直陳己見。三十二年，乾隆令傅恆經略雲南軍務，尹繼善曾予諫阻，他說：“傅恆碩德重望，軍旅非所夙嫻，況以首輔之尊，從戎邊徼，萬一奏凱稍遲，有關國體”，再三勸諫，至於涕流，然而乾隆未能採納。不出所料，兩年後，傅恆出師失利，自己也染瘴而歿。

繼善晚年雖位極人臣，但老態龍鍾，“精神疲倦，行走亦頗遲鈍”，每憶故舊，則感傷不已。三十六年春染病。是年二月，東閣大學士陳宏謀因老病，“精神恍忽”，解任回籍。宏謀為繼善同年好友，二人為政風格不同，但相知甚深，彼此引薦。離京前，陳宏謀至繼善府第辭行，時繼善卧病在床，二人床前執手訣別，悲不自勝，繼善贈詩道：“我老頹唐難出餞，將詩和淚送行人。”

東巡在外的乾隆聞尹繼善病重，知其平素“最不信醫藥”，甚為眷念，特降溫旨：“本日報到，知大學士尹繼善病體未痊，精神較前稍減，聞之殊為眷念，現派御醫羅衡診視。羅衡醫理尚為去得，尹繼善宜遵旨服藥，不可執中醫之說，並令尹繼善安心調攝，俾得日就平復，用慰朕懷。”無奈病情日劇，終於於三十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去世。死前，將奏稿盡焚，令不立墓碑。乾隆令入祀賢良祠，謚文瑞。八年後，乾隆撰《懷舊詩》，列尹繼善“五督臣”中，和以前的斥辱形成鮮明對比，《御制詩》對其一生政事為人作出高度評價。

尹繼善病逝時，陳宏謀正取道山東回籍，聞訊，大慟，頓足哭道：回船，我欲一奠尹公之靈！因家人勸阻乃罷。兩月後，宏謀病逝於韓庄舟次。

尹繼善有子十人，多以文學見長。幼子慶蘭嘗作《螢窗異聞》，仿聊齋而不俗繁，頗為時人稱道。第四子慶桂於乾隆二十年以蔭生授戶部員外郎，三十五年任正白旗滿洲副都統，次年入值軍機處，嘉慶四年（1799）官至文淵閣大學士，總理刑部事務，賞海淀寓園。九年，慶桂七旬，嘉慶特賜詩褒獎，中云：“名重三朝三相國，勛隆一代一賢臣”，充分肯定了尹氏祖孫三代的貢獻。在中國歷史上，祖孫三代連任“宰輔”並不多見，故清人對尹繼善一家稱羨不已，連昭槤也說：尹泰、繼善、慶桂“三代持衡，為昇平良佐，實古今所未見也”，而就其家道興隆之原因，尹繼善顯然起到了關鍵的作用。然慶桂之時的尹氏畢竟不能和繼善在日相比。尹繼善“性不愛錢”，而“應酬浩大”，故身無積蓄。去世后，公子十人共分遺資，每人所得無幾。官至相位的慶佳家道稍好，但也“不事生產”，難稱富足。至若官品低微的諸兄弟則往往捉襟見肘，貧者“不得不靠典當度日”，“常因衣冠不周，不能當差”，慶蘭為此感慨不已：“悉添雙鬢雪，怕億少年時。”

及慶桂死後，子孫更多屬平庸，竟未有能躍躍興起者，“不二十年，式微已甚，睹之慘然”。繼善生前嘗云：若辦賑有弊，百姓不沾實惠，子孫將求為餓殍而不可得。觀其為政，“不侵官，不矯俗，不畜怨，不通苞苴，”慷慨養士，死後子孫卻仍難免饑寒之慮，若其地下有知，當作如何浩嘆？

在十八世紀清朝封疆大吏中，尹繼善無疑是最引人注目的歷史人物之一，其一生凡一督雲貴，兩任總河，三督川陝，四督兩江，既曾操勞于軍營，也曾奔波於河上，既有平步青雲之喜，亦有“汗流俠背”之懼，故及其老矣，何止僅有“閱歷天涯遍”之浩嘆！然而，今天談論尹繼善其人，最重要的還不是因其閱歷繁複，而是因為他系雍乾之際官僚中頗具影響力的領袖人物，即乾隆也每每以督撫“趨而效之”，入於“尹繼善一派”為辭，故從探尋其政事為人、志趣愛好入手，人們有可能窺測到當時官僚士大夫之一般風貌，進而對其所屬時代做出更加準確的判斷。大凡論史當以窮源為先，欲論尹繼善，自當從其家世以及為清人稱羨不已的獲寵異數開始。

《清史稿·尹繼善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