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鏡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鏡以監生的身份被被授為為福建長樂縣縣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任山西寧鄉縣知縣。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升任直隸易州知州。

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內遷為吏部員外郎。至此，田文鏡已經歷任州縣官二十餘年，積累了相當豐富的基層行政工作經驗，而其本人此時也已經四十五歲，步入了中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遷刑部郎中。

康熙五十一年（1712）改授監察御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命田文鏡去巡視長蘆的鹽政，田文鏡上疏說：“長蘆的鹽引（鹽鈔）缺額五萬七千餘，商人應該恢復原先的賦稅，增收到原來應該收的數量。並且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開始實行，在長清等縣運行。”朝廷下旨說：“增加徵收雖然可以增加賦稅收入，但是恐怕傷害了商人啊。”於是將這個建議在九卿之中議論。山東巡撫定議具題，如所請行。

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田文鏡就被提拔為內閣侍讀學士。康熙帝辭世的時候，田文鏡已經是六十一歲，所任不過是州縣官、郎官而已。

雍正帝的即位為田文鏡帶來了升遷契機。雍正帝即位后，田文鏡深受雍正帝的重用。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命田文鏡祭告華山。同年山西發生了災害，年羹堯上疏給雍正帝，請求朝廷賑災。雍正帝詢問山西巡撫德音山西受災的情況，德音回復山西沒有災害。等到田文鏡回到京城之後，進宮覲見雍正帝，毫無保留地說出了山西受災的情況。雍正帝嘉獎他直言無隱，令田文鏡前去山西負責賑災，即命他署理山西布政使。田文鏡素來就有為官之才，到了山西之後釐清了長期積累下的公務，剔除了原有的痼疾，使得山西吏治為之一新。自此受到了雍正帝的賞識，田文鏡開始成為雍正帝的心腹重臣。

雍正二年（1724年）田文鏡調任河南，很快雍正帝就命他暫管河南巡撫之職。田文鏡上任不久就上疏請求將陳、許、禹、鄭、陝、光六州升為省直隸州，不久雍正帝實授他為河南巡撫。田文鏡在河南以嚴厲刻深的風格治理當地，專理河南諸州縣清查虧空賦稅的事務，並且開闢荒田，手段嚴厲並且要求迅速解決。

雍正四年（1726年）發生了田文鏡與李紱互參案。李紱自廣西巡撫任上被召回授為直隸總督，回京的時候經過河南首府開封，田文鏡出城相迎。李紱責備田文鏡肆意蹂躪讀書人的尊嚴，田文鏡將此事密奏給雍正帝，並說李紱與被彈劾的黃振國為同榜進士，他這是為黃振國挾私報復。李紱入宮見雍正帝，說黃振國、汪諴、邵言綸這些人都是被田文鏡冤枉的，知縣張球為官行為非常惡劣，對此田文鏡反而不去彈劾。雍正帝先聽了田文鏡的奏疏，對此沒有過問。雍正帝聽了李紱的話之後先將張球以盜案而論罪，田文鏡也因此而遭彈劾。同年冬天，御史謝濟世彈劾田文鏡結黨營私有負聖恩、並且貪虐不法，一共有十大罪狀，並且言語涉及到被田文鏡彈劾的黃振國、邵言綸、汪諴，還有包庇張球罪狀的事，與之前李紱說的不謀而合。雍正帝聽了之後以為謝濟世與李紱結黨，有意傾向于田文鏡，下詔嚴厲斥責謝濟世等，剝奪了謝濟世的官職，發配到軍中，黃振國、汪諴被處死，邵言綸被發配邊境。黃振國本來是蔡珽的下屬官吏，被罷官之後因為蔡珽的舉薦而被再次啟用。蔡珽獲罪之後，雍正帝更加責備李紱、蔡珽、謝濟世等人結黨營私，干擾國政，並且誣陷大臣，下令斬黃振國。彈劾案件結束之後，田文鏡上疏請求將河南的丁銀均入地糧，紳衿富戶與平民百姓一律平等，都繳納賦稅，並且想從雍正五年開始實行，各部商議之後聽取了該建議。

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鏡上疏說黃河水漲嚴重，河堤非常不牢固。最好是徵集民力進行搶修，每年夏至之後，距離河堤一二里以內的村莊按照戶口數出丁做工，修完之後就遣散。如果不能估計竣工日期的時候，就按照人數發放糧食。不久田文鏡就被授為河南總督，加兵部尚書。田文鏡本來屬於漢軍正藍旗，清廷命將其抬入正黃旗。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褒獎田文鏡為官公正廉明，特將其授為河南山東總督，並且此官職是為田文鏡專門設置的，不為定例。田文鏡上疏說：“山東、河南兩省交界的地方容易藏匿盜匪，緝捕的差役越界的時候，盜匪容易劫走犯人，多次因為這種事導致鬧出人命，對方省份還為這種事情而推脫庇護。請求以後可以越界稽查盜賊，如果他省有包庇這件事的，允許本省的督撫移送咨文參與審理。”雍正帝聽從了他的建議。

田文鏡早先因為河南的漕船在衛輝附近停船接受票據，途經直隸大名下屬的浚、滑、內黃三縣的時候，因為是外省不聽從調度。所以請求將此三縣劃歸河南。之後，又依照河南徵發漕銀的舊例，在河北三府發運田稅，后又怕徵收課稅會增加當地人民的負擔。請求將儀封、考城及新劃歸河南的浚、滑、內黃等五個縣增加課稅。距水次最遠的靈寶、閿鄉二縣，將上交的米數減少一半，減少的部分由五縣多徵收。南陽、汝寧諸府，光、汝諸州，永寧、嵩、盧氏諸縣，都因為路途遙遠而停止運輸課稅，讓五縣協調運輸，按道路的遠近，一石多加五分至二錢三分不等。田文鏡又上疏雍正帝說：“山東的倉庫虧空嚴重，大多都是挪新掩舊。請求按照河南的情況徵收，知府、直隸州有離任的，所轄州縣的倉庫，就讓接任的官員繼續稽察，如果官員有虧空，就先償還一半，方得赴新任。道員離任，所轄府、直隸州的倉庫也像這一樣。”又上疏說：“山東的錢糧虧空多年下來有二百餘萬，雍正六年應該上交的錢糧，還不及一半，由於徵收的火耗太重，官員的私派又太多，所以請敕令山東巡撫、布政使協同臣清察虧空，這樣大約要用半年才可以徹底清查。”他所提出的建議雍正帝均同意實施。

雍正七年（1729年），田文鏡請求朝廷設立青州滿洲駐防兵，屯駐在府北東陽城址，清廷下議政王大臣商議。不久加封為太子太保。他又上疏請求將山東高唐、濮州、東平、莒州四州升為直隸州，將濟寧由直隸州降為隸屬於兗州府。很快雍正帝命他兼任北河總督。這一年山東發生水災，河南也發生了水患，雍正帝下令蠲免兩地錢糧。田文鏡上奏河南被水淹沒的州縣，糧食收成雖然不等，但是還沒有發展成災害，士民踴躍繳納賦稅，雍正帝特恩蠲免兩地錢糧，請求仍然按照原來的數額完成收稅。朝廷商議之後同意了田文鏡的請求，雍正帝仍命田文鏡仔細盤查虧欠的稅銀。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下詔說：“去年山東發生水患，河南也有數縣被水患所害，朕料定田文鏡自己能夠料理這件事，所以沒有另派官員進行賑濟。最近聽說祥符、封丘等州縣民竟然出現賣兒女的現象。田文鏡年老多病，被下屬的官員蒙蔽，不能有效地治理安撫地方，而如果禁止他們賣兒女，是絕其生路啊。為民父母的官員忍心斷絕他們的生路嗎？”並令侍郎王國棟前去河南進行賑濟。田文鏡以病乞休，雍正帝命他回京師。病癒逅，仍命他回任河南。

雍正十年（1732年），他再次因病而上疏請求退休，雍正帝准許了他。不久田文鏡就逝世了，雍正帝賜葬泰陵附近，謚號端肅。命河南省城為其設立專祠。又因為河道總督王士俊上疏請求，將其入祀河南賢良祠。后陰差陽錯，在乾隆中後期其墓被當地守陵大臣夷平。

乾隆帝即位，尚書史貽直奏言王士俊監督河南開墾，開捐輸，造成怨聲載道的局面。乾隆帝下諭說：“河南自從田文鏡上任督撫以來，嚴格治理，他的下屬官吏竟然剝削民眾，致使河南人民深受其困。前年田文鏡隱匿河南災情不報，百姓流離失所，幸虧先帝愛民，派遣官員前去賑撫，才保證河南的安定，這件事天下人盡皆知。”並解除了王士俊的官位。

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撫雅爾圖上奏河南的民眾都怨恨田文鏡，不當將其供入河南賢良祠。乾隆帝下詔說：“鄂爾泰、田文鏡、李衛都是先帝的重臣，其實田文鏡不及李衛，李衛又不及鄂爾泰，而他們三人素來不曾謀合。所以不能翻出前案。”將田文鏡撤出賢良祠的奏疏被退回。

康熙末年，黃河幾次泛濫，大量農田被毀，加之不法官紳為害，盜賊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聲載道，官府檔案管理混亂，各種案件堆積如山.

雍正二年（1724年）調任河南布政使，很快升河南巡撫、總督。任內，以凡事“悉秉至公，無人不可以共事”為準則，大刀闊斧，“清理積牘，剔除宿弊，吏治為之一新。”所說積牘，即常年積壓，得不到處理的文件、檔案；所說宿弊，即官員多年的陋規、科派虧空、州縣的逃稅、隱匿土地等。由於這兩項工作幹得出色，所以才出現了“吏治為之一新”的局面。

雍正初年，雍正帝就派田文鏡清查虧空，在河南清理積欠時，他採取在山西實行過的"審追之法"，把已經查出虧欠錢糧的各官員彙集到開封，逐一嚴審，查明其在任所和原籍的財產，然後委員前往清查核實，令其變賣賠補。對於已經離任人員的虧空，也要追查到底。田文鏡在河南雷厲風行的整頓立見成效，雍正二年（1724年）即補足了布政司庫的虧空，使河南財政根本好轉。

田文鏡任河南布政使之後，協同巡撫石文焯按照比例將河南各地的火耗降低。耗羨的數額根據各州縣的田賦銀確定。為防止地方官吏私加火耗，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田文鏡嚴飭司道府州官員，在徵收錢糧過程中，將收糧銀櫃加固封條，委派專員“公同面拆，立刻發匠傾熔，正、耗兩項分數解司，不得存留絲毫。”

關於耗羨的使用，田文鏡規定各州縣所需養廉銀必須報布政司批准後方可動用，其餘一律上繳布政司庫，雍正三年（1725年）具體公布各級養廉銀數目。耗羨歸公實施養廉銀制度之後，官員和百姓之間上下各足，彼此相安。規禮被全部廢除，實施普遍，範圍極廣，官員直接受惠，百姓得免加派，大大減輕了百姓的負擔。

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全省推行攤丁入地。田文鏡制訂，河南的“攤丁入地”是以州縣為單位，分別進行勻攤。具體的科則是：“每地賦銀一兩，合攤丁銀一分一厘七毫六絲至二錢七厘二絲零不等。”由於河南省的新墾田地是實行隨年升科的辦法，所以新墾田地的丁銀也隨年勻攤。關於閏銀的徵收，也各照舊定慣例，凡原來派征閏銀的，“攤丁入地”后仍保留閏銀，否則不另行加派。比如安陽縣，按丁征銀時規定徵收閏銀，“攤丁入地”后，除“按每折色糧銀一兩，該攤派丁銀五分三厘七毫四絲（零），”又“遇閏每兩該攤派丁銀五分二厘八毫（零）”。從河南各州縣的地方志記載中，不征閏銀的佔多數，徵收閏銀的相對要少得多了。田文鏡在河南推行攤丁入地，減少了無地少地下層人民的負擔，一定程度上改變了河南賦稅不均的狀況，同時保證了賦稅的徵收。

總價：田文鏡政事幹練，以鐵腕聞名，結合清官與酷吏於一身。治理地方期間，治盜極嚴，轄境幾乎無盜賊，同時督責諸州縣清理賦收，開闢荒田，限期極嚴。

《清史稿》：“（李）衛、文鏡受上眷最厚，衛以敏集事，文鏡以驕府怨；然當時謂衛、文鏡所部無盜賊，斯亦甚難能矣。”

《清代通史》：中雖然也認為田文鏡“為政苛細，居心忮刻”、“嚴酷武健，勤求苛刻”，但還是肯定了其實心任事，吏治整肅的一面，承認在其治下“境無賊寇。道不拾遺，抑富豪而安賤民，禁衿紳苛虐佃戶，皆善政也。”

《永憲錄》：文鏡奉天正黃旗人，以苛刻繩諸員。

尹繼善：“李衛，臣學其勇，不學其粗；田文鏡，臣學其勤，不學其刻；鄂爾泰，宜學處多，然臣亦不學其愎。”

雍正帝：①“忠誠體國，公正廉明。”②“老成歷練，才守兼優，自簡任督撫以來，府庫不虧，倉儲充足，察吏安民，懲貪除弊，殫竭心智，不辭勞苦，不避嫌怨，庶務俱舉，四境肅然。”

田文鏡自評：鞠躬盡瘁，愈加奮勉，雖任怨任過，刀具在前有所不避。

孫蘭芬：（到任河南以後）宣示聖天子德化而開誠布公，殫思竭慮。……為國計酌盈處之劑，為小民謀樂利之方，為屬吏樹表率…不市恩、不避怨，不邀名譽、不拂輿情、不惑於疑似，不屈於阻撓、不固執於盈庭之眾、不拘泥與已定之成規。（河南）大綱畢舉，庶務咸修，百度維新。

費金吾：田文鏡為政剛方，不為姑息以干寬厚之名，至於禁科派以紓民力，鋤強橫以安善良，游惰是懲，奢侈必警，使民俗日趨勤儉。

乾隆帝：①河南地方，自田文鏡為巡撫、總督以來，苛刻搜求，以嚴厲相尚，而屬員又復承其意旨，剝削成風，豫民重受其困。②鄂爾泰、李衛、田文鏡皆皇考所最稱許者，其實文鏡不及衛，衛又不及鄂爾泰。

雅爾圖：文鏡在豫，百姓至今怨恨。

錢宗范：雖有苛索嚴苛之弊，但在封建時代，有這樣一個辦事踏實勤勉、不避親貴、嫌怨的大吏，也很可貴的了。

雍正五年（1727年），當田文鏡在河南發現貢院問題后，河南官員紛紛建言：您來河南六年了，“事無巨細，有未便者即請諸朝”，不知理順了多少事。貢院是“掄才（選拔人才）重地”，“非擇善而遷焉不可”。有了輿論支持，田文鏡即著手選擇貢院新址。不久，他的目光投向了開封城東北角、鐵塔南邊的一塊空地。

田文鏡看中開封城東北角，大約有接續前代文脈之意。古代建書院、貢院，都很注重選址，選擇具有自然靈性的地方，田文鏡也很深信此道，他請術士前來察看，術士們說得玄乎：此地“是為辛亥之龍”，居奎宿和璧宿之間，“紫薇垣在乾，文昌宮在巽，且鐵塔正當天祿，而魁閣恰在離明，洵稱吉地。”田文鏡雖以苛刻聞名，但辦事其實很有章法。貢院遷址這樣的大事，本來可能有各種阻力，在決意興建新貢院后，他先贏得輿論支持，再為新址造勢。化解各種阻力於無形。那塊近兩百畝的空地，當時其主人只叫價一百多兩銀子，田文鏡二話不說，“如數許之”。

田文鏡指派開封府、彰德府、祥符縣、杞縣等衙門共同負責，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開工建設，第二年五月順利完工。新貢院號舍增至9000間，新建執事樓75間，整個建築群“規制深嚴，棟宇華麗，更非昔比”，用田文鏡的話說，“不數月間，將積年所苦，舉而易之”，再無積水之患，“豈非快事？！”

田文鏡辦事認真，鐵面無私，事無巨細均親力親為，為官也很清廉，做了近十年的封疆大吏家境卻還是極為貧寒，子女親屬也沒有從他身上借到什麼光，幾乎清一色都是布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