鹽引

鹽引是歷史最為悠久的“複雜貨幣”，它一身兼具“債”與“倉單”的所有性質與相關的“交易”特徵。

鹽引有價，因為鹽業的買賣與運輸，都不能沒有鹽引。

鹽引的用法關鍵在於如果商戶合法販鹽，就必須先向官府購得鹽引。每“引”一號，分前後兩卷，蓋印后從中間分成兩份，后卷給商人的，稱為“引紙”，前卷存根稱為“引根”。

鹽業專賣就是國家實行壟斷經營。這種做法始於春秋時的齊國，始推行者是管仲，但到秦朝和西漢初年，鹽業專賣實際上是廢除了。漢武帝想增強國力征服匈奴，於是採用大鹽商東郭威陽的意見，從元狩四年（公元前118年）起在全國實行鹽業官賣制度。在產鹽的28郡和36縣設置鹽官（均由原來的鹽商擔任），招募百姓由政府提供“牢盆”（煎鹽之鍋）等工具製鹽，成品鹽由政府定價收購、設官販運，實行專賣。

唐肅宗寶應六年，鹽業進行了“改革”，政府把生產和零售權都交給商人，政府只控制批發這一環節。

宋代之後又逐漸形成了“鹽引制”，即商人花錢購買鹽引。

明代，由於邊關缺糧，執行“開中法--鹽引代幣”∶鹽商們需要送運糧食到邊關，再從各個封疆大吏的手中換取他們手中的鹽引。

清代，鹽業成了民營產業，廢除了銷售地界的限制，招販行票，只要想販鹽，就可以到鹽局納課，買鹽領票，朝廷只掌握鹽引的發布量，變相的打破大鹽商的壟斷。鹽商們想要做合法買賣，就必須購買鹽引，小販們想分一杯羹，就必須納稅。

事實上，不同朝代鹽引的“引法”並不完全相同，由此形成了財富的集中或者分散。

按明代的“綱鹽制”，持有鹽引的商人按地區分為10個綱，每綱鹽引為20萬引，每引折鹽300斤，或銀六錢四厘，稱為“窩本”，另稅銀三兩，公使(運輸)銀三兩。以“聖德超千古，皇風廓九圍”命名，未入綱者，無權經營鹽業。《明史·鹽政議》指出，當時的鹽業內資本非常集中，“在廣陵者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這還不算“私鹽”的交易額。

要知道，明王朝每年全國的稅收總額平均不過“一千萬兩”。鹽引“一本萬利”的重要作用可見一斑。

明朝時期，如果想要合法販鹽，商人必須先向政府取得鹽引。商人憑鹽引到鹽場支鹽，又到指定銷鹽區賣鹽。

鹽引引來商屯的明代開中法。

明代鼓勵商人輸運糧食到邊塞換取鹽引，給予販鹽專利的制度。又稱開中。開中之制系沿襲宋、元制度，但明代多於邊地開中，以吸引商人運糧到邊防，充實邊境軍糧儲備。

洪武四年(1371)制定中鹽例，根據里程遠近，一至五石糧食可向政府換取一小引(二百斤)鹽引。此例以後隨形勢變化、米價高低而不斷有所變動。開中法大致分為報中、守支、市易三步。報中是鹽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向政府換取鹽引；守支是鹽商換取鹽引后，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守候支鹽；市易是鹽商把得到的鹽運到指定的地區銷售。鹽商們因為長途運輸糧食的耗費巨大，曾在各邊雇傭勞動力開墾田地，生產糧食，就地入倉換取鹽引，便於更多地獲利。因這種形式的屯田是由商人經營的，故又稱商屯。

明初商屯東到遼東，北到宣大，西到甘肅，南到交址，各處都有，其興盛對邊防軍糧儲備以及開發邊疆地區有一定作用。根據明朝政府的需要，除用糧米換取鹽引之外，有時也可用布絹、銀錢、馬匹等換取，但以糧換取是主要形式。

憲宗成化年間停止各邊開中法，令鹽商於戶部、運司納糧換取鹽引。當時，隨著統治階級的日益腐敗，皇室、宦官、貴族、官僚們見持有鹽引有利可圖，紛紛奏討鹽引，轉賣於鹽商，從中牟利。這一現象被稱為“占窩”。這種現象愈演愈烈，破壞了開中制度，也嚴重影響了大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改革鹽法以彌補國家的財政收入已勢在必行。

孝宗弘治時，葉淇為戶部尚書，改舊製為商人以銀代米，交納於運司，解至太倉，再分給各邊，每引鹽輸銀三四錢不等，致太倉銀多至百餘萬，國家的財政收入驟增。因此邊地鹽商大都舉家內遷，商屯迅速破壞，邊軍糧食儲備也因此大減。明世宗時，楊一清又請召集商人開中，實行商屯。

穆宗隆慶二年(1568)，后經多人奏請，以龐尚鵬為右僉都御史，管理鹽政、屯田，督辦九邊屯務，他與陝西三邊總督王崇古詳細規劃在邊地推行屯田開中，但因此制敗壞日久，已難收得實效。

到了清代，鹽引的地位變得更加重要，是大清政府大肆套財的手段之一。

全國各地的鹽商數不甚數，清王朝的戶部，以大量印鹽引來補充國庫，康熙年間的鹽引泛濫成災，鹽引制曾一度面臨取消的危機。

雍正初，康熙留下了一個爛攤子，國庫空虛，天災不斷，貪官遍地，無論朝廷拔多少款都被地方們瓜分，為了四處賑災籌銀，雍正下令抄了很多官貪的家財，還嚴令禁止戶部“超發”鹽引，進行了多項重大改革，才挽救了所謂的“康乾盛世”。

乾隆登基，雍正打下了紮實雄厚的基礎，使“康乾盛世”在乾隆時期達到了頂峰。其中，鹽引制也扭轉了頹勢，大量的鹽商們捐納賑災，使得國內的災民屢屢得到安撫，這些鹽商們都得到乾隆的嘉獎。

乾隆曾六次下江南，就接見過當時的“八大鹽商”，僅在揚州一地，徽州鹽商的資本就相當於當時國庫存銀的一大半。

鹽商為什麼如此有錢？並不是因為他們壟斷著全國的鹽業市場，而是由於鹽引的存在。

據《清朝野史大觀》:“乾嘉間，揚州鹽商豪侈甲天下，百萬以下者，謂之小商”，百萬家產還是“小商”。

乾隆三十年，乾隆皇帝南巡至揚州，揚州鹽商花幾十萬兩白銀為他修建行宮，又修葺大虹園（今稱瘦西湖），供其玩賞。一日乾隆游湖，曾對“邊上的人”感嘆:“鹽商之財力偉哉！”（《高宗南巡遺事五則》）

可惜的是，時間僅僅過了3年，即乾隆三十三年，新任“鹽政”查賬，發現在他之前的二十年裡，“鹽政”的宮吏們私自“超發”鹽引，從中剋扣、提留“引銀”竟達一千多萬兩。乾隆大怒，許多官吏和徽州大鹽商都被抓捕至北京問罪，其中包括紀曉嵐等知名“要員”(紀因此受到牽連，而被發配新疆)。這就是著名的“兩淮鹽引案”。

“兩淮鹽引案”為“綱鹽鹽引”的沒落埋下了伏筆，但真正的改革是在70年以後，即清道光十二年，清政府為了消除鹽業“引商”們的暴利進而改革《鹽法》，改“綱鹽制”為“票鹽制”，對持有鹽引“窩本”的莊家與大戶課以“重稅”，新式鹽引被稱為“鹽票”，價格隨行就市，以此打破鹽業的壟斷與專營。

票鹽制的利害之處並不是取消了鹽引和引商對鹽引的壟斷，而是取消了行鹽地界，即“引岸”(也稱“赴岸”)限制，“招販行票，在局納課，買鹽領票，直運赴岸，較商運簡捷。不論資本多寡，皆可量力運行，去來自便”。

票鹽制雖然保留了各種鹽引的手續，如“行鹽”等等舊規，但鹽票可以“越界競爭”，“官督商銷” (《清史稿·食貨志》)，該政策實行以後，鹽價“暴跌”，“楚西各岸，鹽價驟賤，民眾為之歡聲雷動。”顯見的效果是“打壓鹽價”，作為“莊家”的大戶鹽商紛紛“崩盤”。

當時各種著作之中都曾記載過此次“鹽改”的台前幕後——“上下揮霍無度，便掠之於民；民變在即，既掠之於商”(梁啟超:《淮鹽平議》)、“由是群(鹽)商大困”、“鹽商頓變貧戶”。

鹽商們交不起朝廷規定的重稅，又沒生意可做，於是家產被“抄”;屋舍園林，一律“罰沒”;家族子孫，流離失所，甚至外出乞討。“金滿箱，銀滿箱，轉眼乞丐人皆謗”(《紅樓夢》語)，正是當時十分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