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
禮節和音樂
禮樂,形式內容包括禮儀、音樂。中國的文化,非常重視禮樂。禮就是指各種禮節規範,樂則包括音樂和舞蹈。禮樂的起源,與人類文明的演進是同步的。“禮樂文化”在中華文明史上,創造了人類的輝煌。雖然現代工商業科技文明過分重視物質利益,使得傳統的“禮樂文化”受到商業世俗文化的衝擊,已失去古典純樸的的本質精神。但是,傳統的“禮樂文化”在今天還是能起到提升人類道德,使人們達到自我完善的作用。
有文字可考的禮樂始自夏商,到周朝初期周公“制禮作樂”形成獨有文化體系,后經孔子和孟子承前啟後,聚合前人的精髓創建以禮樂仁義為核心的儒學文化系統,從而得以傳承發展至今,是中國古代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禮樂文化”,奠定了中國成為“禮樂之邦”,也被稱之為“禮儀之邦”。早在夏商周時期,古代先賢就通過制禮作樂,形成了一套頗為完善的禮樂制度,並推廣為道德倫理上的禮樂教化,用以維護社會秩序上的人倫和諧。禮樂文明在數千年的中華文明發展史上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至今仍有其強大的生命力。
西周時期,周天子分封天下,所分封的諸侯國林立,為維護其以周天子為中心的有秩序的統治。周文王的第四個兒子,周武王之弟——周公旦開始制禮作樂,即周禮。周禮作為各級貴族的政治和生活準則,成為維護宗法制度必不可少的工具。禮樂制度在這一時期,得到非常完善的發展,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調。
東周時期,周王室衰弱,諸侯爭霸,禮壞樂崩,禮樂制度受到嚴重衝擊,進而造成儒家創始人孔子,將致力恢復西周時期的禮樂制度作為了自身的畢生追求。
以周代禮樂為工具來維護周天子的宗法統治,形成了周代特色的禮樂制度、禮樂文化和禮樂文明,對後來歷代中國社會發展都產生重大而深遠的影響。
中華“禮樂文化”的形成背景,是以天地自然的和諧代表“樂”的精神,天地自然的秩序最為基礎的。“和諧”(樂的精神),所以萬物都能化生。“有序”(禮的精神),所以萬物能各具特性。由此可以看出“樂”是形成於“天”的陽剛之氣。而“禮”則是由“地”的陰柔之性所形成。我們從人類的歷史文明的發展來說,不是一開始就是“禮樂”並重,或禮重於樂。而是先有“樂”,然後隨著歷史的發展,逐漸發展為“禮樂”並重。人民所熟知的禮就是周禮,是周公制定的。
禮樂文化,是從祭祀文化發展而來的。“禮”之本義,據許慎《說文解字》:“禮,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從示從豊。”所謂“豊”,乃“行禮之器,從豆,象形。”近人王國維考證,“豊”誠為禮器,然非“從豆”,而是“像二玉在器之形”。古者行禮以玉,《尚書·盤庚》中所謂“具乃貝玉”說的就是以玉禮神。從甲骨卜辭中“圍”(即“豊”)字的結構上看,是在一個器皿里盛二玉以奉事於神。王氏據之得出結論:盛玉以奉神人謂之圍若豊,推之而奉神人之酒醴亦謂之醴,又推之而奉神人之事通謂之禮。因此“禮”之本義乃指祭神之器,而後引用為祭神的宗教儀式,再而後才泛指人類社會日常生活中的各種行為儀式。至於其淵源,都歸屬於上古祭祀文化。
《易經·豫卦》: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上帝,以配祖考。《禮記·樂記》稱:禮樂順天地之誠,達神明之德,隆興上下之神。又說:“樂者敦和,率神而從天;禮者辨宜,居鬼而從地。故聖人作和應天,作禮以配地。”
《禮記祭統》說:“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急於祭。”梁啟超《志三代宗教禮學》曾據之發揮道:禮也者,人類一切行為之規範也。有人所以成人之禮,若冠禮是;有人與人相接之禮,若士相見禮是;有人對於宗族家族之禮,若昏禮喪禮是;有宗族與宗族間相接之禮,若鄉射飲酒諸禮是;有國與國相接之禮,若朝聘燕享諸禮是;有人與神與天相接之禮,則祭禮是。故曰:“禮所以承天道以冶人情也。”到了周朝,歷代君主都很重視樂舞修養,並制定了禮樂制度。周王室及貴族子弟從13歲開始,要逐漸學習掌握各種禮儀樂舞,20歲左右要全面掌握《六代舞》和《六小舞》。在貴族階層,樂舞修養操持是生活的一部份。《六代舞》的實施,是要達到治國安民的目的,通過樂舞促使人們完善內在修養,並自覺遵守社會秩序,進而達到整個社會安定。
清華大學彭林教授認為,道德的培養主要是經由對情感的“禮樂教化”,而非理性的認知訓練,這一點應是中華文明不同於西方文明的重要方面。他認為“禮是從人的情感出發來制定的,但禮又是以修正人的情感為目標的”,“樂是人類發自內心的情感之聲”。彭教授認為“禮的傳授,一定要把人文精神作為重心”,其中關鍵又有兩點:“第一,‘德’是禮的靈魂。”“第二,‘敬’是禮的核心。”
孔子反覆強調“禮、樂”的重要性,認為一個國家興衰的重要標誌在於“禮、樂”。首先在大的方面,如治國安邦。孔子認為:一個國家要想和諧、穩固,必合乎禮、正乎樂。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禮在這裡,是作為治國的一個基本要素來提出的。
禮樂於小處看,則在於“博學於文,約之以禮”,陶冶人的境界、情操,使人眼界豁達、心胸開朗,同時也知道該如何規範自己的行為。也就是“恭近於禮,遠恥辱也”,知道什麼該作,什麼不該作。“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因此,“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禮在孔子的設想中,無疑是能夠使社會和諧的一個重要途徑。又稱,“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這應該說,也確實是頗有道理的。譬如雖然讀書雖有可能讓人變的更加精明、賦予機謀,但總的來說,還更主要還是使人更加知禮,重仁義道德、溫文爾雅、謙恭禮讓。
歷來聰明的君主和國家領導人,都沿襲以禮樂的精神內涵來治理國家。有個故事,說的是晏子諫齊景公重視禮的。一次,齊景公舉行酒宴,飲到高興處,對大臣們說:“各位痛快地飲酒,不要拘束君臣禮節!”晏子對齊景公說:“國君的話不妥!禽獸都是以雄健有力者為首,弱肉強食。大臣們如果拋棄禮節,就有更換國君的危險。”景公聽了,很不高興的背過身子。過了一會,景公出去了。回來后,晏子坐著也不起立;君臣碰杯,晏子先飲。景公很生氣,對晏子說:“剛才你不是還教訓我人不可沒有禮節嗎?你的禮節哪兒去了?”晏子離開座席,向景公拜了再拜,恭敬地說:“我哪裡敢這樣呢?之所以這樣做,是想讓國君了解沒有禮節的實際情形啊。”景公聽了,說:“看來是我的錯啊!”此後,景公完善禮制,精心治國,官員守禮,百姓肅然。
現代的商業科技文明,由於太重視物質利益,使中華文明流傳幾千年的“禮樂精神文化”面臨被拋棄的危機。隨著人類道德的下滑,“禮教”和“樂教”也逐漸衰退。由於市場化的“藝術的文化活動”,缺乏它應有的,深刻的宗教、道德的精神內涵,只成為社會的裝飾,缺乏深刻的文化精神內涵,從而失去了“真”和“善”,於是乎變成了一種所謂帶引號的“理想”。
古人講的“文以載道”,對於現代文化藝術也是一樣。屬於精神層面的倫理道德規範,往往是抽像的。而文化,則可以通過具體事例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比如:唐太宗仁德佈於四海,讓人知道什麼是“仁”。人們談到“孝”,自然會想到帝舜的“仁愛孝悌”、花木蘭的替父從軍;韓信的“胯下之辱”,使人們知道什麼是寬容忍讓;談起“忠”會自然想到岳飛的“精忠報國”……中華傳統文化的理念,都是通過這些具體的人物、事件,通過那些膾炙人口的故事演繹和體現出來的,並通過小說、戲曲、舞蹈等文藝形式流傳開來,並一代代傳下去。
禮儀和音樂。古代帝王常用興禮樂為手段,以求達到尊卑有序遠近和合的統治目的。更引申為一個國家一段時間的社會習俗、典章制度與國民精神。
1.《禮記·樂記》:“樂也者,情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統同,禮辨異。禮樂之說,管乎人情矣。”孔穎達疏:“樂主和同,則遠近皆合;禮主恭敬,則貴賤有序。”
2.《史記·孝武本紀》:“維德菲薄,不明於禮樂。”
3.《史記·封禪書》:“自周克殷后十四世,世益衰,禮樂廢,諸侯恣行,而幽王為犬戎所敗,周東徙雒邑。”
4.《呂氏春秋·孟夏》:“乃命樂師習合禮樂。”高誘註:“禮所以經國家,定社稷,利人民;樂所以移風易俗,盪人之邪,存人之正性。”
5.唐 杜甫《秋野》詩之三:“禮樂攻吾短,山林引興長。”
6.《逸周書·本典》:“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政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7.清·朱彝尊《文水縣卜子祠堂記》:“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
禮樂也是一個地方名字,位於江門市的一個小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