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典文獻學

文獻一詞最早見於《論語·八佾九》：“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徵訓證）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鄭玄和朱熹解釋“文”為“文章（典籍）”，“獻”為“賢”或“賢才”。元初史學家馬端臨作《文獻通考》，取“文獻”一詞作為書名，他在本書自序中說：“凡敘事，則本只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采而錄之，所謂獻也。”稍後，元代大詩人楊維恢《送僧歸日本詩》：“我欲東夷訪文獻，歸來中土校全經”，所指的“文獻”似乎已專指書籍資料了。

這門學問開創於西漢末年的劉向、劉歆父子。劉氏父子整理群書，廣泛搜集各種本子，把同一種書的不同的本子進行校讎，繕寫出比較完備的本子，同時撰寫敘錄，也就是撰寫提要，然後編纂出所有書籍的分類目錄，以揭示學術源流，並供查考之用。劉氏父子所做的工作，就是古典文獻學最基礎的研究工作。後人用廣義的“校讎學”來闡釋劉氏父子所開創的學問，也就是將目錄、版本、校讎三者統統塞進“校讎學”的大口袋中。於是，校讎學就幾乎成了古典文獻學的別名。

中國古典文獻學有廣義狹義之分，狹義的古文獻學即目錄、版本、校勘。廣義的文獻學則包括辨偽、輯佚、考證、小學等多方面。我國古典文獻學的教學工作是從上世紀五十年代末開始，由魏建功、張舜徽等老一輩文獻學工作者倡導在北京大學開設的。中國古典文獻學作為國學的基礎，甚至與國學之間有著直系親屬的關係，隨著國學的雄起，古典文獻學也受到了人們的重視。

中國古代書寫載體（材料、質地），也有一個漫長的發展過程。與世界各地相比，有異有同。根據現存的文獻，在紙質文獻之前，文獻的書寫載體有：甲骨、金石、簡牘、縑帛等，並由此產生了甲骨學、金石學、簡牘學、縑帛學。記錄文獻的載體，按著與之相應得記錄方法可分為四大類型：刻鑄型（甲骨、金石），書寫型（簡牘、縑帛），書寫兼印刷型（紙），感應型（膠片、磁帶、光碟資料庫）。從文獻的編纂形式上說，古典文獻的題材至少可以分為文書、檔案、總集、別集、類書、政書、表譜、圖錄、叢書、方誌等十多類。

文書是指古代盟約、公文、契約、書札、案牘以及詔誥、奏議、文告、訴狀等，如侯馬盟書、敦煌文書、吐魯番文書、徽州文書。

檔案經過立卷歸檔集中保管起來的，具有查考、使用價值的各種文件材料，稱為檔案。

中國檔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陽出土的甲骨卜辭，就“屬於王室的文書記錄，是殷代的王家檔案”（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第46頁）。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銅器銘文，所記有冊命、賞賜、志功、征伐、訴訟等各個方面的大事活動，自然也是具有檔案性質的。中國現存的檔案實物以明、清檔案所存為最多，大約還有一千多萬件（冊），主要保存在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

檔案是人們在各項社會活動中自然產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記錄，從未經過修改和加工，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歷史原貌。檔案與圖書不同。由於檔案具有這樣的原始性和客觀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實可靠。

總集彙集多個作者的單篇詩文為一書，稱為總集，它是與別集相對而言的。

總集這種體裁的產生，則首推晉摯虞的《文章流別集》。《晉書·摯虞傳》：摯虞“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日《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重”。可惜《文章流別集》今已亡佚。所以，今天所能見到的現存最早的總集，應是南朝梁蕭統所編的《文選》。

別集指彙集某個作者所著多種文體作品為一書的文獻著作，與“總集”相對而言。

“別集”這個詞出現大約有2000年的歷史，早在東漢就出現了，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別集開始盛行，並有了很大的發展，到唐宋以後就更加繁榮，出版的別集相當之多。

類書是我國古代采輯或雜抄各種古籍的有關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整理，編排列於從屬類目之下，以供人們查閱的工具書。

類書，“以雜見稱”為其特點。所收內容往往是上至天文，下至地理，旁及社會生活、科學技術、文化知識，舉凡人間的學問，世上的知識，以類相從，無所不收，是具有百科全書性質的古典文獻。

政書是輯錄文獻中的典章制資料，分門別類地加以編排和敘述，以便查考的工具書。簡言之，政書就是專門記載歷代或一代典章制度的專書。涉及的內容範圍很廣，政治制度、經濟制度、文化制度以及天文、地理、文學、藝術都包羅在內。最早創製政書這種體裁的是唐代的劉秩,他收錄了大量典章制度資料，編成《政典》，該書於唐玄宗開元(713～741年)末編成。

政書按其收錄典章制度的時代範圍，可分為兩大類，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通古今”的，即所謂“九通”十通”。

一類是斷代性質的，即所謂“會要”和“會典”。

叢書又稱叢刻，叢刊，叢編，匯刻，合刻，是編輯根據一定的目的，匯刻有關的著作並冠以總名的一種著作集。叢書所收的著作，多的有幾千種，少的只有寥寥數種。對叢書來說，這些被收入的著作，稱為叢書的子目。

以“叢書”命名的圖書，最早的是唐朝陸龜蒙的《笠澤從書》，但該書不是匯刻群書的叢書。只是作者的詩賦雜文集。真正的匯刻叢書始於五代馮道倡議校刻的《九經》（又稱《監本九經》），這是類編叢書。彙編叢書，一般變為以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俞鼎孫、俞經輯抄的《儒學警語》為最早。該書彙輯了有關“舉子之事業，人事之勸懲”的七種著作，是中國第一部綜合性的叢書。

叢書種類很多，大體上可以分為綜合性和專科性兩大類.《中國叢書綜錄》分為“彙編”和“類編”。“彙編”下分雜纂、輯佚、郡邑、獨撰五目,“類編”下分經、史、子、集四目。

筆記指中國古代著作者隨記錄的短篇文獻，並將這些短篇文獻彙集成冊出版的圖書，也叫筆談，或隨筆。筆記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包括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對於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筆記起始於先秦，魏晉南北朝有了較大的發展，當時的志怪體筆記較多，例如晉代張華的《博物志》和干寶的《搜神記》。南朝的劉義慶所著的《世說新語》，是魏晉南北朝時期軼事筆記的代表作。到了唐朝，筆記便“演志怪為傳奇，變軼事為雜錄”，例如《酉陽雜俎》。宋元以後，筆記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數量猛增，題材擴大。

表譜指按照事物類別或系統編製的反映時間和歷史概念的表冊性參考工具書、是歷表、年表等歷史表譜的總稱。表譜能幫助人們考查和換算不同曆法，年，月，日，能使讀者系統地了解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發展和演變的情況，有助於對中外歷史進行橫向比較研究。

表譜分為年表和表譜兩種。

地方志是指記述某一個行政區域的自然和社會各方面情況的圖書，也稱方誌。這種書的內容非常廣泛，一般包括行政建制、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名勝、資源、物產、天文、氣候、災害、人物、文化、教育、科技、體育、民族、民俗等各個方面，反映了不同階段的社會歷史生活狀況和政治、經濟、文化、科學技術等的發展狀況，對於中國的經濟、文化、科技建設和學術研究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參考作用。

中國的地方志最早起源於春秋戰國時期。根據《周禮·春官》一書記載，周代曾經設有“外史”這一職務，負責“掌四方之志”。方誌導源於我國古代記載地理知識的《山海經》和《尚書·禹貢》等。

1、書名與作者

①古書多無書名

古人著書，或敘事抒情，或論辯說理，都是動情於中，而形於言，往往是先寫作而後命題，並不是先命題而後寫作。據《史記·酈生陸賈列傳》記載，漢高祖劉邦初定天下，曾指示陸賈為他寫一部歷史故事書，陸賈寫了二十篇，劉邦看了很高興，認為書中故事都是聞所未聞的新鮮話，所以起名為《新語》。由此可知，陸賈在寫作前並未擬定書名。

古書不題書名，是常有的。現在所知的古書之名，大多數是後人追加的。②關於古書的命名：

以著作開頭二字為書名者。如漢代史游所著識字課本《急就篇》，開篇云：“急就奇觚與眾異，羅列諸物名姓字，分別部居不雜廁。”就是用“急就”二字作為書名。

公羊傳校本

以作者姓氏或稱號為書名者。如春秋三傳：《左氏傳》，左丘明撰；《公羊傳》，公羊高撰；《穀梁傳》，穀梁喜撰。以概括內容命名者。如春秋時魯國史書稱《春秋》，就是以一年四季的春秋二字來概括一年，用以表示為一種按年紀事的編年史。

以寓意命名者。如韓非子的《五蠹》、《孤憤》、《說難》等篇，屈原的《離騷》。

先秦典籍，往往不提作者姓名，一部《詩經》，三百餘篇中除極少數可以考見作者姓名外，絕大部分是無名氏的作品。先秦諸子著作，題為某子，但並非他們自己的手筆，不少是出於門生、弟子、賓客及其子孫後代之手。

漢代以後，典籍作者署名逐漸增多，而標法不一，或標姓名，或標字型大小，或名號同時標出，或用自號而不用名，或帶作者籍貫、官銜職務等等，如南宋詞人張炎，號玉田，原籍天水，他的詞集《山中白雲》題為“西秦（指天水）玉田生張炎叔夏”。又如《資治通鑒》標示：“端明殿學士兼翰林院侍讀學士、朝散諫議大夫充集賢殿修撰、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上柱國、河內郡開國候、食邑一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敕編集。”

2、古書篇名與序傳

古書篇題列於正文之後

古人編書的體例，常與後人不同。小篇及章的目錄，一般都放在一篇或一章之末。例如《荀子》書中有一《賦篇》，包括《禮》、《知》、《雲》、《蠶》、《箴》五篇賦，每一賦的末了都把所賦的物名說出，並把這物名重疊一遍，這種重疊，決不是多餘的重複。這禮、知、雲、蠶、箴五個字，就是這五篇賦的題目，而且都題寫在每篇之末。長沙馬王堆漢墓土的帛書《老子》卷前4種佚書，題目都是在一篇或一章之後的。

把古書目錄放在卷首，大概都是雕版印刷術盛行以後的事，書籍應用日廣，篇題置於全書之末，翻檢不便，於是很自然地出現了這樣的變化。

古書序傳常置全書之末

了解一部書的內容主旨、篇目體例以及成書經過等，最好先讀它的序文。古書往往有序文(統稱為序傳)。《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就是典型的序傳，它總結作者自己的世系，敘述著書的經過，考證學術源流，還給每篇的述作大意逐篇作了提要。

現代編印的書籍，序文均列於卷首，而古書的序傳，則均列於一書之末。例如上列《史記》的《太史公自序》，又《淮南子》的《要略》，《漢書》的《敘傳》，許慎的《說文解字敘》，梁劉勰《文心雕龍》的《序志》等。

3、古代“篇”與“卷”的含義

古代文獻的著錄，都以篇、卷為計，從劉向《別錄》、劉歆《七略》開始就已如此。

木簡

中國古代用竹、木簡寫書，編簡成策（冊），通常一策就是一編（篇）。故稱之為“篇”。在竹、木簡盛行的同時，也用縑帛寫書，並以“卷”計。因此，對於“篇”“卷”兩個詞語的解釋，一般認為：“篇”批量竹簡、簡冊，後來用以指有首有尾完整的文章，也用來指稱成著作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作《孟子》七篇”。“卷”指寫在縑帛上的卷子，後用以指全書的一部分，明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一》：“凡書，唐以前皆為捲軸，蓋今所謂一卷，即古之一軸。”

由於文獻載體的變遷，書寫、契刻、印刷的不同以及裝訂技術水平的進步，對於文獻的編綴、卷摺、包背和裝訂，先後產生過幾種不同的體式：（1）簡策體式（竹木簡的編簡）；（2）捲軸體式（縑帛和紙書的捲軸裝以及紙書向冊頁過渡的旋風裝）；（3）摺疊體式（梵夾裝、經折裝）；（4）冊頁體式（蝴蝶裝、包背裝、線裝等等）。當代以紙為載體的文獻資料，除少數複印的古籍偶爾沿用線裝外，大都採用平裝、精裝。

通過一書的不同版本（包括唐以前的寫本、簡冊和唐以後的抄本、稿本等）和他書的有關記載，以及一書前後有關文字的核對，發現並儘可能地清除這部書在流傳過程中所產生的文字訛誤、衍脫、倒置、重文、錯簡及其他諸類問題，以恢復古籍的本來面目，以及指出有關記載的疑似問題。

校讎是簡冊時代校書的一個環節，劉向所下的定義是：“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其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曰讎”。所謂“校讎”就是今天校勘中的對校，也即版本校。由於那時簡冊笨重，這一工作通常由兩個人來完成。而今天的校勘含義較“校讎”寬泛了很多，除對校外，還包括本校、它校和理校等方法。

校勘與校對的區別：校對是出版的一個環節，它的唯一任務就是：保障出版物和原稿絕對一致。因此，校對基本上是一項機械性工作。有時為保障正確率，校對者甚至從文章末尾倒著校，使校對者讀不成句子，以保證一個字一個標點的與原稿進行核對。校對雖然也是“對”，也是“核查”，很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的校勘，但校對是單向的，必須忠實於原稿，因此，與作為學術工作的校勘有明顯的不同。

1、校勘有助於古籍整理：

古籍整理主要包括校勘、標點、註釋、翻譯、彙編等九個方面的工作。校勘除了本身就是古籍整理的一項重要工作以外，還是其他八項古籍整理工作的先導。因為，這八項工作都需要有一個文字正確無誤的底本。如果不先做好校勘工作而以誤本為底本，從而誤解誤釋，不僅勞而無功，甚至得不償失。

2、校勘有助於古籍研究：

對於某種古籍進行研究，首先應該有一個正確無誤的底本。

3、校勘有助於疏通文字詞義：（1）祛疑。看到文字錯誤難以疏通之處，謬妄者往往穿鑿附會，望文生義，哄了自己也誤了別人。（2）顯真。有些文字雖是錯的，但意義沒有太大的變化。碰到這種情況，校勘同樣必要。（3）明微。有些語詞的含義，看上去簡單易懂，而真要弄懂並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情。（4）欣賞。文字作品中，往往一字之差，就會影響到作品的韻味，埋沒作者經營的苦心。

目前，全國重點院校以及師範類院校大多開設有中國古典文獻學研究生課程，如中國人民大學、浙江大學、復旦大學、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南京師範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武漢大學、西北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山東大學、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河北大學、河南大學、南開大學、福建師範大學、中山大學、鄭州大學、陝西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

目前，僅有浙江大學、北京大學、上海師範大學、南京師範大學等不多的院校，開設了中國古典文獻學本科專業。

目前，擁有中國古典文獻學國家級重點學科的院校有：浙江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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