酉陽雜俎

《酉陽雜俎》有前卷20卷，續卷10卷共6篇，篇目包括：忠志、禮異、天咫、玉格、壺史、貝編、境異、喜兆、禍兆、物革、詭習、怪術、藝絕、器奇、樂、酒食、醫、黥、雷、夢、事感、盜俠、物異、廣知、語資、冥跡、屍穸、諾皋記、廣動植、貶誤、寺塔記等，內容涉及仙、佛、鬼、怪、道、妖、人、動、植、酒、食、夢、盜墓、預言、凶兆、雷、喪葬、刺青、珍寶、政治、宮廷秘聞、八卦談資、科技、民風、醫藥、礦產、生物、超自然現象、壁畫、天文、地理，可謂包羅萬象。在記敘志怪故事的同時，《酉陽雜俎》還為後人保存了唐朝大量的珍貴歷史資料、遺聞逸事和民間風情。有《津逮秘書》﹑《學津討原》﹑《湖北先正遺書》﹑《四部叢刊》影印明刊本等﹐均為30卷。

所記有仙佛鬼怪、人事以至動物、植物、酒食、寺廟等等，分類編錄，一部分內容屬志怪傳奇類，另一些記載各地與異域珍異之物，與晉張華《博物志》相類。其所記述，或采緝舊聞，或出自己撰，“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四庫全書總目》）。其中不少篇目頗為隱僻詭異，如記道術的叫《壺史》，鈔佛書的叫《貝編》，述喪葬的叫《屍穸》，志怪異的叫《諾皋記》等等。續集中有《寺塔記》2卷，詳述長安諸佛寺的建築、壁畫等情況，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每為後代編長安史志者所取資。

《酉陽雜俎》，酉陽，重慶市酉陽縣﹐相傳山下有石穴，中藏書千卷。秦時有人避亂隱居學習於此。梁元帝為湘東王時，鎮荊州，好聚書，賦有“訪酉陽之逸典”語。《新唐書·段成式傳》稱段成式“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因而以家藏秘籍與酉陽逸典相比。其書內容又廣泛駁雜，故以《酉陽雜俎》為名。

《酉陽雜俎》（注音：yǒu yáng zá zǔ）撰者段成式（803～863）。段成式（803-863），字柯古。晚唐鄒平人，唐代著名志怪小說家，約生於唐德宗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卒於懿宗咸通四年（公元863年），其父段文昌，曾任宰相，封鄒平郡公，工詩，有文名。在詩壇上，他與李商隱、溫庭筠齊名。段成式信佛讀經，飲酒賦詩唱和，以解其憂，詩中多流露出超脫世俗的消極情緒。

如寫李淵的精奇悍勇：“隋末，嘗以十二人破草寇號無端兒數萬。又龍門戰，盡一房箭，中八十人。”這是正史所不存的。又如，寫駱賓王的《討武曌檄》傳到武則天手中：“則天覽及‘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驚呼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堪稱神來之筆。還有像李白讓高力士脫靴，王勃寫文章蒙在被裡打腹稿等故事，更是膾炙人口，流傳很廣。

從中國小說史的角度看，《酉陽雜俎》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志怪小說。魯迅曾予以高度評價，認為這部書與唐代的傳奇小說“並驅爭先”。到了明末清初，淄川人蒲松齡寫下了著名的志怪小說集《聊齋志異》，把這種文體推向了高峰。應該說，《酉陽雜俎》是一部上承六朝，下啟宋、明以及清初志怪小說的重要著作，對後世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清代紀昀等編寫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其書多詭怪不經之談，荒渺無稽之物。而遺文秘籍，亦往往錯出其中。故論者雖病其浮誇，而不能不相徵引，自唐以來，推為小說之翹楚。”

《酉陽雜俎·天咫》中有一段情節生動曲折、頗有文學色彩，酷似《聊齋志異》中的故事：

永貞年，東市百姓王布，知書，藏襁千萬，商旅多賓之。有女年十四五，艷麗聰悟。鼻兩孔各垂息肉如皂莢子，其根如麻線，長寸許，觸之痛心髓。其父破錢數百萬，治之不差忍。一日，有梵僧乞食，因問布：“知君女有異疾，可一見，吾能止之。”布被問大喜，即見其女。僧乃取葯，色正白，吹其鼻中，少頃，摘去之，出少黃水，都無所苦。布賞之白金。梵僧曰：“吾修道之人，不受厚施。唯乞此息肉。”遂珍重而去，行疾如飛。布亦意其賢聖也。計僧去五六坊，復有一少年，美如冠玉，騎白馬，遂扣門曰：“適有胡僧到無？”布遽延入，具述胡僧事。其人吁嗟不悅的：“馬小踠足竟后此僧！”布驚異，詰其故？曰：“上帝失樂神二人，近知藏於君女鼻中，我天人也，奉帝命來取，不意此僧先取之。吾當獲遣矣！”布方作禮，舉首而失。

這樣徠一個荒誕不經的故事，寫得簡練、有趣，結構完整，情節生動，形象鮮明，比起其他著名的唐人傳奇小說來也毫不遜色。正是《酉陽雜俎》奠定了段成式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使他成為有唐一代的著名作家。段成式的兒子段安節，在父親的文學藝術熏陶下，成了山東歷史上不可多得的音樂家。

在《新唐書》卷89《段志玄傳》后，有段安節的小傳云：“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音律，能自度曲雲。”他的音樂作品已失傳，但他編撰的《樂府雜錄》又名《琵琶錄》留傳於后，在我國音樂、戲曲、舞蹈發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唐代的音樂舞蹈在融合國內各民族樂舞特點和吸收外來樂舞有益成分的基礎上，創造了風格多樣、優美和諧的中國民族樂舞。段安節的《樂府雜錄》記錄了唐玄宗開元以後關於樂部、俳優、歌舞、樂器、樂曲等方面的主要資料，尤其珍貴的是，他不為俗見所囿，為社會地位低下的歌唱家、琵琶家、演奏家立傳，因而提高了《樂府雜錄》在唐代文化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