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

關於《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較含混和比較明確的不同說法。

比較含混的說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劉安及其賓客共同撰著的，劉安的父親劉長是漢高祖的庶子，封為淮南王，劉安作為長子，承襲父爵，故亦稱淮南王。；但是史稱淮南王“招致賓客方術之人數千人”，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門人賓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參與了《淮南子》的撰著，於是又有一種比較明確的說法，認為是淮南王劉安“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高誘《淮南鴻烈解序》）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後來，這裡出現的八個名字又被統稱為“八公”，於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為淮南王劉安 和八公了。梁啟超說：“《淮南子》匠心經營，極有倫脊，非漫然獺祭而已。”

《淮南子》書中有較多的《莊子》的影響，已與晚周至漢初南方黃老道家的正宗有所區別。道家由以黃老為主轉移到以老莊甚至以庄列為主，這一轉變在《淮南子》書中已可見其端倪。作為楚文化重要內容的黃老道家兼陰陽數術的思想傳統，到《淮南子》的成書，已經是殿軍之作了。此書撰著於景帝一朝的後期，而於漢武帝劉徹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進獻於朝廷。

淮南王劉安是當時皇室貴族中學術修養較為深厚的人，他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著書立說，“作《內篇》二十一篇，《外書》甚眾，又為《中篇》八卷，言神仙黃白之術，亦二十餘萬言”（《漢書·淮南厲王劉長傳》）。然而這部涉及範圍十分廣泛的文化巨著，留傳下來的只有《內書》二十一篇，也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淮南子》。

劉安有心在天下一旦發生變亂時取得政治主動，積極製作戰爭裝備，積聚金錢，賄賂漢王朝的地方實力派。又日夜研究軍事地圖，暗中進行作戰部署。淮南國貴族違法的事件逐漸有所敗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時，劉安最終發起叛亂。然而叛亂迅速被漢王朝成功平定。劉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謀反”罪，自殺。淮南國被廢除。漢武帝在這裡設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是西漢初年淮南王劉安招集門客，於漢景帝、漢武帝之交時撰寫的一部論文集。劉安(公元前179年一前122年)是漢高祖劉邦的少子淮南厲王劉長之子。淮南厲王因“謀取”獲罪，流徙途中絕食而死，后淮南厲王的封地被一分為三，劉安被策封為淮南王。劉安曾羅致賓客數幹人，內中不乏碩學之士，共同編定《淮南子》一書。其中《內篇》二十一篇，《外書》三十三篇，《中篇》八卷，《要略》，是全書的序言。從《要略》看，全書寫作有統一的計劃和安排。但從內容看，並未完全統一。《漢書·藝文志》把它列入“雜家”是有道理的。書中內容，除道家思想外，還兼收了儒家、法家、陰陽家之言。范文瀾先生說：“《淮南子》雖以道為歸，但雜采眾家”，仍表現出一定的融合傾向。”

《淮南子》著錄共分為內二十一篇、中八篇、外三十三篇，內篇論道，中篇養生，外篇雜說，至今存世的只有內篇，現今出版版本，大多對內篇進行刪減后再出版。“說林、說山、人閑諸篇多紀古事”。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陰陽等家，一般列《淮南子》為雜家。實際上，該書是以道家思想為指導，吸收諸子百家學說，融會貫通而成，是戰國至漢初黃老之學理論體系的代表作。《淮南子》在闡明哲理時，旁涉奇物異類、鬼神靈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話材料，像“女媧補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觸不周山”、“嫦娥奔月”、“大禹治水”、“塞翁失馬”等古代神話，主要靠本書得以流傳，故《漢書·藝文志》將之列為雜家類。

劉安撰作《淮南子》的目的，是針對初登基帝位的漢武帝劉徹，反對他所推行的政治改革。

通行本為二十一卷。

明正統《道藏》本將《原道》、《俶真》、《天文》、《地形》、《時則》、《主術》、《氾論》分為上下卷而成二十八卷本。

清代王念孫《讀書雜誌》中《淮南子》部分，俞樾《諸子平議》，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劉家立《淮南子集證》，吳承仕《淮南子舊注校理》，楊樹達《淮南子證聞》。

建國後有張雙棣《淮南子校釋》，何寧《淮南子集釋》，陳廣忠《淮南子斠詮》。重要註疏（近）方勇《子藏·道家部·淮南子卷》。

高誘在序中指出此書的思想內容：“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間詭異瑰奇之事。其義著，其文富，物事之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

《淮南子》引用過的道家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老子》、《文子》、《莊子》、《列子》等。此外，郭店楚簡中《太一生水》篇對《淮南子》也有明顯影響，也可歸入此類。

《淮南子》分析了《管子》產生的原因：“桓公憂中國之患，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子之位，廣文武之業。”(《要略》)顯然把它作為富國強民的政治著作看待，劉向也認為：“凡《管子書》，務富國安民，道約言要，可以曉合經義。”①《淮南子》在《道應訓》引述了《管子》的話②，《管子》一書，以道家為主包舉百家，《淮南子》的“氣”論及“法治”等方面的思想，都能在稷下黃老著作《管子》那裡找到它的源頭。

《老子》是《淮南子》直接引用最多的典籍，《道應訓》實際就是以歷史故事、寓言傳說等闡釋《老子》的旨義，僅此一篇，涉及《老子》41章中的56處文字，它與《韓非子》的《解老》、《喻老》一樣，都是關於《老子》的較早的註釋，足見《淮南子》作者對《老子》的重視。《淮南子》所受《老子》的影響，最明顯的是以道作為全書的指導宗旨，並對“道”做了更加詳盡的描述和規定，其中《原道訓》，楊樹達認為：“此篇全衍老子之旨，故以《原道》名篇。”③

《淮南子》引用《莊子》直接說明的只有一處，見於《道應訓》：故《莊子》日：“小年不及大年，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這句出自《逍遙遊》，只是次序略有不同。但是，“其暗用《莊子》者觸篇皆是。今本《莊子》三十三篇，惟《說劍篇》之文，不見於淮南。其餘三十二篇，則均有稱引”④。劉安對《莊子》是熟悉並深有研究的，他還做過《莊子》的註釋工作。《文選》謝靈運《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陶淵明《歸去來辭注》、任彥升《齊竟陵文宣王行狀》李善注並引淮南王《莊子要略》云：“江海之士，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張景陽《七命》注引淮南王《莊子后解》云：“庚市子，聖人無欲者也。人有爭財相鬥者，庚市子毀玉於間，而斗者止。”據此可知，淮南王劉安曾有《莊子要略》和《莊子后解》，惜已失傳。

《淮南子》與《文子》關係殊難判斷，《文子》的內容有十分之五六與《淮南子》相同，兩者孰先孰后的官司打了上千年。《漢志》載：“《文子》九篇。”班固自注曰：“老子弟子，與孔子並時，而稱周平王問。”。然而，1973年，河北定州西漢中山懷王劉修墓中出土的竹簡中就有《文子》，這為認識《文子》提供了新的機遇。①竹簡《文子》與今本《文子》內容既有相同者，也有不見於今本的佚文，說明《文子》是有淵源的，為西漢就已經存在的先秦古籍，它與《淮南子》的關係，絕非簡單的誰抄誰的問題。

《列子》的“共工怒觸不周山”的神話和列子“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的感嘆，在兩書中都出現過，顯然有某種繼承關係。《漢志》所著錄的“《列子》八篇”，是劉向整理過的，它在流傳的過程可能有後人摻入的成分，但絕非“偽書”，其內容大部分可信。《屍子》說：“列子貴虛。”（《廣澤篇》）劉向以為：“其學本於黃帝老子，號日道家。道家者，秉要執本，清虛無為，及其治身接物，務崇不競，合於六經……孝景皇帝時貴黃老術，此書頗行於世。”（《列子書錄》）②在景帝時十分流行的《列子》，想必劉安也能見到，《淮南子》也有貴“虛”的一面，不能說沒有《列子》的影響。

至於《黃帝四經》（唐蘭認為，馬王堆漢墓帛書《老子》乙本卷前古佚書就是《漢志》所說的《黃帝四經》）有《道原》，《淮南子》有《原道訓》，《淮南子》文字明顯出於前者的有近三十處，唐蘭已作過梳理。①

《太一生水》，抄於郭店竹簡《老子》丙組之後，是講宇宙生成的。許抗生認為：“《太一生水》篇，從宇宙演化學說史上說，是老子到《淮南子》之間一個重要發展階段。它發揮了老子的思想，又具有不同於老子思想的獨創性。它與《管子·內業》等篇和《淮南子》有著不同的思想發展路向，同時又對《淮南子》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如天為氣的思想和‘天不足於西北，地不滿於東南’的思想皆對《淮南子·天文訓》產生了影響)。”②

《兵略》篇專論軍事，代表了西漢初期的軍事理論水平，其主要思想如下：

其一，戰爭的勝負，取決於政治上的得失。首先，政治上得道，軍事上才能取勝。《兵略》認為：兵，失道而弱，得道而強；將，失道而拙，得道而工（精明）；國，得道而存，失道而亡。所謂道者，即是與天地順、與四時合的最高行為準則。得道者，眾之所助，雖弱必強；失道者，眾之所去，雖大必亡。因此政治上得道，是保證軍事上取勝的基本條件。政治上得道的軍隊可以車不發軔（防止車輪滾動的木頭），騎不被鞍，鼓不振塵，旗不解卷，甲不離矢，刃不嘗血，本國的社會生活秩序也不用打亂，即朝不易位，賈不去肆，農不離野，只要對敵國招義而責之，就可以大國必朝（前來歸附），小國必下。《兵略》還回顧了古時的戰爭，認為五帝時期的戰爭是得道的。那時的戰爭不是為了擴張土地，也不是為了貪金玉之略（掠奪），而是為了禁暴討亂，為了消滅殘賊天下、令萬民不得安生的貪昧饕餮之人，如黃帝擊敗炎帝，顓頊誅殺共工，堯舜討滅不義的丹水和有苗，因而戰無不勝。他們用兵之前，往往先教之以道，導之以德，不聽，則臨之以威武，再不從，則制之以兵革，因此用兵若櫛發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是所謂聖人之用兵。殷商以後，至春秋時期的用兵是所謂霸王之兵。這個時期的戰爭，多是為了消滅加虐於民的敵國之君，為義兵之舉，因此往往克（攻克）國不及其民，廢其君而易其政，尊其秀士（仁人智士）而顯其賢良，振其孤寡，恤其貧窮，出其囹圄，賞其有功。這種戰爭非以亡（消滅）存（存在）也，將以存（保存）亡（殆盡的東西）也，故也是得道的。戰國時期的用兵則是失道的晚世之兵。這時期的戰爭，無道之君往往設渠塹，傅（防守）堞（城上女牆）而守，進攻一方也不是為禁暴除害，而是要侵地廣壤，都是為了個人的私利。為個人私利進行的戰爭，不僅失道，而且造成人員的巨大傷亡，同時這種戰爭最終也不會獲得勝利的，因為它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其次，軍事上取勝的根本，在於加強政治統治，即為存政，建立牢固的統治基礎。《兵略》認為，軍事上甲堅兵利，車固馬良，畜積給足，士卒殷軫（眾多）等物質條件，以及奇謀詐術的巧妙運用和良臣猛將的合理任用等主觀條件，雖然是克敵制勝不可缺少的條件，但皆佐勝之具也，並不是保證戰爭必勝的根本條件。軍事上的必勝之本在於政治上的強大，即德義足以懷天下之民，事業足以當天下之急，選舉足以得賢士之心，謀略足以知強弱之勢。《兵略》認為：政勝其民，下附其上，則兵強矣；民勝其政，下畔其上，則兵弱矣。並指出：地廣人眾，不足以為強；堅甲利兵，不足以為勝；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它主張修政於境內，使群臣親附，百姓和輯，上下一心，君臣同力，諸侯服其威而四方懷其德，這樣就可以修政廟堂（朝廷）之上而折衝千里之外，拱揖指（指揮）而天下響應，《兵略》認為這是用兵之上也。它還列舉楚懷王、秦二世敗亡的教訓，以及武王伐紂的事例，說明為存政者，雖小必存；為亡政者，雖大必亡的道理。再次，《兵略》繼承和發展了《孫子兵法》中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全勝戰略思想。提出：全兵（獲得徹底勝利的軍隊）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的思想，主張：制勝於未戰。它說：善用兵者，先弱敵而後戰者也，這樣可以費不半而功自倍也。它主張先以德勝敵，然後再與之戰，可以獲得全勝，並指出：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萬乘之國好用兵者亡，反對窮兵黷武。它強調：凡用兵者，必先自廟戰。所謂廟戰，即在採取軍事行動以前，就敵我雙方的主孰賢、將孰能、民孰附、國孰治、積蓄孰多、士卒孰精、甲兵孰利、器備孰便等一系列問題進行全面的比較、分析，加強不足之處，保證最終取得全勝。《兵略》認為：只有進行充分的廟戰，運籌於廟堂之上，才能夠做到決勝於千里之外，並指出：廟戰者帝。

其二，比較精闢地論述了軍事行動中動與靜的辯證關係。《兵略》認為，軍隊出擊，要如神出而鬼行，運於無形，出於不意，使敵人無法察覺，莫知其所之、莫知其所集，以達到出敵不意，攻其不備的目的。《兵略》同時認為，軍隊不動則已，動則應發如疾風，疾如駭龍，若從地出，若從天下，使敵人未見其發，固已至矣。因此《兵略》十分注重兵貴神速的思想，指出一旦抓住敵之虛，就要乘而勿假也，要以疾雷不及塞耳，疾霆不及掩目之勢，迅速發起進攻，並窮追猛打，使敵人靜不知其所守，動不知其所為，完全陷於被動挨打的境地。為此，《兵略》強調軍隊採取行動前一定要在思想上、裝備上、後勤保障等諸多方面做好充分的準備，一旦出擊，就當以生擊死，以盛乘衰，以疾掩遲，以飽制飢，這樣就如同以水滅火，以湯沃雪，何往而不遂，何之而不用達。為了保證兵出而不徒歸，《兵略》還指出，善於指揮作戰的軍事將領，必須掌握三勢、二權。所謂三勢，即氣勢、地勢、因勢。氣勢即激發兵將的高昂鬥志；地勢即善於利用險要地形，能控制戰略要地；因勢即能把握戰機，乘敵之虛，因其勞倦怠亂，饑渴凍喝（中暑）採取軍事行動。所謂二權即知權、事權。《兵略》強調在採取軍事行動前，一定要詳盡偵知敵情，並據此制定出完備的作戰計劃，同時要很好地隱蔽自己的軍隊，做到出敵不意，使 敵人之兵無所適備，此謂知權。兩軍交戰，能夠靈活有序地調遣軍隊，布陣迎敵，使本方受刃者少，而傷敵者眾，此謂事權。《兵略》認為掌握好三勢、二權，選拔出精兵強將，制定出正確的戰略戰術之後的軍事出擊是所謂必勝之攻，是所謂勝定而後戰，可以攻不待沖隆雲梯而城拔，戰不至交戰接刃而敵破。它強調軍隊唯無一動，動則凌天振地，抗泰山，盪四海，鬼神移徙，鳥獸驚駭，並指出，在這樣的軍隊面前將野無校（對抗）兵，國無守城，無人能擋。然而，《兵略》由於受道家無為思想的影響，最推崇的還是所謂以靜制動，以無形制有形，以無為制有為的戰術思想。它指出，靜以合躁，治以持亂並認為以靜制動，以無形制有形，以無為而應變，雖未能得勝於敵，敵人也不可得勝之道也。並稱：敵先我動，則是見其形也；彼躁我靜，則是罷（疲）其力也。形見則勝可制也，力罷（疲）則威可立也。它還提出：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但是，《兵略》推崇的以靜制動，並非被動地待敵先動而後擊之，而是要視其所為，根據敵人所犯的錯誤，制定相應的作戰計劃之後，出擊致勝。當敵無隙可乘時，《兵略》認為要餌之以所欲，以罷（疲）其足（滿足），引誘敵人出錯，一旦敵人有間，就要抓住戰機，急填其隙，迅速出擊，打敗敵人。相反敵人若止而不動，《兵略》認為，己方應相應調整部署，待敵動做，侍機出擊。若己方已先敵而動，也要儘力改變這種不利局面，變我靜而敵動，重新掌握主動。《兵略》反對在敵人未顯現錯誤之舉前，便冒然對其發動攻擊，提出：善用兵者，當擊其亂，不攻其治，是不襲堂堂之寇，不擊填填（旗幟牢固樹立的樣子）之旗，強調敵容未可見，以數（密集）相持，一定要等到彼有死形，才可因而制之。《兵略》在強調以靜制動的同時，還強調以無形制有形。它認為：諸有象（相貌、形象）者，莫不可勝也；諸有形者，莫不可應也。並舉例說：風雨可障蔽，是因其有形，寒暑不可開閉，是因其無形的緣故。它認為，兵家所恃，無非是天時、地利、巧舉、人和。而此四者皆為有形之舉，因而都有相應的破除之法，如：任天者可迷也，任地者可束也，任時者可迫也，任人者可惑也。只有無形者無可奈也，沒有任何可以破除的方法。所謂無形者，按《兵略》的描述，實際上就是無法無儀、無名無狀，上窮至高之末，下測至深之底，高深莫測、變幻無窮的軍事韜略。《兵略》認為，善用韜略者，可以打敗一切敵人。

其三，為將帥具體提出了一些統兵、用兵之要。①將帥必須使部下與自己同心齊力。《兵略》認為：將卒吏民，動靜如身，乃可以應敵合戰。因而強調將吏一定要以民為體（身體），而兵民則一定要以將為心，並指出：心誠則支體親刃，心疑則支體撓北。心不專一，則體不節動，將不誠心，則卒不勇敢。它還強調：民誠從其（將帥）令，雖少無畏；民不從令，雖眾為寡。認為戰爭的勝負，在未交兵接刃之前就已由兵將的齊心與否而決定好了。《兵略》不僅強調兵將要齊心同力，而且還強調將帥應能使兵卒同其心，一其力，指出千人同心則得千人之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它認為：良將之卒，若虎之牙，若兕（古代稱類似犀牛的一種野獸）之角，若鳥之羽，若蚈（百足蟲）之足，可以行，可以舉，可以噬，可以觸，強而不相敗，眾而不相害，一心以使之也。因此要求將帥統兵，要同其心，一其力，使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同時要止如丘山，發如風雨，如此則戰無不勝。《兵略》還指出：夫五指之更彈，不若卷手之一挃（搗）；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兵略》認為將帥能使部下用力諧，不僅能致勝於敵，而且還可以以少勝眾，以弱勝強。它分析了戰爭中以少勝多，以寡勝眾的問題，指出這種情況的出現，只能是在人眾一方勢不齊，即士卒不能同力的情況下才會發生，如果人眾一方做到人盡其才，悉用其力，若要以少勝之，則自古至今，未嘗聞也，從這個角度再次強調士卒同心共力的重要性。②將帥要善於利用天道、地利、人和及兵勢。所謂兵勢，即指戰無不勝，攻無不破的氣勢。《兵略》認為：兵之所隱議（占卜視兆）者天道也，所圖畫者地形也，所明言者人事也，所以決勝者鈐勢也。它根據用兵的方略把將帥分為上中下3等，認為：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並善於把握戰機，利用兵勢，戰無不勝，從不失敗，是所謂上將之用兵；上不知天道，下不知地利，專用人與勢，雖然未必能獲得全勝，但也能勝多敗少，是所謂中將之用兵；博聞而自亂，多知而自疑，居則恐懼，發則猶豫，結果動輒敗北，是所謂下將之用兵。《兵略》還十分重視兵勢的作用。它認為在天時、地利、人和齊備的情況下，若兵無勢，仍不會取得任何戰果。它要求將帥利用兵勢，要如決積水於千仞之堤，若轉員石於萬丈之溪一般，使任何人、任何軍隊都無法抵擋，這樣才能百戰百勝。③將帥要威義並用，要能與士卒同甘共苦。《兵略》認為：兵之所以強者，民也；民之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能行者，威也。所謂威義並用，就是要賞罰分明。《兵略》明確指出：夫人之所樂者生也，而所憎者死也；然而高城深池，矢石若雨，平原廣澤，白刃交接，而卒爭先合者，彼非輕死而樂傷也，為其賞信而罰明也。賞能使士卒冒死征戰，罰則使他們令行禁止。只有賞信而罰明，軍隊才有戰鬥力。此外，《兵略》還強調將帥必須愛護部下，使自己得到士卒的愛戴。它說：上視下如子，則下視上如父；上視下如弟，則下視上如兄，並指出：上視下如子，則必王四海；下視上如父，則必正天下。上親下如弟，則不難為之死；下視上如兄，則不難為之亡。因此要求將必與卒同甘苦俟饑寒，這樣他們作戰時才不會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拚死殺敵。《兵略》還具體提出將帥要做到：暑不張蓋，寒不被裘，險隘不乘（乘車、騎馬），上陵（山丘），必下（下車、下馬），以體驗士卒的辛勞，同時還要做到軍食孰（熟）然後敢食，軍井通然后敢飲，與士卒同饑渴。不僅如此，《兵略》還要求作戰時，將帥必立矢射之所及，與士卒共安危。《兵略》認為，將帥能夠做到上述要求，就能積德、積愛於自己的部下。它還指出：良將之用兵也，常以積德擊積怨，以積愛擊積憎，如此，何敵不可戰勝。④將帥必須具備三隧、四義、五行、十守等能力或品質。所謂三隧，即要上知天道，下習地形，中察人情；所謂四義，指治國不擁兵自負，為主不獨顧自身，見難不畏死，決疑不避罪；所謂五行，指柔而不可卷，剛而不可折，仁而不可犯，信而不可欺，勇而不可凌；所謂十守，指頭腦清醒，謀略深遠，意志堅定，明辨是非，不貪於貨，不淫於物，不濫發議論，不推卸責任，不輕易歡喜，下輕易動怒。總而言之，就是要求將帥做到，發（舉措）必中詮（公允），言必合數，動必順時，解必中揍（道理），同時還要做到，通動靜之機，明開塞之節，審舉措之利害，若合符節。《兵略》認為，只有這樣，將帥才能使自己的政敵無隙可乘，做到攻則不可守，守則不可攻。它還認為：善用兵者，必先修諸己，而後求諸人；先為不可勝，而後求勝。同時指出：修己於人，求勝於敵，己未能治也，而攻人之亂，是猶以火救火，以水應水也，何所能制！⑤將帥要善於利用己方之實，攻敵方之虛。所謂實者，即指主明良將，上下同心，氣意俱起，同仇敵愾；所謂虛者，指上下有隙，將吏不相得，為將者所持不直，士卒心中積怨深重。《兵略》認為：虛實之氣，兵之貴也。兩軍相遇，實則斗，虛則走。氣虛一方是無法與氣實一方對敵的。但《兵略》也指出：勝兵者非常實也，敗兵者非常虛也，認為虛實之氣是可以相互轉換的。它引用春秋時期吳王夫差強盛及敗亡的教訓，指出：夫差最初之所以能取得包括生俘越王勾踐在內的一系列戰爭的勝利，擁地2千里，帶甲七十萬，是由於用民氣之實的結果。其後，夫差驕溢縱慾，拒諫喜腴，使上下失和，吏民不附，直至國滅身亡，是越王勾踐因制其虛的結果。由此，《兵略》指出：善於治國統軍者，能實其民氣，以待人之虛也；不能者，虛其民氣，以待人之實也。《淮南子·兵略》的上述主要思想，既繼承了春秋戰國時期的一些優秀的軍事理論，同時又有許多獨到之處，因而在中國古代軍事思想史上佔有比較重要的地位。

該書倡導陰陽五行學說。首先，論述了陰陽概括萬事萬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如《本經訓》指出：“陰陽承天地之和，形萬殊之體，……終始虛滿，轉於無原。”此言陰陽囊括了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其變化是無窮無盡的。這與《黃帝內經》中的陰陽學說一脈相承。

書中以水、火、月、日喻陰陽。如《天文訓》云：“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為日；積陰之寒氣為水，水氣之精者為月。”又云：“日者，陽之主也；月者，陰之宗也。”這裡用人們常見的水、火、日、月來說明陰陽的屬性，這種形象而生動的比喻，使學者對枯燥、抽象的陰陽學說易於理解。

其次，闡明了五行的屬性及其生克乘侮規律。如“東方，木也，……。北方，水也。”“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禾春生秋死，……。”此處五行學說內容與《黃帝內經》所論是一致的，可見當時的陰陽五行學說已滲透到多個學科。

書中還以五行所屬的方位論及人體的形體特徵及勇怯、智愚、壽夭等。如“東方，……其人兌形，小頭、隆鼻大口，鳶肩企行，竅通於目，筋氣屬焉，蒼色主肝，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竅通於耳，血脈屬焉，赤色主心，早壯而夭；西方，……白色主肺，勇敢不仁；北方，……其人蠢愚；中央四達，……其人慧聖而好治。”以上所述雖未必盡然，但大體上說明了五行所屬的方位及地域不同對人體的影響。

該書強調了天人相應的整體觀念，如《本經訓》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內，一人之制也。”“孔竅肢體皆通於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竅，……。”指出人生活在宇宙間，和自然界是息息相關的。這與《素問·生氣通天論》所云“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的天人合一觀點不謀而合。

四時氣候的變化直接影響人體而形成疾病。如《時則訓》記有：“孟春之月，……行秋令則民病大疫。”“季春行夏令則民多疾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瘧疾。……季秋行夏令，……民多鼽窒。”上文明示，非其時氣，其氣不和則導致人體疾病的發生。同時告誡人們：人體必須順應四時，適應自然界季節氣候的變化，才能在宇宙間健康生存，正如《本經訓》所言：“四時者，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取予有節，出入有時。”

還有整體觀對疾病癥候的影響，如“夫有病於內者，必有色於外矣。”“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前者言其體內臟腑患病，而引起體表的色澤變化，即“有諸內必形諸外”；後者指出局部的病變可影響整個人體。

該書注重養生之術，如《真訓》強調了養性、養德，雲其：“靜漠恬澹，所以養性也；和愉虛無，所以養德也。……若然者，血脈無郁滯，五臟無蔚氣。”又《修務訓》提出精神調養，指出：“今天道者藏精於內，盝神於心，靜漠恬淡，訟謬胸中，無邪氣所留滯，……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也。”綜觀上文可知：心境清凈，無欲無求，則五臟安和，百脈調暢，諸竅通利而健康無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恬淡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以恬愉為務”的養生之道契合。

養生的另一個方面是禁嗜欲。如《時則訓》言其：“孟冬，……君子齋戒，身欲靜，去聲色，禁嗜欲，寧身體，安形性。”冬為閉藏之時，應藏而不泄，故要禁慾，保精、養性。又《原道訓》云：“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也強調了養生禁慾的重要性。人類只有將養精神，和調其氣，才能形體康健，與世間萬事萬物共同在自然界的規律之中生存。故《原道訓》指出：“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沉浮俯仰。”以上所述《淮南子》對人類養生術的貢獻，足資後學借鑒。

書中推究疾病發生的原由，認為情志變化、地理環境對人體影響極大，是致病的重要因素。如《精神訓》和《原道訓》均指出：“人怒破陰，大喜墜陽，……。”“薄雲發，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以上言情志過極，積而成病。這與《黃帝內經》中“暴怒傷陰，暴喜傷陽”的觀點是相同的。這種病因認識一直指導著後世臨床，情志致病的比例愈來愈大，如楊雪琴教授調查后指出，“銀屑病的發病和複發患者中70%～80%的人發病前有焦慮和抑鬱，且有特殊不愉快的事情。”

地理環境亦直接影響人體而為致病之由。如“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山氣多男，澤氣多女，風氣多聾，林氣多癃，……暑氣多夭，寒氣多壽。”此言不同的地理環境和氣候對人的體質、生育、發病和壽夭等均有影響，為導致疾病發生的原由之一。這種醫學思想本源於古代文獻而有所創新，如《呂氏春秋·盡數》記載：“……辛水所，多疽與痤人；苦水所，多祍與傴人。”此指居住在水味辛辣地方的人，多患癰疽和生瘰癧病；水味苦澀地方的人，多患雞胸和駝背。

該書對疾病治療方法的論述亦較詳盡。如《時則訓》提出四時治療疾病的法則為：“春治以規，秋治以矩，冬治以權，夏治以衡，……。”這裡規矩權衡治法與《黃帝內經》中的規矩權衡合四時脈象不同。如《素問·脈要精微論》云：“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前者言其脈象的變化隨季節不同而各異，即脈合四時；後者則根據脈象的浮、沉、滑、澀，而了解疾病產生的原因。可見，《黃帝內經》以規矩權衡論脈象；《淮南子》則以規矩權衡論治法，各有所指也。

書中談及治療疾病要全面考慮，不能顧此失彼，以免釀成大病。如《說林訓》中指出：“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而發痤疽。”

書中還有對疾病應早期治療的記載。如《人間訓》告誡人們：“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胘而索良醫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這裡根據上下文意雖是以醫學喻為政處事的道理，但其未病先防，既病早治的預防醫學思想確能啟迪後學，這與《黃帝內經》中“病已成而後葯之”，其理相同。

該書對藥物的記載注重實踐，從藥物採集、炮製及品種鑒別等方面都有獨到之處。首先，採集藥物要親口嘗試。如《修務訓》云：“神農乃始教民撲五穀，……嘗百草之滋味，……一日而遇七十毒。”這是古代醫家在實踐中尋找和發現藥物的真實寫照。其次，根據藥物性能，按照季節採收藥物。如“蟬始鳴，半夏生”言其夏至時蟬鼓翼始嗚，正是半夏成熟的採收時間。其三，告誡人們注意藥物炮製方法。“牛膽塗目，……取八歲牛膽，桂三寸，著膽中，百日以成。”此言將桂放入牛膽中，經過百天才能藥用。其四，提出了易混淆藥物的鑒別。如“夫亂人者，芎

窮之與蒿本也，蛇床之與麋蕪也，也皆相似者。”這種注重實踐，使藥物名實相符，是安全有效用藥的保證。

他如書中還有關於臟腑的論述；疾病命名的記載及形、氣、神的論述等，限於篇幅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與《黃帝內經》同時代或稍晚時的《淮南子》蘊含著一定數量的醫學內容，我們應當挖掘整理取其精華，以豐富中醫學寶庫。

後人讀此書，無不以為此書只是一部意在求仙訪道博採黃老言的道家之書而已。而黃老道則為漢初文景以來所尊之官學。殊不知，此書乃是建元初年間激烈政治鬥爭和意識形態辯論的產物。

在宇宙觀生產論方面，《淮南子》繼承發揚了先秦道家的唯物思想。該書《天文訓》說：“道始於虛霩”、“道始於一”，認為在天地未形之前，整個宇宙是個渾然一體、沒有定型的“虛霩”，是個渾涵未分的“一”。《原道訓》說：“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圓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如一。”據上可以這樣分析：“道”是“虛霩”之道，是“一”之道，歸根結底，是物之道。既“萬物有道”，這是明確的唯物主義。

在宇宙生成論方面，該書《天文訓》指出：“道始於一，一而不生，故分而陰陽。陰陽合和而萬物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並認為：宇宙之氣“清揚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陽為日，陰為月，陰陽分化為四體，這是明確的宇宙構成論，在近代科學出現以前，幾乎成為古代唯物主義公認的定論。

《淮南子》還明確指出先秦道家“無為而治”真正內涵：無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的主動行為。《修務訓》曾引述對老子的“無為”之涵義的一種誤解“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的這種對老子思想的誤解，指出：歷史上公認的“先聖”都是積極有為的，如神農氏教民“播種五穀”，發明醫藥，“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積極從事政治管理與社會教化，“西教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郡，南到交趾，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舜“闢地樹谷，南征三苗，道死蒼梧”；禹休風榨雨，“決江疏河，鑿龍門，辟伊闊”；湯夙興夜寐。勤於政務。這些古聖先王，一生致力於興利除害，屢建奇功，“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此可知：“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成者，未之育也！”該篇指出道家“無為”正確的解釋，它說，老子的無為決不是無所作為，而是因勢利導：“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工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得：之其自生，則鯀、禹之功不立，而後稷之智不用也。”

《淮南子》的作者說：“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權自然之勢，而曲故（按：巧詐也）不得容者。非謂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引文“若夫”后的句子意思是說，如果試圖用火來烤乾井水，把淮河引到山上去，就是背離事物自然本性而僅憑自己的主觀意志的行為，這就叫做“有為”。

老子筆下的聖人是道的化身，是聖明的君王，他們是“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的，但聖人卻是“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二章）如果說無為就是“無所作為”，那麼何以又說“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又何談“功成”呢？而且老子把“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的行為視為“玄德”即最高的德行。（五十一章）可見“無為”決非“不要有任何作為”，而是為了使人們能夠因循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發展趨勢更好地“為”，而且也只有如此，才能大有作為。與此相反，如果出於一己的私利或個人意志，根本違逆事物的自然本性及其發展趨勢而強行所為或妄自作為即“有為”，那麼一定會事倍功半，甚至遭到嚴重挫折或失敗。所以老子告誡我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六十四章）

順便指出，《淮南子》與漢初黃老學派 也有密切的關係。漢初假託黃帝以為書名的著作甚多，大都失傳。馬王堆漢墓出土的帛書；中就有《道原》、《經法》、《稱》、《十六經》四篇古佚書。《淮南子》與這四篇黃老帛書有一定的關聯。《原道訓》與《道原》都是論“道”專篇，言辭極為一致。此外其他相互彷彿之處也很多。如《人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物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物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枚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首先，《淮南子》繼承併發揮了先秦儒家“仁者愛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術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愛群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愛其類也，智者不可惑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家而又高於先秦儒家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中國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氾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術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

《淮南子》主張人性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美：“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為絲，然非得二女煮以熱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性是內在根據，教育是後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成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內求有所不同。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黃老學派、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氾論訓》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具體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

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交，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術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體寫成的。成書的程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精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採眾家之長，形成一個綜合性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體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根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成書之時，處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所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成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精華。

1.建元初年的意識形態辯論

漢初意識形態論爭的焦點是主張尊王攘夷的儒法家（宗荀子及今文公羊學派），與主張因循舊制、“蕭規曹隨”無為而治的黃老道家之爭。從現代的觀點看，前者主張國家主義，後者主張自然放任，即自由主義。

2.漢武帝一度危在旦夕

建元元年（B.C140年）劉徹登基，時年僅16歲。他一登基即重用主張加強王權的儒士出任將相。準備採納文景時期大為失意的賈誼、晁錯一派的政治主張，即對內削弱諸侯、加強中央，對外則抗禦匈奴。劉安撰作《淮南子》，其所針對的，就是初登基的漢武帝劉徹。劉徹志在尊王攘夷，削諸藩，破匈奴，實施“大有為”之政。劉安則主張因循舊范，無為而治。由此引申為政策，也就是要堅持漢初舊制，從而保護劉氏諸王集團裂土稱王的既得利益。《淮南子》中有“主術訓”一篇，專講帝王之術。

而建元初年主導政治大勢的，並不是已作了皇帝的年輕人漢武帝，而是素好黃老之道的太皇太后竇氏以及諸竇、諸劉列王貴威。竇氏於建元二年臨朝干政罷免劉徹所任命的儒學將相，否定劉徹加強王權削弱諸侯的政策方向。這實際是一場未動干戈的宮廷政變。

在這場政治爭論中，甚至漢武帝的舅舅、王太后之弟武安侯田蚡暗中也站到了劉安一邊。《漢書》淮南王傳記：劉安友善太尉武安侯田蚡。（田蚡）與私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宮車一日晏駕，非王而誰可立者？”淮南王大喜，厚賂武安侯。要知道此時之劉徹，年方十七八歲，正值盛年。除非遭遇突然之變，發生非正常死亡，怎麼談得上“宮車一日晏駕”？而身居高位（漢太尉領有兵權相當於國防部長）的國舅田蚡，竟然與劉安私下計議安排關於劉徹的後事問題，並屬望於劉徹這位老叔父作年輕皇帝的繼承人。由此可見當時劉徹政治地位之孤弱及危險也。

建元六年（B.C135年）太皇太后病危，死前天上出現彗星。劉安認為這種天象預兆著“兵當大起”，天下將要大亂。於是“治軍械，積金錢”，準備武裝起事。於此而又見當時政局之險惡矣！

3.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政治

建元六年太皇太后竇氏駕崩，劉徹終於主持了大政。元光元年（B.C134年）間，他召見名儒董仲舒。董氏向他提出著名的“天人三策”，漢武帝決心由此而推行全面改革。此即西漢史中值得大書一筆的“元光決策”。新政的首要方針是改革國家意識形態，即“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所罷黜的百家言中，重點一為主張搞陰謀政治的縱橫家言，一為黃老之道也。直到田蚡死後，劉徹才知道了他與劉安的那次密謀。劉徹說：如果田氏仍在，當滅族矣！元狩元年（B.C122年）劉安積蓄已久的反謀終於被揭露，被追究而自殺身死。漢武帝取得了最終勝利，此後對外窮兵黷武，好大喜功，在軍事上取得不世之功；對內驕奢淫逸，揮霍無度。至其末年，文景之治四十年之基業消耗殆盡，國家凋敝，戶籍減半，西漢由此走向衰亡。

這一段史事表明，歷史中的人文學術難以完全超離於政治。但是，後人已超越了這場歷史鬥爭。今人談論漢初黃老之道，無為而治，常稱嘆稱羨。然而，若不參照漢初及建元年間之大形勢，漢初儒道兩個學派這場大論爭就不能真正被理解。今人讀《淮南子》無不以為其僅是一部學術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