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羊學派

亦稱《春秋公羊傳》、《公羊春秋》，是專門解釋《春秋》的一部典籍，其起訖年代與《春秋》一致，即公元前722年至前481年，其釋史十分簡略，而著重闡釋《春秋》所謂的“微言大義”，用問答的方式解經。

據舊時經學家的一般觀點，公羊學派始自戰國時的齊人公羊高，以後又長期在公羊家族中傳承，故得名。公羊學派從戰國至西漢初的傳授系統，據唐代徐彥在《公羊傳疏》中引戴宏序云：“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從這則材料來看可知兩點。其一，公羊學派自孔子弟子子夏傳經后開始形成的，其戰國初至漢初的傳承系統是：子夏→公羊高→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子都（生）；其二，公羊學派對《春秋》的研究，開始僅口說流傳，至漢景帝時公羊壽與弟子胡毋子生（子都）“著於竹幣”才使《公羊傳》成書。地這一傳統的說法，近人崔適表示懷疑，他在《春秋復始》中指出：“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崔適的懷疑是頗有見地的。根據《公羊傳》的內容來看，其中明文有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宮子”、“魯子”、“高子”等六人遺說，可證明“公羊學”的早期傳授決非限於公羊氏家族內部。一般說來，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增刪，“公羊學”同樣不能例外。

在石渠會議以前，《春秋》學專指“公羊學”。漢宣帝始立《觳梁》博士，“觳梁學”得與“公羊學”並立為官學。“《公羊》善於讖，《觳梁》善於經。”（鄭玄《六藝論》）西漢晚期，讖緯之學風行，《公羊》學受到高度重視，東漢光武帝置今文十四博士時，把《觳梁》博士取消了。然而，東漢一代，古文學興盛起來，學習《左氏春秋》成了熱點。“公羊學”面臨著日趨衰微的嚴峻形勢，不斷地遭到古文學家的批評。同時，公羊學派的學者本身也有不少弊病，如只貴文章，不重義理，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是以講誦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這些“俗儒”研習《公羊》，“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為有，甚可閔笑者。”這就為反對“公羊學”的人提供了可乘之隙。至東漢末年，“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的呼聲甚囂塵上。這時，公羊學派中出現了何休這個大師。何休，是漢初胡毋生、董仲舒以後最大的《公羊》學者。他“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曾為太傅陳蕃召用，參與政事，后受到黨錮事件的牽連，廢官而居，他決心繼承漢初以來“公羊學”的事業，花了十七年心血，撰成《春秋公羊解詁》，“略依胡毋生條例，多得其正，括使就繩墨焉”（《公羊解詁》自敘）。《公羊解詁》是兩漢“公羊學”的集大成者著作，它博採眾家精華。何休自序雲遵照胡毋生的“條例”，他還鑽研過“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的學說（《東塾讀書記》）。

此外，還兼取《嚴氏春秋》和《顏氏春秋》，以及東漢今文學博士李育和博士羊弼的學說。何休在總結前輩《公羊》學基礎上，進一步“自設條例”（孔廣森《公羊通義》）。所謂“條例”，就是根據孔子“寓入”經典中的“微言大義”，加以疏通，並提出一系列待人處事的行為準則。綜觀何休《公羊解詁》，“條例”大約有三類：一是承襲先師的條例，二是串解疏通經文後提出的條例，三是何休自設的條例。通過這些“條例”，使《公羊傳》成為一部更有系統的今文學經典，反映了何休企圖重振“公羊學”的努力。《春秋公羊解詁》一直流傳至今，完整地保留於《十三經註疏》中。為了反擊古文經學家的攻擊，何休還撰了《公羊墨守》、《左氏膏肩》、《觳梁廢疾》三書，言《公羊傳》義理深遠，不可駁難應當“墨守”，即如墨子之守城。所謂“膏肩”、“廢疾”，則喻《左氏傳》和《觳梁傳》之疾不可為也。漢代之後，公羊學派沒有大的發展。唐代出現了一個徐彥，為何休的《公羊解詁》作了疏義。

公羊學派的重振要到清代中後期，十八世紀中晚期，常州學派的出現，標誌著“公羊學”的重新崛起。庄存與、孔廣森、劉逢祿、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屬於清代公羊學派中有影響的人物。公羊學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當時中國學術中的主流學派。鴉片戰爭爆發前後，龔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學”旗號，探究何休所謂《公羊傳》中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借經學義政事、改風俗、思人才、正學術，把“公羊學”研究與經世、救亡、圖存的政治目的緊密地結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學派大多繼承龔、魏的傳統，其中的精銳者更成為新思潮的弄潮兒，康有為、梁啟超等就是利用“公羊學”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學說，作為其維新變法的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