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卡錫主義

關於麥卡錫主義，《韋伯斯特國際英語大詞典》是這樣解釋的：“一種二十世紀中期的政治態度，以反對那些被認定為具有顛覆性質的因素為目標，使用包括人身攻擊在內的各種手段，尤其是在未對提出的指控進行證實的情況下，四處散布任意做出的判斷和結論。”顯然，在二戰結束以來的西方語境中，這是一個充滿了負面評價的定義。

二戰影響

二戰結束后的美國，戰爭的陰影還沒有消失，冷戰的恐怖氣氛又接踵而至。美國一方面在國際上與蘇聯對抗，另一方面在國內害怕共產主義起義（Red Scared）。

罷工盛行

1945年3月，美國眾議院以207票贊成、186票反對，將其臭名昭著的“非美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改為常設機構。與此同時，由於美國國內通貨膨脹指數急劇上升，在短短的一年中發生了3.47萬次罷工，共有450多萬工人走上街頭。眾院非美委員會藉機指責工會“已被共產黨滲透”，極力煽動公眾反對共產主義和共產黨。

1945年3月11日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世的時候，美國聯邦調查局借口當年1月26日出版的《美亞》雜誌上有一篇文章與他們掌握的一份秘密材料在內容上相似，夥同戰略情報局的特工人員一起闖進了《美亞》雜誌編輯部，並聲稱“從辦公室搜出1700多份機密級和其他密級的政府文件”。6月6日，聯邦調查局再次查抄《美亞》雜誌編輯部，聲稱“搜查出1069頁政府文件，其中有504頁是保密性質的”。同日，美國司法部以“偷竊政府絕密文件”的罪名逮捕了曾在美軍駐中國共產黨的根據地延安觀察組長期工作的國務院官員謝偉思等6人。

事後查明，《美亞》雜誌所使用的文件是謝偉思私人保存的發自延安的報告的副本，並非什麼“絕密文件”。這些報告中的觀點，大部分是謝偉思等人在中國延安的近一年時間裡，通過同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交談和美軍駐延安觀察組成員的實地調查得出的真知灼見。如在1945年2 月中旬，謝偉思在為即將回國的中國戰區美軍司令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提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 ——即像英國首相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對德作戰中的表現，而不是以它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提供援助與否；希望美國政府在制定其中國政策時從自身角度考慮，不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等。謝偉思被捕后，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將這一事件看作是“中美關係的分水嶺”。

儘管聯邦大陪審團在8月份宣布因證據不能成立，謝偉思無罪開釋，但在《美亞》案的影響下，杜魯門政府還是從1947年12月17日起開始對聯邦政府、武裝部隊和國防訂貨承包商實行所謂“忠誠調查”。其調查對象的範圍甚至擴大到了荒謬可笑的地步。在帕薩迪納，有個3歲的小姑娘為商店當廣告模特，她的母親接到通知書，小姑娘必須簽署忠誠宣誓書後才能領取報酬。據統計，在“忠誠調查”期間，總共有2000多萬美國人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審查。在“忠誠調查”的影響下，美國的社會輿論也隨之右轉，教授社會科學的教師如果不在課堂上大罵蘇聯和共產主義就會被解僱，辛辛那提紅色棒球隊被迫更改了名稱，甚至參加角逐美國小姐的候選人都必須陳述她們對卡爾·馬克思的看法。恰在此時，威斯康星州參議員麥卡錫的一篇演說，將這一運動推向頂點。

早年麥卡錫

1908年11月14日，約瑟夫·麥卡錫生於威斯康星州北部一個愛爾蘭裔小農場主家庭。1939 年，麥卡錫虛報年齡參加威斯康星州第七區巡迴法庭法官的競選，成為該區歷史上“最年輕的法官”。從此，麥卡錫開始了充滿欺騙與謊言的政治生涯。有人這樣評價麥卡錫：“無比的大膽和某些方面的巧妙撒謊，使他的手法與一般的顛倒黑白有天壤之別。”

糟糕的州參議員

1946年，從軍隊中退役的麥卡錫參加參議員的競選，憑藉如簧之舌，於這年的11月當選威斯康星州參議員。在參議院任職的前四年中，由於行為不檢點和進行大豆期貨投機交易、賭博和酗酒，他的聲望一落千丈。人們常說，“在麥卡錫參議員的公文包里經常裝著一瓶威士忌酒”，他的“一大堆不同性質的事實和經不起驗證的數字，把參議院和整個美國搞糊塗了”。尤其是1949年秋天，麥卡錫居然為屠殺美國士兵的納粹黨徒辯護，引起輿論嘩然。因此，在這一年的民意測驗中，麥卡錫被評為當年“最糟糕的參議員”。此時，他太需要有一根救命稻草來幫他保住在國會的位子了。

“炮轟”國務院

1950年2月9日是美國第十六任總統林肯的誕辰年紀念日，麥卡錫決定在這一天“把炮彈打向國務院”。在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安排下，他從華盛頓飛往西弗吉尼亞州的惠林，在俄亥俄縣的共和黨婦女俱樂部發表了題為“國務院里的共產黨”的演講，聲稱在他手中，有“一份205 人的名單”，“這些人全都是共產黨和間諜網的成員”。“國務卿知道名單上這些人都是共產黨員，但這些人至今仍在草擬和制定國務院的政策。”麥卡錫的演說有如晴天霹靂，令美國上下一片嘩然。此前如履薄冰的麥卡錫則一夜之間成為聲震全國的政治明星。惠林演說之後，麥卡錫又相繼飛往猶他州的鹽湖城和內華達州的雷諾，重複他在惠林的演講。略有不同的是，此時的麥卡錫手中還揮舞著一張小紙片，這就是所謂的“間諜名單”。但是，按照他這時的說法，名單上的人數為57人。

1950年2月11日，得意忘形的麥卡錫特地打電話給總統杜魯門和國務卿艾奇遜，要求他們對他的演講公開表態。收到電報后的杜魯門惱羞成怒，憤而提筆回通道：“我確信，威斯康星州人民極其遺憾，他們的代表竟是像你這樣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但是，在寫完信后，杜魯門並未將其發出，而是將其列入“歸檔”，他另外責成國務卿幫辦普里福依打電話給麥卡錫，希望他“把名單公布出來”。

反共浪潮的掀起

喜形於色的麥卡錫沒有理睬杜魯門的詢問，又在參議院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所謂“揭露和清查美國政府中的共產黨活動的浪潮”。朝鮮戰爭爆發后，麥卡錫更是借口杜魯門政府中有人暗中“私通蘇聯”、“出賣了蔣介石集團”、“幫了共產主義的忙”，將民主黨執政的20年稱為“叛國 20年”，並將鋒頭直指杜魯門政府。

1951年6月14日，麥卡錫借口杜魯門撤換朝鮮戰爭中的美方總司令麥克阿瑟，在國務院發表了平生最長的一次演說，直接指責杜魯門政府對外政策重要制定者，曾經擔任駐華特使、國務卿和國防部長，被杜魯門稱作“現今最偉大的人物”的喬治·馬歇爾將軍。在這篇6萬多字的演說中，他將“叛徒”甚至“謀殺者”的罪名安在馬歇爾頭上，說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極力反對在巴爾幹開闢第二戰場，使得蘇聯先於西方盟國到達東歐；在雅爾塔會議上蒙蔽羅斯福，使蘇聯在領土等方面獲利；在擔任杜魯門總統派駐中國的特使調停國共兩黨衝突期間暗中支持共產黨，“出賣國民黨”；在國務院任職期間制定了對蔣介石集團不利的政策，“幫助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等。後來，麥卡錫還讓他的助手編印了《美國從勝利後退：喬治·馬歇爾的故事》一書出版，並廣為散發。同時受到麥卡錫無端指責的還有在戰時和戰後參與美國對華事務的歐文·拉鐵摩爾、費正清、謝偉思、柯樂布以及時任國務卿的艾奇遜等人。1951年冬天，在麥卡錫的無端指責和謾罵中，馬歇爾不得不主動辭職，回弗吉尼亞州里斯堡農場養老。

文學界的反共浪潮

從1953年起，麥卡錫將魔掌逐漸伸向外交領域。是年4月，麥卡錫在兩名年輕助手的協助下，開始對美國設在海外的大使館藏書目錄進行清查。在這次清查中，美國共產黨領袖威廉·福斯特、左翼作家白勞德、史沫特萊等75位作家的書籍全被列為禁書，甚至連著名歷史學家小阿瑟· 史萊辛格和幽默作家馬克·吐溫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險書籍”之列。據估計，被剔除的書籍總數有近200萬冊。在此影響下，美國國內一些城市和學校的圖書館也紛紛查禁甚至焚毀“任何可疑的書籍和雜誌”。

要害部門的反共浪潮

在“麥卡錫主義”最猖獗的時期，美國國務院、國防部、重要的國防工廠、美國之音、美國政府印刷局等要害部門都未能逃脫麥卡錫非美活動調查小組委員會的清查。同時，美國的左翼力量也受到空前的打擊。僅1953年一年，麥卡錫的委員會就舉行了大小600多次“調查”活動，還舉行了17次電視實況轉播的公開聽證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麥卡錫的活動越來越激起公眾的反對。在歐洲，人們更是將麥卡錫直接比作希特勒。國務卿杜勒斯更是向總統艾森豪威爾表達了這樣的憂慮：“許多歐洲領導人似乎認為我們（美國）正在麥卡錫的領導下走向美國式的法西斯主義。”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甚至發出了這樣的疑問：在美國外交政策方面，究竟是艾森豪威爾的權力大，還是麥卡錫的權力大？在美國國內，有人發出這樣的感慨：共和黨已經是“一半屬於麥卡錫，一半屬於艾森豪威爾”了。1953年7月，麥卡錫的助手馬修斯在《美國信使》撰文，指責美國耶穌教會牧師中“受到了共產黨的嚴重滲透”。教會立即將電話打到白宮，抗議馬修斯的誹謗。艾森豪威爾立即回信，並通過電台向全國廣播，譴責馬修斯“不負責任的攻擊”，並迫使麥卡錫解除馬修斯的職務。這一行動被視為麥卡錫在1953年的“惟一引人注目的挫折”，同時，這也是艾森豪威爾準備向麥卡錫“攤牌”的標誌。

• Nelson Algren, 作家，他被朋友Stuart McCarrell認為“過於極端”，FBI曾懷疑他有顛覆傾向，建立了500頁的檔案但沒有找到具體證據50年代他想和女友去巴黎但因為他在監視名單上而得不到護照，直到60年代才得到。

卓別林的政治觀點始終傾向左派。從今天的角度來看他的政治見解相當緩和，但是在1940年代的美國（加上他的影響力、他的知名度以及作為一個外國僑民）許多人認為他的政治觀點是非常極端、非常危險的。在大蕭條前卓別林的無聲電影的政治性不強，他的流浪漢的角色只不過是貧困，有時與法律發生衝突。卓別林1930年代的電影就非常政治化了。《摩登時代》描述了工人和窮人在工業社會中的不幸狀態。1940年的《大獨裁者》最後的一段演講批評了民族主義受到了強烈的反對。卓別林於1942年公開要求幫助蘇聯在歐洲開闢一個第二戰場也是一個非常受爭議的事件。原本就懷疑他是共產黨的FBI局長埃德加胡佛曾指示給他建立秘密檔案，在40年代後半期更是險些將他叫來國會聽證，1947年的《凡杜爾先生》使用黑色幽默的手段批評資本主義，在許多美國城市裡發生了抗議這部影片的事件。儘管卓別林非常成功，而且從1914年至1952年始終住在美國，但他是一直保持著他的英國國籍。在麥卡錫主義時期，他被指責從事“非美行為”，並懷疑傾向共產黨。約翰·埃德加·胡佛下令聯邦調查局秘密收集卓別林的情報並建立了一個秘密檔案，胡佛還試圖將卓別林驅逐出境。據2012年公開的檔案，FBI曾向MI5要求提供能用於將他驅逐出美國的信息。 1952年卓別林離開美國，他本來打算短暫訪問英國家鄉。胡佛聽到這個消息后與美國移民歸化局商議取消卓別林的再入境允許。卓別林得知后聲明: “自從上次大戰以來我就成了強勢的反動團體製造的謊言和宣傳的目標，他們有影響力，有美國黃色媒體的幫助，創造了一種氛圍繞讓有自由意識的人都被找出來受迫害。因此我決定我已無法進行我的電影工作，我將放棄在美國的居留權。”他決定留在歐洲，他定居瑞士沃韋。期間遊歷各國，受到了畢加索、伊麗莎白二世、戴高樂、赫魯曉夫、周恩來等人的接見。1957年卓別林在歐洲拍攝了《紐約王》，使用幽默的手段來諷刺導致他被迫離開美國的政治事件和對他傾向共產主義人心惶惶的多疑。拍了這部影片后卓別林喪失了拍公開的政治性電影的興趣，他說喜劇演員和小丑應該不需要政治性，應該“站在政治之上”。 1972年他與他的夫人短暫回訪美國來領取奧斯卡榮譽獎。儘管他是受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的邀請回到美國的，美國當局只給他發了一個為期兩個月的一次性入境簽證。不過此時美國公眾里反對卓別林的政治情緒已經消失了，他的回訪非常成功。

• 羅伯特·奧本海默

• 艾格尼絲·史沫特萊

•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 錢學森

在1954年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上，麥卡錫遭遇了他的“滑鐵盧”。美國有線電視網對這一系列影響重大的聽證會進行了現場直播。當陸軍部公布了麥卡錫的種種越權和違法行為，揭開了麥卡錫調查活動的黑幕時，麥卡錫則施展東拉西扯和嘩眾取寵的慣用伎倆，併當著全國電視觀眾的面，濫用參議院的議事程序，刻意干擾聽證調查。當麥卡錫竭盡胡攪蠻纏之能事，肆意攻擊在場的陸軍部律師約瑟夫·韋爾奇的一名年輕助手時，一向和藹的韋爾奇忍無可忍，一怒之下拍案而起，質問麥卡錫道：“參議員先生，你還有沒有良知？難道你到最後連一點起碼的良知也沒有保留下來嗎？”

1954年12月1日，在全國上下各個階層的一片聲討聲中，美國國會參議院通過了彈劾麥卡錫的決議，並對麥卡錫進行譴責。

麥卡錫繼續追查身居美國政府高位的共產黨，但是他的權力和調查力度被嚴重削弱了。在1954年共和黨失去對參議院的控制之後，作為少數黨成員的麥卡錫不得不依賴公開演講，來繼續提醒美國大眾共產主義的威脅。在之後的兩年半時間裡，他做了一系列重要演說。

1957年1月，麥卡錫夫婦領養了一個女嬰，起名Tierney。幾個月之後的1957年5月2日，麥卡錫因急性肝炎死於Bethesda海軍醫院，終年48歲。

在“麥卡錫主義”最為猖獗的時期，中美關係正處於冷戰寒冰的封凍之下。在“麥卡錫主義”的影響下，“反共”成了美國的惟一選擇。麥卡錫在中國問題上的發難，導致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和約翰遜幾屆美國政府一直採取非常僵硬的東亞政策，誰也不敢主動提出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接觸。

1954年4月23日，舉行的“陸軍—麥卡錫聽證會”現場《環球時報》(2002年01月03日第八版)

麥卡錫主義代表了整個美國社會上保守及排外團體的廣泛的政治同盟，沒有誰能逃脫他們的攻擊。在杜魯門政府及行政……即使是信奉學術自由的學術界也難以抵制麥卡錫主義的影響。

在美國國內，成千上萬的華裔和亞裔被懷疑為“間諜”。他們不僅被非法傳訊，不準寄錢給中國的親人，甚至被禁止公開談論自己的家鄉，還有不少人因被指責“同情共產黨”而受監禁、被驅逐甚至遭暗殺。在美國工作的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也因被指責在戰時參加了美國共產黨的活動，受到了聯邦調查局的傳訊。此後，錢學森多次發現他的私人信件被拆，住宅電話被竊聽，他的“國家安全許可證”也被吊銷。這表明，他已經不能繼續從事噴氣推進研究，甚至不能留在實驗室里工作了。直到1955年離開美國前，錢學森一直受到美國移民局的限制和聯邦調查局的監視。由於受到美國政府的限制，錢學森回國時不僅沒有帶回任何研究資料，甚至連一些私人生活物品都未帶回。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也因受到“麥卡錫主義”的迫害，不得不偕同夫人離開祖國，遠走瑞士。1972年2月19 日，斯諾客死日內瓦。斯諾去世后，家人在清理他的信件時發現他留下遺言：要把他的一部分骨灰留在中國，因為他熱愛中國；把骨灰的另一半送回美國，安葬在故鄉的哈得孫河畔。

維諾那計劃（英語：Venona project）是美國和英國的情報機構聯手合作進行的一項長期的的秘密情報收集和分析任務，目的在截獲和破譯蘇聯情報機關（大部分在二戰期間）所發出的消息。美英兩國的情報機關（其中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先後使用過13個代號來代表這一計劃，最後使用的代號叫做“維諾那”。“維諾那”這個代號沒有任何實際含義（在國家安全局解密文檔中，“維諾那”用大寫字母“VENONA”來表示，但是小寫的寫法通常為公眾所用）。

在冷戰開始的頭幾年中，維諾那計劃是由西方軍事部門領導的用於收集蘇聯情報機構信息的一個計劃。儘管它並不為公眾所知，甚至對羅斯福和杜魯門總統都處於保密狀態，但是這個計劃卻對於冷戰早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著重要的影響。這包括羅森堡夫婦間諜案以及唐納德·麥克萊恩（Donald Maclean）和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叛逃蘇聯一事。

維諾那計劃所涉及的大部分信息是在1942年到1945年之間被截獲並開始著手破譯的。在1945年的某個時候，維諾那計劃的存在被蘇聯警察機構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和其安插在美國軍方情報分析和破譯機構SIGINT的間諜、密碼分析和破譯專家比爾·維斯班德（Bill Weisband）所泄漏。這些被截獲的信息在1946年早些時候被一點一點的破譯，從此以後破譯工作一直沒有中斷，直到1980年當維諾那計劃被正式宣布終止，但是計劃中所剩餘的工作並沒有因此被放棄，而是合併到其他的更加重要的項目中去。

到底有多少人和蘇聯情報機構有關係一直是人們爭論的話題。很多學術界的人士和歷史學家相信維諾那計劃中所涉及到的人不是蘇聯方面的職業間諜就是蘇聯情報機構所雇傭的間諜，但是也有一些人認為計劃中的很多人並沒有惡意，不應算作有罪。

Venona文件明確給出了349個活動在美國的間諜的代號，其中包括美國公民，移民，永久居民，他們以不同方式與蘇聯情報部門合作，不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被發現。在麥卡錫領導的“調查委員會”（Permanent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PSI）的公開聽證會上，有83個人使用了“憲法第五修正案的反對自我歸罪權”（the fifth amendment right against self incrimination）。另外還有9個人依據憲法拒絕參加不公開的聽證會，他們的名字都沒有公開。在使用憲法第五修正案的83個人里，有幾個人後來被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和聯邦調查局認定是Venona文件里提到的蘇聯間諜。

Mary Jane Keeney：聯合國僱員，她的丈夫Philip Keeney在“戰略服務辦公室”（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工作；

Lauchlin Currie，羅斯福總統的特別助手；

Virginius Frank Coe：美國財政部貨幣研究分部主管（Director of Division of Monetary Research, U.S. Treasury）；布雷頓森林會議技術秘書（Technical Secretary at the Bretton Woods Conference）；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William Ludwig Ullman：參加聯合國憲章大會（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 Conference）和布雷頓森林會議的代表；

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美國財政部採購分部主要計劃人（Chief Planning Technician, Procurement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Silvermaster間諜網頭目；

Harold Glasser：美國財政部駐義大利聯盟高級代表處代表（U.S. Treasury Representative to the Allied High Commission in Italy）

參議院有關勞工權益的委員會“LaFollette公民自由委員會”（LaFollette Civil Liberties Committee）的4個工作人員；

Allan Rosenberg：外國經濟管理局主管（the Economic Institution Staff, 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國家勞動關係委員會理事（Counsel to 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

所羅門-阿德樂（Solomon Adler）：任職美國財政部，去了中國並加入毛澤東政權（1994死在中國）；

Robert T. Miller：泛美事務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Inter-American Affairs）；美國國務院近東事務部（Near Eastern Divisi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Gorsky Memo）也提到了他；麥卡錫指證案例第16號，“李名單”第12號；

Franz Leopold Neumann：經濟福利委員會顧問（consultant at 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戰略服務辦公室中歐部副主任（Deputy Chief of the Central European Section of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紐倫堡戰犯法庭第一研究主管（First Chief of Research of the Nuremberg War Crimes Tribunal）；也出現在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Gorsky Memo）里；

Laurence Duggan：美國國務院美洲共和國分部負責人（head of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Division of American Republics）；

Leonard Mins：戰略服務辦公室研究分析部俄國處（Russian Section of the Research and Analysis Division of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

Cedric Belfrage ：英國安全協調部；《National Guardian》周刊創辦人；

Gerald Graze：美國國務院；“李名單”第29號， Lee List #29，從蘇聯檔案里的“Gorsky備忘錄”得到證實，Stanley Graze的兄弟；

Sergey Nikolaevich Kurnakov：《每日工人報》（The Daily Worker，共產黨機關報）；

David Karr：戰爭信息辦公室（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記者Drew Pearson的主要助手。

Venona文件證實了，參議院“民權委員會”（the Senate Civil Liberties Subcommittee）里至少有4個工作人員是克格勃間諜，這個委員會的前任主席是參議員Robert LaFollette, Jr.，他在1946年的選舉中被麥卡錫擊敗。這4個克格勃間諜是：

John Abt，委員會首席律師（Chief Counsel）。

Charles Kramer，他還任職於其他3個國會的委員會。

Allen Rosenberg，他還任職於“全國勞工關係委員會”（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rd），“經濟戰爭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BEW），“外國經濟管理局”（Foreign Economic Administration，FEA），後來他還曾在美國最高法院辯論案子。

Charles Flato，他還任職於“經濟戰爭委員會”和“外國經濟管理局”。

這4個間諜都是美國共產黨黨員，也是共產國際成員。

儘管有共產黨滲入美國政府的前提是正確的，很多受到麥卡錫懷疑的人並不是間諜。

1947年6月，“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提交給國務卿喬治·馬歇爾（George Marshall）一份秘密備忘錄，請他注意國務院內部已經發展而且仍在發展的安全隱患。備忘錄寫道：

“有證據顯示，有一個周密的、精心計算的方案，不但保護身居高位的共產黨成員，而且弱化安全和情報保護措施。聯邦調查局一份關於蘇聯對美國的間諜活動的初步報告指出，有很多國務院僱員捲入了間諜活動，其中一些人擔任高級職務。”

羅伯特-李（Robert E. Lee）是撥款委員會的主要調查員，負責準備這份名單。“李名單”使用了數字而不是直接使用人名，這個名單在委員會內部發表。

這個備忘錄里列出了9個國務院官員，指出他們“只是國務院僱員里的幾個代表，國務院里有幾百名這樣的僱員，他們受到保護並允許繼續工作在那裡，儘管事實上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明顯的威脅。”但是從1947年到麥卡錫發表Wheeling演講的1950年2月，國務院沒有因為忠誠和安全原因解僱任何人。

儘管不是全部，但麥卡錫提出的大部分案例，都來自“李名單”或李議員在1947年為眾議院撥款委員會整理但是還沒有解決的國務院安全案例的“108人名單”。Tydings委員會（The Tydings subcommittee）也有一個名單。除了上面已經列出的Venona文件證實的間諜以外，還有一些麥卡錫指證的安全和忠誠隱患被證明是正確的：

Robert Warren Barnett夫婦，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8號和49號，李名單59號。

Esther Brunau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47號，李名單55號。

Gertrude Cameron，美國國務院，信息和編輯專家；麥卡錫案例55號，李名單65號。

Nelson Chipch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3號。

Herbert Fiers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1號，李名單51號。

John Tipton Fishburn，美國國務院；李名單106號。

Stella Gord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0號，李名單45號。

Stanley Graze，美國國務院情報部門；麥卡錫案例8號，李名單8號。

Ruth Marcia Harriso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號，李名單4號。

Myron Victor Hu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名單65號，李名單79號。

Philip Jessup，美國國務院，紐約哥倫比亞大學軍事政府事務和管理海軍學院副院長（Assistant Director for the Naval School of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Administration at Columbia University in New York），派駐聯合國代表，無任所大使（Ambassador-at-large），太平洋關係研究所主席（Chairman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Research Advisory Committee）；麥卡錫案例15號。

Esther Less Kopelewi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4號。

Paul A. Lifantieff-Lee，美國海軍部；麥卡錫案例56號，李名單66號。

Val R. Lorwin，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4號，李名單64號。

Daniel F. Margolie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1號，李名單46號。

Peveril Meigs，美國國務院，美國陸軍部；麥卡錫案例3號，李名單2號。

Ella M. Montagu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4號，李名單32號。

Olga V. Osnatch，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81號，李名單78號。

Edward Posniak，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77號。

Philip Raine，美國國務院，地區專家；麥卡錫案例52號，李名單62號。

Robert Ross，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32號，李名單30號。

Sylvia Schimmel，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50號，李名單60號。

Frederick Schumann，美國國務院合同僱用的講師，威廉大學（Williams College）教授；不在李名單上。

William T. Stone，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46號，李名單54號。

Frances M. Tuchser，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6號，李名單6號。

John Carter Vincent，美國國務院；麥卡錫案例2號，李名單52號。

David Zablodowsky，美國國務院，聯合國出版部主管；麥卡錫案例103號。

在保守派作家Ann Coulter的書《背叛者：從冷戰到反恐戰爭期間左翼自由派的背叛行徑》里，她這樣評價麥卡錫：“半個世紀之後，只有一些無害的怪物還自稱共產主義者的時候，人們很難捕捉麥卡錫發動的反共戰役的重要性。但是今天‘共產主義者’這個詞聽起來和‘君主制主義者’一樣可怕，不是毫無原因的－－那絕不是因為大無畏《紐約時報》的社論譴責麥卡錫，讚美哈佛大學教育出來的蘇聯間諜。是麥卡錫使得當共產黨主義者成為可恥的事情。美國內部的共產主義運動再沒能恢復元氣。”

當Ann Coulter要求福克斯新聞（Fox News）的主持人Bill O'Reilly舉出一個被麥卡錫折磨的無辜人的例子時，O'Reilly提出Dalton Trumbo，他是“眾議院非美活動委員會”（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HUAC）指控的“好萊塢的十個人”之一，O'Reilly根本沒有意識到，那個委員會的目的是調查美國共產黨對好萊塢的滲透，曾要求“好萊塢的十個人”的劇作者、導演和製作人於1947年到國會作證。而麥卡錫是在1950年才開始他的反共戰鬥。

1953-1954年，麥卡錫調查新澤西州Ft. Monmouth的高級秘密設施鬆懈的安全管理被管理人員拒絕，他們宣稱Ft. Monmouth沒有安全問題。然而多年之後，Barry Goldwater參議員在《沒有什麼好道歉的：美國參議員Barry M. Goldwater的個人、政治回憶錄》里（With no apologies: The personal and political memoirs of United States Senator Barry M. Goldwater）。解釋了為什麼把美軍在Ft. Monmouth的超級秘密部門悄悄搬到亞利桑那州（Arizona），他說：“Carl Hayden1955年1月成為有很大權力的撥款委員會主席，他私下告訴我，Ft. Monmouth搬家了，因為他和其他多數黨民主黨委員都相信，Ft. Monmouth的安全網已經被攻破。他們不願公開承認麥卡錫的指控是正確的。他們唯一的替代選擇就是把整個設施從新澤西搬到亞利桑那。”

美國成立了“莫伊尼漢保密委員會”（Moynihan Secrecy Commission）負責對國家安全局和聯邦調查局的文件加以保密和調查，這些文件有超過40年的保密期。保密委員會的最終報告發現：“只要有指控，就有否認...只要有人認為政府里有共產黨滲透，就有人認為政府捏造指控冤屈無辜。

中央情報局負責監督歷史情報收集的Hayden Peake指出，“還沒有一個現代政府像美國政府那樣被全面滲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