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報

1941年5月15日，毛澤東同志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了創辦《解放日報》的通知。通知如下：五月十六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亦加改進，統歸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全國宣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幹部執筆。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機關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解放日報》的社址設在與寶塔山（即嘉嶺山）隔河相對的清涼山上。從1942年9月起，《解放日報》還兼作中共中央西北局機關報。1943 年3月中央《關於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確定，《解放日報》歸政治局、書記處之下的宣傳委員會（毛澤東為宣傳委員會書記）統一管理。黨中央對黨報給以堅強有力的領導，報紙每一階段的宣傳方針，都由中央討論決定。

毛澤東對《解放日報》的工作一直非常關心，傾注了大量心血。他領導了《解放日報》創刊，指導《解放日報》成長，親自動手為《解放日報》寫社論、改稿，許多具體工作他都親自安排，具體指導。毛澤東對社論的撰寫非常重視，親手給報社寫社論，率先垂範，成為我國現代新聞史上的佳話。毛澤東還審閱和修改過許多《解放日報》擬發的重要文章。毛澤東每天收到許多來自各方面的報告、書信、報刊等，凡是他認為有價值，可公開發表的，都推薦給《解放日報》發表，使報紙的內容更加豐富，更有指導意義。這成為《解放日報》優秀稿件的重要來源，也是黨報質量和作用的重要保障。有一段時間，人們忙於整風學習和生產勞動，寫稿的人少了，《解放日報》第四版發生“稿荒”。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隨著黨領導的敵後抗日根據地和抗日武裝力量的日益發展壯大，中共中央亟需主辦一個大型日報，以加強對各地的宣傳和工作指導。1941年春，中央政治局決定停辦三日刊的中央機關報《新中華報》，將該刊與新華社編髮的《今日新聞》合併，在延安出版大型日報《解放日報》，作為中央機關報。5月15日，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了“中央關於出版《解放日報》等問題的通知”，指出：“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應作為黨內學校內機關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正式創刊，這是抗日民主根據地出版的第一個大型日報，毛澤東題寫報名並撰寫發刊詞，闡明了報紙創刊的宗旨和任務，論證了黨報使命與中國共產黨使命的一致性，黨報就是要準確地宣傳黨在不同時期的政治任務及為了完成政治任務而制定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成為教育人民群眾、指導革命工作的武器。

初創時，《解放日報》是鉛印四開兩版。出版四個月後，1941年9月16日起，擴大為四版，增加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教育內容；中央要求報紙的文字，應力求生動活潑，堅強有力，反對黨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給《解放日報》寫文章，介紹工作經驗，使之真正成為全黨反映實際領導工作的機關報。1947年3月。1949年4月24日，中央決定把《解放日報》的報名交給上海，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報和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上海《解放日報》於1949年5月28日創刊，現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

《解放日報》以廣大幹部、工人、知識分子為主要讀者對象，兼顧其他各方面的讀者。在宣傳報道上立足上海，兼顧上海經濟區，面向全國。以上海和上海經濟區各省的經濟建設作為宣傳重點兼及黨的建設、文化、教育、科技工作以及社會生活各方面。並以較大篇幅報道全國各地的重要情況和國際新聞，反映人民的呼聲重視刊登讀者來信和回答讀者的提問，每月來信多時達1萬件。為滿足廣大讀者的需要，辦有十多種副刊、專刊，如“新論”“朝花”“人民廣場”“讀者來信”“上海市場”“上海經濟信息”“上海經濟透視”“海外博覽”“祝您健康”“讀書”“娛樂”“班組生活”“市郊大地”“上海鄉鎮企業”“上海經濟區之頁”等。另闢有“黨的生活”“社會新聞”“體育”等專欄。

《解放日報》在50年代初，率先採用連環圖畫的形式，解釋鎮壓反革命條例和新婚姻法等重要法令；60年代初，以《我和祖國》為題公開徵文，在報刊上進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教育；70年代後期帶頭提倡“短新聞”，力主“報紙應以發表新聞為主”，進行新聞改革；80年代初，與上海市總工會、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上海市委員會、上海市出版局共同發起了有近百萬人參加的“上海市振興中華讀書活動”，收到顯著效果。這一經驗被推廣到全國各地。解放日報社還出版《上海學生英文報》、《報刊文摘》《支部生活》《連載小說》等報刊，發行量十幾萬份到幾十萬份不等，《報刊文摘》每期發行270多萬份解放日報社以辦報為主，開展多種經營“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帶頭恢復刊登商品廣告。

初期的《解放日報》在蘇德戰爭的宣傳報道上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對敵後抗日游擊戰和敵占區人民的英勇鬥爭以及陝甘寧邊區的成就都進行了報道，對敵偽的暴行和國民黨的反共陰謀也作了一定程度的揭露。但是，作為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解放日報》雖然擔負了黨報的任務，但尚未完全盡到黨報的責任。它存在的主要缺點是黨性不強，脫離實際，反映群眾生活不夠。這些問題主要反映在報紙的版面安排上沒有突出主次，沒有圍繞黨的中心工作辦報。如對延安整風運動的報道，對反映黨的有關群眾利益的政策問題，報道宣傳不夠。對此，毛澤東同志提出了尖銳的批評。

當時正值延安整風運動，《解放日報》也經歷了它辦報史上的一個重要歷史時期——改版。黨中央毛主席親自領導了《解放日報》的改版工作，從1942年4月1日發表改版社論《致讀者》開始，到1944年2月16日發表社論《本報創刊一千期》止，歷時1年零10個月。經過改版確立了黨報的性質、任務和作用。在黨的新聞事業中起著深遠的影響，是黨報史上重要的里程碑。1946年6月，國民黨反動派全面撕毀停戰協定，悍然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在敵人以優勢兵力重點進攻陝甘寧邊區的形勢下，黨中央做出了暫時放棄延安和保衛陝甘寧邊區的決定。從1946年11月起，《解放日報》開始疏散工作。在中央撤離延安后，該報曾在史家畔一帶堅持出版了短暫時間，由於軍情緊急，環境惡化，於1947年3月27日終刊。《解放日報》未竟的事業，由新華社、陝北新華廣播電台繼續完成。

1947年3月，轉戰陝北。國民黨軍進犯延安。自3月14日至17日，兩社人員先後撤離。3月27日，《解放日報》停刊。報社編入黨中央隊伍序列，跟隨毛澤東轉戰陝北。

1942年3月9日，丁玲題為《三八節有感》的文章在延安《解放日報》副刊文藝版發表，文章說："婦女"這兩個字，將在什麼時代才被重視，不需要特別的被提出呢？延安的女同志不管在什麼場合都最能作為有興趣的問題被談起，各種各樣的女同志都可以得到她應得的非議。女同志的結婚永遠使人注意，不結婚更有罪惡，她將更多的被作為製造謠言的對象，永遠被污衊。而離婚的口實，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後。舊的社會裡，她們或許會被稱為可憐，薄命，然而在今天，卻是自作孽，活該。一個有了工作能力的女人，而能犧牲自己的事業去作為一個賢妻良母的時候，未始不被人所歌頌，但在十多年之後，她必然也逃不出"落後"的悲劇。離婚大約多半都是男子提出的，假如是女人，那一定有更不道德的事，那完全該女人受詛咒。

1941年6月9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題為《晉南戰役的教訓》的社論；當晉南作戰時，日軍利用我們友黨的弱點，和他的軍事攻勢并行，發動反共的謠言攻勢，說八路軍不願配合作戰。然而事實是:

一、冀 南：1941年 5月7日之夜，八路軍配合當地群眾，截斷敵人之聯絡和交通。

二、白晉線：因八路軍破壞，從5月12日起，白晉鐵路已不通車。

三、正太線：1941年 5月16日八路軍攻佔獲鹿西南頭泉火車站，並陘以東微水車站，及壽陽、榆次、蘇家莊各車站。

四、同蒲線:：1941年5月15日，在崞縣原平間，破壞鐵路數十餘里，17日破壞大同以南宋家莊至尚庄間之鐵路一段。

五、平漢線：破壞涿鹿以南鐵路數段，在保定以北，炸敵火車一列，北平熱河間，炸敵貨車一列，並一度攻佔水冶鎮汽車站。

六、平綏線：攻佔沙城堡車站，破路三里多，在蔚縣至張家口間，破壞敵人之汽車橋一座。

1941年8月3日，《解放日報》發表題為《努力開展文藝運動》的社論，文章論述了文藝在抗戰中的作用及發展抗戰文藝的必要性，指出：文藝是反映現實的最力的工具，文藝界本著自己的藝術良心，努力揭露抗戰的許多現實的真理，文藝家以生動的事實形象，告訴我們什麼是中國人民在戰鬥中應該循取的光明的道路，什麼是應該清除的對於中國民族有害的毒物。這就能夠感召人民，動員和組織人民，積極地起來為戰勝民族敵人而鬥爭。也正因為這樣，我們的進步的文藝界，就遭到了敵寇、漢奸，以至於妥當協投降分子的嫉恨，他們直接對於文藝界的一切進步運動加以打擊。所以發展抗敵文藝就是打擊敵人。延安是抗日民主根據地的中心，從延安的政治地位來說，從這裡所團結著的文藝家以及文藝青年的數量和質量上的優勢來說，文藝運動在這裡都應該更進一步地開展起來。在這裡，開展文藝運動，歡迎和優待文藝作家，是邊區的施政綱領上規定的努力方向。

1942年6月1日，蔣南翔在《解放日報》發表《論"等級制度"》一文。批駁王實味對延安等級制度的批評。

蔣南翔寫道:"舊時代的那種等級制度是一種剝削關係，而今天王實味稱為'等級制度'的'等級'，則僅僅是一種工作需要，是為了達到革命的勝利"。"我們認為如果讓一般工作人員騎馬，而讓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等人步行則是極端不合理的，因為他們把太多時間和精力浪費在不必要的走路上，乃是革命的一種損失。"

1942年10月9日，《解放日報》發表劉少奇《論黨內鬥爭》。毛澤東為報社起草的編者按語說："這是劉少奇同志於1941年7月2日在中共中央華中局黨校的演講，理論地又實際地解決了關於黨內鬥爭這個重大問題，為每個同志所必讀。整風學習開展與深入的時期，特為發表，望全黨同志注意研讀"。

1943年13日至14日，日本首相東條英機秘密訪問南京，為掩人耳目，對外聲稱此行乃系"答拜"汪精衛訪日並"感謝"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

1943年3月19日，《解放日報》發表時事評論《東條訪寧一 對我發動新進攻之信號》。評論一針見血地指出：東條此次訪寧的真實使命是——現地召見日軍長官，面授機宜，作新進攻前之最後部署，抬高汪偽身價，以親臨屈尊，把汪偽裝扮成"元首"，以欺騙淪陷區人民；促使汪逆進一步與日本"同生共死"，搜刮淪陷區一切物資，供日本驅使。

1943年6月27日，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社論；《再論共產國際的解散》，這是該社在5月28日發表社論后的又一重要文章。社論充分肯定了共產國際的歷史作用，詳細論述了解散共產國際的原因，並有力駁斥了反共分子的攻擊。

1943年7月12日，《解放日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社論：《質問國民黨》。毛澤東寫道：

"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中央提出抗議：撤退到河防大軍、準備進攻邊區、發動內戰，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行為，是不能容許的。中央社於7月6日，發出破壞團結，侮辱共產黨的消息，這是一種極端錯誤的言論，也是不能容許的。這兩種錯誤，都是滔天大罪的性質，都是和敵人漢奸毫無區別，你們必須糾正這些錯誤。我們正式向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提出要求：請你下令把胡宗南的軍隊撤回河防，請你取締中央社，並懲辦漢奸張滌非。我們向一切不願撤退河防進攻邊區與不願要求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提出呼籲：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內戰危機。我們願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於危亡"。

1943年8月13日，《解放日報》公布《兩年來國民黨五十八個叛國將領概觀》，指出抗戰迄今，國民黨將領及其所率軍隊，叛國投敵現象，層見迭出。這58個叛國將領是：龐炳勛、孫良誠、孫殿英、畢戴宇、金亦吾、李長江、王勁哉、吳化文、趙瑞、楊誠、榮子恆、楊仲華、吳漱泉、劉月亭、丁樹本、夏維禮、孫玉田、趙星彩、李震汾、侯如墉、於光輝、楊汝賢、馮春田、楊克尤、王遂慶、王廷英、王瑞亭、趙天時、任蘭圃、薛豪平、潘勝富、蘇景華、張海平、蘇振東、李德興、丁聚堂、顏秀五、陳才福、秦慶霖、范傑、於懷安、寧春霖、歷文禮、齊子修、邱吉勝、劉景良、李其實、張良才、徐繼泰、韓子乾、景順揚、楊志希、陳孝強。

《解放日報》社論借用民謠："新兵新槍，老兵老槍，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鞭韃國民黨以優良裝備擴編嫡系部隊，排擠非嫡系部隊，妥協投降，挑動內戰，提醒全國人民警惕和深思。

1943年9月1日，《解放日報》為紀念第十屆"九一"記者節發表社論：《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新聞政策》，揭露國民黨當局摧殘進步新聞事業的情況，指出1937年"據國民黨政府統計全國有報館1031家。到1941年11月，據國民黨中宣部統計，報館獲得核准者僅餘273家。"1942年的一年內，國統區報章雜誌被封閉者達500種之多，被禁售之書籍達1400餘種。同日還刊載專文《國民黨反動派十年來摧殘新聞事業的罪行》。

1943年7月2日，鄧小平在《解放日報》發表了《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文，文章總結了太行區經濟工作的經驗，指出抗戰初期，在日軍對根據地進行殘暴的經濟掠奪、實行"毀滅抗戰生存力"政策的情況下、根據地軍民找到了一條戰勝各種困難的經濟建設道路。這條道路的主要點是：一、確定發展生產是經濟建設的基礎，農業和手工業是生產的重心；樹立"誰有了糧食，誰就有了一切"的思想；二、實行錢多多出，錢少少出和"量入為出與量出為入"的原則，既要照顧人民的負擔，又要照顧抗戰的需要。三、正確實行稅收貿易政策，採取"對外管理對內自由"的原則，爭取出入口平衡。四、發行冀南鈔票、粉碎敵人大發偽鈔、掌握法幣、大量掠奪人民物資的陰謀，保障根據地的經濟建設。五、在敵占區和游擊區、用武裝幫助人民粉碎敵人搶糧、抓丁計劃，以"減輕人民對敵負擔，保護人民利益"。

文章還總結了太行區經濟建設的四條經驗：第一、敵後經濟建設離不開對敵鬥爭；第二、制定以人民福利和抗戰需要為出發點的正確政策；第三、任何一個經濟建設，都離不開人民的積極參加；第四、一大批得力幹部是經濟建設的保障。

1943年11月24日，《解放日報》報道，延安舉辦了中直、軍直生產展覽。報道說，陳列室中有一巨大之長方形餐桌，上置各機關平日大小灶所食菜飯種類，以楊家嶺機關大灶吃萊達50種之多，各機關所做饅頭也很別緻，各機關肉食、麵食、菜飯等均較往日大大提高，楊家嶺機關自11月份起，由每人每日吃小米一斤三兩改為每隔一日吃饃一次，10月份吃饃15次之多。大灶10月份每人吃牛肉二斤，羊肉二斤，豬肉一斤四兩，超過以往吃肉標準一倍以上。此外逢年過節還發水果，夏季每人發西瓜一個，秋季每人發梨10個，桃子5個。兩年來中直、軍直各機關生活改善的進度，一直上升，他們自己動手發展生產，做到了蔬菜全部自給，糧食部分自給，他們收穫糧食1316石，蔬菜24036588斤，建立起手工業作坊52處，發展豬、牛、羊、到3232隻。

1944年6月6日，歐洲第二戰場開闢。《解放日報》提出警惕日本預感其滅亡將至，可能發起的猖狂行動。

英、美聯軍出動11000架飛機，4000艘船艦，86個師，計288萬人的部隊開始在法國西北部海岸諾曼底半島登陸(代號"霸王"行動)。第一天有5個師從海上登陸，3個師空降著陸。

8日，《解放日報》發表《第二戰場開闢與中國抗戰》的社論，指出"第二戰場的開闢，使希特勒陷於毀滅的邊緣，蘇、美、英盟邦在歐洲聯合大進軍，將使德軍迅速地潰滅"。"在希特勒滅亡之後，英、美盟邦就可以移其全力到太平洋上來，日寇的死期已不遠了，我國抗戰的最後勝利，由於第二戰場的開闢，而更加速地逼近了"。

社論提醒抗日軍民警惕日本預感其滅亡之將至，可能發起更加猖狂的軍事行動，積極粉碎日軍對華的新攻勢，切實配合盟軍在歐洲的作戰。

1945年6月6日，美國聯邦調查局以"泄露秘密"為罪名。逮捕反對美國政府支持國民黨的《美亞雜誌》編輯及海軍人員6人。

25日，《解放日報》發表《從六人被捕案看美國對華政策的兩條路線》一文。指出：美國同情中國抗戰民主事業的進步人士遭到逮捕，逮捕6人的真正原因，在於他們激烈反對國務院支持中國反動派的政府。而事後美國副國務卿格魯發表聲明。竟說這一案件是"精密的的安全計劃的成果"這說明美國對華政策兩條路線的爭論已表面化，即一條線是承認中國的民主力量一解放區、八路軍和新四軍；另一條路線是支持國民黨及其頭子蔣介石，阻礙對日作戰的共同事業。希望美國政府能夠慎重考慮對華政策。

《解放日報》原是延安時期的中共中央機關報。194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通知：“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併，出版《解放日報》。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傳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幹部執筆”。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日出對開半張兩個版，自9月16日出版的第124號起，擴大為日出對開一大張4個版。第一任社長為博古，1946年4月8日因飛機失事遇難後由廖承志繼任。第一任主編為楊松。1942年因病去世后先後由陸定一、余光生繼任。至1947年3月27日停刊，共出2130期。歷時近6年，這一時期正值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

上海復刊

隨著上海的解放和申報的停刊，1949年4月24日，黨中央決定把解放日報的報名交給上海，作為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報和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現為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報頭為毛澤東同志親筆題寫，並且繼續沿用其1941年在延安所書寫的原版報頭。

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日報》全面及時準確報道上海和全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新聞和國際新聞，刊發有影響力的新聞分析和新聞評論，並經常被國際國內各大媒體轉載，是中國最具權威性和最具影響力的幾大媒體之一，在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以及海內外都具有很高的地位和聲譽。並成為上海各級領導和決策者、管理者、投資者、經營者、研究者的首選報紙，以及廣大讀者了解上海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最新狀況的第一選擇。

原來的“文藝”副刊欄目由丁玲負責主編，1942年3月她被調到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後，副刊的重擔就落在舒群身上。舒群向博古訴苦，說他是搞文藝寫作的，不大懂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而且副刊又要配合整風，任務太重，不能勝任。這事很快讓毛澤東知道了，引起他的關注。毛澤東直接找舒群談話。毛澤東坦誠地說，要找個既懂文藝，又懂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還熟悉編輯工作的，實在難找啊！接著，他誠懇地鼓勵舒群：“工作嘛，可以在實際工作中學，努力做到點面結合。你是搞文學的，編文藝欄，文學是點，文藝是面。你現在編綜合副刊，文藝就是點，社會科學就是面了，由點到面地學。反過來也可以促進點的深化……由點到面，你就能夠勝任這項工作。”毛澤東在做思想工作的同時，又具體幫助解決報紙副刊缺稿的問題。毛澤東找來舒群一邊商量、一邊起草《〈解放日報〉第四版徵稿辦法》。在該《辦法》中毛澤東直接點名提出請陳荒煤、江豐、張庚、柯仲平、范文瀾、鄧發、彭真、王震之、馮文彬、艾思奇、陳伯達、周揚、呂驥、蔡暢、董純才、吳玉章等16位同志向副刊提供文學、戲劇、美術、音樂等各方面、各文化領域的稿件，還規定每人每月須徵稿6000字到12000字，並具體要求對徵集的稿件要從思想內容到文字潤色等全面把好關。為鼓勵寫稿人的積極性，毛澤東還特地在棗園擺下兩桌酒席，宴請這16位同志。人到齊了，毛澤東與緊挨著的博古低語了幾句，然後起身，在宣讀了《解放日報》第四版徵稿辦法以後說：“辦好黨報，黨內同志人人有責，責無旁貸。我想諸位專家、學者必然樂於為第四版負責……當仁不讓、有求必應、全力以赴、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毛澤東語言幽默、妙趣橫生，嚴肅而生動，與會者無不感動，接著他熱情洋溢地向大家敬酒。這次棗園之宴對《解放日報》副刊稿源起了很大作用，同時對全黨努力、共同支持辦好《解放日報》也收到良好效果。

毛澤東對改版后的《解放日報》的進步給予肯定，但也指出，報紙尚未成為“真正的黨中央機關報”。博古對毛澤東的意見非常重視，多次召開編委會和全體編輯人員會議，討論如何進一步改進辦報工作。1942年9月15日，博古將編委整改工作詳細向毛澤東作了彙報，毛澤東表示滿意。毛澤東致信時任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的何凱豐說，“今日與博古談了半天，報館工作有進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黨報變成完全的黨報。”格勒和莫斯科以後，以150萬大軍猛攻斯大林格勒。希特勒狂叫要迅速攻佔這些重要城堡，在西伯利亞與日本法西斯會師。可是1942年10月9日被圍困的蘇聯紅軍英勇突破了德軍防線，與北方來援的紅軍會師了。毛主席得訊后反應迅速，於11日下午三四點鐘就將剛脫稿的社論《紅軍的偉大勝利》(選入《毛澤東選集》時改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手跡送到報社。博古拿著稿子，興沖沖跑到辦公室窯洞，笑眯眯地說，毛主席給我們寫了一篇非常精彩的社論，請大家先睹為快。原稿為鉛筆書寫，博古要求大家分頭用鋼筆仔細謄抄，立即發排，12日見報。13日下午，大約也是三四點鐘的時候，博古又拿來毛主席寫的題為《歷史教訓》的社論，要編輯們謄抄發排，14日見報。15日下午，博古又要編輯謄抄毛主席的社論稿《評柏林聲明》，16日見報。毛澤東在6天的時間裡就為《解放日報》寫了3篇社論，對蘇德戰場與世界反法西斯形勢作了明確分析，將德國法西斯的欺騙宣傳批駁得體無完膚。

《解放日報》不僅傳承了黨報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還進行了有益的創新。具體而言，《解放日報》對群眾工作方法的創新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在調研中發現，省級黨報的信訪接待工作主要靠接待室，雖然個別報社開闢了熱線，但熱線不熱是常有的事；城市黨報的信訪接待工作則主要靠熱線，24小時熱線值守，絲毫不亞於都市類報紙。而《解放日報》則對接待室工作和熱線工作都非常重視，在接待室這塊，許多省級黨報都還是傳統的書面登記，而《解放日報》早在幾年前就開始了電腦登記和編號，做到件件有登記、件件有編號、件件有回復、件件能查詢；同時，他們還推出了聯繫卡片，卡片隨回複信件寄給來訪群眾，群眾可根據卡片編號查詢處理意見。在熱線這塊，《解放日報》兩條對外熱線都在群工部，一條熱線接受群眾投訴，一條熱線接受新聞報料，準備把兩條熱線合併；在熱線工作上，除了等待群眾打電話外，他們還重視主動出擊策劃選題與群眾互動。

《解放日報》群工部有個傳統，在部門業務會上記者先報社情民意再報選題。為準確全面深入地了解社情民意，他們有兩項舉措：一是倡導記者到基層去蹲點，二是就某一社會問題進行抽樣調查。為了破解靜安寺街道居民入廁難的難題，群工部記者去社區蹲點三個月之久。在群工部試點成功的“辦公到基層”活動已經在《解放日報》社全面開展。為了掌握群眾的第一呼聲，《社會調查》版完全靠抽樣調查的數據說話；從問卷的設計、樣本的選取到數據分析、稿件成型，都要花費大量的精力。一蹲點，一調查，《解放日報》把握的社情民意自然更有說服力。

為了使群眾工作服務群眾的職能更到位，《解放日報》群工部服務群眾的做法有三點值得肯定，一是到群眾身邊去，二是建立長效機制，三是善於藉助外力。記者到基層蹲點深入群眾自不必說，《手拉手》版就是針對那些困難群眾，為真正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切實的幫助。為使相同情況的困難群眾都能得到幫助，他們從幫扶的長效機制上下功夫，在救助骨髓配型成功的困難白血病患者的活動中，倡導成立了專項基金。報社的力量有限，群工部編輯記者的力量更有限，他們非常重視對外力的借用，譬如救助白血病患者跟上海紅十字會合作，搞結對助學跟上海慈善總會合作，社會調查跟復旦大學社會學系合作。

在習慣思維里，時政新聞、財經新聞等好培育品牌欄目，群眾工作方面的新聞則不容易培育品牌。而《解放日報》群眾工作的品牌意識則比較強，一版上的輿論監督品牌欄目“解放監督”跟“解放調查”、“解放分析”一起成為報社的三大品牌欄目。可以說，在黨報系統中，把輿論監督欄目在一版上作為一個品牌來培育是不多見的。另外，像群工部直接負責的《手拉手》《社會調查》等版面，也成為群眾廣泛認可的品牌。不僅重視創建品牌，還注重品牌的延續性，譬如《手拉手》版上的結對助學活動已經延續了10年，《社會調查》版也有好幾年的歷史。值得注意的一點是，一些品牌意識淡漠的黨報經常因為部門調整或者人員變動而將一個好的品牌丟掉。據了解，某家省級黨報的“熱線新聞”開辦不到半年就成了群眾認可的一個品牌，在短短的4個月時間裡受到省領導批示的稿件就有10餘條，更有一些知名企業要在這個版上刊登題花廣告、贊助輿論監督頭條新聞大賽，可是沒多久這家報社改革中進行了部門調整，新部門領導不重視輿論監督，熱線題花也不允許在版面上刊登，熱線電話也經常沒人接聽，慢慢地“熱線新聞”這個品牌就煙消雲散了。像這種人一換就全盤換的觀念不改變的話，既做不好新聞，也培育不了品牌。

《解放日報》創刊以來，一直受到毛澤東的關注。1942年1月24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就《解放日報》的工作問題指出：社論、新聞、廣播三者應並重。重視社論與專論，並出題目分配中央同志寫文章，報社要組織寫文章的工作。報紙的第三版和第四版應貫穿黨的政策，題材應切實，文字應通俗。要組織新聞，在新聞中表現黨的路線。中央各部委應組織自己的新聞。各部委要寫新聞稿、評論稿。毛澤東還談到廣播，他說：廣播比3000份報紙更重要，要成為第一位的工作。黨務廣播材料，要求中央各部委、西北局每月至少一條。

1942年2月2日，《解放日報》在三版右下角不顯著的位置，報道了毛澤東昨天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發表關於整頓黨的作風的演說的消息。1942年2月10日，在三版左下角同樣不顯著的位置，報道了8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召集的幹部會議上，毛澤東發表《反對黨八股》文章的消息。

1942年2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討論《解放日報》的工作問題。毛澤東發言指出：《解放日報》還沒有充分表現我們的黨性，主要表現是報紙的最大篇幅都是轉載國外資產階級通訊社的新聞，散布他們的影響；而對我黨政策與群眾活動的傳播，則非常之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報紙應以自己國家的事為中心，《解放日報》應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國抗戰、我黨活動和根據地建設上面，要反映群眾的活動，充實下層消息。毛澤東提議根本改變《解放日報》辦報方針，使它成為貫徹我黨政策與反映群眾活動的黨報，會議同意毛澤東的上述意見，決定委託秦邦憲根據會議的討論，擬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討論。在新方案實施前，先進行改造。

1942年2月20日，《解放日報》召開編委會，傳達毛澤東的意見：我們的報上不能反映黨的消息的原因，不僅是報紙本身的缺點，而且延安各機關要負責。以後希望各部門的負責同志注意，尤其各機關的政治秘書要報道這些消息。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秦邦憲提出的《解放日報》改造草案。毛澤東發言說：我黨現有80萬黨員，50萬軍隊，但黨報是弄得不好的。我們起已開始改造黨的工作，但黨報尚未實現徹底的改造。中央要抓住黨校、黨報、中宣部三個重要工作。黨報是集體的宣傳者與組織者，對黨內黨外影響極大，是最尖銳的武器。要達到改造黨的目的，必須首先改造黨報的工作。報社的同志要了解經過黨報來改造黨的方針，報社的同志沒有了解這個方針。報紙必須地方化，要反映地方情形。黨報要反映群眾，執行黨的政策。毛澤東還指出：黨性是一種科學，是階級性的徹底表現，是代表黨的利益的，無論什麼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對黨有利益。黨報要允許同情者作善意的批評。關於辦法問題，毛澤東提出發一個關於黨報工作的指示，學習寫分析文章，調一些好乾部到報社工作等意見。會議決定，由王稼祥、秦邦憲、凱豐、胡喬木、余光生組成中央黨報委員會。3月16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為改造黨報的通知》。

1942年3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指出關於改進《解放日報》已有討論，使之增強黨性與反映群眾，《新華日報》亦宜有所改進。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同秦邦憲在楊家嶺中共中央辦公廳召集延安各部門負責同志和作家70多人開座談會，討論《解放日報》改版問題。毛澤東在會議結束時講話，指出：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推動其他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他在講話中還批評了在整頓三風的討論中出現的絕對平均的觀點和冷嘲暗箭的做法。指出：頗有些人要求絕對平均，但這是一種幻想，不能實現的。小資產階級的空想社會主義思想，我們應該拒絕。批評應該是嚴正的、尖銳的，但又應該是誠懇的、坦白的、與人為善的。只有這種批評態度，才對團結有利。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

從4月1日起，《解放日報》正式改版。改版當天發表社論《致讀者》。社論根據整風精神，從報紙的黨性、群眾性、戰鬥性和組織性等方面檢查了該報存在的缺點，提出改革的目的是要使該報成為“真正戰鬥的黨的機關報”。報紙的整個篇幅要“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鬥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

在版面安排上，改變了以國際版為重點的形式把第一版改為反映抗日根據地的要聞版；在整風宣傳方面，加強黨性，把整風運動作為一個宣傳中心來抓，有力的指導了整風運動的順利進行；在社論寫作方面，注重社論質量。

一是觀念上的更新，樹立了“全黨辦報”、“政治第一、技術第二”的觀點。

二是隊伍的建設，形成了一支團結戰鬥。朝氣蓬勃的無產階級新聞隊伍。

三是奠定了無產階級新聞思想的理論基礎。

未到《解放日報》調研前有人介紹，說這家報社群眾工作搞得好離不開領導重視，因為報社有一個傳統，總編輯只管兩個部門，一個是理論評論部，叫管“天”，另一個是群眾工作部，叫管“地”。實地踏訪，此言不虛。雖然《解放日報》群工部不是任何時候都是總編輯直接管，但大多數情況都是總編輯在管；就是總編輯沒直接管群工部的時候，也非常重視群眾工作；更值得關注的一點是，《解放日報》一直強調群眾工作不只是群工部的工作，各部門都有責任來做這個事情。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輿論監督在《解放日報》搞得那麼有聲有色，除群工部直接負責的“百姓心聲”版外，“解放監督”欄目和社會新聞版的輿論監督稿件是每個部門記者都可以寫的。對比那些撤銷群工部的黨報以及那些群眾工作搞得不好的黨報，報社領導恐怕難辭其咎。

《解放日報》群工部原主任蔣夢丹強調，“群眾工作要與時俱進，不能依賴來信來訪，要走出去，不能光是依賴來信來訪來判斷，要靠了解社情民意來判斷。”蹲點基層、抽樣調查、活動策劃，哪樣是呆在辦公室就能完成的呢？正是這種“主動出擊”的作風，鑄就了《解放日報》群眾工作的成績。相比之下，一些黨報記者動輒就電話採訪，經常靠改寫通訊員稿件掙工分的做法，實在是讓人汗顏。這種不良之風的孳生，既與這些報社的考核機制有關，更與領導的思路有關。“辦公到基層”的作風能夠在《解放日報》推行，既有領導的重視，更有廣大采編人員的配合。

任何不實事求是的做法，都是不科學的。俗話說，眼見為實，《解放日報》把記者推到基層，推到人民群眾身邊去了解社情民意；一個人見到的可能是片面的，幾個人見到的也不可能全面，於是有了抽樣調查，完全靠數據說話。有了記者蹲點的“點”，又有了抽樣調查的“面”，若干個“點”匯成“面”，點面結合，能說人家得出的結果沒有說服力嗎？而有些黨報的記者根本不重視社會調查，就是針對某個事件採訪群眾的看法，也是盡找自己的熟人、朋友，既不具有代表性，更不具有科學性。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黨報的高層也不講究方法的科學性。據了解，某家省級黨報3年之內4次改版，就沒有做過1次讀者調查，這樣辦出來的報紙群眾能喜歡嗎？

創新是黨報的生存之本，也是黨報群眾工作不竭的動力源泉。《解放日報》群眾工作不僅創造性地繼承了黨報群眾工作的優良傳統，而且還進行了有益的創新。人家能夠把群眾工作辦得有滋有味，為什麼有的黨報領導總覺得群眾工作沒有多少事可做呢？恐怕根子在於這些黨報缺乏創新意識，創新力度不夠。譬如有的省級黨報熱線不熱，不從處理熱線的方法上找原因，簡單認為省級黨報搞熱線沒前途，乾脆把熱線取消了。又如有的黨報通訊員發稿難，影響了通訊員的積極性，通訊員隊伍萎縮，於是乾脆就放棄了通訊員工作，如此等等。黨報生存環境發生了許多新變化，雖然群眾工作有很多傳統經驗，但我們不能抱守傳統經驗，也不能拋棄傳統經驗，必須在傳承傳統的同時勇於創新，拓展黨報群眾工作的空間。群眾路線是黨的生命線，群眾工作是黨各項工作的基礎性工作，黨報作為黨委的機關報理應在群眾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解放日報》的群眾工作能夠成功，說明黨報群眾工作有生命力，有發展空間。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不能沒有黨報，也不能沒有黨報的群眾工作，希望各級黨報都能重視群眾工作，並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使黨報群眾工作上一個新台階。

全面改版后的《解放日報》，新聞版更具新聞性、權威性、可讀性，專副刊突出服務性、知識性、趣味性，形成了《朝花》、《新論》、《讀者心聲》等副刊和《網路周刊》、《健康周刊》、《汽車周刊》、《住宅消費》、《解放周末》等專刊周刊品牌和特色系列，每周一至周日天天輪流刊出，以適應不同讀者群的需要。

解放日報，擁有社會購買能力最強的讀者群，中國多家權威機構調查數據顯示：高學歷、高收入、高職階人士是《解放日報》最主要的讀者群體，他們大多來自於社會各領域的決策者、管理者、投資者、經營者和研究人員等。《解放日報》讀者，是社會各個領域的中堅力量，也是購買能力最強的一族。在房產、汽車、IT、金融保險、投資理財、健身保健等方面，他們都具備相當高的消費能力和擁有能力。這些人群關心社會和公眾事務、崇尚和諧的工作和人際關係，注重家庭以及個人生活品質，對個人及國家的未來充滿信心。他們對集團採購和團體消費擁有無可置疑的決策權，更對家庭和個人的購買行為起著決定性作用。

《解放日報》發行以上海為中心，輻射全國及世界諸多重要城市，擁有一個多層次、多渠道的發行網路，日發行量達55萬份左右，在全國各大主流政經媒體中位居前列。在北京、無錫、蘇州、泰州、崇明等地設有分印點，同時發行日本、美國等20多個國家和地區。2001年廣告收入2億元，居全國省級黨報之首，實現了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雙豐收。

解放日報報業集團成立於2000年10月9日，是以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為龍頭組建的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和綜合實力的媒體集團。擁有《解放日報》、《新聞晨報》、《新聞晚報》、《報刊文摘》、《申江服務導報》（《申導報》）、《上海學生英文報》、《人才市場報》、《上海計算機報》（將改名為《網路時代報》）、《房地產時報》、《支部生活》、《上海小說》、《新上海人》（原《行政與人事》）以及解放牛網（原解放網）、申報網和上海滬劇院等多家報刊、網路和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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