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

成立大會通過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宣言》。大會選出郭沫若、茅盾、馮乃超、夏衍、胡風、田漢、丁玲、吳組緗、許地山、老舍、巴金、鄭振鐸、朱自清、郁達夫、朱光潛、張道藩、姚蓬子、陳西瀅、王平陵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孫科、陳立夫為名譽理事。理事會推選老舍為總務部主任，主持文協日常工作。文協成立會上，提出了“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口號，鼓勵作家深入現實鬥爭。文協曾組織作家戰地訪問團，多次訪問慰勞各地戰場，推動了文藝工作者的下鄉和入伍。文協在全國組織了數十個分會及通訊處。先後成立分會的地方有：廣州、成都、昆明、桂林、香港、襄樊、延安、晉東南、貴陽、曲江、上海等地，組織遍於全國各地。文協成立后，文藝各部門的統一戰線團體也相繼出現。作家、藝術家空前廣泛地團結對敵，使抗戰初期的文藝活動呈現出生氣蓬勃的新氣象。

武漢失守以後，抗日民主根據地文協分會的工作在中國共產黨和邊區政府支持下得到較大發展，國民黨統治區文協的工作卻隨著政治逆流的襲來，遇到重重阻力。抗戰後期，文協支持和推進了國民黨統治區文藝界反壓迫、爭民主的革命運動。1945年，文協第6屆年會規定5月4日為文藝節。在艱難的條件下，文協以各種方式進行活動：每年召開紀念魯迅的集會，為郭沫若、茅盾、老舍等人的壽辰或創作成就聚會祝賀，開展救濟貧病作家、營救被捕的進步作家等工作，“文協”始終是文藝界團結抗日的旗幟。

抗日戰爭勝利以後，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更名為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

“文協”會刊《抗戰文藝》，自1938年5月4日創辦，至1946年5月終刊，先後出版71期，是貫通抗日戰爭時期的唯一的文藝刊物，對於開展抗日文藝活動、繁榮創作、培養青年作家等，都發揮了作用。

文協自籌備到成立，僅用了3個多月的時間。最初是由14位熱心人士成立了一個臨時的籌備會，經過充分的醞釀與討論,1938年2月24日正式成立了包括老舍、陽翰笙、馮乃超等20餘人在內的籌備委員會。老舍激動地說:“文人，在平日似乎有點弔兒郎當，趕到遇到要事正事，他們會幹得很起勁，很緊張。文藝協會的籌備期間並沒有一個錢，可是大家肯掏腰包，肯跑路，肯車馬自備。就憑著這一點齊心努力的精神，大家把會開成，而且開得很體面。”文協成立當天，周恩來以名譽主席團成員的身份參加了成立大會，他興奮地說:“今天到會場后最大的感動，是看見了全國的文藝作家們，在全民族面前，空前的團結起來。這種偉大的團結，不僅僅是在最近，即在中國歷史上，在全世界上，如此團結也是少有的！這是值得向全世界驕傲的!”文協的成立標誌著文藝界終於有了自己的組織，標誌著全國各派的作家開始以集體的力量為抗日戰爭服務，也標誌著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告成。老舍對全國文協的成立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分散開來，他們也許只能放出飛蚊的微音；聯合起來，他們定能發出驚天動地的怒吼——大家‘能’湊在一起吶喊，就是偉大!”他在入會誓詞上這樣寫到:“這是新的機械化部隊。我這名小卒居然也被收容，也能隨著出師必捷的部隊去作戰，腰間至少也有幾個手榴彈打碎這些個暴敵的頭顱。你們發令吧，我已準備好出發。生死有什麼關係呢，盡了一名小卒的職責就夠了!”文協的成立，令全國的文藝家們捐棄了前嫌，實現了不分黨派、不分流派的前所未有的大團結。正如文協在《告世界文藝家書》中所說：這個集團的命名就指明了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文藝集團，而是一切文藝家為反抗暴日帝國主義的大團結；集合在這抗日新中國成立旗幟下的我們，雖然在文藝的流派上說起來是可以區分為多種多類的，但是我們在政治上只有一個目標一個信念：中華民族必須求得自由獨立，而要求得自由獨立，必須全民族精誠團結!文協的成立讓散兵游勇般的作家們有了自己的“家”。老舍曾這樣形容:“那真是快樂的日子，多少相識與不相識的同道都成了朋友，在一塊討論抗戰文藝的許多問題。”畫家張善子也風塵僕僕地趕來報名，人們告訴他這不是美術界的團體，而他的回答卻是:“文藝既包括了文，也包括了藝術!”

文協的成立，不僅使文藝家們有了自己的組織，而且使這個組織中的成員一致地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思想，是由中國共產黨提出來的；於全國範圍內建立一支文藝界的統一戰線隊伍，是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的意見和主張。他指示陽翰笙去著手組織力量，並提議由老捨出任“掌門人”。文協不設理事長，採用集體領導的方式，而一切會務由“總務主任”老舍主持，大批的中共人物，如郭沫若、茅盾、田漢、羅蓀等，則分別擔任了理事或候補理事。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在中國共產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抗日文藝工作。《抗戰文藝》是文協的會刊，更是文協重要的宣傳陣地。編委會嚴格按照“三三制”組成，具體負責者，則定為樓適夷、姚蓬子和蔣錫金3人。名單是老舍提出來的，經過文協中的黨小組的討論，並最終請示了周恩來。這樣的安排嚴格地保證了黨對刊物的領導權，正如蔣錫金所說:“在具體執行編務遇有問題有爭執時，我和適夷對姚蓬子是二比一，老舍有時也來參與編務，那就變成三比一，姚蓬子總是少數。”文協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始終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文協成立一周年之際，中共通過《新華日報》社論，指出“深入前線和敵人的後方”,開展“文章入伍”和“文章下鄉”為當前最主要的任務。文協還屢次召開座談會，討論如何保障戰時作家的基本生活,《新華日報》及時地發表了《給文藝作家以實際幫助》的社論，指出最“實際”的幫助，是必須“提高文藝工作者的政治地位”,“在法律上保障文藝工作者言論出版自由和不受惡勢力的襲擊”。1944年文協為紀念老舍創作20周年舉辦活動,《新華日報》立即發表短評，借用老舍的一句話向生活在戰局最為艱難時刻的文藝家們指明了方向——“儘管貧窮，我們要咬緊牙關忍受，要保持清高，不可變節”。文協的成立，使黨有了自己的文藝隊伍；是黨的正確領導，方使文協永葆戰鬥的青春。

文協成立以後，設立了總務、組織、研究、出版4個部門。他們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步調一致地領導著全體會員進行戰鬥。

為了響應“文章下鄉”與“文章入伍”的號召，文協組織了各種形式的戰地訪問團或慰勞團，幫助大家深入民眾和軍隊，深入前線與後方，極大地促進了文藝與抗戰的結合，作家與人民的結合。表現最為突出的是“作家戰地訪問團”。1939年6月18日，這支由王禮錫、宋之的等14位作家組成的“筆游擊隊”從重慶出發，經內江、成都、綿陽、劍門、廣元、褒城、寶雞、西安、華陰，直抵中條山和晉東南前線。他們一方面將前線戰士的英勇事迹以及侵略者的殘酷暴行報告給全國的人民，另一方面也將民族戰爭中生長起來的抗戰文化帶到了廣袤的敵後與疆場。他們用自己的筆完成了這一“下鄉”與“入伍”的任務，也用自己的行動譜寫出了這一古今中外文學史上從未有過的詩篇。為了更好地為前線將士及廣大民眾服務，文協開展了創作通俗文藝作品的運動。這一舉措不僅促進了文學的大眾化，也促進了新文藝的蓬勃發展。他們成立了通俗工作委員會具體領導這一工作，他們還通過了為前線士兵編纂一百種通俗讀物的決議，分派給全國的作家來完成。1938年他們舉辦了兩期“通俗文藝講習班”,並將其講義以《通俗文藝五講》出版。與此同時，何容與老向主編了通俗文學刊物《抗到底》,總會和成都分會亦合辦了《通俗文藝》雜誌……老舍曾回憶說:“我們幾乎每個星期都有座談會、聯誼會……大家所談的差不多集中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如何教文藝下鄉與入伍，一個是怎麼使文藝效勞於抗戰。前者是使大家開始注意到民間通俗文藝的原因；後者是在使大家於詩、小說、戲劇而外，更注意到朗誦詩、街頭劇及報告文學等新體裁。”為了團結更多的作家，文協充分開展組織方面的工作，不僅於全國各主要城市(淪陷區除外),如成都、貴陽、桂林、昆明以及延安、香港等地建立起了分會，而且始終將關心作家們的生活放在了各項工作的首位。抗戰期間知識分子生活在饑寒交迫之中,“因貧而病，因病而更貧；或呻吟於病榻，或慘死於異鄉。卧病則全家斷炊，死亡則妻小同棄”。為此文協多次召開會議，並擬定了《保障作家稿費版權版稅意見書》。1944年7月又發動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籌募援救貧病作家基金的運動，在各分會的共同努力下，一共募集到了700多萬元，不僅解決了部分作家的困難，而且使所有的會員們相濡以沫，空前地團結起來。為了開闢自己的陣地，文協於蓽路藍縷之中堅持創辦了自己的會刊《抗戰文藝》。它不僅是抗戰期間壽命最長的一份刊物，而且也成為了抗戰之中文藝界的一面鮮艷的旗幟。老舍曾這樣稱讚道:“它實在是一部值得重視的文獻。它不單刊露了戰時的文藝創作，也發表了戰時文藝的一切意見與討論，並且報告了許多文藝者的活動。它是文，也是史。它將成為將來文學史上的一些最重要的資料。同時它也表現了一些特殊的精神，使讀者看到作家們是怎樣的在抗戰中團結到一起，始終不懈的打著他們的大旗，向暴敵進攻。”為了堅守這塊陣地，文協做出了堅忍不拔的努力。發行的地點,8年間竟換了5個地方；即使武漢撤退期間，在總會已經撤離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出版了4期特刊，距武漢失守僅僅10天。

中國的抗日戰爭不是孤立的，對於世界來說，它不僅處於歐戰爆發的前夕，而且中國人民敢不敢抗擊日本的大舉進攻，中國會不會滅亡，亦成為了世界輿論最為敏感與關注的問題。為此，文協自成立以後便積極地與世界革命文學取得聯繫，努力地將中國人民誓死不屈的決心和勇氣傳遞給全世界。

文協設立了國際宣傳委員會，其任務是將中國的抗戰文藝活動及其作品系統地介紹到國外。為了加強交流工作，該會特聘請林語堂、謝壽康、蕭石君為駐法代表，熊式一、蘇芹生為駐英國代表，蕭三為駐蘇聯代表，胡天石為駐日內瓦代表。1938年11月，中蘇文藝研究會正式成立，文協成員宋之的、魏猛克、史東山等均在其中擔任了重要的領導職務。在組織工作上，文協多次向世界文化界、文藝界發布宣言或公開信，揭露日本的侵華罪行，爭取世界輿論的同情與支持。在它的成立大會上，由茅盾起草的《告世界文藝家書》即莊重宣布:“我們——立在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這統一旗幟下的文藝工作者，盼望全世界中國之友的文藝家給予我們更多的力量，為了爭取遠東的真正和平，為了給予摧殘文化的野心的侵略者以打擊，為了實現人類的和平相處，自由發展，讓我們攜著手共同前進!”這封公開信以及由胡風起草的《致日本被壓迫作家書》,被分別譯成了日、英、德、俄、法、世界語等文字，於世界各大報刊發表，使中國抗戰文學的聲音傳向各個國家。文協還就日寇轟炸廣州、武漢、重慶等地，多次通電訴諸世界輿論，並致電國際作家保障文化自由協會及蘇、美、英等國的文化組織，對於他們的聲援表示由衷的感謝。文協還注重開展文學上的交流，既包括請進來，又包括送出去。文協多次舉辦了紀念高爾基、馬雅可夫斯基、托爾斯泰、普希金以及羅曼·羅蘭等外國作家的活動，還發動與開展了一個中國作品“出國”的運動——《中國抗戰小說選》在英國出版,《中國抗戰詩選》在美國出版,《中國抗戰文藝選集》在匈牙利出版,“中國抗戰文學專號”由《國際文學》雜誌以8種文字出版……1939年8月，總會與香港分會共同創辦了一份英文版的刊物《中國作家》,向海外人士詳細介紹中國的新文學。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是一面光輝的旗幟，也是一個戰鬥的堡壘。正如當年《新華日報》所指出的:“這個協會的成立，是我們民族解放鬥爭發展中的一件大事，是我們文藝發展史上最光輝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