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乃超

1923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學校理科畢業后，先後就讀於京都帝國大學哲學系、東京帝國大學哲學系社會學科，后改學美學與美術史。1926年三月開始，在《創造月刊》上發表組詩《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徵色彩的詩歌。幼年求學期間，馮乃超在南海故鄉接觸到勞苦大眾，並耳聞目睹辛亥革命前夕南海鄉村愛國者慷慨悲歌的壯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的教會學校目睹了種族歧視現象，接受了富國強兵思想，開始接觸中國新文化運動；大學期間，開始參與創造社活動，后成為創造社出版部日本東京分部的聯絡人，並參加了日本革命學生組織的馬克思主義讀書會和藝術研究會，開始注意日本無產階級文藝運動，接受蘇聯和日本的“左”傾文藝理論。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他毅然棄學回國參加革命工作，編輯、主編《文化批判》和《創造月刊》，成為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後期的中堅和主將。后與魯迅等籌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起草左聯《理論綱領》，並任左聯第一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部長。不久調任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國左翼文化總同盟黨團書記，並編輯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周報》。

1928年1月發表在《文化批判》創刊號上的兩首詩《上海》和《與街頭上人》，標誌其詩風從低沉到革命的轉變。同年9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29年秋與鄭伯奇等組織中國藝術劇社，任文學部長。1930年參加籌建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被推舉為《理論綱領》的起草人，並任“左聯”第一任黨團書記兼宣傳部長，次年任文化總同盟書記。1938年到郭沫若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任職，並參加籌備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任理事兼組織部副部長。

抗日戰爭期間

他在周恩來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領導下籌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任文協常務理事及組織組副主任，編輯《抗戰文藝》；擔任郭沫若主持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的中共特支書記，並領導孩子劇團；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員、重慶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顧問。

解放戰爭時期

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委員、“文委”書記；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委”委員、“文委”書記，主管香港文化和統戰工作，編輯《大眾文藝叢刊》；任華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第一屆政協代表，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主任。

新中國成立后

歷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副秘書長兼人事處處長、中共中央宣傳部幹部處處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委員、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文教分黨委書記、中央人事部第一任副部長兼第四局局長等職。

1950年，由於廣東省情況較為複雜，葉劍英、方方同志向黨中央提名馮乃超來粵工作，翌年初，經周恩來總理批准、毛澤東主席委任為中山大學副校長。爾後歷任中共中山大學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高等學校委員會第一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委員、中共廣東省委文教部副部長等職，當選為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廣東省政協副主席、第四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一第四屆中國文聯全國委員會委員。

1975年，馮乃超調離中山大學，任北京圖書館顧問。1983年，在北京逝世。

淡泊名利地位

20世紀50年代初，葉劍英向黨中央打報告，要求調馮乃超到南方局工作。此事被廣東省文教委員會知道后，也向黨中央告急，陳述中山大學是孫中山先生首創，地處祖國南大門，靠近香港澳門，在教育界具有特殊的地位，需要一位高水平、懂知識分子工作的黨內同志來擔任書記，這個人非馮乃超莫屬。政務院總理周恩來為此跟馮乃超談話，說明情況，並說調到中山大學工作，等於無過而降級了，徵求他本人的意見。馮乃超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這些都無所謂。”一位非常熟悉並十分了解馮乃超的老同志說，馮乃超一生過分老實，自己是一位著名的文學家，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卻做著無人知曉的文化界的統戰工作和組織工作；新中國成立之初，他任中央直屬機關黨委文教黨委書記、中央人事部副部長，管高等教育部，卻偏偏到中山大學去受高等教育部領導。對此，馮乃超淡淡一笑，說：“誰都希望到前台表演，後台工作誰去做？誰都願意到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誰做？誰都想領導別人，被領導的事誰來干？只要是革命工作，為什麼要去計較這些？”

馮乃超就是這樣一位謙虛謹慎、淡泊名利、功成不居、埋頭苦幹的黨的好乾部。

反對特殊化

1951年2月，馮乃超到中山大學工作。來校后他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務員和專車。他到廣州市開會，或坐學校的公車，或與別人合乘一輛小汽車。馮乃超說：“我又不是每天去廣州市開會，這樣做是實事求是嘛！”

1957年，馮乃超和夫人到國務院設在青島的高級幹部療養院養病。剛好他們唯一的孩子從蘇聯回來休假，便興沖衝到青島去看望父母，並計劃畫10天的海景。剛剛畫到第4天，馮乃超就要孩子第二天回北京去。馮乃超對孩子說：“目前這個療養院的家屬接待所住滿了來探親的子弟，一住就是一兩個月，誰也請不走，床位無法周轉，招待所為這事很為難。我是高級幹部，應當自覺做榜樣，你也是共產黨員，想你不至於不同意吧？”孩子心裡真想多留幾天，也想同父母多呆幾天，但父親說得在理，孩子只好戀戀不捨地離開父母回京。回到北京不久，孩子便收到父親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丟在青島的小半瓶調色油和幾十顆圖釘，批評道：“這是勞動人民創造的物質財富，不是能用幾個錢來衡量的。”馮乃超就是這樣一位嚴於律己，對後代也嚴格要求的人民公僕的楷模。

重視人才培養 重視學科建設

學校改革

中山大學在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前設有7個學院、33個學系、3個專修科、13個研究所，教授有180位，是一所文、法、理、工、農、醫、師齊全，學科完備、師資力量雄厚，名副其實的綜合性名牌大學。全國高校院系調整后，中山大學這所綜合性大學僅剩中文、外語、歷史、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地理8個學系，教授也只剩85位。面對這種嚴峻的局面，馮乃超緊緊抓住人才培養和學科建設這兩個關鍵不放鬆。馮乃超經常說：“綜合大學是一個國家文化、科學的標誌，它既是高級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又是培養高級知識分子的地方，它的任務和目標主要是培養理論或基礎科學方面的從事研究工作或教學工作的專門人才，師資隊伍十分重要。”為此，學校實施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是廣攬人才，從華南農學院聘請了昆蟲學專家蒲蟄龍教授，從華南工學院聘請了化學專家龍康侯教授，從復旦大學聘請了化學專家徐賢恭教授等一批專家教授來中山大學工作；二是為專家、學者配備助手；三是給予一些教師出國學習、進修的機會；四是改善教師的生活、工作條件；五是在教師中發展黨員。在學科建設方面；在歷史系設立了東南亞研究室（后改所），重點研究泰國、菲律賓等國，在當時填補了國內空白，在國外也很有名氣；在中文系設立了近現代文學研究室和古文字研究室；在生物系設立昆蟲研究室等。這些措施的實施，使中山大學發生了深刻變化。

努力為群眾排憂解難

馮乃超是高級幹部，可謂位高權重，但他平易近人，密切聯繫群眾，為群眾排憂解難。歷史系姚學敏講師，因丈夫樓公凱教授在接管期間被停聘，經多次交涉無效，不得不受聘於西北大學，把兒女寄托在上海外公家，一家分散在三地，有很多的實際困難和不便。為此，姚老師找到了馮乃超，說明情況，請求審處。馮乃超聽后，安慰姚老師說：“同是國家辦的大學，樓教授既然可以調到西北大學去。為什麼不能調回這裡任教？你的問題，我看很簡單，不是請樓先生回來，就是調你到西北大學去。讓我請示校長，儘快解決你的問題”。後來，姚老師堅決要求調離中山大學，學校徵得西北大學同意，姚老師去了西北大學任教。

1951年5月27日，馮乃超以主祭人的身份參加理學院生物系張巨伯教授的追悼大會，並撰文《悼張巨伯教授》，高度讚揚張巨伯教授是“中國昆蟲學界的一位草創人”，“一位好老師，好科學家”。

馮乃超從1951年2月來中山大學工作，到1975年4月調離，在中山大學工作了近四分之一個世紀。他為中山大學作出了卓越的貢獻。他的崇高品格，治學、治校精神，是中大人寶貴的精神財富。

紅紗燈（詩集）1928，創造社

傀儡美人（小說、散文集）1929，上海長風書店

撫恤（短篇小說集）1929，上海滬濱書局

馮乃超文集（上集）1986，中山大學出版社

論中國文學革命（論文集）編選，1947，香港海洋書屋

毛澤東頌（詩集）編選，1948，香港海洋書屋

芥川龍之介集（短篇小說集）日本芥川龍之介著，1934，中華

某傻子的一生（短篇小說集）日本芥川龍之介著，1940，上海三通書局

河童（中篇小說）日本芥川龍之介著，1941，上海三通書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