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伯奇

鄭伯奇 (1895.06.11～1979.01.25) 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說家、文藝理論家，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陝西省長安縣人，生於西安。名隆謹，字伯奇。幼年家貧，小學畢業后考入陝西省會農業學堂；15歲加入同盟會，16歲參加辛亥革命。其後以公費入南京民國大學政治專修科，後轉上海震旦大學初級預備班讀書。1917年去日本，先後就學於第一高等學校(東京)留學生預備班、第三高等學校(京都)、京都帝國大學。1921年在日本與郭沫若、成仿吾、張資平、田漢發起成立創造社。1926年回國，到廣州中山大學任教，並在黃埔軍官學校任政治教官兼入伍生部政治教官。1927年在上海從事革命文藝工作。1929年，與夏衍、阿英、沈西苓、馮乃超等發起成立上海藝術劇社，並任社長。1930年2月，當選為左翼作家聯盟常務理事，同年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1932年，任職於良友圖書公司，並與夏衍、阿英一起進明星影片公司，任顧問和編劇，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1933)、《泰山鴻毛》(1933)、《時代的兒女》(1933)、《華山艷史》(1934)、《到西北去》(1934)、《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其間，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藝術》月刊、《戲劇時代》月刊、《沙侖》月刊等刊物上，發表《中國戲劇運動的進路》、《戲文學的通俗化問題》等戲劇、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與黃子布(夏衍)合作翻譯蘇聯V．I．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等理論著作，主編《電影畫報》等刊物。30年代撰寫的部分文章，收入《戲劇論文集》(1930)、《兩棲集》(1937)中。除戲劇、電影理論的研究寫作外，他還積極進行戲劇實踐。1933年戲劇協社在上海上演蘇聯劇本《怒吼吧，中國!》，與黃子布、孫師毅、沈西苓任導演；七七盧溝橋事變后，又與夏衍、張庚、孫師毅等人創作整理三幕劇《保衛盧溝橋》，8月7日在上海公演，激起強烈反響。抗日戰爭時期，曾在重慶任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1943年冬回西安，1944年起任教於陝西省師範專科學校，1945年曾主編《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的副刊《每周文藝》。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任西北大學教授；1950年任西北軍政委員會文教委員會委員、西北文聯副主席。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貞勸夫》，曾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中國作家協會西安分會副主席等。他還創作有小說劇本集《抗爭》、《軌道》、《哈爾濱的暗影》，短篇小說集《打火機》，散文集《參差集》，回憶錄《創造社及其他》等文學作品；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三集》。

中國電影劇作家，小說家，文藝理論者，左翼文學運動開創者之一。

原名鄭隆謹，字伯奇，1895年生於西安長安，幼年家貧。15歲加入中國同盟會，一年後參加辛亥革命。1917年赴日本先後入東京第一高等學校、京都第三高等學校、帝國大學。1919年參加同盟會，1920年在《少年中國》1卷9期發表第一首詩作《別後》。次年加入創造社。1926年畢業於日本京都帝國大學文學哲學科。同年回國，執教於廣州中山大學，兼任黃埔軍校政治教官。1927年，他來到上海，開始從事文藝工作，主編或參與編輯的刊物有“創造月刊”、“北斗”、“新小說”等。

1929年，曾任上海藝術劇社社長，這一時期，他創作了獨幕劇《抗爭》被選入《中國新文學大系·戲劇集》。1932年他與夏衍，阿英一起進入明星影片公司，擔任編劇，他與阿英等合作或改編《鹽潮》、《泰山鴻毛》、《時代的兒女》、《華山艷史》、《到西北去》、《女兒經（1934）》等電影劇本。還用鄭君平、鄭平子、席耐芳等筆名在上海《晨報》的“每日電影”副刊上發表電影批評與理論文章，被稱為“十五員大將”之一。他與黃子布（夏衍）分別翻譯了蘇聯普多夫金的《電影腳本論》和《電影導演論》，單獨翻譯了蘇聯狄莫辛柯的《電影結構論》，他還將其它國家的優秀影片介紹給中國觀眾。抗戰爆發后，到西安編輯《救亡周刊》。隔年到重慶，任職於郭沫若主持的文化工作委員會。1943年冬回西安任陝西師範專科學校教授。1945年為《秦風日報、工商日報聯合版》主編劇刊《每周文藝》。1946年出版《參差集》。解放后歷任西北大學教授、西北文聯副主席、作協西安分會副主席，並寫作評論和回憶錄。其中回憶創造社的文章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后結集為《憶創造社及其他》。 1951—1952年創作秦腔劇本《血訓圖》和《史惠珍勸夫》，195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作品集《鄭伯奇文集》 1979年1月去世。

《抗爭》(話劇、短篇小說合集)1928，創造社

《軌道》(戲曲集)1930，啟智

《寬城子大將》(中篇小說)1932，良友

《打火機》(短篇小說集)1939，良友

《兩棲集》(文藝理論集)1937，良友

《牆頭小說集》(短篇小說集)1937，千秋

《哈爾濱的暗影》(話劇)1941，上雜

《參差集》(散文、譯文合集)1945，大陸圖書雜誌出版公司

《憶創造社及其他》(回憶錄)1982，香港三聯

鄭先生原名鄭隆謹，筆名東山、虛舟、何大白、方鈞、鄭君平、席耐芳、華尚文、樂游等。1895年農曆五月十九日生，陝西省長安縣瓜洲堡村人。

胡宗南撤離西安的前三天，曾派專人去甜水井鄭伯奇家，通知鄭先生準備跟胡一起走。鄭伯奇生性內向，既不敢公然抗爭，又不甘心做蔣王朝的殉葬品，更何況其時鄭夫人朱文敏健在，身邊有兩個兒子、三個女兒，拋棄妻小兒女之事，實鄭先生所不為，於是採取迂迴戰術。夫人朱文敏對我說：“鄭先生裝做會親友的樣子，白天躲在外，夜晚回來。”倘晝夜匿蹤激怒胡宗南，後果堪虞。感謝上蒼，解放軍進軍神速，胡宗南倉皇逃竄，沒來得及逼脅先生，先生始倖免於劫難。

先生在日本京都帝國大學就讀時，寫過小說《最初之課》展示炎黃子孫的民族自尊。大學畢業歸國，正值上海白色恐怖時期，先生代郭沫若主持創造社工作數年，主編該社雜誌。鄭伯奇年輕時血氣方剛，20年代在上海寫過題為《抗爭》的作品，小說集《打火機》的第一篇小說《香港一夜》，寫中國婦女之命運，情真意切，全篇貫注愛國深情，對青年喻以愛國之理，口言筆論，更是終生不渝。鄭伯奇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常委，為促成“左聯”的成立，先生對籌備工作，不惜餘力。大家熟知，創造社和魯迅打過筆仗。在創造社主要成員中，郭沫若的詩久負盛名，郁達夫的小說成就斐然，成仿吾的理論著名。成仿吾一文中說魯迅是“有閑階級”，魯迅因此題一本雜文為《三閑集》。成君言論激進，行為亦然，在法國加入中共，隨紅軍長征，歷任陝北公學校長、山東大學校長。魯迅與郁達夫有私交，后與郭沫若和解。50年後，鄭伯奇親口對我說：“魯迅對人的認識，極難改觀。”鄭伯奇與夏衍最早合寫電影，1979年鄭逝，夏衍唁電最先。先生不明言，晚輩為先生諱。鄭多次找魯迅溝通。

抗日戰爭開始，先生自滬歸陝。因怕日軍知其曾留學日本，必糾纏無疑。郁達夫流亡東南亞，被逼做翻譯，遭日軍殺害，即其佐證。先生1937年在西安編輯《救亡》周刊。40年代，先生在西安《秦風工商日報》主編《每周文藝》副刊，並且團結了一些愛國青年。青年們意欲成立社團，事先鄭伯奇曾給郭沫若寫信，郭沫若回信說：文學寫作，應圖新。張恨水的寫作，由舊式轉變為新式，林語堂則由新式變更為舊式，青年們寫作，必須樹立新風。尊重郭老的倡導，社團定名為“新風文藝社”，並於1945年7月14日正式成立。新風社的照片上鄭伯奇居中而坐，左右背後三層青年圍繞。鄭先生在新風社成立大會上作了題為《青年文藝工作者的修養》的講話。先生說：青年寫作，第一，要有愛國情懷，這是身為中國人的基本人格，或為人品德；第二，要熱愛生活，情來源於生活，情生必文茂，語言的生命力是書本與生活的融會，上海有位姓穆的作家，寫過作品，后對生活淡漠，遂“江郎才盡”；第三，多學會一種外國語，就是多一隻眼睛，可以眼觀世界。先生在日本數年，自然精通日文。先生還學習法語，充實自己，實為經驗談。新風社成員閻棟材，從晉入陝，寫詩文支持先生編的版面，還在鄭振鐸主編的雜誌上發表作品。閻君對某些成員拿筆墨作為敲門磚，充當鷹犬之徒，呼之為“文藝掮客”。閻君在西安數次被捕，后逃往蘭州，被馬匪割舌殺害。李尤白的文學作品《呂梁山的野牡丹》出版前，鄭伯奇寫序，被當局檢查官抽下，是政治原因阻斷。此後，先生在大學講課，數次提及李君之作，該作藝術上有朝氣，內容以抗日烽火為背景。姚青苗抗日期間在西安主編《駱駝文藝》雜誌，在國內有一定影響。新風社上述成員，代表著西安四十年代文學的業績，鄭伯奇所做的團結工作，是不可忽視的。

鄭伯奇一生收集了大量林則徐的素材，準備寫長篇小說。先生個性謹小慎微，文藝界的制約又較多。40年代，先生寫一位司機偷賣汽油，妻子勸夫從善的小戲，但卻被人上升為“誣衊工人”。

我近年腳後跟痛不著地，先左後右，時輕時重，實老年症。鄭伯奇曾患腳底部神經末梢炎，先生對我說：“走路，雙腳似踩著棉花。”歷史證明，那些說長論短的智者，與先生年齡相同時，其老年弱點盛於先生，或更嬌。歷史對一些人的戲弄，是不受主觀左右的。這些無辜之災，削弱了鄭伯奇的創作情緒。

鄭伯奇平時衣冠楚楚，極愛整潔。40年代李尤自在西安街頭路遇先生，先生長發不修，鬍髭不刮，時值老父初喪，故而鬱鬱寡歡，神志沮喪。

這就是我所知道的鄭伯奇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