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社

前期的創造社反對封建文化、復古思想，崇尚天才，主張自我表現和個性解放，強調文學應該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其文藝思想的核心命題，表現出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郭沫若的詩集《女神》，郁達夫的小說《沉淪》及郭沫若的譯作《少年維特之煩惱》（歌德），是該社最有影響的作品。成員們先後辦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創造月刊》、《洪水》等十餘種刊物。

以其獨特的文學主張和鋒芒畢露的文學活動，成為五四以後新文學一支生力軍，特別在文學青年中激起強烈共鳴。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或從事革命實際工作。隨後，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勢，並有新從日本回國的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思想激進的年輕一代參加，遂發展而為後期創造社。後期創造社與太陽社一起大力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

1923年5月13日，創造社的《創造周報》創刊，泰東圖書局出版，郭沫若、郁達夫、成仿吾編輯。發刊詞是郭沫若寫的一首詩《創世工程之第七日》。詩中表示“我們是不甘於這樣缺陷充滿的人生，我們是重新創造我們的自我”，“我們自我創造的工程，便從你貪懶好閑的第七天做起”。《創造周報》於1924年5月停刊，共出52期。

1928年初，郭沫若的《英雄樹》、成仿吾的《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馮乃超的《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等文章，要求文學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面向工農大眾，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對五四以後的文學和魯迅等作家，卻作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意識代表進行偏激的批判。由此引起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1929年2月，創造社為國民黨政府封閉。

“五四”新文學運動初期成立的文學團體。1921年6月8日在在郁達夫的寓所，即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第二改盛館正式宣告成立，初期成員主要由在日本留學的郭沫若、成仿吾、郁達夫、張資平、田漢、鄭伯奇等人組成。他們於1921年秋在上海出版發行了《創造社叢書》，最初收郭沫若的詩作《女神》、郁達夫的小說集《沉淪》以及郭沫若所譯德國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等。隨後於1922年5月起在上海出版《創造》季刊（至1924年2月止，共出2卷6期），1923年5月起出版《創造周報》（至1924年5月止，共出52期）。同年7月在《中華新報》編輯文學副刊《創造日》（至1923年11月止，共出101號）。

這些著譯和刊物以文藝思想和創作傾向的獨特吸引了大量讀者。

創造社在前期被認為是尊重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注重自我表現的文學團體。前期作家們的創作側重主觀內心世界的刻畫，具有濃重的抒情色彩。他們的文學主張、創作以及所介紹的外國作品形成了浪漫主義和唯美主義的傾向。強調文學必須忠實於自己“內心的要求”，是前期創造社文藝思想的核心。

創造社的這種藝術傾向，在打破封建文學“文以載道”的舊傳統方面，在當時是有積極意義的，而且郭沫若的詩作、郁達夫的小說，以及創造社其他成員的創作，思想內容上大都具有強烈的反帝反封建色彩，所介紹和翻譯的歐洲18世紀啟蒙主義、19世紀浪漫主義文學作品中表達的人道主義精神和個性解放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與民主革命的要求相一致。雖然在浪漫主義文學中有的作者也感染了歐洲“世紀末”文學種種現代流派的影響，但總的說來創造社的浪漫主義傾向，對“五四”以來新文學的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創造社主要成員大部分傾向革命，郭沫若、成仿吾等先後參加革命實際工作。繼《創造》季刊、《創造周報》以後，他們又於1924年8月創刊《洪水》（至1927年12月止，包括增刊共出38期），1926年3月創刊《創造月刊》（至1929年1月止，共出18期）。在《創造月刊》上，創造社已表現出“轉換方向”的態度，開始了後期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倡導與創作。郭沫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3期發表《革命與文學》一文，首倡“我們所要求的文學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學”。成仿吾則在1928年2月1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1卷第9期發表《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號召“我們努力要獲得階級意識”“努力把握唯物的辯證法的方法”。

他們曾一度計劃與魯迅等人組成聯合戰線，恢復《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從事進步的文學活動，但由於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以為這不足以代表一個“新的階段”，遂廢除前議，另行創刊《文化批判》。馮乃超在1928年1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1號上發表《藝術與社會生活》，李初梨在同年2月15日出版的該刊第2號上發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提出作家“轉換方向”和建設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主張。他們在文中批評了葉聖陶、郁達夫、魯迅、郭沫若、張資平五個有影響的作家，從而引起了創造社、太陽社與魯迅之間關於“革命文學”的論爭。

創造社在前期活動中，雖然不贊成文學研究會提倡的自然主義和寫實主義，對當時有影響的作家的作品，往往以“庸俗”為名進行批評，但也培養了大批後來成為不同流派的著名的青年作者；並且從開始便反對當時文藝領域中的反動傾向。在1923年11月和1924年1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都曾先後撰文批評了胡適以“整理國故”為名從新文化運動中倒退的行為。後期創造社更是旗幟鮮明地批判了“新月派”主要成員在“革命文學”論爭中的資產階級觀點和態度。彭康和馮乃超等人都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撰文闡明了“革命與人性”“天才是什麼”“文學的階級性”以及革命文學等問題。

後期創造社受當時國際國內左傾思潮影響，理論倡導和文學活動不免帶有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傾向，在“革命文學”論爭中對待魯迅、茅盾等作家表現出了偏激的情緒，然而大部分成員在參加革命實踐，介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和蘇聯新興無產階級文藝方面，以及倡導革命文學和革命文學理論建設方面，都作出了較大的貢獻。

《幻洲》半月刊創刊

1926年10月1日，創造社後期刊物《幻洲》半月刊創刊。由創造社和光華書局后出版。全刊分上，下兩部，上部又名《象牙之塔》，葉靈鳳主編，專載文藝作品；下部又名《十字街頭》，潘漢年主編，專載雜文、述評。上部主要作者有周全平、滕剛、宰木（潘梓年）等下部有潘漢年、田漢、蔣光赤等。該刊以“擺脫一切舊勢力的壓迫與束縛，以期能一無所忌地自由發表思想”為宗旨。1928年1月出至第2卷第8期后停刊，共20期。

成仿吾痛斥“整理國故”

1923年11月18日，成仿吾在創造月刊第28期發表國學運動之我見，斥責整理國故是倒行逆施的狂妄。早在論國故學一文中提出“整理國故”的主張，提倡從訓詁、校勘、引導人們理頭於故紙堆中，說“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只希望盡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學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對此，成仿吾指出：國學運動的實質“只不過是要在死灰中尋出火燼來滿足他們那‘美好的昔日’的情諸，他們是想利用盲目的愛國的心理實行他們倒行逆施的狂妄”。

成仿吾詩作

1927年9月，成仿吾於創造社該月版《流浪》發表詩作《靜夜》，表達了詩人心中的苦悶，彷徨以及對理想的憧憬和嚮往。

一、死一般的靜夜！我好像在空中浮起，渺渺茫茫的。

我全身的熱血，不住地低聲潛躍，我的四肢微微地戰著。

二、我漂著，我聽見大自然的音樂。

徐徐的，清清的，我跟著他的音波，我把他輕輕吻著，我也飛起輕輕的。

麥克昂作品

1928年5月1日，創造月刊第1卷第11期發表麥克昂的文章桌子的跳舞。文章指出：“沒有時代精神的作品是沒有偉大性的”。作者認為：“我們的文學家假如有無產階級的精神，那我們的文壇一定會有進步”。“我們的目的是要消滅布爾喬亞階級，乃至消滅階級的，這點便是普羅列塔利亞文藝的精神”。

彭康談“健康”和“尊嚴”

1928年7月10日，在《創造月刊》第1卷第12期發表了創造社成員彭康的文章《什麼是“健康”和“尊嚴” ——〈新月的態度〉底批評》。彭康在文章中針對《新月》雜誌的發發刊詞，回擊了新月派的挑戰，他指出：“折辱了他們的‘尊嚴’，即是新興階級獲得了尊嚴。‘妨礙’了他們的‘健康’，即是新興階級增進了健康”。

創造社要求戰士社道歉

6月12日，就《青年戰士》第4期復活號上，造謠說“創造社為共產黨之爪牙，曾領受第三國際之宣傳費”一事，創造社委託劉世芳律師致函青年戰士社，要求該社登報更正道歉。8月14日，青年戰士社函復劉世芳律師，認為此事與法律問題無涉，系國民黨與共產黨言論政治之爭，並繼續造謠誣衊，大肆攻擊共產黨。

1928年以後，郭沫若避居日本，從事中國古代社會的研究和對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學的研究；成仿吾赴法留學，回國後到革命根據地從事教育工作；後期創造社的一部分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朱鏡我等先後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中專門從事理論活動的彭康、朱鏡我等，以後都轉入“中國社會科學聯盟”工作。而曾作為創造社當年發起人之一的田漢，早已另組南國社從事戲劇活動，張資平則另開書店，無形中脫離了創造社，以詩人出名的王獨清則被清除出社。

1929年2月創造社終於為國民黨當局封閉。隨後創造社、太陽社的成員與包括魯迅在內的進步作家合作，於1930年初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從而在中國整個30年代興起了影響深遠的左翼文藝運動。

創造社前期主辦的刊物有《創造》季刊、《創造周報》、《創造日》（《中華新報》副刊）、《洪水》半月刊；後期的刊物主要有《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半月刊、《思想》月刊、《新思潮》月刊等。除文學外，後期創造社刊物更注意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社會科學問題的研究和宣傳。創造社成立后即編輯和出版創造社叢書，出版的主要是該社成員的詩歌、小說、戲劇、散文、理論及譯作，在近十年的時間裡，共出版60餘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