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現代文藝團體。簡稱“左聯”。1928至1929年間的革命文學論爭，傳播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論水平。

通過論爭，各方的觀點逐漸接近，提倡和發展普羅（英語proletariate音譯“普羅利塔利亞”的簡稱，意為“無產階級”）文學成為他們的共同要求。資產階級文藝家對於革命文學的攻擊，

從另一個方面促使革命作家認識到必須聯合起來才能有力地進行文藝思想鬥爭；蘇聯的“拉普”（全稱“俄羅斯無產階級作家聯合會”），日本的“納普”（全稱“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和“革命文學國際局”先後成立，也對中國革命作家的聯合起了推動作用。革命文藝運動的發展及其由於論爭而暴露出來的弱點，引起中國共產黨中央的重視，加強了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幫助革命作家成立聯合的團體。

“左聯”成立之時，正值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失敗，國民黨反動派一方面對革命根據地進行軍事圍剿，另一方面對國統區實行文化“圍剿”。當時的形勢迫切要求上海的左翼作家們團結起來，共同與國民黨反動派做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組織的努力下，“左聯”於1930年的3月2日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今多倫路201弄2號）舉行了成立大會。在成立大會上，魯迅先生作了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講話，第一次提出了文藝要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方向，並且指出左翼文藝家一定要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

1936年春，根據形勢的需要，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自動解散。雖然“左聯”的歷史不過短短6年，但是它以在當時的巨大作用以及對後世的深遠影響，成為了中國革命文學史上的豐碑。

孫中山於1925年逝世前在廣州領導國民黨改組，當時極需經濟支援，使“聯俄容共”政策成為共產國際支援中國的條件，造成國民黨左右兩派展開長期暗鬥。1928至1937這十年間，表面上是國民政府大成功，也是共產黨失敗和挫折時期。1927年的清黨使共產黨作家從此努力在文學方面奪取領導地位。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簡稱左聯，是中國共產黨於1930年3月2日在中國上海領導創建的一個文學組織。目的是與中國國民黨爭取宣傳陣地，吸引廣大民眾支持其思想。左聯的旗幟人物是魯迅，但實際在背後握權是兩度留蘇曾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瞿秋白。左聯勢力主要是由1926年急轉成激烈革命派的“創造社”成員郭沫若，與1928年“太陽社”錢杏邨，匯合個人主義立論的“語絲”魯迅、文學研究會《小說月報》茅盾等人停止混亂的內鬥，苗頭一致轉向對“新月派”如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為首的“資產階級代言人”進行筆戰，在不斷攻擊、不團結的衝突而建立起的共產黨戰鬥傳統，在之後的文化大革命終食惡果。

直到1936年解散，左聯已為共產革命思想創造極大同情，此一勝利促使了大部分中國作家的左傾與把五四以來自由心靈帶上為政治革命服務的道路。左聯的解散，一是表示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國民黨的政治妥協，二是“中國文學家的集體抗日救國”到了最後階段，亡國滅種的現實使國民黨終於在1937年七七事變發出全國對日八年抗戰。

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大會於1930年3月2日在上海的中華藝術大學舉行。到會的有馮乃超、華漢（陽翰笙）、龔冰廬、孟超、莞爾、邱韻鐸、沈端先（夏衍）、潘漢年、王堯山、周全平、洪靈菲、戴平萬、錢杏邨（阿英）、魯迅、畫室（馮雪峰）、黃素、鄭伯奇、田漢、蔣光慈、郁達夫、陶晶孫、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鏡我、柔石、林伯修（杜國庠）、王一榴、沈葉沉、馮憲章、許幸之等40餘人。最初的盟員共50餘人。大會通過了左聯的理論綱領和行動綱領，選舉沈端先、馮乃超、錢杏邨、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7人為常務委員，周全平、蔣光慈兩人為候補委員。魯迅在會上發表題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說，強調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觸實際的社會鬥爭。他對左聯工作提出四點意見：“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戰線應該擴大”；“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左聯一成立，立即遭到國民黨政府的破壞和鎮壓，如取締“左聯”組織，通緝左聯盟員，頒布各種法令條例，封閉書店，查禁刊物和書籍，檢查稿件，拘捕刑訊，秘密殺戮革命文藝工作者等。人們習慣稱為“左聯五烈士”的李偉森（李求實，左翼文化工作者，不是左聯成員）、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就是1931年2月7日被秘密殺害於上海龍華國民黨警備司令部的。但左聯仍頑強戰鬥，除上海總盟外，還先後建立了北平左聯（又稱北方左聯）、東京分盟、天津支部，以及保定小組、廣州小組、南京小組、武漢小組等地區組織。參加左聯的成員，也不限於文化工作者，還擴大到教師、學生、職員、工人，盟員總數達數百人。

左聯與國際無產階級文藝運動建立了聯繫，1930年11月，左聯派蕭三作為代表參加在蘇聯哈爾科夫召開的第二次國際革命作家代表會議。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加入國際革命作家聯盟，成為它的一個支部-----中國支部。

由於受到當時中國共產黨內左傾路線的影響，左聯在工作中有過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的錯誤傾向。反映在創作中，不少作品內容上染有較濃厚的小資產階級意識。有些作品還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對此，魯迅曾進行過中肯而切實的批評。左聯在國民黨政府殘酷壓迫下頑強戰鬥了6個年頭，粉碎了國民黨當局的文化“圍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蘇區軍事上的反“圍剿”鬥爭。左聯培養了一支堅強的革命文藝大軍，為抗日戰爭時期、解放戰爭時期，甚至建國以後的人民文藝事業準備了一批骨幹人才。左聯為建設人民大眾的革命文藝作出了卓越貢獻。

1936年初，為了適應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為了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左聯自行解散。

左聯的領導機構，起初是常務委員會，后改稱執行委員會（或兩者同時並存），設秘書處，有行政書記負責日常工作。下設組織部、宣傳部、編輯部、出版部、創作批評委員會、大眾文藝委員會、國際聯絡委員會等。擔任過左聯領導工作的，除成立大會選出的常務委員之外，後來還有茅盾、馮雪峰、柔石、丁玲、胡風、以群、任白戈、夏征農、徐懋庸、何家槐、林淡秋等。左聯內有中國共產黨的組織“黨團”，先後擔任黨團書記的有潘漢年、馮乃超、馮雪峰、陽翰笙、丁玲、周揚、戴平萬等。在組織上，左聯接受中共中央宣傳部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的領導。

魯迅-茅盾-郭沫若-周揚-田漢

蔣光慈-孟超-阿英

王任叔-鄭伯奇-洪靈菲

陳荒煤-戴望舒-端木蕻良-馮鏗-關露-蕭紅

胡風-胡也頻-李偉森- 樓適夷-柔石

沙汀-謝冰瑩-徐懋庸-陽翰笙-葉以群

殷夫-於伶-郁達夫-張天翼-周文

丁玲-夏衍-馮乃超-馬加

馬子華-王志之-王余杞-王西彥

方土人-方之中-東平-葉靈風-葉紫

田間-白薇-任白戈-任鈞-許幸之

孫席珍-楊騷-楊剛-李輝英-麗尼

邱韻鐸-何家槐-林淡秋-歐陽山-周立波

周而復-草明-柏山-洪深-聶紺弩

夏征農-陶晶孫-蕭三-舒群-蒲風

雷石榆-穆木天-艾蕪

左聯先後創辦的機關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二刊系接辦）、《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前哨》（第2期起改名為《文學導報》）、《北斗》、《十字街頭》、《文學》、《文藝群眾》、《文學月報》、《文學新地》等等；還秘密發行了《秘書處消息》和《文學生活》；並在《時事新報》副刊《青光》主辦《每周文學》。另外有外圍刊物《文藝新聞》。北平左聯機關刊物有《文學雜誌》、《文藝月報》等。東京分盟辦有《東流》、《新詩歌》、《雜文》（后改名《質文》）。左聯盟員以個人名義編輯的刊物有《無名文藝》（葉紫、陳企霞）、《文藝》（周文、劉丹）、《春光》（庄啟東、陳君治）、《中華日報》副刊《動向》（聶紺弩）、《譯文》（魯迅，後為黃源）、《太白》（陳望道）、《新小說》（鄭君平，即鄭伯奇）等。左聯領導的中國詩歌會有會刊《新詩歌》。

左聯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指導自己的實踐，在宣傳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方面，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人都做了不少翻譯介紹工作。左聯從一開始就重視理論批評工作，其成員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武器，對於“新月派”、“民族主義文藝運動”、“自由人”、“第三種人”及“論語派”等的資產階級文藝觀點，進行了批評。對國民黨當局的反動文藝政策，進行了批判和鬥爭。他們很重視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先後在《大眾文藝》、《拓荒者》、《文學導報》、《北斗》、《文學》、《文學月報》以及其他報刊上發表文章，展開熱烈討論，形成很有聲勢的文藝大眾化運動。

左聯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在創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聯刊物和其他進步刊物上發表了大量作品，魯迅的《故事新編》以及他和瞿秋白的雜文，茅盾的《子夜》、《林家鋪子》、《春蠶》，蔣光慈的《咆哮了的土地》，丁玲、張天翼、葉紫等人的小說，田漢、洪深、夏衍等人的劇作，中國詩歌會諸詩人的詩歌，都以其思想上藝術上新的拓展，顯示了左翼文藝的實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在左聯的培養下，湧現了沙汀、艾蕪、葉紫、周文、蔣牧良、艾青、蒲風、聶紺弩、徐懋庸等一批文學新人。他們給文壇帶來許多生氣勃勃的作品，成為30年代文壇上活躍的力量。創作方面的巨大成就還在於出現了許多新的具有重大社會意義的題材和主題。革命者在白色恐怖下的英勇鬥爭，工人群眾對資本家剝削的猛烈反抗成為許多作品描寫的內容。農村生活和鬥爭的題材也進入了許多作家的創作視野，不少作品以真實生動的藝術畫幅反映了農村貧困破產的景象，顯示了廣大農民的覺醒和鬥爭。此外，30年代動蕩不安的城市生活也在文學作品中得到了真實、集中的反映。所有這些作品都體現著強烈而鮮明的時代色彩。

“左聯”也存在一些缺失，主要表現在：政治上的激進盲動，不注意利用公開合法鬥爭方式，卻在國民黨當局控制很嚴的中心城市組織“飛行集會”、“節日遊行”等，不僅造成革命力量的損失，而且嚇跑了一些本來同情與靠近“左聯”的民主作家們；理論上有生搬硬套的教條主義傾向，未能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同中國文學運動的實際很好地結合起來；組織上犯有一定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錯誤，沒有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文藝工作者；創作中不少作品流露出嚴重的小資產階級思想意識，有些作品違背了文藝創作規律，有公式化、概念化的弱點。

從左聯的理論綱領和工作方針中，我們看到了列寧的“每個民族都有兩種不同文化”的學說的運用，看到了革命的文學藝術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一個組成部分，它必須為無產階級的政治服務及其與被壓迫階級聯繫的觀點。它的鮮明的階級觀點和強烈的革命熱情，是值得充分肯定的。它對於左聯的反文化“圍剿”的鬥爭，有著積極的指導作用。它在現代文學史上，也有不容忽視的意義。但理論綱領也有缺點，主要是沒有提到作家的思想改造問題，也沒有提到團結廣泛的作家從事反帝、反封建的文藝活動。其中所謂我們的藝術是“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失掉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如果作為左翼作家思想改造的自我要求來說，是正確的；但綱領指的乃是我們的藝術所擔負的社會鬥爭任務，這就混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不利於團結一般的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作家。理論綱領的缺點，反映了黨內的左傾路線的影響。魯迅在成立大會上所作的《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是對左聯的理論綱領的有力補充。

在充分估價左聯的偉大成績的同時，還必須清醒看到它還有著一些缺點和錯誤。在左聯存在期間，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黨內又出現李立三、王明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國際上還有蘇聯的“拉普”和日本的福本路線的影響，黨內的錯誤路線雖然受到很多左翼革命作家不同程度的抵制和鬥爭，但不可否認它對左聯工作還是有影響的。比如，左聯的某些指導性文件，對於革命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力量對比的估量，就有左傾的錯誤觀點。首先是對革命性質的認識不清楚，認為當時已經是社會主義革命，沒有提統一戰線的反帝反封建的口號，這就會嚇跑一些人。又如左聯本來是文學家的組織，但在領導思想上卻混同於政治組織。每逢紀念日，左聯都搞遊行示威，或飛行集會，散傳單，寫標語。有些成員對於魯迅、茅盾抵制這些作法，還想不通。政治上理論上的教條主義，組織上的宗派主義，文藝上的公式化概念化，這些毛病都不利於無產階級文藝運動的健康發展。後來由於事實的教育，加上瞿秋白從1931年夏天開始參加領導文藝工作，上述錯誤才逐漸有所克服。自然，“左聯”的缺點錯誤在當時的主客觀條件下是不可能完全克服的。從主觀條件說，作家的思想改造這個關鍵問題，在左翼文藝運動的發展過程中，雖逐漸有所認識，但仍未得到普遍的應有的重視。

“左聯”是一個具有鮮明的政治傾向性的組織機構，許多成員如柔石、胡也頻、殷夫、馮鏗、李偉森等人本身就是革命家，從事著實際的革命鬥爭。因此，“左聯”成立以後，便遭到國民黨當局的迫害。但是，在嚴酷的政治環境中，“左聯”仍然頑強戰鬥，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魯迅《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為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創辦刊物，繁榮文學創作“左聯”成立以後，先後創辦了一批刊物，如《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文學周報》、《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等，還改組或接辦了《大眾文藝》、《現代小說》、《文藝新聞》等期刊。這些期刊雜誌吸引了一大批新老作家，形成了一支以左翼作家為核心的革命文藝大軍，出現了文藝創作空前繁榮的新局面。魯迅後期的雜文、歷史小說《故事新編》，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巴金的《家》，老舍的《駱駝祥子》，曹禺的《雷雨》，蔣光赤的《咆哮了的土地》，夏衍、田漢、洪深的戲劇，都是這一時期創作的重要收穫。在魯迅的關懷愛護下，葉紫、沙汀、艾蕪、丁玲、張天翼、周立波、蕭軍、蕭紅等一批青年作家成長起來，寫了大量引人注目的作品，充分顯示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實績。

加強與世界文學的聯繫 據統計，“左聯”時期翻譯出版的外國文學書籍約有700種，佔1919年至1949年全國翻譯總量的40%。除翻譯了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支的《鐵流》、肖洛霍夫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等蘇聯一批早期無產階級文學作品外，辛克萊的《屠場》、雷馬克的《西線無故事》、德萊塞的《美國的悲劇》、馬克·吐溫的《湯姆·莎耶》、小林多喜二的《蟹船王》等其他國家進步作家的作品也先後被介紹到中國來。《奔流》（魯迅、郁達夫主編）和《譯文》（魯迅、茅盾主編）上譯介了易卜生、惠特曼、托爾斯泰、萊蒙托夫、密支凱維支、裴多菲、契訶夫、果戈理等作家的作品。1935年，鄭振鐸主持編輯的《世界文庫》，以規模浩大著稱，其中收有果戈理的《死魂靈》（魯迅譯）、歌德的《浮士德》（郭沫若譯）、薄伽丘的《十日談》（武光健譯）、塞萬提斯的《吉訶德先生》（傅東華譯）、盧梭的《懺悔錄》（張競生譯）、夏落蒂·勃朗特《簡·愛》（李霽雲譯）等大量外國文學名著。在引進外國作家作品的同時，魯迅、郭沫若、茅盾、張天翼、丁玲等中國作家的作品也被推向了世界。

推進文藝大眾化運動 既然左翼文藝是為工農大眾服務的，文藝大眾化的問題必然提到首要的地位。“左聯”成立后，就設有“文藝大眾化研究會”。1931年，左聯執委會在題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明確規定“文學的大眾化”是建設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大眾化問題是左翼文藝理論的焦點之一，魯迅、郭沫若、馮乃超、鄭伯奇、沈端先、華漢（陽翰笙）、瞿秋白、馮雪峰、茅盾、周揚等先後都發表過文章，參與了這一問題的討論。馮雪峰（洛揚）認為：“‘文藝大眾化’不是一句空話，也不是一個籠統的問題。‘文學大眾化’，是目前中國普羅革命文學運動的非常緊迫的任務。”並說：“‘文學大眾化’，一方面要提高大眾的文學修養，一方面要我們在作品上除去那些沒有使大眾理解的必要的非大眾性的東西，同時滲進新的大眾的要求，使作品和群眾的要求接近。”（《論文學的大眾化》，《文學》1933年7月第1卷第1期）為了使革命文藝能夠為大眾所接受，許多人都主張採用大眾所熟悉的舊形式。瞿秋白則認為，在舊形式中應加入新成分。他說：“革命的大眾文藝在開始的時候必須利用舊的形式的優點——群眾讀慣的那種小說詩歌戲劇，——逐漸的加入新的成分養成群眾的新的習慣，同著群眾一塊兒去提高藝術的程度。”（《關於革命的反帝大眾文藝的工作》，《文學導報》第1卷第6、7期合刊）魯迅在《論“舊形式的採用”》一文中指出既不能一味搬用舊形式，也不能全盤加以否定。他認為：“舊形式的採取，必有所刪除，既有刪除，必有所增益，這結果是新形式的出現，也就是變革。”魯迅的見解是辯證的，他把握住了藝術形式的發展規律。包括魯迅在內的左聯作家，也寫了一些大眾文學作品，如魯迅的《好東西歌》、《南京民謠》，瞿秋白的《東洋人出兵》 、《上海打仗景緻》等。此時的大眾化文學雖因條件尚未成熟沒有能夠取得成功，但“左聯”作家關於大眾化問題的討論則對文藝大眾化運動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重視創作方法的革新 以“左聯”為核心的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十分重視創作方法的革新。在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創導初期，創造社成員激烈地宣布告別他們曾極力張揚的浪漫主義，獨尊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將現實主義與其他創作方法對立起來。1931年前後，“左聯”的理論家們從前蘇聯的“拉普”理論家那兒接受了“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以政治、哲學代替藝術，將世界觀等同於創作方法，在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的思想情調時，再次否定作為文學的基本創作方法之一的浪漫主義。1933年9月，周揚介紹了1932年10月全蘇作家同盟組織委員會第一次大會上清算“拉普”錯誤的情況，並於11月發表《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第一次向國內介紹了“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方法，批判了“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錯誤。周揚從理論上詳盡闡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的基本原則：“真實性”是“不能缺少的前提”；應注意創造“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在發展中、運動中去認識和反映現實”；“把為人類的更好的將來而鬥爭的精神灌輸給讀者”；這是“為大眾的文學”，“具有為大眾所理解的明確性與單純性”。文章還指出，浪漫主義為“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所包容，“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是在“不同的創作方法和傾向競爭中去實現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作為一種新的創作方法，其影響比以往其他方法更加巨大而深遠，甚至一直延續到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