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藝大眾化

“五四”文學革命和由此誕生的新文學﹐從一開始就反映了將文學從少數人的壠斷中解放出來﹐為更多的人們所有的歷史要求。“國民文學”﹑“平民文學”的口號﹐反帝反封建的主題﹐以各階層人民的日常生活作為創作題材﹐和採用白話作為文學語言等﹐都說明這一基本事實。正因為文學和人民開始有了這樣的結合﹐“五四”文學革命成為中國文學史上人民文學運動的起點。

不過﹐最初的新文學作品的讀者主要限於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並沒有普及到工農群眾中去﹐文學與人民大眾之間仍然存在明顯的隔閡和距離。20年代初相繼出現的“民眾文學”﹑“方言文學”的討論﹐和“到兵間去﹐民間去﹐工廠間去”的提倡﹐是新文學作家開始認識這一不足﹐並且力圖克服的最初嘗試。

20年代末期，隨著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為工農群眾服務﹐更成為迫切的需要。這個運\動的倡導者──創造社﹑一些成員的文章中﹐先後出現了“要以農工大眾為我們的對象”(成仿吾《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和大眾化是“普羅文學底實踐性底必然的要求”(林伯修《1929年急待解決的幾個關於文藝的問題》)等提法﹐開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先河。

1930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前後，在左翼作家主編的《大眾文藝》﹑《拓荒者》﹑《藝術》﹑《沙侖》等刊物上﹐展開文藝大眾化的第一次討論﹐參加者有郭沫若﹑馮乃超﹑夏衍﹑鄭伯奇﹑魯迅﹑蔣光慈﹑陽翰笙﹑洪靈菲﹑馮雪峰﹑錢杏﹑田漢﹑沈西苓等。革命文學作品不為工農讀者所喜愛﹐而有封建毒素的通俗文藝卻廣泛流傳的情況﹐使左翼作家痛感實現大眾化的緊迫和重要﹐“應該多有為大眾設想的作家﹐竭力來作淺顯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愛看”(魯迅《文藝的大眾化》)﹐成為這次討論的中心議題。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廣泛動員群眾參加抗日救亡運動成為向革命文學提出的尖銳要求。1931年冬﹐開始文藝大眾化的第二次討論。“左聯”在《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新任務》的決議中指出：“只有通過大眾化的路線﹐即實現了運動與組織的大眾化﹐作品﹐批評以及其他一切的大眾化﹐……才能創造出真正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認為大眾化是建設革命文學“第一個重大的問題”﹐在一年多時間裡﹐“左聯”的刊物《北斗》﹑《文藝新聞》發起徵文﹐《文學導報》﹑《文學》(半月刊)﹑《文學月報》等發表了瞿秋白﹑茅盾﹑魯迅﹑周揚﹑鄭伯奇等人的文章﹐進步的文化工作者陳望道﹑鄭振鐸等也參加了討論。討論圍繞著如何創作大眾化作品展開﹐就作品的語言﹑形式﹑體裁﹑技巧等方面﹐作了具體的探討﹐同時也涉及作品的內容和作家向群眾學習等課題。瞿秋白在1931年春夏﹐已經指出晚清以來歷次“文學革命的任務﹐顯然是沒有執行到底”﹐文學與群眾仍然隔著“萬里長城”(《鬼門關以外的戰爭》和《學閥萬歲》)。在這次討論中﹐他要求把“大眾文藝運動和新的文學革命聯繫起來”﹐左翼作家應該從中“爭取文藝革命的領導權”(《再論大眾文藝答止敬》﹑《歐化文藝》)。他還注意研究了大眾語和文字拉丁化﹐提倡學習人民口頭語言﹐實行“文腔革命”。瞿秋白以極大的熱情推動文藝大眾化的討論﹐並在理論上作出多方面的建樹。這是歷次討論中規模最大﹑歷時最久﹑探討也最為充分的一次。

1934年春夏 進行了第三次討論，先是研究應該如何對待舊的文學形式﹔同年 5月﹐因為有人重彈“文言復興”的老調﹐鼓吹中小學生普遍學習文言和讀經﹐討論轉入語言文字問題﹐大眾語成為大家注意的中心。除左翼作家外﹐文化教育工作者﹑語言文字工作者如陶行知﹑胡愈之﹑陳子展﹑曹聚仁﹑葉籟士等﹐也都參加了討論。有關的文章大多發表在發行量很大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中華日報》副刊(動向)和《大晚報》副刊(火炬)上﹐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重視﹐擴大了文藝大眾化運動的影響。魯迅寫了《門外文談》﹐從文字﹑文學的產生﹑發展過程﹐考察它們與人民群眾的關係﹐論證了大眾語﹑文字拉丁化和文藝大眾化的必然趨勢和重要意義﹐是整個討論中的重要收穫。這次討論涉及的方面超出了文藝的範圍﹐如有關漢字拼音化(當時稱為“拉丁化”)和簡化(當時稱為“手頭字”)的探討﹐成為後來文字改革運動的先聲。

除了理論上的探討﹐“左聯”設立文藝大眾化研究會﹐發起工農通信員運動﹐提出培養工農作家等任務。左翼作家在創作實踐中也作了一些嘗試。第一次討論中﹐《大眾文藝》刊登了若干“大眾文藝小品”﹑“少年大眾”作品﹐開闢“通信欄”﹐發表“工廠通信”﹑“紗廠通信”等。第二次討論中﹐魯迅﹑瞿秋白都寫過通俗歌謠。隨後﹐歐陽山﹑草明創辦《廣州文藝》﹐提倡大眾文藝﹑方言小說﹔蒲風等人的中國詩歌會﹐努力用“俗言俚語”寫作“大眾歌調”﹔鄭伯奇主編的《新小說》以發表通俗作品相號召﹔錢杏也在《大晚報》副刊《火炬》上編輯《通俗文學》。報告文學作為“國際普羅文學的新的大眾形式”﹐得到普遍的重視﹐並且取得了較大成就。此外﹐左翼劇作家在工人中間組織藍衣劇團﹐上演方言劇﹐到農村演出等﹐以不同方式擴大了革命文藝作品在群眾中的影響。

文藝大眾化運動﹐是在列寧的文學應該為“千千萬萬勞動人民”服務﹐“藝術是屬於人民的”的思想指引下展開的﹐不少人都引用列寧的這些言論作為立論的根據﹔這個運\動﹐還直接受到20年代末日本左翼作家提倡革命文學大眾化的啟發﹐在第一次討論中﹐有些文章介紹過日本的經驗。與工農群眾的解放事業聯結在一起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實際上未能和工人農民結合起來這個矛盾﹐是產生文藝大眾化要求的內在的根本原因。在前後將近10年的時間裡﹐它一直是左翼作家思考探索的主要課題﹐成為整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重要內容﹔也越來越引起進步文藝界文化界的關切。文藝大眾化運動加強了新文學創作與群眾的聯繫﹐讀者的範圍從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擴大到一部分職員﹑店員和市民階層﹔促進了抗日戰爭爆發前後大量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的文學作品的湧現。但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充分實現文學與人民群眾相結合﹐存在許多實際困難。一方面﹐廣大工人農民從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各個方面﹐都被剝奪了享受文學藝術的權利﹐革命作家﹑革命文學創作也難以深入到工農群眾中去﹔一方面﹐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為主體的左翼作家﹐自己的思想感情還未能和工農大眾打成一片﹐是妨礙他們的創作與廣大群眾相結合的主要原因﹐這方面也還缺少自覺。在第一次討論中﹐魯迅就清醒地指出當時“是使大眾能鑒賞文藝的時代的準備”﹐只能“多作或一程度的大眾化的文藝”﹔“若是大規模的設施﹐就必須政治主力的幫助﹐一條腿是走不成路的”(《文藝的大眾化》)。他的這個估計﹐是切合實際的。文藝大眾化﹐在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後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區才開始得到真正的普遍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