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平萬

戴平萬，原名戴均，生於廣東潮安縣歸湖溪口書香門第，從小酷愛讀書。1922年秋，考進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中山大學的前身)西語系。1924年，參加中國共產黨。1927年“四·一二”事變后，輾轉到滬，從事文學創作及左翼文藝運動。曾參加“左聯”籌備工作，是“左聯”機關刊物《拓荒者》的重要撰稿人。在上海他和蔣光慈、錢杏邨、杜國庠、洪靈菲等一起出版《太陽》月刊，創辦《我們》月刊。抗戰爆發後，留在上海從事《新中國文藝叢刊》和《文藝新聞》的編輯工作，還負責《每日譯報》的本埠消息版，支持進步文藝刊物。

1930-1934年間，戴平萬曾到東北做劉少奇同志的秘書，並任哈爾濱地下總工會（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和當時的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滿洲省委女工部長趙一曼等同志共同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和反日罷工，並共同創建東北抗日聯軍，為東北抗日聯軍最早的創始人之一。1935年，戴平萬回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1940年冬，戴平萬被黨派到蘇北根據地，從事新聞和教育工作，在魯迅藝術學院華東分院任文學系教授。1941年，戴平萬被任命為蘇中區黨委宣傳部部長及蘇中區黨校校長兼教務主任，同時負責《抗戰報》的主編工作。戴平萬生前頗有文名，他文才橫溢，文筆老到。曾撰有短篇小說集《出路》、《都市之夜》、《陸阿六》，《苦菜》等，及中篇小說《前夜》和《荔清》等。

戴平萬，原名戴均，小名再岳，歸湖溪口村人，清光緒29年癸卯（1903）誕生。戴均是小時學名，上大學改名戴平萬。

戴出身於世代書香家庭，曾祖父戴介圃（維祺）是清道光九年巳丑1829年鄉試舉人，祖父戴漉巾（清元）清咸豐六年丙辰1856年鄉試舉人，著有詩稿。父戴仙儔，又名貞素，字祺孫，乳名亦昌，文章作品，筆號貝錸，清光緒戊戌末科秀才，能詩詞又擅長書法，一生從事教育。

平萬八歲入私塾，十一歲至縣城進學堂，住潮州岳伯亭總兵巷“雙枯書屋”，就學城南小學，1918年城南小學畢業，考進廣東省立潮州中學（后改名金山中學）。同期江東紅砂寮洪靈菲同志，亦考進潮州中學，一同年級，志趣日同，成為摯友。讀書之餘，酷愛文學，寫詩填詞，每於暑期都到潮州鐵巷跟老師學箏揚琴。

在潮州中學後期，正值“五·四”運動浪潮席捲全國之精神感召下，如饑似渴閱讀進步書刊，參加愛國運動，接受新思想之洗禮，為後來走上革命道路奠下思想基礎。

1922年夏，潮州中學畢業，同洪靈菲考進國立廣東高等師範學校西語系（中山大學前身）。進大學以後，醉心研究中外文學，便有所認識，卻未找到自己的出路，渴望著衝破出舊中國的牢籠。其時恰好許美勛在《大嶺東報》倡議組織潮汕地區新文學團體。乃與洪靈菲馬上寫信表示贊同和支持。不久，便組織《火焰社》。遂在《大嶺東報》上創辦了《火焰周刊》，而和洪靈菲經常在這個刊物上發表作品和文章。

1924年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決定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從此，廣州成了“革命策源地”。與洪靈菲受到許生魂啟發下，方始參加學生運動，在高師內部組織“潮州同學會”，出版學會年刊，還組織“潮州旅穗革命同志會”，先參加國民黨左派。1925年6月23日參加“五`卅”運動示威遊行。1926年夏天，“高師”畢業回家，籌措出國經費。后政局變化，蔣介石借“清黨”為名，屠殺共產黨人，戴平萬時在暹羅，過著流亡生活，而遇洪靈菲亦流亡從“實叻”到暹，便同回到上海。秋，周恩來、朱德、葉挺等同志率領“八`一”南昌起義，紅軍進駐潮汕，在潮安7天，史稱“七日紅”。因形勢急變，旋即撤離。平萬時在上海，得知紅軍進駐潮汕，即與洪靈菲乘輪船回潮，船中得悉紅軍撤離，乃至汕頭登岸后，繞道紅砂寮在洪靈菲家隱匿，其母庄氏得悉去見過一面。

不久，同洪靈菲往海陸豐，參加彭湃同志領導的農民運動。失敗后，靜經香港回上海。此後，便在上海做革命工作，從事文化，發表文章，為革命，為黨的文化宣傳工作。

1930年，妻在上海產一女孩，取名戴珊枝，1932年妻又在上海產一男孩，做名戴抗。

1930至1934年間，平萬曾間歇離開上海，被黨委派到東北滿洲省委做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同志的秘書，並任哈爾濱地下總工會（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和時任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女工部長趙一曼等人共同組織東北地區的工人反日罷工，同時創立早期的東北抗日聯軍，積極組織領導東北地區的抗日鬥爭。

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組織“上海文藝界救亡協會”。“八`一三”淞滬戰爭爆發，在上海召開歡迎郭沫若回國和“獄中七君子”出獄等事項，都是抗日救亡工作。同年十月，地下黨組織成立“文委”，平萬是成員之一，“文委”是黨在文藝界的領導機構。11月12日上海失守，上海救亡文藝工作者，有的搬入內地，有的去抗日根據地。平萬本人，還留在孤島堅持“文藝”鬥爭，作出了很大貢獻。

1938年擔任“上海一日”報刊第二部《苦難》編輯，還負責地下黨辦《新中國文藝從刊》的編輯，1939年——1940年《新中國文藝從刊》共出版四期而停辦，平萬轉作為《文藝新聞報》編輯，1940年11月黨派往蘇北根據地去。先到蘇北鹽城新四軍軍部報告，再由華中局派往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任文學系教授。1941年5月由華中局赴蘇中區黨校任校長兼教導主任，同時任蘇中區黨委宣傳部長並負責主編《抗戰報》。1945年春在黨校所在地興化縣鶴兒渣村上的水塘里溺死，葬在當地，林淡秋同志寫了“作家戴平萬之墓”的墓碑，享年42歲。

《出路》（短篇小說集）1928，泰東

《前夜》（中篇小說）1929，亞東

《都市之夜》（短篇小說集）1935，亞東

《陸阿六》（短篇小說集（出版年代及單位不詳）

《荔清》（短篇小說）（出版年代及單位不詳）

《苦菜》（短篇小說集）1941（出版單位不詳）

柯靈在《上海“孤島”文學回憶錄》的“小引”中說：“‘孤島’文學是用熱血和熱淚灌溉起來的，它是抗戰文學的一枝，卻又有自己鮮明的特點。”上海“孤島”和淪陷時期的文學，早成為有些國家的研究對象，並且已有若干成果。80年代以來，上海學術界和文藝界也開展有關這方面的調查研究工作，發表了一些論文，出版當年參加“孤島”文學運動老同志寫的回憶錄，大量的史料故實和文學成品的鉤沉索隱，使那一時期的革命文學運動保存原有的光澤。十多年前，我們在編寫《戴平萬年譜》的過程中，通過多方的訪問和調查，了解到戴平萬曾是上海“孤島”時期黨在文學界的負責人之一，組織過許多重要的文學活動，由於戴千萬已於1945年春天在蘇北解放區去世，他在“孤島”時期的戰鬥業績一般人並不知道，所以把這些搜集的資料整理成文，使人們對這位潮籍革命作家有更多的了解。

戴平萬1927年冬天，從廣東到上海，投身左翼文藝運動，“左聯”成立前，他是“太陽社”的主要成員，曾直接參加籌備成立“左聯”工作，是“左聯”時期一位有一定影響的作家。

1937年“七·七”蘆溝橋事變以後，上海文化界在原來全國救國會基礎上，組成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簡稱“文救”）。當時，“文救”的領導機構是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組織，設有組織、宣傳、總務、經濟四個部。因經濟由國民黨當局負責，總務、經濟兩個部門的負責人由國民黨選派。組織部和宣傳部則由中共派人擔任。正副組織部長是錢俊瑞、張宗麟，正副宣傳部長是胡愈之、張志讓。據於伶的回憶：“戴平萬當時在‘文救'組織部工作，辦公地方在現在延安西路成都路口。”據何家槐生前回憶：“戴平萬曾參加‘文救'，主持歡迎郭沫若回國和‘七君子'出獄大會的組織、籌備工作，也曾為‘文救'辦的《救亡日報》組稿。”十月，上海地下黨在文藝界組織成立“文委”，領導文藝界的抗日救亡運動。據當時“文委”的主要負責人孫冶芳回憶：“戴平萬也是‘文委'小組成員之一。”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失守，原來在上海市參加救亡運動的文藝工作者，有的撤退到內地，有的輾轉到了抗日根據地，一部分則留在“孤島”堅持鬥爭。戴平萬是留在“孤島”堅持鬥爭的文藝戰士之一。據於伶回憶：“上海失守后，戴平萬留在‘孤島'工作，他在上海地下黨工作時間長，對文藝界的情況熟悉，作風穩重，從各方面的條件來說，都是很合適在複雜的環境中堅持鬥爭的。”從1937年11月開始，至1940年11月他到蘇北根據地止，戴平萬在“孤島”整整戰鬥了三年，成為“孤島”文學戰線上站在最前列衝鋒陷陣的一員。

上海失守以後，地下黨在“孤島”辦的第一個刊物是《上海人報》。據鍾望陽回憶：“梅益、林談秋、戴平萬均參加這一報紙的組織和編輯工作。”《上海人報》只出了一個短時間就停刊了。在這之後，地下黨為了衝破敵偽的文化封鎖，利用英、美與日帝之間的矛盾，以外商名義出版《譯報》，即“小譯報”。全部採用外國通訊社有進步意義的新聞和文章，很受群眾歡迎。戴平萬自始至終參加這一報紙的籌備、組織工作。半年以後，改為出版大張的《每日譯報》，即“大譯報”，除發表翻譯新聞和文章外，還有王任叔編的“大家談”副刊、鍾望陽編的兒童副刊、谷師範的《新水滸傳》連載等等。《每日譯報》由梅益主編，戴平萬負責編輯該報的本埠消息版。這是一份深受群眾歡迎的報紙，銷路很廣，對擴大黨和八路軍、新四軍的政治影響起了很好的作用。

1930至1934年間，被黨委派到東北滿洲省委做滿洲省委書記劉少奇同志的秘書。1932年中期，戴平萬開始任哈爾濱地下總工會（滿洲省委）宣傳部長，和9.18事變后臨危受命的滿洲省委書記羅登賢，女工部長趙一曼等人共同領導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及反日罷工。戴平萬和羅登賢同為廣東老鄉又同是參加過省港大罷工的老戰友，兩人關於在東北地區領導工人反日罷工運動及創立東北抗日聯軍的觀點不謀而合。在他們的主導下，滿洲省委在東北各地鼓動組織抗日義勇軍，並把它們組織成統一的抗日聯軍。滿洲省委還以省委書記羅登賢的名義任命楊靖宇，趙尚志，馮仲雲，李兆麟等數位共產黨員為東北抗日聯軍各路軍的領導人，抗日聯軍的士兵不分出身，也不分國民黨員，共產黨員，只要他們願意為解放民族而戰，就被收編入軍隊。像鄧鐵梅這樣雖是國民黨人但也拉起軍隊抗日的也被任命為領導人。有了獨立的領導人，東北抗日聯軍就有了堅實的生命力。羅登賢，戴平萬，趙一曼等滿洲省委領導不光領導組織抗日義勇軍對敵作戰，他們自己也和義勇軍一起並肩作戰，羅登賢在他最後犧牲前的駁斥法庭的講演中提到他和抗日義勇軍並肩作戰。戴平萬也和周揚等同志提到他在東北和抗日義勇軍一起並肩作戰。羅登賢於1932年12月被左傾機會主義逼迫離開東北，1933年3月，羅登賢遭國民黨逮捕並於同年8月犧牲於南京雨花台。戴平萬在羅登賢離職后堅持留在東北繼續領導抗日。他於1934年滿洲省委機關遭受巨大破壞時被迫離開滿洲。雖然滿洲省委領導機關屢遭敵人的破壞，但東北抗日聯軍卻堅強地存活下來，並在抗日戰爭中越戰越勇，從1931年到1945年14年中，趙尚志，楊靖宇，周保中，趙一曼，李兆麟，馮仲雲等抗日將領領導著無數抗日健兒用鮮血和生命為中華抗日戰爭史寫下了耀眼的一頁。東北地區的工人運動的開展和東北抗日聯軍的創立開闢了東北地區抗日鬥爭的先河。

1935年春，陽翰笙被捕，原左聯黨團書記周揚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戴平萬接任左聯黨團書記。戴平萬既是左聯的12名籌備委員會委員之一，又是上海地下黨文委之一，也是最後一任左聯黨團書記，他一直參與左聯的工作，對左聯的發展和壯大起了不可忽視的作用。

1938年春天，上海暨南大學的幾位進步學生，在地下黨的支持下，打破了“孤島”文藝界的沉寂，辦了一個文藝刊物——《文藝》。《文藝》於1938年6月創刊，1939年6月停刊，共出了16期。當時地下黨的一些作家曾經直接間接地關心和支持這個刊物，為這個刊物寫稿。戴平萬是這個刊物的撰稿人之一，他與《文藝》的編者常有接觸，還約他們到普恩濟世路參加地下黨組織的文藝座談會。《文藝》第一卷第六期曾刊登一個題為《關於抗戰文藝的形式》的文藝座談會記錄，出席者有肖岱、岳昭、鍾望陽、鍾洛文、天佐、應彬元、林琪、賀若等同志，這個座談會是岳昭主持的，岳昭就是戴平萬的筆名。

在“孤島”，戴平萬還負責《新中國文藝叢刊》的編輯工作。這是一份地下黨辦的不定期刊物，由讀書生活出版社負責出版和發行，主要刊載文學作品，也登載一些譯稿和短文。每期改一個名字，用“叢刊”的編號以書籍的形式發行，除在上海印刷發行外，還打成紙版，寄到內地，在重慶翻印，用粗紙印本發行。刊物的主編是陳望道先生，具體的編輯工作則由戴平萬負責，陳望道先生只在他編好稿件以後審批，如沒有什麼意見，就送到斜橋弄去給鄭郊詢發稿。《新中國文藝叢刊》於1939年5月出版第一輯，1940年11月出版第四輯以後停刊，已出版的四輯書名分別為：《鍾》、《高爾基與中國》、《魯迅紀念專輯》、《鷹》。第一、二、三輯的“編者的話”都是戴平萬執筆的。第四輯出版時，戴平萬己被黨派到蘇北根據地工作。這刊物規模較大，內容相當豐富，在“孤島”和內地文藝界中都有過相當影響。

在編輯《新中國文藝叢刊》的同時，戴平萬還參加編輯《文藝新聞》周刊的工作。由於在“孤島”出版的刊物，都要受到租界的帝國主義當局的約束，所以許多進步報刊常常出版了一段時間以後就被迫停刊，地下黨又得另想辦法出版新的刊物。1939年秋天，一些進步文藝報刊被迫停刊，參與文藝通訊運動的文藝青年的稿件沒有園地發展，地下黨決定由戴平萬、黃峰（邱韻鐸）、蔣錫金三人辦一個偏於報導性質的文藝刊物——《文藝新聞》，為了不引起租界當局的注意，由到上海不久的蔣錫金化名蔣策到租界工部登記，手續辦妥后，三個人一起在黃峰家裡編。《文藝新聞》主要是報導文藝界的消息、作家、藝術家的動態，反映動亂時代的現實生活，特別是“孤島”錯綜複雜的社會狀況。《文藝新聞》於1939年10月1日創刊，每周一期，一共出了十期。第四期以後，蔣錫金被調去籌備《文藝新潮》，刊物由戴平萬、黃峰兩個人編輯。戴平萬用君博的筆名先後在《文藝新聞》上發表了《買國旗》、《說苦衷》、《關於“為了生活”》、《辨真偽》等隨筆和文藝短論，還用岳昭的筆名參加《文藝新聞》組織的關於影片《高爾基的童年》的筆談會，發表《歡迎<高爾基童年〉》一文。這些文章，短小精悍，說理透闢，都是聯繫實際、針砭時弊的，旨在幫助讀者識別什麼是真善美，什麼是假惡丑，引導人們為正義的事業而鬥爭，為民族解放而戰鬥。《文藝新聞》作為“孤島”地下黨在文藝界的喉舌，它不但是當地的一面鏡子，同時也給生活在“孤島”的人們傳達內地和根據地的文藝消息和動態，給我們留下了許多寶貴的歷史資料。

1939年至1940年，還有兩個文藝刊物與戴平萬有關。一個是1939年間創辦的《文藝長城》，一個是 1940年元旦創辦的《戲劇與文學》。《文藝長城》是南洋群島進步華僑青年在上海編印的文藝月刊，據蔣錫金回憶：“戴平萬常和編這個刊物的文藝青年聯繫，為他們刊物撰稿，可惜現在記不起他在這個刊物上用的筆名，無法查出他在這個刊物上發表的文章。”《文藝長城》第三期曾刊登《上海文藝界仝人給南洋華僑文藝界的一封信》，倡導共同建築一座抗戰建國的不能摧毀的“文藝長城”，共有26位作家簽名，其中也有戴平萬。《戲劇與文學》是地下黨領導的戲劇界與文學界合辦文藝刊物，由於伶、林談秋兩人主編。戴平萬曾以岳昭的筆名在該刊第一卷第一期上發表長篇文章《一年來的上海文藝界》，在文中他回顧了“孤島”的文藝運動，並作出了正確的評論，是一篇有歷史意義的著文。

戴平萬是“孤島”地下黨在文學界的負責人之一。據鍾望陽回憶：“1937年10月，戴平萬同志介紹我入黨，入黨以後和戴平萬、林談秋等同志合編一個黨小組，由戴平萬擔任黨小組長。”據肖岱回憶：“我於1938年入黨，入黨后編入戴平萬負責的黨小組，黨小組成員還有林談秋、鍾望陽等。”據蔣錫金回憶：1938年冬，他從廣東到上海，黨派戴平萬去找他，給他接上組織關係，並把他和戴千萬、鍾望陽編在一個黨小組，由戴平萬擔任小組長。此外，據蔣天佐、蔣錫金回憶：1939年春天，在“文委”領導下，由王任叔定期召開一個推動“孤島”文藝工作的中心座談會，每周一次，在霞飛路的大三元茶室以茶會的形式召開，討論“孤島”文藝運動中出現的一些問題，研究工作進行的辦法，參加會議有王任叔、戴平萬、林淡秋、蔣天佐、鍾望陽、蔣錫金等六人，六個人各有分工，王任叔主要是負責給世界書局主編文學叢書，參與周刊《魯迅風》的工作。戴平萬主要是協助陳望道先生編輯出版《新中國文藝叢刊》，還兼管光明書局出版的“光明文學叢書”的事。林談秋當時主要是搞翻譯工作，所以負責介紹、分析翻譯方面的情況。蔣天佐負責文藝理論方面的工作。鍾望陽、蔣錫金分別負責兒童文學和詩歌。這個以茶會形式召開的文藝座談會，曾經堅持了一段相當長的時間，對推動“孤島”文學界各方面的工作起著重要的作用。

為了鬥爭的需要，戴平萬還經常翻譯外國的政論，在刊物上發表。1939年3月17日，他在《譯報周刊》第一卷第十九期上，用岳昭的筆名發表譯文《在汪精衛自殺政策的後面德國法西斯的陰謀》（作者是AsiatcuS）。這篇譯文是《譯報周刊》特約的稿件，它揭露了日本軍閥企圖用武力征服和支配中國的陰謀，指出他們支持汪精衛逃出重慶，是要破壞中國的統一戰線，“對中國包辦一種侵略者的和平，使日本武力能自由地執行其國際任務，象德意志在歐洲及地中海的行動一般。”實際上是藉助國外公開的政論，揭露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政治陰謀。

戴平萬一貫重視對文藝青年的引導、教育和培養，在“孤島”時，無論是編輯《新中國文藝叢刊》還是《文藝新聞》，都十分注意年青作者的來稿。1939年5月，當《中國文藝叢刊》第一輯《鍾》出版的時候，他就在“編者的話”中寫道：“我們希望每期能多登一些新人的作品。”同年10月，《新中國文藝叢刊》第三部《魯迅逝世紀念特輯》出版，他又在“編后”中著重指出：“《魯迅與尼采》的作者，還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他以這樣的年齡，而能有這麼嚴正的精神來治學，真是可敬。雖然在這篇論文中，對於尼採的個性解放，在某一歷史階段上的革命性，估計尚不充分，多少有點機械的味兒，但對於魯迅先生思想的分析，卻非常的正確”。給年青作者以勉勵。四十三年以後，當年《魯迅與尼采》的作者王元化先生回憶起這一切，仍有很深刻的記憶。在《文藝新聞》上，他也經常選登年青的文藝通訊員的稿件，為了幫助青年學習，他還應邀為他們講課。1939年5月7日，戴平萬應上海自學民眾義務補習學校的邀請，在星期日周會中，作題為《自學的方法》的講演，後由沙水根據聽講時筆記整理成文，刊載於1939年5月12日出版的《文匯報》“學習周刊”第十四期上。在這次的講演中，他要求青年在艱苦的環境里刻苦努力，勤奮求學，以求得非常的學問，來完成非常的事業。

1940年11月，黨派戴平萬到蘇北根據地去，由根據地的同志來接，經過崇明島出長江由水路到達根據地，先在鹽城魯迅藝術學院華中分院文學系任教授，後到蘇中區黨委宣傳部主編《抗擊報》。臨走前，他把自己的短篇小說集《苦菜》交上海光明書局，這本書共收入《苦菜》、《病》、《在風雪中》、《哈爾濱的一夜》、《過江》、《佩佩》六個作品，於1942年2月出版，為光明文藝叢書之一。這是他最後的一個短篇小說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