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伶

於伶（1907～1997 ），周士觀之婿、周伯理的丈夫。主要筆名有尤兢、葉富根等。曾任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委員、中國電影工作者協會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中國戲劇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和中國電影家協會上海分會主席。

“於伶”這名字，並不是他的本姓本名，他本姓任，原名任錫圭，字禹成，是他的父親從《尚書·禹貢》篇上取“禹錫玄圭，告厥成功”而來。小時候念五年書塾的時候，用這個姓名，後來，念小學和考入蘇州草橋的江蘇省立二中時也用本名本姓，所以，與他交往深的人都稱其為：“老任”。鄧穎超就這樣稱呼他的，不知道的人會覺得很奇怪。

於伶在蘇州念師範學校時就喜歡讀劇本，南國社的演齣劇目，尤其是田漢的作品，幾乎能背出全部台詞。從讀劇本開始他愛好戲劇。雖然他在北平大學法學院念書，讀的卻是俄文政經系。“九·一八”事變后，於伶投入到抗日愛國的運動中，由於宣傳的需要，他開始學習寫獨幕劇，並參加左翼戲劇家聯盟北平分盟的工作。1932年誕生了他創作的第一部獨幕劇《瓦刀》，署名“任伽”，這是他的第一個筆名。

以後，他被“劇聯”總盟調到上海，從此，連續創作了三十三個獨幕劇，用“尤兢”這個筆名。這個名字很特別，有什麼來歷？承他相告，這外國式的名字，是學習俄文的關係，從外國人名演變而來。他從1934年開始，差不多每天在《申報·本埠增刊》上發表影評文章，也用這個筆名。那麼，為什麼這個筆名沒有一直沿用下去呢？

因為“尤兢”這個名字太響亮了。當時，他創作的《回聲》、《漢奸的子孫》等是當時保持最高上演記錄的“國防戲劇”，使他獲得了“國防專家”的聲譽。當上海淪為“孤島”時期，已經不便用這很有聲譽的“尤兢”這個名字公開活動了。也是一種無奈，或者說是於伶在話劇運動中思考的結果。

1938年，從創作四幕劇《女子公寓》開始，他用了“於伶”這個筆名。夏衍曾說：“一個筆名的改變，代表了作者的再出發和新生。”從此，於伶從“國防戲劇”轉入“抗戰戲劇”的創作，用“於伶”這個筆名創作多幕劇，前後共有十七部多幕劇（不包括集體創作五部）。無論從內容到形式，都與時代同步，尤其是反映上海“孤島”時期，上海市民抗戰這樣的主題，如多幕劇《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濺淚》、《夜上海》等，創造了用話劇表現上海人民抗戰的歷史畫卷，而得到觀眾的認可。

為什麼用“於伶”這個名字？原來，“於”字與“禹成”的“禹”同音，又有于姓，不致被人懷疑是假姓。而“伶”字，即是“戲子”的意思，舊社會“戲子”被人看不起，他願意做個戲子。於伶老人說這話的時候，神色很坦然。

他還用過其他一些筆名，如1938年，代主編《譯報》“大家談”專欄的時候，用“葉富根”這個土裡土氣的名字。這個名字也是他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時的化名。因為某某根、某某富，往往是勞苦大眾，蘇州一帶農民叫“根”得特別多，他年輕時在蘇州待過六年，還寫過江南農民題材的獨幕劇集《江南三唱》，無怪乎他要使用這個帶有地方色彩的筆名了。

用筆名延為以後的大名，在作家中不在少數。而於伶不僅用筆名改為自己以後的姓名，而且，他的子女，和再下一代子女，也都改姓“於”了。姓什麼已不重要，在老於家。

於伶本名任錫圭、任向之，字禹成，1907年2月23日出生於江蘇省宜興縣一書香門第。

於伶在蘇州第一師範學校求學時，就參加了蘇州學生的話劇演出，這是他戲劇活動的開始。1930年，於伶考取了北平大學法學院，有感於當時的國危民困，一連寫了3個獨幕劇，抒發自己的激憤，從此走上了戲劇創作的道路。

1932年，於伶參加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北京分盟，次年，又與宋之的、陳沂等籌建了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簡稱“左翼劇聯”）北平分盟，還組織了校外的群眾組織反帝大同盟、學生互濟會等，以戲劇、文學活動的形式，展開反帝反封建的愛國活動。

1932年5月，於伶、宋之的組織苞莉芭劇社在北平上演了於伶寫的劇本《瓦刀》。6月都聯合呵莽劇社等演出，兩次演出都受到反動軍警的襲擊，於伶受傷，演出被禁。

1933年1月，於伶由北平被調往上海“左翼劇聯”，參加戲劇運動的組織工作。8月，任三三劇社負責人。同年劇社因與國民黨軍警發生流血衝突，被迫停止活動。這一年，於伶寫了反對封建剝削壓迫的獨幕劇《臘月二十四》（《太平年》）和《一袋米》，首先在上海演出。

1934年4月，於伶調到左翼文化總同盟工作，在夏衍的領導下，分管“劇聯”等組織的聯繫工作。同年建立了上海無名劇人協會，於伶為負責人之一。為紀念“一·二八”抗戰兩周年，紀念“五一”和支援美亞綢廠工人罷工鬥爭，協會進行了3次公演，同年7月，遭國民黨反動軍警破壞。

1934年冬，在於伶主持下，“左翼劇聯”總結了前一段的經驗教訓，認為為了更有效的鬥爭，應開展建立劇場藝術的運動。於是1935年春，組成上海業餘劇人協會，演出了系列中外名著，提高了舞台藝術水平，擴大了話劇影響，使左翼戲劇運動完成了戰略轉移的任務。自1934年4月至1936年底，於伶在從事繁重組織工作的同時，還寫了《夏夜曲》、《回聲》、《蹄下》、《漢奸的子孫》（章泯、洪深、張庚集體創作，於伶執筆）、《撤退，趙家莊》（沈西苓、章泯、凌鶴、夏衍集體創作，於伶執筆）、《神秘太太》等11個獨幕劇，為宣傳抗日救亡，鼓舞戰鬥意志，揭露妥協投降的賣國賊，發揮了戰鬥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軍發動了“盧溝橋事變”，中國劇作者協會決定集體創作劇本《保衛盧溝橋》，於伶參加寫作，並擔任演出委員會主任兼舞台監督。此劇於8月7日在上海蓬萊大戲院上演。8月23日，日本侵略軍把戰火引向了上海，上海戲劇界救亡協會在於伶等主持下，動員上海廣大戲劇電影工作者，迅速組成了13個救亡演劇隊，開展抗日宣傳工作。

11月7日，國民黨當局棄守上海，上海只剩下法、英租界兩塊土地，處於日本侵略者包圍之中，開始了史稱上海“孤島”的時期。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於伶團結了留滬未走的歐陽予倩、阿英、許幸之、李伯龍等組成青鳥劇社，於1937年末開始演出《雷雨》、《日出》和於伶趕寫的《女子公寓》等。1938年中，於伶和阿英、吳仞之、李健吾等人幾經波折籌建了上海劇藝社。經過合法鬥爭取得法租界當局的支持后，演出了法國劇作家薩度的《祖國》、R．羅蘭的《愛與死的搏鬥》等具有愛國主義思想的戲。以後，又先後上演了張駿祥創作的話劇《小城故事》、《邊城故事》及曹禺的《正在想》、《鍍金》。通過演出，上海劇藝社的隊伍不斷擴大，還和法租界當局合作開辦了中法戲劇學校，培養了一批日後有名望的編劇導演和舞台美術工作者。

自1937到1941年止，在“孤島”約5年時間內，於伶創作了《血灑晴空——飛將軍閻海文》、《滿城風雨》、《女兒國》、《大明英烈傳》等10多部多幕劇、11部獨幕劇和廣播短劇。其中《夜上海》和以前創作的《夜光杯》、《女子公寓》、《花濺淚》在香港、上海攝製成電影。

從《女子公寓》開始，他改用於伶筆名，和以前用尤兢筆名發表的劇本相比，創作水平有明顯提高，並開始從哲理上進行人生觀的探索。

1941年1月“皖南事變”后，於伶和部分戰友於3月間奉命向香港轉移，在廖承志、夏衍的支持下，同司徒慧敏等組織了旅港劇人協會，有金山、王瑩、藍馬等參加，在被稱作“話劇不毛之地”的香港，播下了話劇的種子，贏得了眾多觀眾。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戰火燒到香港，大批文化人逃離，於伶也於1942年抵達桂林。7月，在桂林寫出《長夜行》，此後，即調往重慶。 1943年，於伶於夏衍、宋之的、金山等人組織了民間職業劇團中國藝術劇社。成為抗戰後期重慶戲劇運動的中心力量。這一時期，他還寫了《杏花春雨江南》、《心獄》等劇，並與夏衍、宋之的合寫了以中國話劇界艱難歷程為題材的《戲劇春秋》。

抗日戰爭勝利后，1945年10月，於伶回到上海，立即恢復上海劇藝社，團結了上海和重慶複員東下的戲劇工作者，演出了轟動一時的《陞官圖》（陳白塵著）等。同時，他還創作了《無名氏》，由國泰影業公司拍攝成電影。1947年春，在反動政治迫害和嚴重經濟困難的情況下，劇藝社被迫解散。於伶同上海戲劇界一起，進行了反內戰、反飢餓、爭民主、爭自由的鬥爭，並積極支持雪聲劇團改革越劇，演出《祝福》，支援越劇為籌建藝校聯合演出《山河戀》。1948年末，於伶去香港，不久進入解放區。

1949年春，於伶隨中國人民解放軍渡江南下，參加接管上海的任務，任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接管委員會文藝處副處長，接管上海的文化、電影機構。後任上海文化局副局長、局長。1955年5月，潘漢年被誣為“潘楊反革命集團”主犯，於伶受到株連。

1959年7月，於伶同孟波、鄭君里合寫電影劇本《聶耳》，由上海電影製片廠拍攝。1962年6月15日，完成了歌頌上海人民在抗日救亡中英勇鬥爭的《七月流火》。

在“文化大革命”中，於伶於1966年8月起被囚近10年，精神和身體受到嚴重摧殘。1976年“文革”結束。1977年，於伶在病勢稍輕之後，即欣然命筆，重新寫作。1983年2月，黨中央正式為“潘楊”冤案平反昭雪，於伶在病中寫了《懷潘漢年同志》的長詩。

1996年2月22日於伶90高齡時，上海文化界領導為他祝壽，稱他是：“中國革命戲劇的拓荒者，革命電影事業的奠基人。”

1997年6月7日逝世，享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