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企霞

1925年入寧波甲種商業學校。

1927年離開家鄉外出流浪，當過銀行練習生，布店店員和其他雜工。因為愛好文學。

1940年到延安，先後在中央青委宣傳部、協助丁玲編《解放日報》副刊，參加延安文藝工作座談會。

1952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55年因“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冤案被錯劃為“右派”。後任杭州大學教師。

1931年始發表小說、散文，次年至上海，在通信中認識葉紫，到上海共同創辦無名文藝社，出版過《無名文藝旬刊》和《無名文藝月刊》。

1933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主要從事革命活動。

1933年在《無名文藝旬刊》發表第一篇小說《夢裡的掙扎》。次年在《文學季刊》一卷四期發表的小說《獅嘴谷》是他早期較好的作品。此外也寫過評論文章。但數量不多，一直未結集出版。一生的主要貢獻在文學編輯和文學教學方面。

1945年參加華北文藝工作團，華北文工團併入華北聯合大學后，任聯大文藝學院文學系主任，參與編輯《北方文化》（成仿吾主編）、《華北文藝》（歐陽山主編）等刊。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全國文聯副秘書長、文協秘書長，不久又於丁玲、蕭殷一同編《文藝報》，任《文藝報》副主編、主編，中國作協第二、四屆理事。

1987年離休，1988年1月16日病逝。

著有評論集《光榮的任務》。

小說《獅嘴谷》《血的旗子》《一個碾米廠的毀滅》《星夜曲》。

散文《狼叫》等。

2008年遺作《企霞文存》出版。

1979年平反，恢複名譽后歷任中國作家協會浙江分會副主席，后調北京任茅盾文學獎評委，《民族文學》雜誌主編。

1973年冬天，杭州大學召開了一次批判大會，會議由駐校工宣大隊主持，批判對象是夏承燾和陳企霞兩位先生，前者的頭銜是“反動學術權威”，後者是“反黨分子”。這也是我第一次看到陳企霞先生本人的真實形象。第一個被批判對象是夏先生，是誰批的，批了哪些內容，全忘了。但對陳企霞先生的批判，卻記憶猶新。上台批判他的是一位戴眼鏡的與陳先生同在安吉幹校（其實是農場）的年輕教師，其中一條主要罪狀是，有一天幹校死了幾隻鴨子，大家著急地問：怎麼辦？陳企霞卻在一旁抽著煙，冷冷地說：怎麼辦？死了就死了，扔掉就是了。說到這裡，這位批判者激動地從講台這頭跳到講台那頭，連連揮動著手臂說：“多麼可愛的鴨子呀。黃黃的，毛茸茸的。幹校的革命戰士們都十分心痛，但陳企霞居然說出這樣的話，可見這個反黨分子的心理是多麼的陰暗反動！”然後他居然喊出了這樣的口號：“打倒反革命分子陳企霞！”現在想來，這位年輕教師也許是在避重就輕，所以才如此這樣“大帽罩小事”，但當時我們幾個同學一邊跟著他喊“打倒”，一邊卻嘀咕道：真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哪有這樣無限上綱的？這時有位細心的女同學忽然低聲說：呵，你們看，陳企霞在笑呢！抬頭望去，只見站在台右角的陳企霞先生稜角分明的臉上果然掛著一絲淡淡的笑意。像是一種嘲弄，也像是一種不屑，但更多似是一種苦澀。

想來確也如此，一個早年出生入死的革命者，竟因莫須有的罪名被定為反黨集團首要分子，而反黨就是反革命，面對這樣的橫蠻批判，他除了苦笑還能怎麼樣呢？

1978年夏，中國作協《詩刊》社朱先樹、劉湛秋來杭，提出要去拜訪一下陳學昭和陳企霞。當時二陳均在杭州大學“工作”，於是在我的陪同下，先拜訪了陳學昭先生，然後來到陳企霞先生位於杭大河南西溪路南的住處。

當時，陳企霞先生的住處是真正的“陋室”，因為一場“文革”已將他這位原行政十級幹部“掃地出門”，住的是工友、單身助教的宿舍。這是潮濕的一樓，內外兩室，內室是卧室兼書房，外室是客廳兼卧室，廁所是公用的，共用走廊上的一張桌子、桌子上的一口碗櫃和桌子旁的一隻煤球爐，就是他家的廚房。

陳企霞與夫人鄭重同志在外間接待了我們，椅子不多，大概只有四張，陳企霞“鄭重”地讓我們坐椅子，自己也佔了一張，鄭重先生則只好坐在靠窗的床上了。當時的情境，陳企霞顯然是一家之主。朱先樹兄低聲對我說，陳先生夫婦久經磨難，如此相守，真不容易！我諾諾，卻不禁想起了孫席珍先生對他的調侃。孫先生說，陳先生與夫人也時有爭執，而每當夫人叉腰髮指，先生總是低頭而坐，沉默不語。所以孫先生把他倆發生爭吵時的形象比作是一把茶壺與一隻茶盅——只是當時我不便啟齒。

看得出，陳先生夫婦對我們的到訪是十分高興的，當時他們正處於得知可能平反但尚未平反之際。此時作協來人，哪怕是最普通的工作人員，也不啻是一種好跡象，但接下來卻出現了故障。原因是朱劉二位居然以我為口徑，也以“陳先生”稱之。這“先生”二字一出，我看見陳先生的臉色一下多雲轉陰了，但朱劉二位卻渾然不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