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紫

1910年10月14日，生於益陽縣天成垸月塘湖村余家垸子的一個農民家庭。

1922年，剛滿12歲的葉紫，考進長沙妙高峰中學。15歲考取湖南華中美術學校。北伐軍攻佔武漢后，葉紫在其滿叔余璜的引導下，離開湖南華中美術學校，考入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學習。

1926 年就讀於武漢軍事學校第三分校。

1927年5月“馬日事變”，大難落到余家人的頭上。葉紫的父親余達才和二姐余也民和叔叔、嬸嬸被殺，慘死在益陽大碼頭。那裡是當時益陽最繁華的地方。葉紫也遭追捕，被迫流浪他鄉，成了一個乞丐。魯迅在為葉紫的《豐收》作序時說：“作者還是一個青年，但他的經歷，卻抵得太平天下的順民的一世紀的經歷。”葉紫6位親人鬧革命，5位被殺，僅比毛澤東一家少一人。

死了這麼多人，余家從此一貧如洗。葉紫只得中途輟學，四處漂泊，於1929年冬流浪到上海，接觸到了共產黨人所領導的左翼文藝運動，並開始寫作生涯。

1930年初，葉紫流浪到上海，總結多年教訓，決定停下來干一番事業。於是葉紫便埋頭讀起各類文學作品。通過學習，不僅豐富了他的文學知識，還接觸到了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文學。抵滬不久，通過同鄉志士的介紹，與共產黨取得了聯繫。

1930年4月，葉紫經共產黨員卜息園（葉紫在蘭溪完小的啟蒙老師）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接著，就隨同卜息園一道回湖南開展革命活動。就在這次回湖南之行中，葉紫和卜息園到了岳陽。葉紫在此留下了佳作《岳陽樓》。隨後，卜息園不幸在湘陰被捕，后被國民黨殺害於長沙瀏陽門外。葉紫在長沙收到卜息園化名王世昌從獄中寄出的信后，及時轉移，回到上海。

1931年，葉紫奉黨的派遣，到浙江溫州玉環島搞槍，準備組織紅軍，未果，卻在上海被捕，關進了龍華警備司令部監獄。未婚妻湯詠蘭聽到葉紫被捕入獄的消息后，迅速從益陽趕到上海。經過許多周折，在葉紫一些友人的指點和幫助下，尋到了龍華監獄。當時，因反動派還不知道葉紫是共產黨員，關了八個月後，被地下黨營救出獄。葉紫出獄不久，便與湯詠蘭結婚，組成家庭，生了一女一子。

1933年春，葉紫與陳企霞相繼創辦《無名文藝》旬刊和月刊。在同年6月出版的《無名文藝》月刊創刊號上，第一次以葉紫筆名發表短篇小說《豐收》，引起文壇注目。同時，由譚林通、胡楣（即女詩人關露）介紹，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參加“左聯”后，葉紫利用他當時住在法租界曹仁五路明星池15號的一個亭子間里，從事“左聯”的一些秘密活動。青年作家蕭軍、蕭紅是這裡的常客，周揚、張天翼、周立波等也常來這裡密會。由於這個“地利”緣故，葉紫為“左聯”做了不少組織工作。在創作方面，葉紫以他自己的身世和經歷為題材，寫了一系列反映大革命時期的農民運動和三十年代的農民生活與鬥爭的小說和散文，發表在《文藝》《文學新地》《當代文學》《現代》等報刊上。

葉紫與魯迅的交往始於1934年4月。當時，他參與主辦《中華日報》副刊《動向》。魯迅在《動向》上發表雜文20多篇，葉與魯便有了書信聯繫。1934年12月19日，應魯迅之邀，葉紫參加了在上海廣西路梁園豫菜館舉行的活動。葉紫虛心請教，魯迅則把他當作小弟弟。他的許多作品，往往是先送魯審閱修改，再投稿發表，有的還是魯迅轉送報刊發表的，連稿費也由魯迅代領轉付。魯迅在生活上對葉紫關懷備至，每次去他家總要帶些吃的，見到他家生活艱難，便送錢送物。

1935年，在魯迅支持下，葉紫自費出版了短篇小說集《豐收》，收入《奴隸叢書》。這套叢書，還包括蕭軍、蕭紅的作品。也就是這一年，葉紫患上了嚴重肺病，病中他還寫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說《星》及短篇小說集《山村一夜》。在那年代，肺病被稱之為“癆病”，死亡率比如今的癌症還要高。

1936年10月，葉紫因肺病和肋膜炎併發住院，魯迅得知後送去50塊大洋。2天後，魯迅辭世，葉紫在醫院裡得知噩耗，悲痛萬分，含淚寫下了《哭魯迅先生》的悼詞。

1934年，葉紫任《中華日報》副刊《動向》的助理編輯，開始與魯迅相識交往。魯迅對葉紫編輯《動向》予以大力支持，不到一年時間，就在《動向》上發表雜文20餘篇。

1935年1月，葉紫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豐收》出版。魯迅不僅親自為《豐收》作序，而且還為了使該書圖文並茂，特意請當時從事共青團地下工作的木刻青年黃新波製作了幾幅木刻。因葉紫連買木板的錢也沒有，魯迅便拿出五塊大洋交給葉紫，作為給《豐收》插圖和設計封面的費用。葉紫因多年在外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不幸染上了肺病。但他在病中還是勞作不息，寫作出版了中篇小說《星》及短篇小說集《山村一夜》等。

抗日戰爭爆發后，葉紫因貧病交困離滬返湘。剛回到家鄉，一無所有，只好暫時寄居在親戚家裡。雖不要房租金，但葉紫總感到一種寄人籬下的不自由的精神痛苦。半年後又遷居到蘭溪鎮古渡碼頭邊的一個狹小的茅屋裡。回到家鄉，養病環境雖有改善，但因缺醫少葯，不僅病情沒有好轉，相反身體每況愈下。

1939年2月，他在給張天翼的信中說：“一個月中，我曾斷糧三次，幾乎餓壞。”張天翼、陳企霞等都為他募捐、資助。一位老友寄給他4元錢並附有一詩，詩曰：“為家為國血方熱，愁米愁柴志未灰。”在餓著肚子，缺醫少葯的情況下，葉紫仍堅持創作，還自學中醫，為窮人看病。

1939年10月5日，葉紫丟下老婆孩子，和他手頭正在創傷的長篇《太陽從西邊出來》，在疾病、焦慮、無奈和苦悶中離開了人世。“太陽”一稿才寫了4萬字。

1939年10月5日，葉紫終因窮困潦倒，疾病纏身，不治而終，年僅29歲。

葉紫的散文可分狹義的與廣義的兩種，狹義的為傷痛事、抒情、寫景這一類，如《還鄉雜記》《行軍散記》《岳陽樓》等。葉紫曾於1936年將十五篇散文編成散文集《古渡頭》，交新鍾書局作為"新鍾創作叢書"之一出版，未成。同年，葉紫又將這十五篇散文連同《我怎樣與文學發生關係》編成《葉紫散文集》，交商務印書館出版，已打就紙型，因抗戰爆發而未能印出。廣義的則指葉紫所寫的序跋、評論、回憶、紀念、悼亡、編輯說明、書信、日記之類。

葉紫散文展現的又一幅生活圖景是天災人禍摧殘下的洞庭湖濱農村。從其創作亦可體察他的文藝見解也是富於革命性和戰鬥性的，而又有鄉土化的藝術特色。

以農民運動及土地革命為背景反映農村階級鬥爭尤其是洞庭湖畔農民的生活和鬥爭，是葉紫小說創作的主題。葉紫根據自己獨特的生活經驗，真實地反映了20年代末極端尖銳的階級衝突和人民的苦難生活，較深刻地揭露了統治階級的兇殘和腐朽本質，揭示了農民鬥爭的必然性及其發展的總趨勢，歌頌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農民鬥爭。

連續性的短篇《豐收》與《火》是葉紫的力作，清晰地反映了農民運動醞釀——興起——發展——深入的歷史過程，達到了“藝術的真實性和歷史的具體性”的統一。在當時的左翼文壇，“豐收成災”是一個被作家普遍反映的主題。當時的歷史事實是：1930年發生了遍及十六省的大水災，1932年則獲得全國性的大豐收，而國民黨政府當局仍向美國進口小麥，造成“谷賤傷民”、“豐收成災”的反常現象，更遑論豪紳胥吏的壓榨、天賦捐稅的勒索。這一由帝國主義和官僚主義的雙重壓迫，以及商業資本家趁火打劫造成的半殖民地社會的悲劇。吸引了眾多左翼作家和進步作家的關注，作家們採用各種各樣體裁來表現這一共同關注的題材，小說方面有茅盾的《春蠶》、《秋收》、《殘冬》三部曲，葉聖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夏征農的《禾場上》，蔣牧良的《高定祥》，羅洪的《豐收》等，及吳組緗的農村題材小說多具有這一時代背景。但是葉紫的《豐收》、《火》所反映的情景則比它們更為嚴峻和逼真。

《豐收》視野開闊，它絢爛地展開了三條情節發展線索：

一是“展開了農事的全場面”，逼真而細緻地描述了雲普叔一家為企盼豐收而與旱災、水患等天災威脅所進行的痛苦的掙扎，忍受高利貸的盤剝而苟延，甚至鬻女來求得度過青黃不接的難關，終於獲得可喜的收成。

二是由田主、高利貸者、團防局長、黨部委員之流彙集成的吮吸農民膏血的毒龍，以租谷、田賦、剿共捐、救國捐、團防捐、堤費等等名目，將豐收所得的滿倉新谷都劫掠一空，徹底擊碎了雲普叔終年胼手胼足所孕育的希望與憧憬。

三是與以上兩條線索交結起伏的兩輩人的思想衝突，雲普叔安貧知命。守法事天的保守的農民意識與立秋的憤懣郁怒、不甘為奴的革命覺悟形成了對照，最後以雲普叔絕處逢生似的覺醒為終結。三條線索錯綜交匯，聚合離異，既細針密線，有條不紊，又峰巒起伏，跌宕騰挪，無愧於“是一篇精心結構的佳作”。

收在短篇集《山村一夜》中的《山村一夜》別開生面，寫膽小怕事的漢生爹受地主的欺騙告發了自己參加革命的兒子，致使兒子慘遭殺害。作者採用舒緩的筆調，動人心魂的娓娓敘談，筆鋒觸及農村、城市的各個方面，陰沉肅殺的氣氛寒氣襲人，展現了大革命失敗後山村一片白色恐怖的景象。但人民並未被大屠殺所嚇倒，仍在不屈不撓地堅持鬥爭。

從中篇小說《星》開始，葉紫更注重創作技法的運用，注重表現人物性格的複雜化和內心世界。《星》在葉紫創作歷程中是一座里程碑。小說通過大革命前後梅春姐婚姻、家庭生活的數度劇烈變遷和曲折複雜的人生選擇，將婦女解放與階級解放，家庭、婚姻問題與革命問題，內在地交織在一起，不僅從政治和經濟層面，而且從論理和感情層面，全方位地表現出大革命前後中國農村的面影。

他與他的同鄉周揚、周立波、周谷城，被列為益陽的“三周一葉”。

葉紫的創作有深厚的生活積累與充分的創作準備，因此正如魯迅所稱讚“寫得出東西來，作品在摧殘中也更加堅實”，而非“革命浪漫諦克”的膚淺與幼稚。葉紫的鄉土小說《豐收》、《火》、《電網外》、《偷蓮》、《魚》、《山村一夜》、《湖上》、《星》等描寫的農村苦難生活具有生活的原生態性。他用魯迅的筆法來總結大革命失敗是因為未能真正發動農民的慘痛教訓，因而他的小說主題非常深刻，具有震撼力。他說：“因了自己全家浴血著1927年底大革命的緣故，在我的作品里，是無論如何都脫不了那個時候的影響和教訓的。用那時候以及沿著那時候演進下來的一些題材，寫了許多悲憤的、回憶式的小品，散文和一部分的短篇小說。”

同時，葉紫小說具有較高的鄉土小說審美品位，有著鄉土小說的濃郁的藝術氣息與氛圍。他不僅擅長摹寫鄉村農民生活的苦難與農民自發鬥爭的悲壯，而且也善於描摹洞庭湖鄉的湖光水色。在《偷蓮》中關於荷葉蓮蓬的描寫：“蓮蓬，已快將老邁了，低著頭，乾枯著臉，無可奈何地僵立在湖面，嘆息它底悲哀的命運，荷葉大半都成了破扇形，勉強地支持著三五根枯骨子，迎風搖擺著。九月底冰涼的露水灑遍了湖濱。在遠方，在那遼闊的無涯的蘆葦叢里，不時有大塊的、小塊的，玩童們散放著的野火冒上來。”

在《魚》中關於月色的描寫：“駝背的殘缺的月亮，很吃力地穿過那陣陣的雲圍，星星頻頻地夾著細微的眼睛。在湖堤的外面，大湖裡的被寒風掀起的浪濤，直向漫無涯際的蘆葦叢中打去，發出一種冷冰冰的清脆的呼嘯來。湖堤內面，小湖的水已經快要車幹了，平靜無波的浸在灰暗的月光中，沒有絲毫可以令人高興的痕迹。雖然偶然也有一兩下彷彿象魚兒出水的聲音，但那卻還遠在靠近大湖邊的蘆葦叢的深處呢。”

這兩段景物描寫以像征性和擬人化手法，表現了人物的一種情緒，也顯示了小說的地方色彩。

葉紫小說還具備鄉土小說的鄉風民俗描寫的要素。《豐收》中村民打著旗鑼鼓傘，抬著關老爺遊行求雨的場面，描寫得逼真又生動。《偷蓮》中寫村姑下湖偷摘蓮蓬，唱著“偷蓮偷到三月更啦，家家戶戶睡沉沉，有錢人不知道無錢人的苦，無錢人卻曉得有錢人的心”的民歌，搖著小船而返。寫得既有情致又感傷，極具洞庭湖地方色彩，充滿生活趣味和藝術感染力。

葉紫的小說不僅有著深刻的社會政治內涵，而且接承了人道主義精神。中篇小說《星》，刻畫了主人公梅春姐對人性的追求、愛情的渴望與土地革命中婦女的解放交織在一起，成為一個真正的新型農村女性典型形象。對人物的細膩的心理描寫，貼切的內心獨白，“星一般的眼睛的”象徵手法，濃郁的地方色彩的描畫，以及對時代氛圍的真實刻畫，使《星》這個中篇小說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標誌著葉紫作品與“革命加戀愛”小說的區別以及他藝術技巧的臻於成熟。

葉紫死後，葬在老家余家垸的新塘邊，與他父親與二姐的墳相對。1952年，當地政府將葉紫墓遷往會龍山公園對面臨江的獅子山上.1974年，因為修建自來水廠，葉紫的墓被夷為了平地，建了蓄水池。

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有人在資江邊建了個葉紫紀念台。

紀念葉紫誕辰100周年暨葉紫故居恢復工程奠基儀式，在葉紫故里湖南省益陽市赫山區新茶坊村余家垸舉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