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

早年在上海勞動大學讀過書。

1924年秋考入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師長王季范、徐特立等影響教育下，思想追求進步，喜愛新文學。之後考入江灣勞動大學經濟系學習。

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后，輟學回縣在高小任教。

1930年春因散發傳單，被校方開除。不久返鄉，開始從事文學寫作和翻譯。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到上海神州國光社當校對員。之後任《時事新報》副刊《每周文學》編輯。

1934年參加“左聯”。

1935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負責編輯左聯秘密會刊，任中共左聯黨團成員。

1938年冬到湖南沅陵參與地下黨領導工作，並參加編輯《抗戰日報》。歷任瀋陽魯迅藝術學院研究室主任、政務院文化部編審處負責人。

1944年任《解放日報》社副刊部副部長並主編文藝副刊，同年冬任八路軍南下第一支隊司令部秘書，隨軍南征。

1945年日本侵略軍投降后，任中原軍區《七七日報》《中原日報》社副社長。

1946年後被調往東北，先後任中共區委宣傳委員、松江省委宣傳處處長等職，參加土地改革運動，並編輯《松江農民報》。

1948年調任東北文協《文學戰線》主編。

1949年兼《人民文學》編委和《湖南文學》主編。

翻譯了《被開墾的處女地》《秘密的中國》。

1937年寫出報告文學與散文集。

1947年開始創作其最重要的作品《暴風驟雨》。

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和參與編劇拍攝的《解放了的中國》影片，先後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湘江之夜》獲全國短篇小說一等獎；還是一位傑出的社會主義鄉土文學作家。

1955年至1965年回家鄉創作了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20多篇鄉土短篇小說開創了鄉土文學的新主題、新風格，與同時期的著名鄉土作家趙樹理享有“南周北趙”之美譽。

作品被編為《周立波短篇小說集》《周立波散文集》《周立波選集》《立波文集》等出版

1979年9月25日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1歲。

1949年7月被選為全國文聯和全國文協委員。歷任湖南省文聯主席兼中共黨組書記等職。

擔任第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會委員。

愈是大作家，他的作品的性質由他的時代的性質而定的這種關聯也就愈強烈愈鮮明。周立波生活在一個“盈滿了憂鬱的酸辛的淚水，也迸發著莊嚴的戰鬥的火花”的時代。這是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前赴後繼，把舊世界打個落花流水，然後又在舊社會的廢墟上，用雙手和智慧艱苦而英勇地建設著社會主義新生活的時代。周立波就是由這樣偉大的時代造就的傑出的作家。他畢生的文學活動有一個非常鮮明的特點，正像周揚所說的：“在各個歷史階段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創作步伐始終是和中國革命同一步調的。他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了中國革命發展道路的巨大規模及其具有的宏偉氣勢。如果說他的作品還有某些粗獷之處，精雕細刻不夠，但整個作品的氣勢和熱情就足以補償這一切。他的作品中仍然不缺少生動精緻、引人入勝的描繪。作者和革命本身在情感和精神上好像就是合為一體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立波首先是一個忠誠的無產階級革命戰士，然後才是一個作家。立波從來沒有把這個地位擺顛倒過。

作為一位忠誠的無產階級戰士、傑出的作家，立波自覺地執行黨的文藝路線，遵循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引的方向，堅持投身於偉大時代的激流，紮根於人民生活的沃土。他到過烽火連天的抗日前線，參加過“第二次長征”——跟隨三五九旅南下抗日；新中國成立初期曾三次到北京石景山鋼鐵廠深入生活；但更多的時間則是泡在農村裡。20世紀40年代中期，他參加了東北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中，他又舉家南遷，從北京回到家鄉益陽農村，建立長期的生活和創作基地。正因為他畢生同人民群眾保持著血肉般的聯繫，所以他才能夠創作出《暴風驟雨》《山鄉巨變》那樣的膾炙人口的長篇巨制，《山那面人家》《湘江一夜》等一系列優秀短篇，和《韶山的節日》《戰場三記》等傳世的散文、報告文學作品，為我國現代和當代文學史增添了珍貴的精品力作。他被文學界和讀者公認為描寫農村生活和農民命運的“鐵筆”和“聖手”，素有“南周（立波）北趙（樹理）”之美譽。他的長篇小說《暴風驟雨》曾榮獲前蘇聯國家獎——1951年度斯大林文學獎。《暴風驟雨》、《山鄉巨變》和《山那面人家》等作品，曾被譯成俄、日、英、德、捷、匈、法、越等國文字，介紹到國外，在海外擁有廣大讀者。他在“文革”后復出時創作的短篇小說《湘江一夜》獲得1978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獎，更標誌著其晚年的小說創作已登上一個新的高峰。

文學道路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閃光點，是他那永不滿足、不斷探索創新的藝術追求精神。他總是緊跟時代前進的步伐，適應人民群眾不斷提高的審美需求，虛心傾聽廣大讀者和評論家的意見，從題材、語言和風格上尋求自我突破。經過自我選擇和調整，他發現自己的藝術天地是在農村，只要寫農村，寫農民，他就能獲得最充分的外在和內在自由，進入最佳的創作心境。在藝術風格上，他從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學和外國文學那裡汲取豐富的營養，而把創造“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作為自己追求的目標，使自己的作品呈現出越來越濃郁的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鮮明的時代精神。茅盾在評論周立波的小說創作時，曾經精闢地指出：“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於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拘束。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茅盾特別讚賞《山鄉巨變》“結構整齊，層次分明，筆墨乾淨，勾勒人物，樸素遒勁”；“他是越來越洗鍊了，而且，在緊鑼密鼓之間，以輕鬆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這些，正是立波個人風格的重要特色。而其短篇傑作藝術上凝鍊、淡雅、精美的程度，甚至連他的長篇小說也有所不及。

立波是一位在國內外有重要影響的文學家，對他的著作，可以作出各種評價。但無論怎樣評價，都得承認他是一個真正的作家，其作品的思想藝術成就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否認的。像他這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在中國並不很多。文井同志還深情地對筆者說：“我總覺得，像立波這樣一位有理想、有抱負而又有深厚的文學修養的作家，似乎還未能充分抒展他的才華，他敏於觀察，富有幽默感和表現力，他完全應該而且可能寫出更多的有更高的文學價值，反映我們這個偉大時代的多側面和多種人物的傳世之作。他去世是太早了一點，我總感到他還有些發人深省的話沒有說出來，還有一些叫人一唱三嘆的作品沒有寫出來。”這懇切的言辭里，該包含著對立波多少尊敬、熱愛、惋惜之情啊！

從青年時代就熱烈地追求真理，嚮往自由，直至將英語“自由”（Liberty）的譯音“立波”取代自己原來的名字。正是基於這種崇高的信念，他才把自己文學創作的基調定為歌唱“美麗和真誠”，也歌唱“剛強和反叛”。在延安時，他就被認為是“歌頌光明”派。到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歌唱美麗，歌唱真誠”也就成了他心中的歌的更加鮮明突出的主旋律。周立波對社會主義的神州大地將要遍開美麗的玫瑰是想到了、也看到了，並且是極力加以歌頌的，但是，毋庸諱言，他對前進的道路上還會布滿蒺藜卻是估計不足的。面對嚴酷的現實，他不能不感到有些惶惑、茫然，由於對生活“看不準”，以致不得不保持某種沉默——在那個特定的歲月，就是“看準了”，又何能暢所欲言？！更不用說，“文革”十年浩劫吞噬了他最寶貴的年華，摧殘了他的身體健康，完全剝奪了他為人民寫作的權利！這些，也許就是這位傑出作家尚未能充分舒展其才華，留下更多叫人一唱三嘆的傳世之作的原因吧？

中國現代、當代文壇燦爛星空中的一顆巨星雖然已經隕落，但它的光輝卻永遠留在人間。周立波留給人們的，不僅有他半個世紀心血和智慧的結晶——300多萬字的文學著作，而且有他為黨和人民的文學事業奮鬥終生的豐富的藝術經驗，和貫穿一生的崇高的革命精神。今天，改革開放已經走過30年的光輝歷程，祖國的前程更加充滿陽光。隨著“雙百”方針的深入貫徹，為文藝家們提供了自由馳騁的最廣闊的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