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揚

1923年與吳淑媛結婚。

1927年5月在上海參加中國共產黨，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帶組織關係而脫黨。

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同年冬留學日本。

1930年回上海，參加領導中國左翼文藝運動。

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黨，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參加文化反“圍剿”的鬥爭。同年10月接編左翼刊物《文學月報》。

1933年4月，在《現代》雜誌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當時國內介紹和論述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5年，中共江蘇省委、文委等組織遭破壞后，7月成立新的文委，任書記。

1936年，隨著抗日救亡形勢的發展，主張建立文化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1937年9月赴延安，歷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魯迅藝術文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文藝戰線》主編等職。

1944年編選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系統介紹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對文藝問題的論述。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率延安大學部分人員到晉察冀，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部長。

1949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被選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第三、第四屆全國政協常委。

1952年，出版《堅持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論文集。

1958年與人合譯《車爾尼雪夫斯基選集》上卷等著作。

60年代初，抵制江青對文藝界的粗暴干涉和摧殘。

“文化大革命”中遭誣陷，被公開點名，投入監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學部委員，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以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1979年，主持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作《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總結幾十年來文藝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新時期的文藝任務。並誠懇總結個人工作中的失誤教訓，對遭受不公正批評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贏得人們的敬重。

1989年逝世，享年81歲。

1908年生於湖南省益陽縣新市渡一個破落的地主家庭，幼年接受私塾教育。在長沙讀中學時期，他受“五四”文化運動影響，酷愛新文學，閱讀了大量新文學書刊，並開始文學創作。

中學畢業后，周揚來到上海，曾先後就讀於國民大學和大夏大學。其間、他廣泛接觸馬克思主義著作，並積極投身於愛國革命活動，與同學們一起上街散發傳單，向民眾宣傳馬克思主義和北伐戰爭的偉大意義，和組織進步學生演講會，探討科學救國的道路。

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年輕的周揚懷著革命必勝的信念，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大學畢業的周揚，因為與黨組織失去聯繫，踏上去日本尋找黨組織的旅程。在日本期間，周揚除了廣泛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還研讀了大量的亞、歐、南美等外國文藝方面的著述。其中主要是俄國、蘇聯文學。由於他在日本呆的時間不長，周揚沒有進入日本大學學習，但他參加了中國留學生組織的“中國青年藝術聯盟”，並與日本左翼文化人士有過來往。當時日本左翼文化運動正處興盛時期，普羅文學影響極大。其間，周揚還因參加左翼運動曾被日方警察逮捕，后被人保釋出獄，1930年回國。

大革命失徠敗后，面對國民黨反動派對中國革命鬥爭的瘋狂破壞和摧殘，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了艱苦卓越的鬥爭。並逐漸出現了農村革命鬥爭和國民黨統治區內文化革命鬥爭深入發展的局面。當時，早期曾積極參加“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運動的一批進步作家、學者陸續彙集上海。其中有不少人都是中國共產黨黨員或馬克思主義的信仰者。他們中的許多人都親身參加或目睹了辛亥革命運動、“五四”運動、北伐革命戰爭，目擊了“四一二”大屠殺，認清了國民黨反動派假革命、真反動的嘴臉。隨著中國共產黨登上歷史舞台，使他們看到了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看到了中華民族振興的希望。當時上海的兩個著名文學團體——創造社和太陽社的同仁都一致為倡導和建設革命文學不遺餘力。他們以所屬刊物《創造月刊》和《太陽月刊》為陣地，從1928年1月起，一齊吹響革命文學的號角。不久即因暑假回家未帶組織關係而脫黨。

1928年，在上海大夏大學（今華東師範大學）畢業，同年冬留學日本。

1930年3月2日在魯迅與創造社和太陽社同仁的積極籌備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文學界的著名團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宣告成立。組成人員主要為太陽社、創造社成員。會議選舉魯迅、沈端先（夏衍）、馮乃超、田漢等7人為左聯常務委員。大會通過了馮乃超起草的左聯綱領。綱領中提出了一個革命作家應該義不容辭地站在歷史的前線，為人類社會的進步，掃除愚昧頑固的保守勢力，負起解放鬥爭的使命。它莊嚴地宣稱：“我們的藝術是反封建階級的，反資產階級的，又反對‘穩固社會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的傾向。我們不能不援助而且從事無產階級藝術的產生。”大會上，魯迅作了《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著名演講，進一步提出了無產階級文學建設的許多關鍵問題和其建設宗旨。左聯成立之初成員有50多人，後來逐漸發展到近300人。廣州、天津、武漢、南京等地先後建立左聯小組，北平和日本還成立了左聯分盟。從此，左翼文學運動的蓬勃發展，不但使它在中國人民反封建、反帝國主義、反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中，猶如鼓舞人心的號角，起到了重要的精神力量的作用，也使它很快成為影響深遠、意義重大的早期中國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左聯成立不久，周揚即從日本回到上海，加入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稍後，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同年，他在《摩登月刊》上發表《約翰李特俱樂部之組織（美國無產文壇進訊）》和《美國無產作家論》。

1931年至1932年，在對“自由人”和“第三種人”的批判中，周揚先後發表《到底是誰不要真理，不要文藝？》、《自由人文學理論檢討》和《文學的真實性》，他與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人一起，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嚴正立場，闡明了文學的階級性。堅決捍衛了無產階級文藝運動，並從理論上深刻揭露了“自由人”和“第三種人”鼓吹“創作自由”的虛偽性。他說：“只有站在歷史發展的最前線的階級，才能最大限度地反映和認識客觀的真理，換句話，就是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文學的真實性。”1932年9月，周揚接替原由姚蓬子主編的“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在左聯組織的文藝大眾化討論中，周揚發表了《關於文學大眾化》一文，充分體現了他的辦刊宗旨和鮮明的政治立場及文學觀。他指出，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的文學運動開始了新的道路，在全國人民抗日情緒高漲的情況下，新文學要加速大眾化的進程，充分發揮鼓舞人民群眾鬥志的作用。1933年，丁玲被捕，周揚接任“左聯”黨團書記職務，後來周揚升任文委書記，才由戴平萬接任左聯黨團書記，周揚一直直接領導“左聯”，直到“左聯”解散。

1932年3月在上海重新入黨，任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兼文化總同盟書記，參加文化反“圍剿”的鬥爭。同年10月接編左翼刊物《文學月報》。

1933年4月，在《現代》雜誌發表《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是當時國內介紹和論述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最早的文章。

1935年春陽翰笙被捕，周揚被任命為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兼任文化總同盟書記。從1933年至1936年底，周揚一直負責領導上海左翼文化運動。為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反對國民黨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及發展壯大左翼文化事業披荊斬棘，做出了突出貢獻。這段時期，周揚的文學活動，仍以翻譯介紹蘇聯文學作品為主，另外，還翻譯了一些歐美國家的文學及一些進步作家的作品。如：柯倫泰（蘇）的《偉大的戀愛》、顧米列夫斯基（蘇）的《大學生私生活》、果爾德（美）的《果爾德短篇傑作選》、庫尼茲（美）的《蘇俄文學中的男女》《安娜·卡列尼娜》等。此外，他還著有《巴西文學概觀》、介紹《鐵流》作者綏拉菲莫維奇及評果戈理的《死魂靈》作品，並編寫了《高爾基創作四十年紀念論文集》《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等等。關於高爾基的創作，周揚曾先後寫有《夏里賓與高爾基》《高爾基的文學用語》《高爾基的浪漫主義》論文，還翻譯了《奧羅夫夫婦》等作品。他在1933年4月號《現代》雜誌上發表的《關於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是把當時蘇聯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創作方法介紹到中國來的最早的一篇文章。該文第一次較為系統地向中國文藝界介紹並闡釋了蘇聯文學界正在討論、提倡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批判了所謂的《唯物辯證法創作方法》的錯誤，論述了文學對生活的依賴關係，並針對當時左翼文學創作的缺點，強調了藝術需要形象思維的觀點。隨後，在與胡風就文學創作的典型問題展開的論爭中，周揚發表了《現實主義試論》和《典型與個性》等文。在這兩篇文章中，周揚以馬克思主義的文藝觀，闡述典型與個性的依存關係。

“左聯“時期，正是蔣介石實行反革命軍事圍剿和反革命文化圍剿的高潮時期。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籠罩下，“左聯”的工作開展起來非常艱難。國民黨反動派一邊採取查禁進步書刊、封閉或搗毀書店的辦法，禁止左翼文學的傳播，一邊採取逮捕、暗殺左翼作家的卑鄙手段，妄想一舉圍剿左翼文化。柔石、殷夫等左翼作家就是這一時期被秘密逮捕后慘遭殺害的。當時，魯迅等人都長期被國民黨特務監視，周揚也不得不經常變更住所，以此擺脫國民黨特務的糾纏。那時，他和其他左翼作家一樣，生活主要靠稿費來維持，因此，生活非常拮据。後來，他的夫人蘇靈揚在一篇回憶文中曾說道這段生活：“我當時被這批共產黨員的精神所感召，也由脆弱逐漸變得堅強些。當時我們的生活很困難，幾乎天天為生活作難。……周揚卻有句口頭禪：‘不要緊，總有辦法的。’周揚除工作外，相當一部分時間要用來‘找錢’。”1936年元旦，周揚和蘇靈揚唯一的女兒即將出世，可周揚跑遍同志們的家，也沒有籌集到送蘇靈揚去醫院生產的費用。最後好不容易找到鄭振鐸，才借了20元錢，總算解了燃眉之急。

1936年根據政治形勢的發展變化和黨的鬥爭策略的轉變，以及長征途中中共中央發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周揚等左翼文化運動的黨內領導人認為，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克服文藝界的宗派主義，提出新的、能夠更廣泛地團結文藝界抗日力量的文學口號，主張建立文藝界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解散“左聯”，提倡“國防文學”，號召一切站在民族戰線上的作家，不問他們所屬的階層，他們的思想和流派，都來創造抗敵救國的藝術作品，把文學上反帝反封建的運動集中到抗敵反漢奸的主流上。周揚的這篇檄文，是一篇抗日文學的宣言書，是投向日本侵略者的匕首和投槍，在一片火熱的激情世界中，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再一次給不同階層的文化工作者提出了前進的目標。“國防文學”口號的提出，得到全國各地文藝團體及知名人士的贊同，“國防文學”運動迅速遍及全國。許多有著不同藝術愛好和人生信仰的作家，由宣言而行動，都一致地表現了為民族的自由解放而努力的共同決心。但在“國防文學”口號的宣傳中，有的作者沒有看到無產階級在統一戰線中的領導作用。為了補救‘國防文學’這個口號的缺陷，魯迅、馮雪峰、胡風等人適時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作為對於革命作家的希冀和要求。

由此，革命文藝界圍繞這兩個口號，就文藝為抗日鬥爭服務等問題展開了近半年的尖銳爭論。周揚還寫了《關於國防文學》、《現階段的文學》《與茅盾先生論國防文學的口號》等文章。1936年10月，這場爭論的結果，促成了《文藝界同人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的發表，代表文藝界各種派別的21人在上面簽下了自己的名字。宣言的發表，不僅標誌著左翼文藝界經過論爭統一了認識和思想，達到了更緊密的團結，也為其後的抗戰文藝運動的建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抗日戰爭爆發后，抗戰文學運動亦同時轟轟烈烈地展開。隨著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文藝界也建立了各種全國性的統一戰線組織。

1937年秋周揚夫婦與艾思奇、周立波等12人來到延安。周揚到延安后，向黨中央和毛澤東主席彙報了幾年來上海文化界的情況，還不滿三十歲的周揚受到毛澤東的信賴，被黨中央委任為陝甘寧邊區文化界救亡協會主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等職，負責邊區的群眾抗日救亡文化工作和教育工作，不久擔任由毛澤東、周恩來倡議成立於延安的“魯迅藝術學院”副院長職務。從1940年到抗戰勝利，周揚一直主持著延安魯藝的工作，為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發展嘔心瀝血。這段時期，也是他在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上逐漸走向成熟和對於建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美學體系的嘗試階段。周揚作為無產階級革命家和文藝理論家，開始對“五四”前後新文學運動的興起與發展以及“五四”以來的文學巨匠魯迅、郭沫若、茅盾、田漢、曹禺等人的思想和作品進行研究。先後著有《一個偉大的民主主義現實主義者的路——紀念魯迅逝世二周年》《從民族解放運動中來看新文學的成長》《新文學運動史講義提綱》《關於‘五四’文學革命的二三零感》《精神界之戰士》《郭沫若和他的〈女神〉》等文。

後來周揚又多次撰文和發表講話，提出重新認識魯迅，重新學習魯迅的重要性。對於魯迅，周揚曾以四句詩來概括他和表達自己的崇敬：“橫眉俯首，百代宗師，高山仰止，心嚮往之。”他曾說：“論讀馬列主義的理論書，魯迅可能沒有我們讀得多。但是魯迅有豐富的社會經驗，我們遠遠比不上他。他結合自己對中國社會的深刻理解來學習馬列主義，所以他比我們更懂得馬列主義的精義。”在美學上，他先後發表了《我們需要新的美學》、《“文學的美”的論辯的一個看法和感想》等文章，並翻譯了俄國著名美學家別林斯基等人的美學理論方面著作。尤其是對於俄國著名的唯物主義哲學家、文藝理論批評家和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周揚對他的美學思想非常推崇。車爾尼雪夫斯基是俄國卓越的革命民主主義者，他的學術立場是唯物主義的。馬克思、列寧對車爾尼雪夫斯基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馬克思說他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大部分作品都知道，列寧稱讚車爾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偉大的俄國作家，始終站在完整的哲學唯物主義的水平上。

周揚先後寫過《藝術與人生——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唯物主義的美學》等文，翻譯過他的《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即《生活與美學》。《藝術與現實之美學的關係》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學位論文。當時，在歐洲的美學界佔據統治地位的是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美學，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這部著作以極其可貴的理論勇氣給予了黑格爾的唯心美學以尖銳的、猛烈的批判，表現出強烈的唯物主義傾向，周揚對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美學十分贊同並大力宣傳。對於我國美學事業的發展，周揚一生都極其關注。

直到上個世紀80年代初，第一次全國美學會議在昆明召開前後，周揚還發表了《關於美學研究工作的談話》和《重視美育教育，加強美育研究》，對青年一代的中國美學工作者提出要求和希望。對於作家如何正確處理文學與生活的關係，周揚身為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在許多文章和講話中都一再強調文學來源於生活和“美即生活”的顛撲不破的真理。他的《文學與生活漫談》就是這方面的代表作。他說：“我是主張創作家多體驗實際生活的，不論是去前線，或去農村都好。因為這，我曾被譏為‘前線主義者’，但我卻至今不以我的主張為錯誤。”　1942年5月，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周揚當即以一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的眼光，充分肯定了《講話》的重大思想意義。他不但自己認真學習《講話》的精神，在課堂上講給魯藝的學生們聽，幫助他們學習和領會《講話》的深刻內涵，也在各種文藝活動場合熱情宣傳和貫徹《講話》精神。周揚一生都孜孜不倦地從事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宣傳、解說和應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周揚寫了批判托派文藝理論的《王實味的文藝觀與我們的文藝觀》。毛澤東親自修改定稿，給予文章和作者以極高的評價。為貫徹《講話》精神，在積極倡導新秧歌運動中，周揚寫了《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一文並指導文藝工作者與群眾一起，改造舊秧歌，使之成為反映階級鬥爭、人民群眾現實生活的新內容。

1938年3月27日，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簡稱“文協”）在武漢成立。其口號是“文章下鄉·文章入伍”，本著“給民眾以激發，給戰士以鼓勵”的創作宗旨，號召作家積極融入到工農兵群眾中間，投入到現實鬥爭中去。大會選舉郭沫若、茅盾、丁玲、田漢、老舍、郁達夫、巴金、張道潘、胡秋原、曹禺、朱自清、夏衍等45人為理事，周恩來為名譽理事，周揚等15人為候補理事。稍後，上海、昆明、廣州、香港、延安等地都成立了文協分會。同年5月，周揚發表《抗戰時期的文學》，從理論上闡述了特殊時期革命文學的創作方向。

1943年春節期間魯藝排演的《兄妹開荒》等，就是這種熔戲劇、音樂、舞蹈於一體的新秧歌劇。對群眾在文化上的創造，周揚不僅重視，而且滿腔熱情地歌頌與扶持。次年，他又先後發表《開展群眾新文藝運動》、《論秧歌》等文，並組織編選了《中國人民文藝叢書》。

1943年底，他親自寫了一篇報道式的文章，向大家介紹一位不識字的勞動詩人——孫萬福。他把孫萬福帶有豐富色彩、帶有詩的結構和風格的言語，一字一句記下來，寫成了五首真正莊稼漢的詩。最後他為孫萬福祝福，祝福他第一在糧食上，第二也在詩上有更好的收成。對趙樹理等人的作品，周揚也熱情地評論過。

同年秋，周揚鑒於魯藝的同學沒有參加文藝座談會，便邀請毛澤東主席給大家講課。那天，毛主席穿了一身灰布軍衣——褲腿膝蓋打了兩塊補釘，到“魯藝”籃球場給全體師生員工講課。號召大家：從小魯藝走向大魯藝，走向社會。他一邊幽默地講，一邊做著動作：“把屁股從資產階級那邊坐到工農兵方面來”。

1943年，周揚任延安大學校長兼延安大學魯迅文藝學院院長，按照黨中央的決定，要將該院辦成為中國革命培養一批高級文藝幹部的學院。他遂將延安著名作家、藝術家，聘為“魯藝”學院的教授、副教授、講師。例如“魯藝”文學系的教授、講師就有艾青、蕭軍、高長虹、何其芳、陳荒煤、舒群、周立波、公木、歐陽凡海、嚴文並、李又然同志；蕭三、丁玲、艾思奇等人被聘請為校外教授。“魯藝”的大部分學員解放后就脫穎而出，成為又紅又專的作家、音樂家、戲劇家、美術家、表演藝術家、新聞骨幹、文化行政管理幹部。“魯藝”——這個毛澤東同志親自關懷的藝術大熔爐，為當時各解放區，為新中國培養了大批文藝幹部。在此期間，周揚還組織編寫了《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1944年5月由解放社出版。短短几年中，此書由不同出版社多次再版，成為革命文藝工作者隨身攜帶的工作“指南”。周揚為該書寫了長篇序言，全面闡述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基本原理和毛澤東文藝思想。他在序言開篇中即稱：“毛澤東同志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給革命文藝指示了新方向，這個講話是中國革命文學史、思想史上的一個劃時代的文獻，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通俗化、具體化的一個概括，因此又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與文藝政策的最好課本。”在回顧革命文藝興起和中國革命文藝的發展歷程后，周揚一針見血地指出：“無產階級文藝家應當歌頌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這是一個偉大然而困難的任務。我們文藝工作者一方面沒有和群眾緊密相結合，他不懂得、不熟悉群眾；另一方面又沒有完全擺脫過去文學的陳舊傳統，他們比較地習慣擅長於揭露舊現實的缺陷，而還不善於歌頌新時代的光明。”正如他在結尾部分寫的：“新民主主義的偉大時代也應當產生它的偉大的作品，而且我相信，只要有了正確的方向和堅持的努力

1944年編選出版《馬克思主義與文藝》一書，系統介紹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對文藝問題的論述。，一定會產生偉大的作品……”在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前進大道上，周揚這樣希望著，自己也這樣努力實踐著。

1945年魯藝的師生們在他親自指導下，創作和演出了新歌劇《白毛女》。該劇由於故事傳奇、歌詞生動、曲調動聽、感人肺腑，立即像插了翅膀一樣飛向全國，飛向世界，成為不朽的名劇。它是在新秧歌劇的基礎上誕生的我國第一部具有民族風格的新歌劇。它一經問世，立即以其深刻的思想內容、嶄新的藝術形式，吸引著千干萬萬的觀眾，成為我國新歌劇發展的里程碑。

日本投降后，延安大學全校師生到晉察冀解放區（張家口）工作。全校組成了一個行軍大隊，下轄行政學院、魯藝、自然科學院三個中隊，周揚任大隊長。周揚到根據地后，歷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長等職。在新的領導崗位上，周揚繼續致力於推動和引導革命文藝的健康發展工作，持別是對創作抓得很緊。這一時期，他寫了《論趙樹理的創作》的長篇論文，對趙樹理的創作道路和他所寫的兩部小說所取得的成就，熱情加以讚揚。另外，他還發表了《人民文藝問題談話》、《〈解放區短篇小說選〉編者的話》、《民間藝術和藝人》、《新的人民文藝》等文。他不僅是從理論上提出應對民間文藝的重視，更用實際行動支持著民間文藝工作的開展。

全國解放后，周揚擔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兼藝術局局長。他作為第一任文化部的黨組書記、常務副部長，肩負著相當繁重的任務。如何把國民黨遺留下的舊文化爛攤子改造好，如何把新的文化事業儘快建起來、建設好，在創作上如何繁榮人民大眾的新文藝，以代替帝國主義和國民黨遺留下來的反動文化，特別是如何改革舊社會保存下來的民主精華和封建糟粕並存的傳統文化，使它們更好地為人民服務，這都是新中國文化工作者急需要解決的問題。他提出首先還是要抓創作，主要是電影和戲劇，並指出新中國成立之後抓創作要根據國內外鬥爭形勢發展，首先要反映國家的建設、反映人民生活的變化、新事物的成長。要創作反映新的時代、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的作品，反映新與舊的鬥爭、前進與落後的鬥爭的作品，更好地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為祖國建設服務。改革舊戲曲，開創新電影事業，以及國際文化交流和為新中培養人才的藝術教育，都在他工作範圍之內。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后，率延安大學部分人員到晉察冀，任華北聯合大學副校長。解放戰爭時期，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部長、華北局宣傳部部長。

1949年當選為全國文聯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

1954年周揚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分管文藝處和科學處。他主持文科教材的編寫工作，親自抓高校文科教材的總體設計、人員安排和某些教材的審訂出版工作。對自然科學研究工作，周揚也十分重視。在中國科學院的一次報告中提出了“出成果、出人才”的口號，要求自然科學家多出成果，多做貢獻。1954年12月，周揚發表了批判胡風的文章《我們必須戰鬥》，在毛澤東直接領導下發動了批判胡風的運動，使不少人蒙上了不白之冤。

1957年秋，反右派鬥爭最高潮時期，一些人就要不要把某某畫家打成右派而爭議時，周揚出面婉轉地加以制止：反右派鬥爭不必在美術方面深入下去了，不然，會畫畫的都成了右派不能畫畫了，剩下的都是不會畫畫的“左”派，是不利於美術事業的發展的。他的這個意見，可以說在無形中保護了一大批人。當時，康生、江青整材料稱“四條漢子”（即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專橫把持文藝界，要公開批判後面三個人。

1958年發表了《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毛澤東看了以後，專門給林默涵致信說：“此文寫得很好。我作了幾處小的修改，請看是否可以？如果最近一期文藝報尚未付印，最好將此文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同時發表。”

1961年，中宣部召開了全國文化工作會議和電影創作會議。在會議期間，周揚與文化部副部長齊燕銘審改了由文化部擬訂的《劇院(團)工作條例(修正草案)》，作為文化部文件發到全國文化行政部門參照執行，使全國各地劇團工作有章可循。此時他出版的主要論文集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並和郭沫若合編了《紅旗歌謠》一書。

1964年，在林彪、江青一夥已開始在文藝界掀起妖霧腥風的時候，作為新中國成立十五周年的獻禮，周揚在周恩來的指示下，堅決主持完成了新中國革命文藝的經典傑作——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

從五十年代開始，毛澤東就多次批評周揚政治上有些右傾，對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過於手軟。儘管周揚認為文藝要堅持“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路線，但看到大批文藝界優秀人才被鬥倒，不能從事社會主義文藝創作，周揚的心情不能說是沒有矛盾的。對於毛澤東指示將“胡風集團”定位“反革命集團”一事上，尤其是跟著牽連到那麼多文藝界人士，周揚當時也是有過猶豫的。

1965年，毛澤東在兩次批示以後召見了周揚。這一次，也是周揚與他所衷心崇拜的偉人最後一次會面。談話中，毛澤東針對他“政治上不開展”，毫不客氣地指出：“你和文化界的老人有千絲萬縷的聯繫，你不能再溫情了。”周揚虛心聽取了毛澤東的批評。但他卻沒有預感到，一場文藝界更大的風暴即將來臨，烏雲已在天際翻卷了。

1965年下半年醫生檢查出周揚患了肺癌，讓他在阜外醫院動了手術。手術後周揚去天津休養。還在養病期間，“文化大革命”爆發。“文革”一開始，周揚即被打倒。當時，報刊上到處可看見“批倒批臭周揚”的大批判文章。林彪、“四人幫”一夥給他扣上的罪名五花八門，主要是：“十七年‘文藝黑線’的總頭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主席的三反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奴隸總管”，中宣部“閻王殿”的“二閻王”，“四條漢子”之一，“反對魯迅”，“招降納叛”等等。一夜之間，周揚從領導當代思想解放運動者。成了萬惡的階級敵人。但他相信毛主席是信任他、了解他的。他一遍又一遍安慰為他擔憂的妻子女兒：“我對黨的忠心，對毛主席的忠心，對社會主義的忠心，他們可以去查。事情總會搞清楚的。

1967年1月，姚文元在《紅旗》雜誌第一期上發表長篇大論《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對周揚進行了大肆誣衊和攻擊，馮雪峰、丁玲、艾青、田漢、夏衍、陽翰笙等人也被其列入“文藝黑線”之內的人物。前後捲入“周揚一案”的，共有80多人，包括林默涵、劉白羽、齊燕銘、呂驥等。緊接其後的，便是對他們進行遊行、批鬥、隔離審查，周揚很快被投入秦城監獄。在這裡，林彪、“四人幫”的爪牙們想盡一切野蠻暴行，從身體和肉體上摧殘這些“無產階級專政的敵人”。周揚從此失去長達九年多的人身自由，並被迫與家人斷絕音信。人們都以為他已離開人世，連他在北京的戶口也被註銷了。

1971年周恩來十分關心文藝界被打倒的一批老同志，千方百計讓這些知識分子恢複名譽出來工作。

1975年，周恩來病重住院，由鄧小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作，鄧小平同志便大刀闊斧進行治理整頓。

1975年3月17日全國人大決議“對全部在押戰爭罪犯，實行特赦釋放”。毛澤東親自批示：“周揚一案，似可從寬處理，分配工作，有病的養起來並治病。”

1975年，周揚從秦城監獄出來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組織部招待所里養病。翌年，他根據毛澤東指示到社會科學院當顧問。

粉碎“四人幫”不久，周揚恢復了名譽，重新走上領導工作崗位，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長，中國文聯副主席、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十二大代表、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等職。在他生命最後十年，周揚堅持思想解放，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反思過去，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倡導繼承和發揚“五四”以來的文化革命傳統，參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宣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領導制定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規劃，籌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為國家培養高級專門人才。在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文化文藝的道路上，周揚不遺餘力地做著撥亂反正、為繁榮社會主義文化事業奠基培土的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遭誣陷，被公開點名，投入監獄。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團后得到平反昭雪，重新走上工作崗位，當選為中共十一屆中央委員，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兼研究生院院長、學部委員，中國文聯主席、黨組書記，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以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務委員等職。

1978年4月全國文聯全委擴大會議開幕式上，滿頭銀髮但仍然神采奕奕的周揚來到會場，走上主席台，全場報以暴風雨般的掌聲，代表們無比激動。很多原來以為周揚同志已不在人世的邊遠地區的代表，驚喜交加，熱淚盈眶。在熱烈的掌聲中，周揚發表講話，他哽咽著，充滿深情地說：“今天我們在這裡聚會，可惜文藝界的不少老朋友、老同志都不在人世了。有的是由於自然規律，有的卻是被‘四人幫’迫害致死。我們今天想起他們就覺得難過，我們將永遠懷念他們。他們所沒有走完的路，我們將接過他們的接力棒繼續往前走。”他向一些由於他的工作的失誤而遭到不公正待遇和受冤屈的同志賠禮道歉。周揚的講話，博得一陣陣掌聲。這段時期，周揚先後在《人民日報》《瞭望》《解放日報》《文藝報》等報刊志上發表了上百篇重要文章或講話，具體涉及的內容包括思想、文化、文藝等各個方面。主要有《在鬥爭中學習》《關於外國文學的研究問題》《關於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規劃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關於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學藝術問題》等。

1979年，主持召開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作《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總結幾十年來文藝的歷史經驗，提出了新時期的文藝任務。並誠懇總結個人工作中的失誤教訓，對遭受不公正批評和待遇的同志，一再表示歉意，贏得人們的敬重。

197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紀念“五四”運動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上周揚作了題為《三次偉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的報告。他說：繼“五四”運動、延安整風運動之後，進行的是第三次思想解放運動。“這次思想解放運動的中心任務，就是要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指導下，徹底破除林彪、‘四人幫’製造的現代迷信，堅決擺脫他們的所謂‘句句是真理’這種宗教教義式的新蒙昧主義的束縛，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普遍真理，同在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這個新的革命實踐，緊密地結合起來。”同年11月，在全國第四次文代會上，周揚作了題為《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的報告，重新向全國文藝工作者全面闡釋黨的文藝方針政策。他再次強調，要重視社會主義文化的進一步普及，要積極開展群眾文化活動。全國第四次文代會結束后，周揚又出面主持成立了“少數民族文學研究所”。

從1983年開始周揚的身體狀況極度惡化，於次年變成了一個“植物人”。晚年的周揚，不顧疾病的折磨，仍堅持學習和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關心群眾文化事業。

1985年，中國群眾文化學會即將成立，請他擔任學會的名譽會長。他慨然允諾，並希望有更多的志士仁人從事群眾文化的研究與工作。

1989年7月31日

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摧殘、積勞成疾的周揚在北京病逝，終年81歲。

1924年生了一個女兒。周揚16歲做了爸爸，這女孩長得又聰明又漂亮，可惜在四歲上夭折了。

1927年大兒子艾若出生。

1931年又有了老二周邁。

到1934年老三周岳（又名約瑟）出生以前，周揚夫婦關係一直很好，尤其是吳淑媛對丈夫愛得很痴心，不惜犧牲自己的一切。

1923年與吳淑媛結婚。1923年2月，15歲的周揚與官宦人家的千金吳淑媛成親了。吳比他大幾個月，這年剛滿16歲，乳名嬌嬌，人稱嬌小姐，見過她的人都說她長得很漂亮。原來周揚在益陽讀書時在城裡租房居住，房東姚仁濤是位私塾先生，吳小姐就是他的女弟子。他見周吳二人郎才女貌，天生一對，便向雙方的家長撮合。吳公館與姚家相距不遠，周揚到吳公館相親。當時吳淑媛正在繡花，周揚一看很滿意，笑嘻嘻地回來了。沒過多久就辦喜事。婚後小兩口子感情極好，形影不離，連喝水都要共用一個杯子一把壺。嬌小姐回娘家，即使颳風下雨，二少爺也要親自接送。

不久，周揚由新娘子陪同到長沙讀書，還帶著一個男佣人和一個名叫瑞雲的丫環。一家四口都住在旅館里，開銷可不小。此時周揚已與哥哥分家，他分得周家大屋的一半，40擔田產和一些財物。給母親過40歲生日把錢花得差不多了，他開始賣田，不用多久，名下的40擔田也就全賣完了，幸好太太的娘家有的是錢，才免受貧窮之苦。原來吳家祖上是當官的，據說吳小姐的父親是打太平軍起家的，因軍功赫赫三次見過皇帝，在江蘇某地當過水軍提督，官居一品，人稱吳軍門。吳家不僅田地多，金銀珠寶多，在益陽城裡還有大公館。岳母大人非常喜愛年輕的東床快婿，她讓女兒到長沙陪讀，提供了大量的經濟援助。此後周揚到上海讀書，赴日本留學，岳母時常給女兒一包包金首飾或者銀元，供他們開銷。

1934年春天，有一次他到復旦大學，認識了一位叫蘇靈揚的女大學生，她對舊社會不滿，思想進步，不久就被調到“左聯”任宣傳幹事。

1934年秋，蘇靈揚與周揚結婚。而他的原配夫人身上正懷著第三個孩子，對外面的事一無所知。她原先見過蘇靈揚，也曾在丈夫的衣服口袋裡發現過靈揚的來信，但她沒有看，原封不動地交給了丈夫，因為她絕對信任結婚已經十一年，同自己相親相愛的人，從不擔心發生什麼枝節。

深秋，吳淑媛快臨產了，周揚帶著她和兩個兒子回益陽，到家沒幾天就急著回上海，說是有工作，臨走前給妻子留下一本淺綠色的美術信箋，希望經常通信，又鄭重表示第二年一定來接她和孩子。沒想到母子等了一年又一年，親人一去不復返了。頭兩年還來信說暑假回來接他們去上海，給家裡的人留了一線希望。到1937年9月，周揚和蘇靈揚抱著他們一歲多的女兒為了革命事業奔赴延安了。

到延安初期，他還不時地給老家的親人寫信，還寄過衣物和他翻譯的《安娜·卡列尼娜》給吳淑媛，但對婚變卻嚴守秘密，滴水不漏。但此時已有風言風語傳到老家，使周揚的母親十分擔心，便寫信質問：是不是老婆孩子都不要了？是不是把家裡的人都忘了？周揚似乎有點緊張，很快回信告訴母親，大意是我在膚施（延安）做了教育廳長，我不會做對不起家人的事。此時，淑媛的弟弟因開廠經營不善，蝕了大本，賣了田地房產抵債，吳家幾乎一貧如洗了，淑媛的生活也越來越艱難，但她含辛茹苦撫養三個孩子，還盡心侍奉婆婆和媽媽。儘管外間傳言周揚在遠方做了大官已經如何如何，但淑媛就是不信，還囑咐兒子“不要聽別人瞎說，你爹爹不是那種人”。她知道丈夫最愛吃自己親手做的甘草梅子，從1935年起，每年做一壇，留著等他回來，就這樣做了七壇。等到1941年，周的家人從桂林出版的《救亡日報》上看到周揚寫給郭沫若的一封信，末尾附了一句：“蘇已上抗大，小孩已進幼兒園。”這消息如同晴天霹靂，讓周家的老老小小一個個都受到沉重的打擊，尤其是年邁體衰，極其寵愛女婿的岳母經受不住，很快就病故了。淑媛受到雙重打擊，悲痛欲絕，有段時間，幾乎每天帶著三個兒子走十多里路，趴在母親的墳上哭。這時艾若已經十五歲，很記事了，他後來回憶說：“媽媽的哭是湖南那種帶唱的哭，聽起來很悲涼凄慘，一唱就是一兩個小時。媽媽很快就病了。”

1989年7月31日在“文化大革命”中飽受摧殘、積勞成疾的周揚在北京病逝，終年81歲。

左聯時代以及延安時代之初，著重於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及美學的論述，寫有《關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唯物辯證法的創作方法”之否定》、《十五年來的蘇聯文學》、《現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關於國防文學》、《文學與生活漫談》等，翻譯《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1979年更名為《藝術與現實的審美關係》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1959年與郭沫若共同主編出版大躍進民歌集《紅旗歌謠》。《周揚文集》共5卷，自1984年曆10年至1994年出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