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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林斯基

俄羅斯思想家、文學評論家

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1811—1848):俄國革命民主主義者、哲學家、文學評論家。別林斯基的貢獻是多方面的。他不僅通過他的著作宣傳了革命民主主義的政治綱領,而且第一個系統地總結了俄國文學發展的歷史,科學地闡述了藝術創作的規律,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文學和美學見解,成為俄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奠基人。他的文學評論與美學思想在俄國文學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它推動了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美學觀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

182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1831年因為寫了一部揭露農奴制度的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被校方開除。

1848年6月,別林斯基因病去世,年僅37歲。

人物生平簡介


早期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出生在一個貧寒的醫生家庭,中學時代就愛上了文學。1829年進入莫斯科大學語文系。1832年因組織進步小組“十一號文學社”和創作反農奴制戲劇《德米特利·卡里寧》被學校借故開除。
1833年,別林斯基開始為《望遠鏡》雜誌撰稿,走上了文學批評的道路。1834年發表第一篇長篇論文《文學的幻想》。此後,他寫下了不少文學評論文章。1838至1839年,他曾主持《莫斯科觀察家》雜誌的工作。該雜誌停刊后,他移居彼得堡,主持《祖國紀事》雜誌文學評論欄的工作,時間長達6年。

思想轉變

1846年,他轉至涅克拉索夫主編的《現代人》雜誌工作。別林斯基的思想經歷了由啟蒙主義到革命民主主義,由唯心主義到唯物主義的轉變過程,彼得堡時期是別林斯基思想趨於成熟和文學批評活動的高峰時期。由於他的影響,《現代人》和《祖國紀事》成了當時進步知識界的輿論陣地。別林斯基一共寫了一千多篇評論文章。他的主要論文有:《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君的中篇小說》(1835年)、《藝術的概念》(1841年)、《論普希金》(1845年)、《致果戈理的信》(1847年)和《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1848年)等。

文學成就


受哲學的影響

別林斯基
別林斯基
維薩里昂·格里戈里耶維奇·別林斯基於1811年出身在一個軍醫家庭,家境貧寒。1829年他曾在莫斯科大學語文系學習,1831年因寫具有反農奴制傾向的劇本《德米特里·卡里寧》而被校方以“身體虛弱,智能低下”為借口開除。1833年,他應邀為《望遠鏡》雜誌撰稿,開始了文學批評生涯。他曾先後擔任過《莫斯科觀察家》、《祖國紀事》的編輯。由於他出色的評論文章,使雜誌贏得了廣泛的讚譽。四十年代初,別林斯基受唯心主義哲學的影響,曾寫有《文學的幻想》(1834)、《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說》(1835)、《智慧的痛苦》(1840)和《閔採爾,歌德的批評家》(1840)等論文,一邊表達“一切現實的都是合理的”思想,一邊也肯定和讚揚了普希金、克雷洛夫,格里鮑耶多夫和果戈理的藝術成就。特別是《論俄國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中篇小說》一文,駁斥了維護農奴制的御用文人們對果戈理的所謂“醜化政府官吏”的攻擊,高度地評價了果戈理是一位“更高於時代精神”的作家,給予果戈理的創作的極大的支持。四十年代以後,隨著俄國解放運動的發展和對專制制度認識的加深,別林斯基已完全拋棄了斯拉夫派把俄國宗法制理想化和西歐派盲目崇拜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觀點,站到了革命民主主義的立場上來,成為“完全代替貴族的平民知識分子的先驅”和“俄國社會民主主義的先驅”。

代表作品


《亞歷山大·普希金作品集》(1843—1846)是別林斯基的代表作品。全書包括11篇論文。系統論述了俄國文學從羅蒙諾索夫到普希金的發展變化過程,肯定了普希金是俄國第一個民族詩人和第一個反映現實生活的詩人。在後來的《乞乞科夫的經歷或死魂靈》(1841)、《由果戈理的<死魂靈>而引起的解釋的解釋》(1842)、《一八四二年的俄國文學》(1843)、《一八四六年俄國文學一瞥》(1847)、《一八四七年俄國文學一瞥》(1848)等一系列論文中,別林斯基以果戈理的創作為依據,肯定了果戈理的創作在俄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意義,也分析了以果戈理為代表的“自然派”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形成過程,提出了現實主義文學的美學原則,即:藝術不應該是“裝飾”生活和“再造”生活,而是“現實的創造性再現”。別林斯基認為,果戈理、赫爾岑、岡察洛夫、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創作所遵循的就正是這條原則。1840年以後,他幾乎每年發表一篇文學現狀的綜合評論,總結其經驗和成就,對俄國文學的發展起著重要的指導性作用。

文學批評專欄

1846年,他開始主持《現代人》雜誌的文學批評專欄,1847年7月,他在德療養地寫了著名的《致果戈理的一封信》,對果戈理的《與友人書信選》一書中對專制農奴制妥協的傾向進行了憤怒的譴責。次年5月26日,別林斯基在彼堡逝世。

藝術是形象思維

別林斯基在闡述文學創作和批評的一般規律時,首次提出了“藝術是形象思維”的著名論斷,指出了想象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積極主導作用;他關於“典型性”的論述在歐洲文學史上也屬先例,他認為典型性是“創作的基本法則之一,沒有典型性,就沒有創作”,提出典型是“一個人物,同時又是許多人物,也就是說,把一個個人描寫成這樣,使他在自身中包括著表達同一概念的許多人,整類的人”,然而他又必須是“一個人物,完整的,個別的人物”。在別林斯基的美學理論中,還有關於人民性與現實主義的關係、思想性與藝術性的關係、內容與形式的關係等問題的論述。他主張內容與形式、思想性與藝術性應當有機統一,缺一不可,主張對作品的歷史分析和美學分析應該統一起來,即:“不涉及美學的歷史的批評,以及反之,不涉及歷史的美學批評,都將是片面的,因而也是錯誤的。批評應該只有一個,它的多方面的看法應該淵源於同一個源泉,同一個體系,同一個對藝術的觀照”。這個批評準則,也就是現實主義的批評原則。
“熟悉的陌生人”
出自於別林斯基,它認為:每一個典型對於讀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熟悉”是因為它來自生活,概括了讀者曾經感受和意識到的現實關係中的某些現象和規律,使讀者能從這一典型形象聯想到某些類似的人物來。如好多讀者在讀《阿Q 正傳》時就感覺魯迅在罵自己。 “陌生”是因為有這樣個性特徵的人似乎從來沒有過,是新對象,新生命,寄託著作家啟人深思、引人嚮往的審美理想,因而給人以新的美感滿足。這個陌生是指文學典型具有鮮明、獨特、豐富的個性,具有獨特的心理活動、行為方式、語言特色等。如阿Q 這個形象,讀者在生活中不可能見到,因為是魯迅用典型化手法創造出來的,是新鮮的獨特的,是古今惟一的獨創的“這個”。文學典型的藝術魅力在於文學典型來自生活又高於生活,既有個性,又有共性,是一個“讀者熟悉的陌生人”。因而文學典型具有在一般社會功能基礎上更為明顯和重要的審美提升功能。
別林斯基強調典型性在藝術創作中的重要性,認為科學是從現實中抽出其本質,而藝術則是向現實借用材料,把它們提高到普遍的、類的、典型的意義上來,使它們成為嚴密的整體。在一位真正的有才能的藝術家那裡,每一個人物都是典型,每一個典型對於讀者都是"熟悉的陌生人"。

推動文學

別林斯基的文學評論與美學思想在俄國文學史上起過巨大的作用,它推動了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進一步發展,對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美學觀念的形成有直接的影響。

名言警句


· 要做一個詩人,需要的不是表露衷腸的瑣碎的願望,不是閑散的想象的幻境,不是刻板的感情,不是無病呻吟的愁傷,他需要的是對於現實問題強烈的興趣。
· 愛情需要合理的內容,正像熊熊烈火要油來維持一樣;愛情是兩個相似的天性在無限感覺中的和諧的交融。
· 真正的朋友不把友誼掛在口頭上,他們並不為了友誼而相互要求一點什麼,而是彼此為對方做一切辦得到的事。
· 種種痛苦的經驗證明,在認識真理的過程中,淵博的學識同公正和正義不是一回事。
· 在所有的批評中,最偉大、最正確、最天才的是時間。
· 只有勞動才能使人變得幸福,使他的心靈變得開朗、和諧、心滿意足。
· 土地是以它的肥沃和收穫而被估價的;才能也是土地,不過它生產的不是糧食,而是真理。如果只能滋生瞑想和幻想的話,即使再大的才能也只是砂地或鹽池,那上面連小草也長不出來的。
· 不好的書告訴你錯誤的概念,使無知者變得更無知。
· 閱讀一本不適合自己閱讀的書,比不閱讀還要壞。我們必須學會這樣一種本領:選擇最有價值、最適合自己所需要的讀物。
· 學生如果把先生當作一個範本,而不是一個敵手,他就永遠不能青出於藍。
· 我學習了一生,現在我還在學習,而將來,只要我還有精力,我還要學習下去。
· 作為新生力量的青年一代,應該成為時代的青年,每個青年具有新的思想,準備更替舊的思想。這也是人類進步和人類進程的條件。
· 創造人的是自然界,啟迪和教育人的卻是社會。
· 一般就在部分之中;誰不屬於自己的祖國那麼他也就不屬於人類。
· 人民是土壤,它含有一切事物發展所需的生命汁液;而個人則是這土壤上的花朵與果實。
· 如果我們生活的全部目的僅在於你們個人的幸福,而我們個人的幸福又僅在於一個愛情,那麼生活就會變成一片遍荒蕪枯冢和破碎心靈的真正陰暗的荒原,變成一座可怕的地獄,……
· 書是我們時代的生命。
· 好的書籍是最貴重的珍寶。
· 青春在人的一生中只有一次,而青春時期比任何時期最強盛美好。因此,千萬不要使自己的精神僵化,而要把青春保持永遠。
· 幸福,假如它只是屬於我,成千上萬人當中的一個人的財產,那就快從我這兒滾開吧!
· 不能不熱愛祖國……但是這種愛不應該消極地滿足於現狀,而應該是生氣勃勃地希望改進現狀,……並盡自己的力量來促進這一點。
·在活生生的現實里有很多美的事物,或者更確切地說,一切美的事物只能包括在活生生的現實里。 .外表的整潔和文雅應當是內心純潔和美麗的表現。
沒有一個詩人能夠由於自身和依賴自身而偉大,他既不能依賴自己的痛苦,也不能依賴自己的幸福;任何偉大的詩人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的痛苦和幸福深深植根於社會和歷史的土壤里,他從而成為社會、時代以及人類的代表和喉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