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條漢子

指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四人

“四條漢子”的稱謂,源自魯迅的《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一文,指陽翰笙田漢、夏衍、周揚四人,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們四人都是上海臨時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成員。

詞目釋義


文委作為共產黨在上海文藝界的領導機構,成立於1929年下半年,一直到1932年底,由中共中央宣傳部直接領導;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往江西蘇區后,由中共上海中央局宣傳部領導。1933年6月起,文委改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直接領導。“文委”領導的團體有左聯、社聯、劇聯、美聯、教聯、音樂小組、電影小組等等。其中,周揚1933年5月起任“左聯”黨團書記。1934年開始,在上海的中央局和江蘇省委遭到破壞,“文委”失去了上級領導,也失去了同中央的聯繫;到1935年2月陽翰笙、田漢被捕后,“文委”只剩下了周揚和夏衍,在與中央失去聯繫的情況下,周揚擔任了“文委”書記。
“四條漢子”是代表中共來領導上海文藝界的,但是,在“左聯”還有一個眾望所歸的盟主——魯迅。作為新文化運動主將的魯迅,雖然不是共產黨員,但與共產黨保持著良好的關係。當時的的上海是國民黨白色恐怖的天下。國民黨面對日益擴大的左翼文化陣營,其文化“圍剿”的手段已由單純地檢查書報、電影和封閉書店發展到採用暗殺、綁架等手段。 1934年6月至10月,上海中央局兩次遭破壞,文委已經不能按照以前的程序進行活動了。
在這樣嚴峻的形勢下,陽翰笙、周揚等文委成員依然在開展工作,並尋找機會向魯迅彙報工作。1934年深秋的一天,“文委”的四名成員陽翰笙、周揚、夏衍、田漢在內山書店與魯迅見面。這次會面,在魯迅《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中這樣描寫:“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這真使我口呆目瞪。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四條漢子”的稱謂由此而來。
“四條漢子”之一 田漢
“四條漢子”之一 田漢
到了文革期間,江青等人以“文藝黑線專政論”作為切入口,從政治路線、組織路線與文藝思想等方面,徹底否定了左翼文學運動。周揚倡導的“國防文學”,被判定為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觀點的“資產階級口號”;而魯迅倡導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則被明確肯定為代表毛澤東革命路線的“無產階級口號”。隨後,那些當年活躍於左翼文壇而解放后又擔任黨的文藝部門領導的左翼作家周揚、夏衍、田漢、陽翰笙等也都統統被指控為“左”、“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追隨者或隱藏在革命隊伍內部的內奸與叛徒。與之相應,另一方面的結果則是按照權威意識形態的需要來塑造左翼文 壇上的魯迅,把魯迅視為毛澤東革命文藝路線的代表。左翼文藝運動中所發生的實驗性錯誤或消極面統統都推到周揚、夏衍等那些“異端”身上,左翼文學運動發展過程所具有的豐富性與複雜性因素完全被忽視。
此後,與“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相伴隨,“兩個口號”的論爭被定為敵我之間的兩條路線的鬥爭,“國防文學”被定為賣國文學、漢奸文學,不僅魯迅文章中所提到的“四條漢子”都遭受了政治迫害,遭受野蠻的批鬥,並長期被關押,那些在魯迅文章中被點過名的“論敵”,也同樣未能倖免,而擁護魯迅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口號的馮雪峰等人,也並未因此得到開脫,一樣處於被打倒的地位。在此過程中,魯迅雖然得到了空前的重視,但其中架空魯迅、神話魯迅的現象也與之伴隨始終。
“文革”期間,“四人幫”以魯迅批評“四條漢子”為借口,無限上綱,對“四條漢子”進行政治迫害,它成了某一歷史時期若干人政治命運的象徵,成了一條政治術語,然而這絕非魯迅本意,他絕對想不到,自己的一段文字,日後竟成了一樁轟動全國的“文字獄”,竟成了“四人幫”致“四條漢子”於死地的工具。

田漢


田漢(1898年—1968年),原名壽昌,1898年3月12日生於湖南省長沙縣。話劇作家,戲曲作家,電影劇本作家,小說家,詩人,歌詞作家,文藝批評家,社會活動家,文藝工作領導者。中國現代戲劇的奠基人。多才多藝,著作等身。原籍湖南長沙。早年留學日本,1920年代開始戲劇活動,寫過多部著名話劇,成功地改編過一些傳統戲曲。他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文化大革命中,被左的社會勢力迫害致死。

陽翰笙


陽翰笙
陽翰笙
陽翰笙 (1902—1993),四川高縣人,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中共黃埔軍校入伍生部總支書記,國民革命軍第六軍和第四軍政治部秘書。參加過南昌起義,任二十四師黨代表,起義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后從事革命文藝工作。曾任全國文聯黨組書記兼副主席、周恩來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國人民對外文化協會黨組書記、副會長。陽翰笙從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中尋找民族英雄和民族傳統,以“發揮其更大的力量,作民族的怒吼”。當時,國民黨當局專制,對抗戰力量百般迫害,也迫使陽翰笙轉向歷史劇的創作,並由此促動了歷史劇的興盛。以題材論,戰國史劇和太平天國史劇為多,前者以郭沫若的《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漸離》為代表,後者便以陽翰笙的《李秀成之死》、《天國春秋》為代表。
1941年春,在陽翰笙的推動和領導下,中華劇藝社正式成立,同年9月,他創作了6幕歷史劇《天國春秋》,取材於清末發生的太平天國運動。陽翰笙通過這個劇本提煉出一個思想:只有維護事業的利益、團結一致,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該劇由中華劇藝社首演,舒綉文、耿震主演,在社會上引起強烈反響。
建國后,陽翰笙歷任政務院文教委員會委員兼副秘書長、國務院總理辦公室副主任,中國文聯副主席、秘書長等職。1960年,他以知識分子參加土地改革為題材寫作了四幕話劇《三人行》,由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出,獲文化部匯演一等獎。文革期間他被關押了9年之久,1976年以後仍創作電影劇本《贛南遊擊讚歌》。去世前整理出版了《陽翰笙電影劇本選集》1卷、《陽翰笙劇作集》2卷、《陽翰笙文集》5卷,還撰寫了一系列回憶錄,統集為《風雨五十年》。

夏衍


劇作家夏衍
劇作家夏衍
夏衍(1900—1995),1900年10月30日生,原名沈乃熙、字端先,筆名蔡叔聲等。浙江杭州人。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1927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14年入浙江省立甲種工業學校。1919年參加“五四”學生運動,創辦進步刊物《浙江新潮》。1920年畢業后公費保送到日本深造。1921年考入日本北九州戶(火+田)町的明治專門學校電機科學習。曾參加日本工人運動和左翼文藝運動。1924年加入中國國民黨,曾任國民黨駐日總支部常委兼組織部長。1927年回國,並開始從事工人運動及革命文化翻譯工作。1929年參加籌建左翼作家聯盟、中國左翼戲劇家聯盟,任左聯主席團成員、執行委員、常務委員。1933年3月任黨領導的電影小組組長。1936年發表短篇小說《泡》,第一次署用“夏衍”筆名。1937年後,在上海、廣州、重慶、香港等地主編《救亡日報》、《新華日報》、《華商報》等進步報紙。1942年─1945年在重慶《新華日報》工作,曾任代總編輯。1946年調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中央代表團工作。1948年任中共華南分局委員、香港工委委員、書記。1949年4月到北平,后入上海,任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文教管制專員會副主任。同年9月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
建國后,歷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上海市文化局局長,外交部亞洲司第一任司長,中共中央華東局宣傳部副部長,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市人民藝術劇院院長,全國文聯常委、副主席、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顧問,中國戲劇家協會理事,中國電影家協會主席。1954年11月被任命為文化部副部長。1982年當選為中顧委委員。
是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主要作品有:劇本《狂流》、《秋瑾傳》、《上海屋檐下》、《賽金花》、《脂粉市場》、《風雲兒女》、《壓歲錢》、《自由神》、《白雲故鄉》,改編了電影文學劇本《春蠶》、《祝福》、《林家鋪子》、《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報告文學《包身工》(1936年6月)等,主要著作有:《夏衍劇作選》、《夏衍選集》、《寫電影劇本的幾個問題》、《電影論文集》等。與鄭伯奇合譯了(1932年)前蘇聯導演的著作《電影導演論》和《電影腳本論》。1962年5月獲第一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編劇獎。1994年10月被授予“國家有傑出貢獻的電影藝術家”稱號。
1995年2月6日在北京逝世,終年95歲。
1995年10月31日,夏衍骨灰撒放儀式在杭州舉行。

周揚


周揚
周揚
周揚 (1908—1989),文藝理論家、文學翻譯家、文藝活動家。中科院院士。
湖南益陽人。原名周起應。三十年代后中國共產黨在文藝領域的主要負責人之一。早年畢業於上海大夏大學,曾留學日本。1931年回國,次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后成為“左翼”的實際領導人,參加領導了中國的革命文學運動。三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左翼作家聯盟黨團書記,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委書記,主編過“左聯”機關刊物《文學月報》。抗日戰爭爆發后,於1937年秋到延安。曾任陝甘寧邊區教育廳長,文協主任,
魯迅藝術學院院長,延安大學校長。1946年─1949年,曾任中共晉察冀中央局、華北局宣傳部長。1949年,參與負責籌備和召開了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併當選為副主席。
建國后,歷任文化部副部長,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顧問,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顧問,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委員,中央戲劇學院教授,中國民間文藝研究會理事會副主席、主席、名譽主席,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副主委,政協全國委員會文化組組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顧問、研究生院院長,全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十一屆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一至五屆全國政協常委。
被人稱為三十年代左翼文藝的宿將,四十年代解放區文藝的組織者,五十年代文藝鬥爭的領導者,六十年代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代言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思想解放的先驅。
主要論著有:《表現新的群眾的時代》、《新的人民的文藝》、《堅決貫徹毛澤東文藝路線》等;翻譯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與美學》等。出版有《周揚文集》。
1989年7月3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8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