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長虹

1898年3月出生於山西盂縣西溝村。

1905年，8歲的長虹入小學堂讀書。在讀盂縣第一高小時，由於他成績優秀，縣知事專門獎賞過他一枚銀牌。他不光功課好，思想也進步，當聽說武昌起義成功后，自作主張剪掉了頭上的辮子。

1914年，考入太原的山西省立第一中學，各門功課俱佳，尤其國文與英語突出。課餘，他熱衷於參加各項活動，並有了自己的政治主張。到了二年級時，他拒不參加學校組織的為閻錫山投靠袁世凱搞的“提燈會”，得罪了校方。於是，他逃離了學校，先是去北京靠親戚的幫助在一家圖書館讀書並旁聽一些大學的課。

1918年，回到盂縣家裡，埋頭自學了五年。他選定文學創作為方向，博覽群書，練習寫作，為後來馳騁文壇打下了堅實基礎。

1930年，高長虹感到情場文壇皆失意，決定放棄文學，改學經濟，便東渡日本，開始人生的另一個階段。同年，在日本學習行為心理學、語言學。

1931年，又去德國學習馬列理論。

1933年，在法國研究經濟學。

1924年9月，創辦《狂飆》月刊，從此文名遠播，引起魯迅（時在北京）的注意。

1924年12月10日，高長虹初次晤見魯迅，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1925年3月，《狂飆》停刊，魯迅決定與高長虹、韋素園等青年聯手合辦新文學刊物《莽原》。大家起初合作不錯，高長虹作為主力，出力最多，在刊物上發表不少有分量的文字。

1937年，抗戰爆發后，滿懷愛國熱情的高長虹結束了求學生涯。

1938年回國參加抗戰。

1941年，他不顧閻錫山等人的收買，決定前往延安。延安起初很歡迎他，特意派周揚作陪，請他到魯藝做了一次報告。據說，在魯藝的歷史上，除了高長虹，只有丁玲和歐陽山有此殊榮。

1941年到1942年，高長虹的文藝創作激情第二次狂飆般爆發出來。他開始大量寫作，頻頻給延安《解放日報》投稿，由於他的文字不是政治宣傳，很少被報刊採用，可他仍然筆耕不輟。寫作之餘，看到對延安不滿的地方，他就忍不住向延安提意見，引起一些上層人物的不快。康生曾懷疑高長虹是青年黨（其實高長虹早在法國時就加入法國共產黨，但從未加入中國共產黨），想找機會加以批判，只是在博古的保護下才沒有得手。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之前，高長虹收到毛澤東、凱豐署名的座談會請柬，他卻以自己是學經濟的為由，拒絕與會。那以後，高長虹明顯地被延安冷落。

日本投降后，國民黨進攻延安，延安幹部開始大批轉移，毛澤東於此時分別找文藝界著名人士談話。和高長虹談話時，不知雙方說了什麼，毛澤東“勃然大怒”，會談不歡而散。

1925年8月，高長虹忽然撰文聲稱，他對魯迅感到“瘟臭”，甚至想為之“嘔吐”。不久，高長虹又在廣告上稱魯迅為“思想界的先驅者”，魯迅為之憤怒，撰文予以駁斥。當時，魯迅還以為高長虹只是想過河拆橋，等到1926年11月，高長虹發表兩首愛情詩《給——》，魯迅才明白高長虹攻訐自己的真正原因。

《給——》里有這樣四句：“夜是陰冷黑暗，他嫉妒那太陽，太陽丟開他走了，從此再未相見。”韋素園告訴當時遠在廈門的魯迅，這裡的太陽是高長虹自喻，黑夜代表魯迅，月亮就是許廣平。魯迅恍然大悟，認為高長虹當初“川流不息的到這裡來的原因，並不是為《莽原》，卻在等月亮。”原來，高長虹謾罵魯迅的真正原因不是想過河拆橋，也不是因為《莽原》的內部糾紛，而是因為認為魯迅對他橫刀奪愛。早在1925年5月，許廣平曾給高長虹去信，欲購買其詩集，兩人從此開始通信。以後的幾個月里，雙方通信七、八次，或許彼此表示過傾慕之情。或許許廣平僅僅稱讚過欣賞高長虹的文才，高長虹卻以為許廣平已經愛上他。 1925年7月，高長虹在魯迅家裡見到許廣平，憑著詩人的敏感，他知道許廣平已經鐘意於魯迅，因此決定停止與許廣平通信。

當時的許廣平與高長虹都是27歲的青年，雙方對文藝的愛好也大致相同，或許有成為戀人的可能。但許廣平早在1923年就成為魯迅學生，對魯迅了解更深，從她1925年3月給魯迅的第一封信中，可以看到她對魯迅的感情。高長虹與許廣平的通信時間，僅比許廣平與魯迅的通信時間晚兩個月，但他與許廣平的交流卻比魯迅少了兩年。此外，雖然高長虹更加年輕，他的識見及才氣都遠遠不及魯迅。

有趣的是，在1921年，高長虹曾在太原文廟博物館工作，結識過一位才氣超過許廣平的女子，即館長之女石評梅，石評梅後來卻愛上另一位姓高的男子——高君宇。

回頭再說高長虹。由於身為詩人，偏愛浪漫幻想，他自認為許廣平不可能喜歡比她大17歲的魯迅，除非受了魯迅欺騙。所以，他對魯迅因妒生恨，終於忍不住跳出來大罵。這種行為反倒使許廣平對他的好感幾乎蕩然無存。1925年10月，許廣平與魯迅正式確定關係。再往後，他們在上海正式同居，高長虹再不可能得到許廣平的愛情。

1948年，高長虹被貶到東北，住在哈爾濱市南崗區東北局宣傳部後院。1946年10月19日，東北成立文協，高長虹是成員之一。草明曾經去看過他，認為他的生活雖疏於自理，神經還算正常。可據舒群回憶，高長虹早在延安時神經就不對勁，到1946年時更加不正常。

1946年11月，東北局遷到當年剛剛解放的瀋陽，高長虹也跟著來到瀋陽。1949年，高長虹終於住進東北旅社樓上的精神病房，雖然他那時可能還沒有瘋。有一次，他跑出來找舒群訴苦，舒群給他100元錢，還請他喝酒。喝酒時，高長虹忍不住哭了，51歲的男人，哭起來一定令人心酸。可是，在整個中國，除舒群等幾人，又有誰能聽到高長虹的哭泣？又有誰在意他的哭泣？

1953年，東北詩人侯唯動在東北旅社看到高長虹被服務員訓斥，生氣地喝退服務員。他來到高長虹面前，望見他披肩的銀髮和乞丐般落魄的樣子，不由掉下眼淚。然後，侯唯動去找保衛科的人，他們說高長虹是個喜歡大叫的瘋子，侯唯動當即勸他們善待高長虹。接下來，侯唯動去高長虹的房間看他，並問他為何喜歡大叫。高長虹解釋說，他在無聊時用德語朗誦歌德，用英語朗誦拜倫，別人聽不懂，就以為他在說瘋話。由此可知，高長虹雖然苦悶至極，但到那時也還沒有瘋，只是苦楚無處申訴而言。

1956年，師陀在長春作協的飯廳里又見過高長虹一次，未及交談，高長虹已匆匆離開。那以後，再也沒有過高長虹的消息。估計他不久就死去了，也許臨死前發過瘋，雖然他本該是正常人。

1946年，高長虹去往哈爾濱，加入東北文協。

1954年因腦溢血逝世於瀋陽。

高長虹這個李敖式的狂人、怪人，曾經輝煌過，也有過不可一世的瘋狂。他傾慕德國偉大詩人歌德，也想在中國開展一場“狂飆突進運動”，因而把“狂飆”作為他的運動的標幟。他的第一部詩集《精神與愛的女神》出版，因喜愛而寫信給他的女士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就有三人，包括許廣平和石評梅。魯迅曾經對高長虹十分器重，同鄉許欽文要出版小說集，魯迅自己不作序，而是讓給高長虹作；那本小說集本是魯迅編的，廣告中卻說是“由長虹與魯迅從最初至1925年止的作品嚴加選擇”而成，把高長虹的名字放在前邊。高是20世紀從山西走向全國的第一個新文學作家，他所創立的狂飆社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二大文學社團，共有成員六七十人，相當於創造社、太陽社、未名社、沉鍾社等五六個社團的總和。在狂飆社時期，高長虹本人寫作各種形式的文學作品近千篇，結集成書十七八本，有的立即被翻譯成好幾種外語。

把高長虹的這些作品跟同時代的一些名家的作品相比較，你會感到，它們是並不怎麼遜色的，可是為什麼它們不大為人所知呢？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作品發表之後未能得到及時的評介，而這又跟高長虹本人的驕傲自大有關；二是他跟魯迅的衝突，到40年代後期被極“左”思潮拉到“敵我鬥爭”的高度，從而被徹底封殺。

文藝作品價值的認定，不是一個數學算式問題，也不存在必然性，而是既靠作品本身，也靠許多相關的因素。有許多作品是靠“炒作”才為人所知，足可說明“功夫在詩外”。就高長虹說，他的性格決定了他只能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裡。這人有一點才氣，卻也難掩狂妄之態。魯迅在《隨感錄三十八》中把“自大”分為“個人的自大”和“合群的愛國的自大”兩類，說“‘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眾宣戰”，這種人“大抵有幾分天才，……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眾之上，又為庸眾所不懂，所以憤世嫉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即是說，這種人幾乎無不跟“國民”相敵對，國民不僅不擁護、不理解，還常常討厭、憎惡，視鬼神而遠之。高長虹正是這樣一個“個人的自大”者。除了狂飆朋友，其他人對他難免採取一種不理不睬甚至嫉恨、蔑視的態度。他的作品發表，有人首先猜測是在罵誰，誰還顧及作評呢？作品發表之後的社會反響，對一部作品價值的認定起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起決定作用。高長虹的作品由於不能得到文學界普遍的首肯，它的價值便大打折扣。好作品流傳不開，不能成為名作品，久而久之，就湮沒在文學的大海里了。

還要看到，高長虹是個興趣不斷轉移的人，今天搞這個，明天又搞那個。從事文學活動不多日子，他就急於研究行為主義，接著又想研究經濟學，又想編字典。到國外，先研究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到德國后研究馬克思主義和法西斯主義。他自己對他在文學上的地位，從不考慮，出書，首先著眼於錢，著眼於“稻粱謀”。在離開文學隊伍之後，他自己從未想到把以前的書重新出版，別的人更不會想到這一點。這樣，再好的瑰寶都只能塵封在舊書爛紙之間。

高長虹徹底被從文學隊伍清除出去的，是在他“參加革命”以後。高長虹在延安的沉沒，另有原因。且說文學界和學術界的人們，對高長虹“參加革命”不久就“息影文壇”這一現象不明就裡，誤以為高長虹跟魯迅發生衝突被中央定性，所以到全國解放以後，高開始被說成“攻擊魯迅的壞人”、“反對魯迅的急先鋒”而遭到鞭笞。魯迅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如泰山壓頂，高長虹當年歇斯底里地謾罵魯迅，自然不能得到人們的寬容和理解。1957年反右運動中，他的兒子還因此被打成右派。在如此情況下，他只有扮演反派角色，他的那些書、那些作品怎麼能夠出版呢? 進入新時期，許多原來被塵封的作家，如沈從文、周作人、張愛玲、林語堂等，都已得到實際上的“平反”，紅了起來，作品印了一版又一版，“全集”、“文集”出了一種又一種，而高長虹仍然處在沉寂之中，他的真價值仍不能得到文學界的公認，則是以上兩個原因共同發生作用的結果。由於在延安沉沒的原因至今仍是一個謎，他跟魯迅的衝突也沒有得到澄清，人們依然認為他是反對魯迅的，不原諒他。高長虹跟魯迅的衝突，在一些人看來，屬於“人品問題”，因此，即使這一冤假錯案得到徹底平反，可以想象，他那“個人的自大”等等依然會使他作為“國民之敵”，成為孤家寡人。中國文化是容不得“個人的自大”的人為廣大群眾所喜歡的。這是高長虹的悲劇，也是中國文化的悲劇。

高長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青年時代他像一朵孤雲，到處飄泊。他曾經創辦了一份個人刊物，名字就叫《長虹周刊》，他走到哪裡，刊物辦在哪裡，共辦了二十多期，這在中國現代出版史上也是個奇迹。他本人因文學而成名，但後來他改而研究行為主義和編字典，在日本時發生“九一八事變”，他去了德國研究馬克思主義，以後在歐洲流浪，一度參加法國共產黨。他生活非常刻苦，常常“靠山藥蛋充饑，蓋報紙過夜”。在法國寫了長篇小說《中國》，抒發他的愛國之情，同時用四種文字，在四個國家的報紙上連載。“七七事變”爆發，他毅然回國，先到重慶，1941年秋天，徒步奔赴延安，參加了革命。抗戰時期，是高長虹寫作的第二個高潮，寫詩歌、雜文、評論近百篇，而且出版了《延安集》這樣一本有重大意義的詩集。

抗戰勝利以後，高長虹於1946年11月，從延安輾轉到達東北解放區哈爾濱，想開發金礦，支援全國解放戰爭。1948年11月瀋陽解放，東北局遷到瀋陽，高長虹跟著到了瀋陽，住到太原街東北大旅社二樓一間小房子里。這以後高長虹的最終去向便成為一個謎，歷來有各種不同的說法和猜測，有說是死在撫順精神病院的，有說在“反右”期間還見到過。為了澄清一些人對高長虹的誤解，也為了尋找高長虹的確切下落，高長虹的孫女高淑萍，先後找了研究高長虹的專家、學者，又多次奔波於盂縣、陽泉、太原、北京、瀋陽等地。功夫不負有心人，在山西作協、瀋陽公安局、中央檔案館、民政部等有關方面的大力協助下，關於高長虹的下落終於有了答案。當年在瀋陽東北大旅社招待科負責照料和管理高長虹的當職員工崔遠清、閻振琦、李慶祥三位老同志，熱情接待了高淑萍，並經他們共同回憶，寫了一份詳盡而生動的材料，現擇錄如下：

“高長虹中等身材，年齡60多歲（實際只有50多歲），留一頭幾乎齊肩的花白頭髮，梳理得十分整齊。身穿布料中山裝、布鞋，步履穩健，給人的印象既是八路軍老幹部，又像一位學者。他每天都上街散步，從來不願和旅社服務人員溝通言談。高長虹生活很儉樸，享受著供給制縣團級幹部待遇，吃中灶。當年，餐廳的供給制飯票分四種顏色：小灶為紅餐券、中灶為綠餐券、大灶為黃餐券，還有一個白票為大鍋飯。高長虹的餐券每次都是發給二樓的服務員小李。高長虹的衣服都是發的，每月還有津貼費，但他從來不領取，只存放在閻振琦那裡。他經常寫條子讓服務員送給招待科，大多是要一些文具用品，如紙條上用毛筆寫著：‘毛筆一支，稿紙一本’等，閻振琦就及時給他買來。”

“記得1954年春季的一天早上，二樓服務員向招待所報告，高長虹房間沒開門，人們都以為他在睡覺。到了上午九點許，閻振琦見門還未開，趕忙跳到二樓外雨搭上，登高往內眺望，才大吃一驚地發現老人趴在床邊地板上。閻設法打開房門，才得知老人已經死亡。於是老閻立即給東北局組織打電話，行政科侯科長讓閻去做當面彙報，隨後組織部派來兩名醫生一名護士，經檢查確認高長虹夜裡系突發性腦溢血死亡。旅社招待科根據組織部指示，操辦了喪葬事宜。”

高長虹一生到處奔波，尋找生命，尋找自由，最後死在我國第一個五年建設計劃開始的日子裡。雖然他沒有能夠投身在建設的熱潮中，但看到國家正向上發展，他的孤寂的心也會感到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