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

1928年初中畢業后，考入福州高中師範專科。

1935年到日本學習。

1938年到延安馬列學院學習。

1934年到上海一家報館工作。

1936年回國，先後在進步報刊《生活日報》《讀書與出版》《世界知識》和《國民周刊》任編輯。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到武漢任《全民抗戰》編輯。

1939年到馬列學院哲學研究室工作。

1940年在陝甘寧邊區文協主辦的《中國文化》月刊做編輯工作。參加編輯《中國文化》。

1941年主持華北書店編輯工作。

1943年調《解放日報》編輯副刊。

1944年冬調重慶《新華日報》。

1945年任《新華日報》副刊部主任。

抗日戰爭勝利後到上海，后赴香港參與編輯國統區出版的共產黨機關刊物《群眾》，和共產黨領導的文學刊物《大眾文藝叢刊》。

1929年第一次用真名“林烈”發表白話詩。

1934年向《讀書生活》等報刊投稿，發表文章。

1936年回國，開始用筆名“默涵”撰文。

1943年調《解放日報》編輯副刊，在該報上發表不少短論和雜文。

抗日戰爭勝利期間的政論、雜文和文藝論文結集出版的有《在激變中》《浪花》和《獅和龍》。

1952年5月，毛澤東同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十周年之際，為《人民日報》撰寫了社論《繼續為毛澤東同志所提出的文藝方向而鬥爭》。

此後，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藝理論文章和講話，堅持運用毛澤東文藝思想，對黨的文藝政策、文藝規律、文藝創作方法、傳統文化等進行了開拓性的深入研究、探討，在我國文藝界產生了廣泛影響。

1961年組織文藝界集體討論起草了《關於當前文學藝術工作的意見》（《文藝十條》），總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工作的成功經驗。還組織領導了現代京劇《紅燈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的創作工作，並參與了大型舞蹈史詩《東方紅》的創作，為我國的戲劇現代化革新和芭蕾舞民族化付出了心血。

1977年12月負責重新出版《魯迅全集》並註釋等工作。他帶領有關專家和編輯骨幹，深入研究，艱苦工作，使全集註釋工作於魯迅誕辰100周年前夕完成，在社會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之際，他主持出版了《中國抗日戰爭時期大後方文學書系》《中國解放區文學書系》。還整理髮掘了大量的重要文藝史料。

因病於2008年1月3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1928年在福州高中師範科求學時受革命思想影響，隨後在福州、廈門、上海等地從事革命活動。

1929年加入共產主義青年團，

到上海積極從事地下工作，參加罷課、遊行、講演等革命活動。

1930年調任革命互濟會福建省總會秘書長，兩次被捕入獄，經營救保釋后，轉入共青團福州市委任秘書。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后，曾在上海青年救國服務團和第八集團軍戰地服務隊作抗日宣傳工作。

1942年5月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這對他的一生文藝道路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1950年被任命為政務院文教委員會辦公廳副主任、計劃委員會委員。

1952年任中宣部文藝處副處長。

1955年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

1959年被任命為中宣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

1961年4月中宣部、教育部召開高等院校文科和藝術院校教材編選計劃會議后，他主抓音樂、美術、戲劇、舞蹈等7個專業的教學實施方案，組織全國著名的藝術學科專家深入研究，建立了較為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藝術教育教材體系。

文化大革命期間，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迫害，被關押達十年之久。

1975年到江西豐城鋼鐵廠監督勞動。

1977年恢復工作。12月，任文化部副部長、黨組成員。

1978年5月擔任恢復全國文聯及各協會籌備組組長。他主持召開的中國文聯第三屆全委會第三次會議（擴大），成為文藝界撥亂反正的會議。力主平反冤假錯案，對文藝界在文化大革命和反右派鬥爭嚴重擴大化期間的案件進行全面複查。

1979年參加第四次全國文代會的籌備工作，參與起草大會報告。會議期間，當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兼大會秘書長，併當選為中國文聯副主席。為文藝界的撥亂反正，為文藝界的團結穩定，作出了重要貢獻。

1982年擔任文化部顧問。

1983年任文化部藝術委員會主任。

1984年任全國藝術科學規劃領導小組副組長。

1985年經中央批准，發起和創建了中國國際友誼促進會，他任第一任理事長，積極推動中外文化交流。倡導成立了國家教委藝術教育委員會，文化部少年兒童文化藝術工作委員會，有力地推動了我國藝術人才的培養。後來，又被推選為中國魯迅研究會會長。

1989年12月擔任中國文聯黨組書記。

是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政協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委員、第六、七屆全國委員會常委。

林默涵同志衷心擁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為我國社會主義文化藝術事業的繁榮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的具有深刻思想內容和精闢見地的文藝理論著述，在我國文藝史上留下閃光的篇章。他一生光明磊落，正直無私，敦厚謙和，生活簡樸。他工作認真負責，一絲不苟，任勞任怨，從不計較個人得失。從他身上我們感受到了一名共產黨員和文藝戰士的優秀品德。他的逝世，是我國文化、藝術教育事業的重大損失。他的崇高品格，永遠值得我們學習、懷念。

詩人牛漢有題為《為馮雪峰辯誣》的文章，說到1957年底馮雪峰撰寫《魯迅全集》第6卷中《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魯迅這篇文章對30年代的周揚、夏衍等“拉大旗作為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小不如意，就倚勢(!)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橫暴者”的描述，顯然讓周揚等長久不安，如鯁在喉；這在50年代對確立他們“正確路線”代表的地位肯定造成尷尬。因此，借著馮雪峰的被打倒，便以威脅利誘手段，要他“承擔責任”撰寫這篇文章的註釋，為周揚他們“洗冤辯白”。馮雪峰難以抗拒，便起草了初稿。周揚他們對這個初稿並不滿意，1957年11月的某天，在林默涵辦公室，對註釋作了改寫。由周揚口述，林默涵當場修改，周揚又改了一次。稿子送出后，林默涵還給當時《魯迅全集》編輯室負責人王士菁兩次去信，稱“魯迅答徐懋庸文，經與周揚、荃麟同志商量，作了一些修改，請再斟酌”。這些情況，在1966年“文革”發生之後已陸續披露。

牛漢寫道：80年代初在北京召開的第二次馮雪峰學術研討會上，……幾個發言者對馮雪峰在30年代與魯迅的革命情誼作了熱情的讚揚。坐在會場的林默涵舉手插話：“我提個問題，請解答。馮雪峰是《魯迅全集》的主持人和定稿人，在《答徐懋庸並關於抗日統一戰線問題》的註釋中，作了歪曲事實的說明，辱沒了魯迅。這則註釋是馮雪峰寫的，這難道是對魯迅友情的忠誠表現嗎？請大家研討。”(憑記憶追記，大意不錯)會場上頓時啞默無聲。這時，我站起來大聲說：“我能解答這個問題。”……我說：“這個問題我以為不應由林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應該是能夠解答這個疑問的當事者，至少是熟知內情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