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紅

1919年，生母姜玉蘭感染霍亂病故。父親張廷舉續娶梁亞蘭，即蕭紅繼母。

1920年，入呼蘭縣乙種農業學校（俗稱龍王廟小學，現為蕭紅小學）女生班讀初小。

1924年，入北關初高兩級小學校女生部讀高小。後轉入呼蘭縣第一女子初高兩級小學校。

1927年，入哈爾濱市東省特別區區立第一女子中學（現為哈爾濱市蕭紅中學）就讀。蕭紅喜歡文學和繪畫，在校刊上發表過署名悄吟的抒情詩。

1928年，哈爾濱市學生維持路權聯合會發起反日護路遊行示威活動，即“一一九”運動。蕭紅參加遊行，主動擔任宣傳員。

1933年3月，參加中共黨員金劍嘯組織的賑災畫展，展出兩幅粉筆畫。4月，以悄吟為筆名發表小說《棄兒》，是蕭紅最早發表的文學作品。隨後發表諸多作品，踏上文學征程。

1933年7月，與蕭軍、白朗、舒群等人在抗日演出團體“星星劇團”中擔任演員，以實際行動支持抗日，由於引起敵偽特務機關注意，劇團於公演前解散。

1933年10月，在舒群等人的幫助下，蕭紅、蕭軍合著的小說散文集《跋涉》自費在哈爾濱出版。蕭紅署名悄吟，蕭軍署名三郎。

1934年6月，因《跋涉》中大部分作品揭露了日偽統治下社會的黑暗，歌頌了人民的覺醒、抗爭，帶有鮮明的現實主義進步色彩，引起特務機關懷疑，為躲避迫害，蕭紅、蕭軍在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幫助下，逃離哈爾濱，經大連乘船到達青島。端午節前一天，舒群夫婦在大港碼頭接了兩人，一起住在觀象一路1號。蕭軍在《青島晨報》任主編，蕭紅完成著名中篇小說《生死場》。此間，兩人與上海的魯迅先生取得聯繫，並得到魯迅的指導與鼓勵，被稱讚中國左翼文學一下子多了兩個實力作家。

1935年12月，《生死場》以“奴隸叢書”的名義由上海容光書局出版，署名“蕭紅”。魯迅為之作序，胡風為其寫後記，作品在文壇上引起巨大的轟動和強烈的反響，蕭紅一舉成名。

1936年6月15日，作為最初發起人之一，與魯迅、茅盾、巴金、以群等67位作家聯合簽名發表《中國文藝工作者宣言》，反對內戰，號召愛國文藝工作者，發揮進步作用，創作優秀作品，積極行動起來，為祖國解放，民族獨立而鬥爭。

1936年10月19日，發表《海外的悲悼》等諸多作品用以懷念。

1937年1月，從日本回國，到上海后便去萬國公墓拜謁魯迅先生的墓，表達哀思。3月，寫下《拜墓詩——為魯迅先生》，發表在4月23日的《文藝》上。4月，至北平與老友李潔吾（李明武）、舒群見面，后又回到上海，此時和蕭軍的關係有所好轉，參與了蕭軍編輯的《魯迅先生紀念集》的資料收集工作。

1937年9月，蕭紅、蕭軍撤往武漢，結識著名青年詩人蔣錫金，住進他在武昌水陸前街小金龍巷25號的寓所。不久，東北籍青年作家端木蕻良也搬來與他們同住。蕭紅、蕭軍與從東北各地流亡到武漢的舒群、白朗、羅烽、孔羅蓀等青年作家積極投身於抗戰文藝活動，並在武漢形成一個很有影響的東北作家群。蕭紅創作了多篇以抗日為主題的作品，《天空的點綴》《失眠之夜》《在東京》《火線外二章：窗邊、小生命和戰士》等散文的發表，對宣傳推動人民抗戰起到積極作用。

1938年11月，在江津白朗家生下一子，產後第四天，蕭紅稱孩子頭天夜裡抽風而死。產後蕭紅回到重慶，應邀寫下一些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主要有《記我們的導師》《記憶中的魯迅先生》《魯迅先生生活散記》《魯迅先生生活憶略》等。

1940年9月1日，《呼蘭河傳》開始在《星島日報》副刊《星座》連載；12月20日完稿；12月27日連載完畢。

1941年4月，到瑪麗醫院做全面檢查，發現患有肺結核。10月，住院打空氣針治療。11月底，因受醫院冷遇，返回九龍家中養病。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九龍陷於炮火，柳亞子先生應蕭紅之約，到九龍樂道住處去探望她。次日，端木蕻良和青年作家駱賓基護送蕭紅從九龍轉移到香港，住進思豪酒店。

1942年1月12日，日軍佔領香港。病情加重，被送進香港跑馬地養和醫院，因庸醫誤診為喉瘤而錯動喉管，手術致使蕭紅不能飲食，身體衰弱。1月18日，端木蕻良和駱賓基將蕭紅轉入瑪麗醫院。次日，蕭紅精神漸復，在紙上寫下“我將與藍天碧水永處，留下那半部《紅樓》給別人寫了”，“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1942年1月21日，瑪麗醫院由日軍接管，被送進紅十字會在聖提士反女校設立的臨時醫院。

1942年1月22日上午10點病逝，享年31歲。

（作品信息來源）

蕭紅的小說具有鮮明的文體特徵，創造出場景性的小說結構。系列散文《商市街》在發表時曾遭到“看不明白”的議論，因為蕭紅使用了不少小說的技巧，這樣的寫作形式在20世紀30年代異常新穎，從文體上看，它更接近小說，不過它又是“不折不扣的生活記錄”。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從《商市街》《生死場》到《呼蘭河傳》，蕭紅打破了傳統小說單一的敘事模式，創造了一種介於小說、散文和詩之間的邊緣文體，並以其獨特的超常規語言、自傳式敘事方法、非情節化的結構及詩化風格形成了別具一格的“蕭紅體”小說文體風格。這種小說文體的發展道路就是中國現代小說的散文化，從一個方面實現了文學史的銜接、承續，在審美意識上溝通了現代文學與傳統文學。更準確地說，是把傳統文學中高雅的部分——詩和散文，與現代文學中已經代替了詩而成為主體的部分——小說，實現了新的對接。正是這一對接造就了現代文學中最具生命力的內容。蕭紅以自己悲劇性的人生，感受和生命體驗，觀照她所熟悉的鄉土社會的生命形態和生存境遇，揭露和批判國民性弱點，抒寫著人的悲劇、女性的悲劇和普泛的人類生命的悲劇，從而使其小說獲得一種濃烈而深沉的悲劇意蘊和獨特而豐厚的文化內涵。

蕭紅的小說有超常規的文體語言，詩化、直率而自然。蕭紅的創作多有自敘傳的色彩，她並不是按照常人的思維循規蹈矩地寫作，而是以一種極自然的陌生語言去描寫她所熟悉的一切。蕭紅對語言的超常規運用，既表現為新鮮、生疏，同時又表現為直率、自然。蕭紅語言的直率首先表現在她率性而言，以她特有的童心觀照世界時對這個詩意世界不加雕飾的語言描繪。這種超常規語言的運用在蕭紅後期的創作中越來越成熟。《牛車上》中的三月春陽、《後花園》中的六月鮮花、《小城三月》中的初春原野等，都是一個個兒童眼中的世界，自然而成，人物風景並不受舊的形式束縛。同時，這種直率的語言又表現出自然的特點，她寫的人物是從生活里提煉出來的、活生生的，不管是悲是喜都能使讀者產生共鳴。因為直率，不用偽飾、矯情，就更顯得自然質樸，直率和自然這兩種特性自然成為一體。這種語言沒有著意雕琢的痕迹，自然而然，蘊含著一種稚拙渾樸的美、一種獨特而醇厚的情調，從而成為“蕭紅體”小說敘述風格的重要特徵。

蕭紅認為作家的首要任務是“對著人類的愚昧”，她認為作家是超階級的，作家應該為人類而寫作。即便是在抗戰救亡時期，她也拒絕使小說直通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的宏大主題。蕭紅的創作擺脫了狹隘的階級論，具有自己成熟的文學主張，這也是蕭紅能成為優秀作家的重要前提。蕭紅創作之初確實接受了左翼文學的影響，有著些許左翼文學激進的色彩，對底層的民眾，尤其是底層的被階級和男性雙層壓迫的女性給予了深刻的同情，其作品人物多以女性、兒童、老人為主，而女性更為常見，女權主義思想日漸成熟。但是，蕭紅的創作與流行的現實主義左翼文學又有著很大差異，她的階級觀念不但是政治的、經濟的，而且是文化的，是強勢與弱勢的對立。拋開“抗日”的政治內容，她的《生死場》依然有直逼人心的驚心動魄的力量。從直接面對人的生存層面說話這個角度來說，蕭紅或許比魯迅走得更遠、體驗得更深、離信仰更近。

1942年1月22日，病歿香港法國醫院，遵照她的遺願：身後要能看到大海。在蕭紅去世后的第四天，端木蕻良帶著筆、墨和裝有蕭紅骨灰的一隻花瓶來到淺水灣的一個山坡上，這裡上邊是麗都飯店，下邊是游泳場，他把骨灰瓶深葬之後，親筆題寫了“蕭紅之墓”的木牌立於墳前。

端木蕻良在安葬蕭紅時，即嗅到了沿途一路上的血腥味。他擔心此處墓地不能長久保全，因此特意留下了另一半骨灰放在另一隻同樣的花瓶里，秘密地埋葬在聖士提反女校土崖的一棵樹下。法國醫院當時就設在這所教會女校內，蕭紅正故世在這裡。

1957年8月，蕭紅在香港淺水灣的骨灰被遷回廣州銀河革命公墓安葬。當時內地反右，端木蕻良正在接受審查，無法親自去廣州迎回蕭紅的骨灰，只能寫了一篇紀念文章《紀念蕭紅，向黨致敬！》以示心跡，發表在1957年8月16日的《廣州日報》上。

文革后，端木蕻良幾次托香港的朋友到聖士提反女校後山去找尋蕭紅另一半骨灰埋葬地，但是時間久遠，山上樹木茂密，無法辨認。1995年3月，端木蕻良收到香港聖士提反女校20世紀40年代的地形平面圖複製件，希望能指認出當年埋葬蕭紅部分骨灰的確切地點。但時間久遠，複製件模糊不清，又是平面圖，不好辨認，端木蕻良憂鬱地說：“看來我去了也未必能找到了，蕭紅的那一半要永遠地留在香港了。

1996年10月5日，端木蕻良在北京去世，身前留下遺願，把他的部分骨灰撒到香港聖士提反女校後山、蕭紅另一半骨灰的埋葬地。1997年5月，端木蕻良的夫人鍾耀群女士來到香港，實現了他的願望。

（以上信息來源）

蕭紅曾這樣解讀自己：“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都是因為我是一個女人。”

汪恩甲

少女時代的蕭紅，曾被家裡訂了婚，未婚夫叫汪恩甲。這人相貌堂堂，師範畢業，蕭紅對他也很是傾心。但是，蕭紅在初中畢業後跟表哥搭伴去北京讀高中，這件事情在當地引起了軒然大波，未婚夫的哥哥汪恩厚因此逼迫弟弟跟她分手。蕭紅不服，到法庭狀告汪恩厚代弟休妻，汪恩甲為保全哥哥在教育界的名聲，表示解除婚約是他自己的要求，令蕭紅敗訴。不過，蕭紅後來還是原諒了汪恩甲。1934年（民國二十三年），兩人住進哈爾濱東興順旅館，不久蕭紅有了身孕。但是，當蕭紅臨產期近，汪恩甲卻突然失蹤，令蕭紅獨自被困在旅館。對於汪恩甲的失蹤，一種說法認為他沒有足夠的錢交房費，還有一種說法認為他是遭遇了意外。

蕭軍

蕭紅懷孕時困居旅館，處境艱難，只好寫信向哈爾濱《國際協報》的副刊編輯裴馨園求助，裴馨園多次派蕭軍到旅館給蕭紅送書刊，兩位文學青年因此開始了相互愛慕。1932年（民國二十一年），松花江決堤，由於蕭紅欠旅館的錢太多，旅館不讓蕭紅離開。蕭軍趁夜租了一條小船，用繩子把蕭紅救出水困。不久蕭紅進醫院分娩，但她無力撫養孩子，將孩子送人，這個孩子後來夭折了。出院后，蕭紅與蕭軍住進當地的歐羅巴旅館，開始了一段貧苦但甜蜜的共同生活，同時，蕭紅也迎來了自己的創作黃金期。但是，蕭軍有些大男子主義，他個性粗暴，而且情感輕浮，在兩年裡先後跟三個女子有曖昧。而且，他並未拿蕭紅當成自己最後的歸宿：“她單純、淳厚、倔犟，有才能，我愛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兩人從哈爾濱結伴去青島，最後又到了上海，但最終，蕭紅還是向蕭軍提出分手，結束了這段既愛且痛的戀情。1986年夏天，蕭軍重來青島，被問及當年與蕭紅相處時，他提及“那時確實脾氣不好，常對蕭紅髮火”，並親口承認“打過蕭紅”。

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曾是蕭紅和蕭軍共同的朋友。跟粗獷的蕭軍不同，端木蕻良性情陰柔，他還曾稱讚蕭紅的文學成就超越蕭軍，讓蕭紅找回了久違的自尊。當蕭紅終於下定決心跟蕭軍分手時，她已經懷了蕭軍的孩子，但她和端木蕻良仍於1938年（民國二十七年）5月在武漢舉行婚禮。對這段感情，蕭紅曾經這樣形容：“我和端木蕻良沒有什麼羅曼蒂克的戀愛史。是我在決定同三郎永遠分開的時候我才發現了端木蕻良。我對端木蕻良沒有什麼過高的要求，我只想過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沒有爭吵、沒有打鬧、沒有不忠、沒有譏笑，有的只是互相諒解、愛護、體貼。”但是，端木蕻良的個性和他過去的優越生活決定了他並非很好的照顧者。有人譴責端木蕻良在蕭紅生命攸關的時刻離開蕭紅，但據後來的端木夫人鍾耀群所解釋，端木蕻良離開蕭紅是為了外出購買食品和藥物，並尋找尚未被日軍接管的醫院。1987年，端木蕻良曾到廣州銀河公墓為蕭紅掃墓，並寫下“天涯海角非遠，銀河夜夜相望”的悼念之詞。

駱賓基

1940年（民國二十九年），蕭紅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表了中篇小說《馬伯樂》和著名長篇小說《呼蘭河傳》。在香港期間，端木蕻良幫助了同為東北流亡作家的駱賓基。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駱賓基打算撤離香港，但當駱賓基打電話向端木蕻良和蕭紅辭行時，端木蕻良卻問他能否暫留香港協助照料病重的蕭紅，駱賓基慨然允諾。根據駱賓基的記載，從太平洋戰爭爆發到蕭紅病逝的44天中，他始終守護在蕭紅身邊。至於駱賓基跟蕭紅之間是否有男女之情，其後人始終表示否認。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1月24日，遺體在香港跑馬地背後日本火葬場火化，一部分骨灰被葬於香港的淺水灣，剩餘骨灰葬於聖士提反女校後院土山坡下。

1957年8月15日，經中日作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廣州分會倡議，遷葬悼念儀式在廣州市大德路別有天殯儀館舉行，蕭紅骨灰從香港遷到廣州銀河革命公墓，重新安葬。

1942年（民國三十一年）5月1日，延安文藝界舉行蕭紅追悼會，在延安的作家及文化藝術工作者深切悼念蕭紅。

蕭紅故居，坐落在呼蘭縣城南二道街204號，始建於1908年（光緒三十四年），佔地面積3500平方米，現闢為蕭紅紀念館，1986年端午節開放，並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故居為清末傳統八旗式住宅，青磚青瓦，土木建造，修復后的蕭紅故居青磚院牆，院門面東而開，正門門楣上懸“蕭紅故居”橫匾，乃陳雷題寫，院內五間正房，東西間陳列蕭紅祖母用過的部分物品；西兩間屋展出蕭紅生前照片、中外名人留景、題詞、信函，迎門堂屋擺放著蕭紅故居原貌沙盤，院內有一座2米高漢白玉的蕭紅塑像，後花園西側有碾房一座。

蕭紅故居紀念館位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縣呼蘭鎮建設街文化路29號，毗鄰蕭紅故居。紀念館成立於1986年6月11日，於2011年6月6號建成對外開放，建築面積1050平方米，地上地下兩層展區面積為1600平方米。展覽內容共分為“呼蘭河畔”“漂泊歲月”“書香恆久”三大部分。紀念館主題色調以灰色為主，階梯造型的窗戶象徵書架、重疊式的屋頂象徵翻開的書籍、31面裝飾性窗戶隱喻蕭紅31年短暫而傳奇的人生經歷。

1997年，香港客居作家高旅將珍藏的一副蕭紅女士畫像捐贈給香港的中央圖書館。此畫為北京畫院院長尹瘦石先生根據蕭紅早年照片摹繪，還有詩人聶紺弩先生吊詩六首，由詩人陳邇冬先生書寫，另有聶紺弩眉題詩成一立軸，幀集書法、詩詞、繪畫三絕於一身。高旅先生自1964年珍藏此畫，因希望此畫能長期保存常年陳列，而蕭紅曾居香港且在港病故，與香港有一段文學因緣，決定無條件捐贈給香港。

蕭紅是一位具有獨特藝術風格的女性作家，以其作品中悲喜交雜的情感基調、剛柔並濟的語言風格以及獨特的寫作視角的運用和對行文結構的處理，在文學史中獨樹一幟。蕭紅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愛折騰，不願守本分，她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慘的、短命、窮困、奔波，她從十九歲離家出走，這一走便再沒回頭，中間只輾轉回去過一次。

林賢治（詩人、學者）：蕭紅確實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蕭紅是繼魯迅之後的一位偉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蘭河傳》和《生死場》，為中國大地立傳，其深厚的悲劇內容，以及富於天才創造的自由的詩性風格，我以為是唯一的。

夏志清（文學評論家）：沒有在《中國現代小說史》中評論蕭紅的作品，是“最不可寬恕的疏忽”。《呼蘭河傳》的長處在於它的高度的真實感，蕭紅是二十世紀中國最優秀的作家之一。

葛浩文（美國漢學家）：蕭紅在本質上是個善於描寫私人經驗的自傳體式作家。

張耀傑（學者、傳記作家）：蕭紅有文學才華但做人不及格。

馬勇（學者、中國現代文化學會副會長）：蕭紅的悲劇源於“五四”鼓勵下的出走。

王東成（學者、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對蕭紅人性的不潔和過錯要作同情的理解。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蕭紅“是當今中國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為丁玲的後繼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時間，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時間早得多”。魯迅還評價蕭紅在《生死場》中所描寫的“北方人民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品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茅盾（作家、文學評論家）：評價《呼蘭河傳》不像是一部嚴格意義的小說，它於這“不像”之外，還有些別的東西，一些比“像”一部小說更為“誘人”些的東西，它是一篇敘事詩，一幅多彩的風土畫，一串凄婉的歌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