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

在過去數十年，馬勇教授主要從事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現代化史、中國文明史等研究，所著《漢代春秋學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1992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青年優秀成果專著類二等獎；《梁漱溟評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2年），1992年獲華東地區優秀政治理論讀物一等獎，1995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二屆青年優秀成果專家提名獎；聯合主編的《中國現代化歷程》（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一等獎、中國社會科學院一等獎、第六屆國家圖書獎、郭沫若歷史學獎等；所著《從維新運動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獲新聞出版總署首屆“三個一百”原創工程獎。二十年已出版學術著作三十種，發表論文百餘篇。

在中國學術史及儒家經學研究領域，馬勇教授的《漢代春秋學研究》從比較廣闊的學術視角詳盡考察了春秋學在漢代的發生、發展和衰微，探討儒家學術官學化過程及其僵化，是儒家經學研究領域一部很有影響的著作，出版二十年來一直受到相關研究者的重視和廣泛徵引。

馬勇教授的《秦漢學術：社會轉型時期的思想探索》（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書是在《漢代春秋學研究》基礎上對秦漢學術史的重構，作者將秦漢學術放在中國歷史大背景下進行考察，認為秦漢學術為後來中國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礎，後世中國的許多問題都可以在那幾百年思想文化發展中找到線索或萌芽形態。馬勇教授的這些觀點還見於他的一些專論，如《黃老學與漢初社會》（《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李斯的思想品格與秦文化政策的得失》（《齊魯學刊》1992年第5期）、《公孫弘與儒學中興》（《大陸雜誌》（台北）第85卷第3期，1992年9月）等。

秦漢學術史是馬勇教授的學術根基，中國學術史研究則是其擴展。馬勇教授的《儒學興衰史》（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年）、《中國儒學》第一卷（東方出版中心1997年）等，在前輩學者研究基礎上，對儒家學術的全部歷史進行開創性的清理和研究。前者以簡練文字描繪了儒家學說的演變，後者以宏闊的歷史視野重建儒家學術的歷史。作者對儒學史上的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解釋，見解獨到，論證嚴密，受到相關研究者普遍重視。

在近代中國文化研究領域，馬勇教授出版有《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東方出版中心2008年增訂版）。在這部著作中，馬勇教授對明末利瑪竇以來的中西文化論爭和中國文化發展進行了仔細研究，對這三百年文化發展重新評估，得出了與梁啟超、錢穆等人很不一樣的結論。作者認為，這三百年的中國學術並非有過中止或斷層，鴉片戰爭之前的兩百年，中西文化交流並非中斷，中國文明中的西學因素只是因為各種原因由顯而隱，包括乾嘉漢學在內的清學史必須充分估計西學因素。這些觀點，馬勇教授還有專文進行闡釋，像《乾嘉漢學與西學的內在關聯》（《東西方文化交融的道路與選擇》，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等，都在學術界有比較大的影響。

中國近代史是馬勇教授的職業，在這方面著述甚多，主要有《1894-1915：夢想與困惑》（雲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超越革命與改良》（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2001年）、《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中國近代通史第四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1898年中國故事》（中華書局2008年）、《1900年中國尷尬》（中華書局2010年）等。在《夢想與困惑》中，馬勇教授主要探討1894年至1915年的思想歷史，觀察中國人是怎樣在甲午戰敗的刺激下一步一步走上維新之路，走上政治變革，進而走向革命，走向共和，走向帝制。在《超越革命與改良》中，作者的關懷主要在於能否在革命與改良之外找到中國近代歷史評估的第三種價值坐標，走出二元對立的僵化模式。在《從戊戌維新到義和團》、《1898年中國故事》、《1900年尷尬記憶》中，作者重新建構了近代中國兩個重大事件的敘事模式，這對於此後的歷史表達發揮了重要作用，深刻影響了人們對1898年中國政治變革和1900年政治風波的重新認識。

馬勇教授對中國近代史許多重大問題都有自己的思考和研究，領域廣泛，思考深刻。關於甲午戰爭，馬勇教授有《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激進與困厄》（《戰略與管理》1994年第6期；又收入《知識分子立場》論文集，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年）、《甲午戰敗與中國精英階層的分化》（《甲午百年祭：多元視野下的中日戰爭》，知識出版社1995年）、《宗藩體制解體與東北亞亂局》（《安徽史學》2008年第1期）等專題論文，仔細探討近代中國歷史這個重要的分水嶺。

關於1898年的中國政治變革，馬勇教授著有《清政府對百日維新的檢討與反省》（《人文雜誌》1993年第1期）、《民族主義與戊戌維新》（《江漢論壇》1993年第6期）、《從廢八股到改科舉：以1898年的爭論為中心》（《商丘師範學院學報》2005年第1期；又收入《中國近代史》複印資料2005年第7期）、《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試論〈時務報〉內訌》，《安徽史學》2006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6年第3期轉載；光明日報2006年7月10日摘要發表，題《〈時務報〉內訌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黃遵憲與〈時務報〉內訌》，（《黃遵憲研究新論—紀念黃遵憲逝世一百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近代中國啟蒙者的悲劇——以湖南時務學堂為中心的探討》，（《晚清史論叢》第一輯《晚清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等論文，通過對新舊史料的重新排比和解讀，得出許多有新意的結論。

辛亥革命及其辛亥時期，也是馬勇教授的一個研究重點，著有《辛亥后帝制復辟思潮平析》（《二十一世紀》1991年第7期）、《辛亥后尊孔思潮評議》（《安徽史學》1992年第2期）、《辛亥革命后復辟思潮的文化審視》（《南京社會科學》1992年第5期）、《辛亥后復辟運動的社會心理基礎》（《近代中國社會生活與觀念變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年）、《辛亥革命時期的思想文化》（《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華中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辛亥后尊孔讀經思潮平議—以嚴復為中心》（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又收入《中國近代史》複印2004年第6期；又收入《嚴復與中國近代社會》論文集，海風出版社2006年）、《袁世凱帝制自為的心路歷程》（學術界2004年第2期；又收入中國人民大學《中國近代史》複印資料2004年第4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04年第4有及《光明日報》2004年6月1日；《袁世凱與北洋軍閥》論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對辛亥前後中國思想發展作出全新估價，對於許多有爭議的問題提出了新看法。

馬勇教授是中國近代史學界比較早地關注現代化史研究的學者之一，他參與主持的《中國現代化歷程》大致勾勒了現代化在近代中國起步和發展，一印再印，影響巨大。他的專題論文《辛亥革命：現代化的主觀意圖與客觀效果》（《近代史研究》1995年第1期；又收入《辛亥革命與20世紀中國——1990-1999年辛亥革命論文選》，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又收入《重新認識百年中國》，改革出版社1998年）視角獨特，提出一系列新問題，引起學界重視和討論，相與商榷的文章不下十篇。

關於中國現代化史，馬勇教授還發表有《儒學傳統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有限作用》（《東亞經濟社會思想與現代化》，山西經濟出版社1994年9月）、《儒學能帶領中國步入現代社會嗎》（《開放時代》1995年第1-2期）、《非儒學說的現代意義》（《百科知識》1995年第10期）、《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政治革命與制度創新》（民主與科學2002年第2期）、《中國現代化的轉型：孫中山的思考》（《第六屆孫中山與現代中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灣國父紀念館2003年）、《無政府主義與現代中國人的困惑》（《中國文化現代化道路的探索》，吉林大學出版社2006年）、《抗日戰爭與中國現代化進程》（《抗日戰爭研究》2006年第3期）、《儒學與現代化的緊張與契合》（《中國社會科學院院報》2006年9月19日）、《民初政黨政治失敗原因說》、（《團結》雜誌增刊，2008年11月）、《科舉制利弊得失再檢討》、（《湖北招生考試》2009年2月）、《清末官紳對明治維新的認知》、（韓國建國日本文化言語學會《日本文化言語研究》第4輯）、《現代化不應犧牲農民》（《中國報道》2009年第11期）等，多角度多層面探討中國現代化史上的相關問題。

近代中國思潮史的研究，也是馬勇教授的一個學術重點，他在這方面的著述有《五十年來的抗戰時期思想文化研究》，（《抗日戰爭研究》1999年第3期）、《戰時文化、思想與學術》、（《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卷，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年）、《除了民主，我們還需要什麼？——五四啟蒙運動的再檢討》、（《民主與科學》1999年第2期）《中國思想的自覺——觀察科學與人生觀討論的一個視角》、（《傳記文學》2007年第11期）、《20世紀20年代“聯省自治”的理論與實踐》（《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學術論壇》2000年卷，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特別是參與寫作的《中國復興樞紐》（北京出版社1997年），其中思想文化的寫作，是大陸學術界最早對抗戰時期中國思想學術進行系統研究和再現，為後來研究者提供了一般框架。

文明史的研究是馬勇教授最近幾年最用力的工作之一，最近出版的《中國文明通論》（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以宏大的學術視野考察了中國文明五千年的歷史進程，在文明起源、中國文明的形成、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文明衝突與調適等一系列問題上提出了自己的獨到見解。在《文明是這樣衝突的》（《中國報道》2010年第5期）一文中，作者認為，所謂“普世價值”並不是西方文明的專利，如果從思想史的線索進行考察，其實就是孔子的理想，是中國文明的精華。從這個意義上說，文明的交流不是導致文明的衝突，而是引發新文明的誕生。這個觀點從積極的層面回應了文明衝突論，對於重新估價中國文明價值意義重大。

人物研究始終是馬勇教授的重點之一，多年來不僅著有人物傳記多種，而且對人物研究提出一些有意義的理論問題。他的《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人物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5期；又收入《五十年來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善待先人與中國近代史研究》，（《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等，對人物研究中理論問題進行了有益探討，既堅持了歷史唯物主義原則，又強調知人論世和同情的理解等中國傳統價值觀。馬勇教授先後為李斯、董仲舒、公孫弘、慈禧太后、恭親王奕、翁同龢、鄭觀應、黃遵憲、孫中山、黃興、嚴復、袁世凱、章炳麟、康有為、梁啟超、張謇、蔡元培、胡適、丁文江、梁漱溟、蔣夢麟、傅增湘、林紓等人立傳或立論，對一般讀書界具有相當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