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場

《生死場》共有十七章節。《生死場》講述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哈爾濱近郊一個村莊的鄉民“生”與“死”的故事。在第一章節《麥場》至第十章節《十年》里，作者描寫了東北農民貧苦無告的日常生活。《麥場》寫到趙三感到養牛和種地之不足，必須到城裡去發展。他漸漸不注意麥子，每日進城，夢想著另一樁有望的事業。而這種時候，地主還要加地租，他和李青山等人想發起“鐮刀會”進行抵抗，但中途失敗，他家的青牛賣了，無法種地，他只得編雞籠去賣。可這只是暫時的緩解，最終還是擺脫不了貧困。“五月節”到了，由於米價跌落，賣的錢不夠還債，成業家連一斤麵粉也買不起。在東北嚴寒的冬季里，孩子們飽受摧殘。生了病無錢醫治，任其惡化，等待著死亡的來臨。孩子死了，只是隨便地用草捆起來，扔到亂墳崗任野狗撕扯。嚴酷的生存條件使他們連維持最基本的溫飽的生理需求都得不到滿足，精神世界的荒蕪和殘缺便成為必然。他們脾氣粗暴，行為只受自然本能的支配，好像不經過大腦思考，甚至連作為人的本能的舐犢之情都淪落了。

二里半、王婆、老趙三、月英、金枝，這些男人和女人像牛馬一樣地生活著，糊糊塗塗地生，亂七八糟地死。小說后七章描述了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日寇鐵蹄蹂躪下東北農民悲慘的生活狀態以及漸漸蘇醒的民族意識和反抗情緒。

蕭紅出生在一個地主家庭，她的出生並沒有給那個男尊女卑的封建家庭帶來多大的快樂。封建意識、封建文化作用於她身上的註定的是要麼順從地接受，要麼在反抗中冷淡地度過。在她的記憶中，她的父親常常為著貪婪而失掉了人性。作者的父親對待僕人，對待自己的女兒以及對待祖父都是同樣的吝嗇而疏遠，甚至於無情”。“9歲時，母親死去。父親也就變了樣，偶爾打碎了一隻杯子，他就要罵到使人發抖的程度。後來就連父親的眼睛也轉了彎，每從父親的身邊經過，蕭紅就像自己身上生了針刺一樣；父親斜視著蕭紅，他那高傲的眼光從鼻樑經過嘴角而後往下流著。”而祖母對蕭紅有的也只是冷淡，甚至用針刺她的手，母親對蕭紅有的也是隔閡和疏遠，她是在缺乏愛，缺乏朋友的環境中成長。只有祖父笑眯眯的眼睛和他的慈愛才是蕭紅童年唯一愛的記憶。所以當祖父死了的時候，“好象他死了就把人間一切愛和溫暖帶得空空虛虛”。

接受過新思想的蕭紅對封建包辦婚姻進行了反抗，離家出走了。但是在當時，整個社會都籠罩在封建習俗的濃霧下，歷史積澱的重負使女性在社會上沒有獨立生存的空間，溫飽成了首要的問題。“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在這種狀態下，蕭紅選擇了放棄自由，又回到了那個封建專制的家，但她的出走已觸動了封建禮法的統治地位，所以當她一回到家時就被軟禁了起來。在長達十個月的軟禁生活中，蕭紅被看作家庭的恥辱，禮教的破壞者，被當作異類受到周圍人的排斥。正是在這期間，蕭紅除了她自身的精神壓抑外，還看到了農民悲慘的生活，看到了那些固守在故鄉的勞動者的悲慘境遇、歷史及自身帶給他們的雙重枷鎖，由此引發了她對生命價值和意義的思索。這使蕭紅對生命的價值進行了重新的定位，認為精神個體自由才是價值的最高體現。這為她日後描寫農村生活和反抗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素材。《生死場》中的人物和地點，都能在那兒找到出處。當蕭紅再次出走時，已經有了對生命意識的最初體驗。

《生死場》以哈爾濱近郊某農村為背景，描寫“九一八事變”前後，當地村民和他們視為珍寶的土地以及牲口的故事。蕭紅23歲寫作《生死場》時，正被父親軟禁於阿城縣，懲罰她躲避包辦婚姻及與男友外逃。

《生死場》的寫作，開筆於哈爾濱、收筆於青島。1934年4月22日起，蕭紅在哈爾濱出版的《國際協報》副刊《國際公園》發表《麥場》、《麥場之二》小說連載。《麥場》、《麥場之二》的主要內容被作者收錄於中篇小說《生死場》的開頭兩節：《麥場》和《菜劇》。

趙三

黑龍江某偏僻農村村民，王婆丈夫。本是一個有著抱負與理想的漢子，身上有著不向惡勢力低頭的硬氣。可惜一場牢獄之災，使他變得軟弱而冷漠，只知道殘忍地傷害自己的妻子。好在最後終於又覺醒了，曾有的血性在身上重現，重新成為可以讓人依靠的堅實後盾。

王婆

黑龍江某偏僻農村村民，趙三之妻。她有勇有謀，敢愛敢恨，在面對命運的不公平時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抗爭，是小說眾多女性中的強者形象。王婆在她的一生中飽受痛苦，卻從不沉迷於這些苦難中，她用自己頑強的生命力與不公平的命運抗爭。蕭紅筆下的王婆形象，無論是作為妻子的王婆，還是身為母親的王婆，都向我們展示了她生死場中強者的形象。妻子的身份讓她表現出身上難得的與封建傳統對抗的特質，而母親的身份則讓她一步步由麻木走向了覺醒，走上了為民族利益抗爭的道路。

金枝

她是一位可愛、善良、美麗又堅強的女性，她不懂什麼叫真正的愛情，真的不懂，她是被男人強行拉入女人行列的。河沿，是她的傷心地，她受到了來自性的非法的侵害，她拚命掙扎，甚至哭過，害怕過，可又能怎麼樣，這本來就是一個骯髒充斥下的世界。男人為了性可以無償去享用一個女人，暴力施加於女人，而女人卻要為犧牲付出很高的代價。

主題思想

《生死場》主題思想：生命存在的世界：人和動物一起忙著生，忙著死

《生死場》的主題是通過生與死的一系列意象連綴成的。其中生育行為——妊娠、臨盆——這些女性經驗中獨有的事件構成了群體生命現象的基本支架。在《生死場》中，妊娠、臨盆這種活動，對於女性來說，是純粹的苦難，是完全的無奈。這是男性強加於女性的行為。在這一苦難過程中，女性感受不到任何意義、價值。

《生死場》最有力的主題就是“生”與“死”的相生相剋的哲學。這種生與死的哲學首先表現在時間的敘述上：十年前村中的山，山下的小河，而今依舊似十年前，河水靜靜地在流山坡隨著季節而更換衣裳；大片的村莊生死輪迴著和十年前一樣。屋頂的麻雀仍是那樣繁多，太陽也照樣暖和，山下有牧童在唱童謠，那是十年前的舊調：“秋夜長，秋風涼，誰家的孩兒沒有娘，誰家的孩兒沒有娘，一月亮滿西窗。這一幅幅鄉土風俗畫，彷彿是遙遠的過去，又似乎是進行中的現在，也可能是不久的將來。歷史似乎是凝滯的，“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在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人們就在這歷史生活的共時中，生活場景的重複中永恆的輪迴與循環。

該作品在前部分的敘事是一種有意味的形式，其敘事形態既不是那種先後有序、首尾相接的故事情節似的，也不是散亂無序、錯綜複雜的立體結構式的，而是一個以季節為敘事時間單元、基本按時序變化排列組合的場景。這種以季節為敘事單元的結構，把鄉土社會生活內容的單調性、生活節奏的緩慢性，以及農民在自然面前的被動性都有力地突顯出來。以季節為時間單位，正是農業社會的生存方式的特點。在那裡精神生活是極為匾乏的，只有變動著的季節規約和支配著人們的種種習慣性行為，春種秋收，夏忙冬閑，“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冬天，女人們像松樹子那樣容易結聚”。潛隱於這些情景背後的，則是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的滯重性與不變性。在《生死場》中作者不只一次把婦女的生產與家畜聯繫在一起，她們像動物一樣毫無節制的去生產，表現出生殖的盲目性。例如該小說在五姑姑的姐姐臨產之前這樣寫到：“房后草堆上，狗在那裡生產。大狗四肢在顫動，全身抖擻著。經過一個長時間，小狗生出來。暖和的季節，全村忙著生產。大豬帶著成群的小豬喳喳地跑過，也有的母豬肚子那樣大，走路時快要接觸著地面，它多數的乳房有什麼在充實起來。”

該小說還寫到與死神對過面的王婆，忙著為這個也為那個女人接生，“等王婆回來時，窗外牆根下，不知誰家的豬也正在生小豬”。人和動物一樣完全處在自然的生存狀態中，他們把生命的出現不是作為人的存在過程，而是當作普通動物的生理機能，這不能不叫人震驚。

蕭紅筆下的人物一般是比較抽象的、片面的、似乎缺乏與生活血脈相連的豐富的歷史內涵，以及與具體現實相關的種種社會表現。他們雖有言語，有身份，卻大都面目模糊。在這裡沒有過去，“凡過去的，都算是忘記了”；沒有未來，人已失去了其自身的價值。他們過的是“既不向前，也不回頭”的生活，不知道他們從什麼時候起就過著那樣的日子，也許千百年來就是如此。

蕭紅是從“生”與“死”這個人生根本問題上來觀察和反映農民生活的。然而這生與死又有著豐富的內涵：首先在人與動物生命活動互為背景審美思考中揭示了普通中國人的麻木精神狀態及其空寂無聊、幾乎被一種本能的自虐行為和心理促動而形成的毫無價值的人生過程。她不僅寫出了像動物一樣被原始夢幻支配著的人的生命活動，而且也寫出了像動物一樣盲目而又驚懼地面對死亡的麻木、沉寂和怯弱的病態人生。在愚昧、麻木的生存狀態下，農民成了從出生就走向死亡的自然群體。他們活著，卻從未打量過“活著”本身；他們將要死亡，卻從不追問生命的限度。王婆三歲的孩子摔死在鐵犁上，就象“一條狗給車軋死一樣”，起先她心也覺得發顫，可是她一看見麥田在她眼前時，她一點都不後悔，她一滴眼淚都沒滴下。因為在王婆的價值天平上，麥田的份量遠重於人。

生命對他們已經沒有意義，他們就是在無知無覺的物化狀態中，雖生猶死地聽命於天，直到生命被耗盡，走進墳墓，一生的痛苦沒有代價。生與死的意義主要體現在個人的身體，尤其是女性的身體上。該小說從女性的生命人道主義和本能溫情出發，表現了與農村婦女生活密切相關的兩種體驗：生育以及由疾病、虐待和自殘導致的死亡。

在《生死場》的前十章中，描寫了女性身體的種種體驗，這些經驗集中體現了“生”與“死”的特殊內涵。譬如在“刑罰的日子”一節中，作者描述了一個獨特的婦女生育世界，在女性的生育過程中，又頻繁地將動物的交配繁衍並列在一起：牛或是馬在不知不覺中忙著栽培自己的痛苦。夜間乘涼的時候，可以聽見馬或是牛棚做出異樣的聲音來。牛也許是為了自己的妻子而決鬥，從牛棚里撞了出來。

生活和生育是女性面對的恐怖現實，死亡亦是如此。在該小說中充斥了無數的死亡，文本中所涉及的死亡描寫幾乎都是發生在女性身上，而女性受病痛折磨所致的身體變形與死亡的毀形也是比比皆是。溫和多情的月英癱瘓之後，受到丈夫的折磨。“從前打漁村最美麗的女人”在丈夫石頭般的冷漠與摧殘下，被折磨成了形狀可怕的怪物：她的眼睛，白眼珠完全變綠，整齊的一排前齒也完全變綠，她的頭髮燒焦了似的，緊貼住頭皮。她象一頭患病的貓兒，孤獨而無望。女性身體的變形與毀滅，表現的是女性對自己命運的無法自主。蕭紅在小說中苦心經營了一個女性的生與死的世界，她向讀者展示了女人是怎樣生活著的，女人身體所承受的種種苦難。來自男權世界的傷害使鄉村婦女永遠難逃令人顫慄的災難，使女性正常的人性受到壓抑和扭曲，也使生命的個體價值被無情踐踏。蕭紅對女性命運的探索，映射出了在男權中心主義的社會裡，愚昧、偏狹的社會文化心理對女性人格的本質摧殘。

對於女性來說，她們以最直觀、最敏感的方式體驗著人生，從她們的命運遭際更能看出一個民族的人文精神的歷史發展進程。在充滿了奴性色彩的文化環境中生活著的農民，他們的愚昧、麻木和無知等精神特性，最為突出地表現在對待生與死的態度上。而所有這些特性糾結起來則構成了他們頑固保守、墨守成規的生活方式。只要沒有強大的外力壓迫，他們自己是不會想到動彈的。只有當他們生存的最後一處空間被佔據的時候，他們才會走上反抗的道路。但他們的反抗是盲目的，就象動物終究鬥不過他們的主人一樣。殘酷的壓迫也曾觸動了老趙三，他激烈地反抗過地主，他們自發地組織“鐮刀會”，要求地主減租，但在地主給了他一點好處后，他便同地主講“良心”，對地主感恩戴德，還挑菜進城去孝敬東家，成了地主忠實的維護者，心甘情願地繼續忍受剝削與壓迫，在貧病交加中苟且存活。對於這種民族劣根性的檢討，蕭紅是把它放在歷史過程中進行動態考察的。她揭示了農民身上的階級意識在面臨著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倫理情結的衝擊時，是如何被破壞與瓦解的，以此在更深一層上探討了農民從自在到自覺的真正意義上的轉換中，他們自身主體精神的覺醒和文化更新是先決條件。

正因為中國人不肯動彈，所以必然會招致挨打。該小說在後七章中描寫了在日寇踐踏下，人們的生存受到了極大威脅，連做奴隸的權利都被剝奪了，在尋生與求死的選擇里，農民們爆發了帶有原始色彩的抗爭。

該小說關注更多的是“生死場”上延續千載的畸形人生和表露在熱烈的騷動後面的讓人顫慄的病態心理。這僅僅是一個“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生死場上的農民們是被動地接受外敵的入侵，后七章所展示的抗日鬥爭的盲目、混亂、鬆散客觀上說明了這一點。當“主體”的精神狀態尚未成熟到自覺地追求真正的“人”的生存時，這種覺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被迫的，很難成為普遍的生存樣式。只要中國人的保守性還在，那麼，即使異族的侵略攪動了他們沉寂的生活，他們也未必能因此而凝聚起民族的精神和力量，徹底地將舊的生活完全改變。外來的侵略加強了蕭紅對傳統文化和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在這裡，她從更深的層次上揭露了保守的嚴重危害。這是她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另一條途徑。

蕭紅在關注祖國的命運，也在思索人類的生死病苦，在廣漠無邊的憂患感和悲憫、苦寂中化轉。因而，在小說的後半部，蕭紅又通過對金枝的描寫，不由自主地越過了“抗日”問題，將著眼點投向了為了生存而苦苦掙扎的女性。金枝長期忍受丈夫的折磨，丈夫死後隻身逃去城裡求生又被強姦。家園荒蕪，飢餓困頓中象野犬一樣流落街頭的金枝，對於女性命運有著最深切的認識。她懼恨日本軍，然而，她直接親身感受到的屈辱卻始終都是中國男性對她的暴行。因此，當王婆斥責日本兵切開中國孕婦的肚子，殘殺女人和嬰兒的暴行時，金枝的反映是：“從前恨男人，現在恨小日本鬼子。”最後她轉到傷心的路上去。金枝除了恨她自己，其它的什麼也不恨。金枝淪落到如此凄涼的地步，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於日本軍的侵略。然而，在造成她苦難命運的勢力中，不僅有來自對立階級集團的壓迫者，更直接的還有來自同一階級陣營里的男性。毫無疑問，在她的心中有一種樸素的抗日情緒，但這種情緒並不能抵消中國人的暴行對她的傷害。女人能夠體會到戰爭所帶來的依然是：作為男性壓迫的日本人。民族性的情感分界在她們的潛意識裡是很模糊的，一場歷史的變故未能從根本上使女性的處境改觀，她們依舊在自衛和保守的暗河中潛渡，努力為自己尋找一點兒的生存權利，來抵擋隨時可能降臨的異己勢力。金枝的形象出現在該小說的後半部，在不經意間越過了“抗日問題”，而將著眼點投向了中國社會自身所存在的不合理性，相對地減弱了抗日的一面，同時也顯現出單一的“抗日”的主題是無法涵蓋小說的全部內涵。

從作品內在的價值取向與情感脈絡來看，儘管在小說的後半部分，蕭紅將主題指向了抗日的方向，醒目地鑲嵌著覺醒與抗爭的時代主題，但是，最能體現蕭紅創作思想和藝術個性的部分，恰恰不是那些發著顫響、飄著光帶、用鋼戟向晴空一揮似的非女性的筆觸，而是那一個個散發著黑土地特有氣息的生活場景，是生死場上農民們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混沌、蒙昧的生存狀態，以及訴說女性在飽受心靈煎熬時無以言狀的痛苦，和敘寫女性在遭受肉體磨難時遏制不住的哀號。因為在這裡，在對戰爭的叩問中，不僅融會著蕭紅那份感同身受的現實人生體驗與思考，而且滲透著她對歷史文化蘊含的深邃感悟。民族的興亡，是蕭紅在這個特殊的環境下，對生與死的一個側面的探討。對人類生存境遇的探究，對民族自立的潛在障礙及其封閉、落後而又愚昧、陳腐的文化心態的歷史反思。這是作者批判國民劣根性的另一條途徑，從而將“國民性”思考的文化指向和歷史主題引向深入。

藝術特色

《生死場》著重寫出了20世紀30年代人們已不太注意的歷史惰性。全書沒有以人物為中心的情節，甚至也沒有面目清晰的人物，這一直被認為是藝術缺陷的構思反倒暗喻了一個非人的隱秘的主人公。它隱藏在芸芸眾生的生命現象之下。在這片人和動物一樣忙著生、忙著死的鄉村土地上，死和生育同樣地頻繁，顯示了生命——群體生命目的的匱乏與群體生育（命）頻繁繁衍的對立。”

敘事特色

敘述視角：蕭紅早期文本廣為採用的是第三人稱零度聚焦，《生死場》屬於這一類型的文本。在這種被稱為“上帝的眼睛”的第三人稱零度聚焦中，敘述者處於一個無所不知的地位，他對各類人物的心理、以及對整個故事都無所不知，處於這一視角下的敘述者對敘述擁有著絕對的權威。

《生死場》文本的故事時間分為十年前和十年後，涉及到的人物也非常多，並且敘述在麥場、菜圃、屠場等眾多場景間變換，倘若以某個人物為敘述視角是無法將這幅廣闊的圖景毫無遺漏地展現出來，這一具有史詩性的文本只能靠零度聚焦，才能將宏大的敘事維持。

1、在《生死場》中“你害病嗎？倒是為什麼呢？但是成業是鄉村長大的孩子，他什麼也不懂得問。”

2、“小小的孩子睡在許多死人中，她不覺得害怕嗎？媽媽走遠了，媽媽的嚷泣聽不見了，天黑月亮也不來為孩子作伴。”

3、“五年前它也是一匹年輕的馬，為了耕種，傷害得只有毛皮蒙遮著骨架。現在它是老了，秋末了，收割完了，沒有用處了，只為了一張馬皮，主人忍心把它送進屠場。”

在這三個例子中，敘述者的情感指向分別是女人、小孩、動物。這幾類敘述對象在早期文本中經常被敘述者給予極大的同情。從上面的三個例子中，很明顯地感到敘述者的情感是有所動的，並且已經跳出了自己作為敘述者所處的位置，把自己附著在人物身上去親身感受和體會，情感地表現呈現出了極大的真實性和感染力。

以上所列舉的幾例，敘述主體的情感都是外顯的，讀者可以直接在文字背後感受到主體在文本中所持的情感態度，這一模式在初期文本中廣為採用。而在敘述者激情介入同時，敘述的聲音和情感明顯是與隱含作者的聲音及情感相重疊的，並且在敘述聲音和情感的背後，體現出隱含作者的價值判斷，而在蕭紅早期文本中隱含作者的價值取向帶有明顯的二元對立性，即價值判斷中帶著大愛或大憎，並且這種愛與憎往往帶有明顯的階級性。

情感疏離價值的不吻合：

文本中敘述者的激情介入固然佔據著主導地位，但是除去這一模式之外，敘述者還嘗試著一種新的情感表達，敘述者聲音和情感明顯地與隱含作者的聲音情感不合，由此而產生的文本價值並不能像激情介入這種模式一樣，可以直接在文字中找到隱含作者的價值選擇，而是激勵著讀者調動自己的思維，去探尋文本的真實價值所在。

在《生死場》中寫到成業滿足了自己對金枝的慾望后“吹口哨，響著鞭子，他覺得人間是溫存而愉快的”。在這裡敘述者沒有用震撼人心的字眼描寫金枝，也沒有採用控訴式的話語，而是從一個男性的視角去窺測，在男性視角下性慾得到滿足之後的愉悅與輕鬆，明顯是以金枝犧牲為代價的。此時無聲勝有聲，此時敘述者的情感冷藏起來，隻字未提金枝的狀況，但是在敘述的聲音中卻清晰地呈現出人物的聲音和敘述者、隱含作者聲音的不合，話語的弦外之音也只有讀者借著自己的想象去完成。這種方式減少了由於敘述者一味激情介入所帶來的情感泛濫，避免了讀者情感的疲憊，調動讀者的積極性去揣測敘述者本身所表達的意義。疏離效果的生成，不僅給讀者留下了思索的餘地，而且緩解了敘述主體因大量情感抒髮帶來的情感單一性，因此在閱讀過程中可以產生審美距離，延長審美的時間，並且促進了敘述者在後面的文本中反諷敘事的成熟。

寫景技法

蕭紅寫景，借鑒了中國傳統山水畫的技法，喜歡彰顯和鋪排自然的雄奇、遼闊，再逐漸過渡到人物，不僅豐贍，而且有層次。《生死場》開頭就是“一隻山羊在大道邊嚙嚼著榆樹的根端”，奠定了鄉村寫景的基調。接著由遠及近，由景及人，鏡頭聚焦到榆蔭大道，榆蔭中的羊兒，麥田和高梁地里的“羅圈腿”，走在楊樹下的“二里半”，陰影中洗衣服的“麻面婆”。在鄉村，農民是最接近大自然的群體，他們的生產生活無不與土地、樹木、莊稼、動物息息相關。所以蕭紅筆端的人物，顯得更有自然的氣質和性格。其次，由於她在寫作中投入了厚重的生命體驗和深沉的情感寄託，使這種描寫景、物、人的景語，更是情語。服毒未死的王婆身體恢復著，然而她心中是悲涼、落寞的。儘管如此，田莊上的人們怨恨夏天，她卻一向喜歡夏天，因為“夏天有綠的葉子，肥的園林，更有夏夜會喚起王婆詩意的心田，她該開始向著夏夜述說故事”。是的，大自然是受傷心靈最好的療救者，它以自己的鬱鬱蔥蔥，花紅蝶舞，清風朗月，寧靜安謐，向人們播撒著生命的活力。這段心境描寫就是王婆平日樂觀、爽朗、健談性格的寫照。“作者情感的投射，對人物悲憫的沉思，是通過自然景物為媒介傳達的。

人物抒寫

該小說對於一組女人的命運進行了集中抒寫。五姑姐難產的過程，是血淋淋的，現場描摹的真切和大膽，展示了一幅令人震撼的原生態畫面。狗在房后的草堆上生產，豬將生產，五姑姐也難以逃脫女人“刑罰”的宿命。“土炕上揚起灰塵。光著身子的女人，和一條魚似的，爬在那裡”，女人生孩子承受的痛苦，與動物相對順利的生產相比，本就不公，蕭紅在此卻不駐筆，偏要延長敘事時間，撕開人間最後一抹溫情的面紗。難產中遭到丈夫的打罵，使女性又加上“夫權”的壓迫。這樣，多重的壓迫，同時向臨難的女人襲來，讓人感到撕肝裂肺的痛苦。

從《生死場》，看見了抗日前期的哈爾濱。這自然還不過是略圖，敘事和寫景，勝於人物的描寫，然而北方人民的對於生的堅強，對於死的掙扎，卻往往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緻的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魯迅（文學家、思想家）

《生死場》寫的只是哈爾濱附近一個偏僻的村莊，但它預示著中國的一份和全部，現在和未來，死路與活路。

——胡風（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

《生死場》書里寫農民們正在辛勤地生活，突然東北淪陷了，一群群善良的人被屠殺，被強姦，逃到哪裡都沒有用，只有一條真實的路——反抗。

——王瑤（北京大學教授、文學史家）

蕭紅（1911年6月1日－1942年1月22日），中國近現代女作家，被譽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文學洛神” 。乳名榮華，本名張秀環，后改名為張廼瑩（一說為：張迺瑩）。筆名蕭紅、悄吟、玲玲、田娣等。

1911年，出生於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呼蘭區一個地主家庭。幼年喪母。1932年，結識蕭軍。1933年，以悄吟為筆名發表第一篇小說《棄兒》。1935年，在魯迅的支持下，發表成名作《生死場》。1936年，東渡日本，創作散文《孤獨的生活》、長篇組詩《砂粒》等。1940年，與端木蕻良同抵香港，之後發表中篇小說《馬伯樂》、長篇小說《呼蘭河傳》等。1942年1月22日，因肺結核和惡性氣管擴張病逝於香港，年僅31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