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旅

高旅

高徠旅,原名邵慎之,江蘇常熟人。中共黨員。1940年肄業於北平民國學院經濟系。歷任江蘇省測量總隊測量局吳子小地政局測量員,江蘇《興化公報》編輯,《上海譯報》特約記者,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湘鄂贛邊區游擊指揮部政治隊長,《桂林日報》編輯、主筆,湖南《中央日報》、重慶《中央日報》戰地特派員,《上海申報》特派員,香港《文匯報》主筆、資料室主任、副刊部主任。1944年開始發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1997年逝世。

個人簡介


高旅,原名邵慎之,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又是小說家、文史專欄作家、詩人,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勤奮筆耕,著作等身。著名作家聶紺弩曾稱其為“港中最高文”,說他是族港作家中創作數量最高的人。他寫作長篇小說42部,其中出版13部,在報刊上連載的有29部。隨筆、散文、雜文、時評6710篇,出版雜文集子5部,詩歌2000餘首,戲劇、影視劇本10餘部,其他著作4部。這些作品,大都是他自1950年到香港至1997年逝世的47年中完成的。

人物生平


穿梭於前方與後方的濃烈硝煙間
高旅
高旅
高旅於1918年出生在常熟的一個貧困農家,童年時在常熟上小學,肄業於北平民國學院經濟系,后考入在蘇州的江蘇測量訓練所,畢業后在吳縣土地局任測量技術員。在此期間,他寫過一本《測量手冊》在香港求實出版社出版。1936年,他將《五月二十一日的蘇州》一文寄給茅盾主編的《中國之一日》發表后,開始了與文藝界同仁的廣泛接觸。
抗戰開始后,他先後在江蘇《興化公報》和湖南《新化日報》、上海《譯報》、桂林《力報》、湖南和重慶《中央日報》、廣西《柳州日報》等地任記者、編輯、戰地特派員等職。
1938年,高旅在《譯報》任職期間,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準備去當時的政治軍事中心漢口時途經長沙,參加了翦伯贊、李仲融等文化界人士組織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任研究部幹事,主持“文藝研究會”工作。他同“抗敵後援會”救濟部的李普(后歷任劉鄧大軍前線分社社長、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等職)在湖南的《觀察日報》(此報實際上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機關報)辦了一個文藝副刊,並由李普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武漢棄守后,高旅準備直接參加武裝鬥爭,不久爆發了平江慘案,高旅有幸在慘案發生前一天離開平江而脫險。高旅離開平江后又受重傷瀕危,住進了醫院,出院后找到了在民國大學執教的翦伯贊,在北平民國大學(時已由北平遷湘)上了一年學,成了翦伯贊的高足,后又重新回到了新聞界。在抗日戰爭時期,高旅除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報道時評等外,還寫了200多首“戰時吟”。
抗戰勝利后,他以《申報》特派員的身份再赴前敵,先後在南京、上海和東北等地採訪。1945年末,在南京為審判日本戰犯而連夜趕寫南京大屠殺報告。1946年初,又在東北以趙公武軍中秘書身份與據而不走的蘇軍代表談判,為爭撫順礦產權而徹夜激辯,逼得對方詞窮後下令集中驅解。
1950年,高旅應當年香港《文匯報》社長張稚琴和總編聶紺弩之邀,從青島來到香港醫治肺病,並擔任《文匯報》的主筆,不久轉任《文匯報》資料室主任,后又改為副刊部主任。從此,他一直在香港工作,活躍在香港的新聞和文化界舞台上。
馳騁於新聞與文學的寬廣舞台上
高旅在香港《文匯報》任職期間的18年間,除了承擔繁雜的編務外,還撰寫大量的隨筆、史地知識、古今談薈、旅途隨筆、星期特稿等專欄文章,數量達2000多篇,最頻繁時差不多天天能見到他的文章,不過他不時更換筆名,其筆名有符崇離、酒家、佳天、大聲公、上海佬、章彤、魯班門、今史氏、童生、尚方、黎民、於干、萬弓、韋納、石策、符葉等80多個。
1968年,大陸的“文革”之風刮到了香港,他因抗議“文革”而憤然辭職。從1968年至1981年,他輟筆13年,不再發表任何文字,但在家裡翻譯了大量法國、德國、義大利、蘇聯、美國、埃及等國的文學名著,積累了100多萬字文稿。其中翻譯的幾內亞彭古拉·康孚利《愛國者》戲劇,於1967年8月在香港報刊發表。“四人幫”垮台後,聶紺弩夫婦倆為高旅的事仗義執言,積極奔走,最後在胡耀邦過問下批准平反,每月給他津貼港幣2000元。
1981年,高旅重新執筆,為香港《大公報》、《晶報》、《華僑日報》、《東方日報》、《天天日報》等報紙寫了大量的雜文和小說,據不完全統計,雜文隨筆有4000餘篇。直到他因心臟病急性發作而去世的28個小時前,才停止寫作。
高旅自到香港后,在新聞生涯之餘還從事文學創作。最初在《星島日報》副刊上撰寫歷史小品,后又在《文匯報》副刊上發表長篇小說《困》(原名《孔夫子與我》),1958年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被出版者譽為“近年來香港最有成就的一本作品。”其間,應《大公報》、《文匯報》文藝版以及香港文藝雜誌《文藝世紀》之邀,寫了《家庭教師》、《補鞋匠傳奇》、《彩鳳》、《門當戶對》等25篇反映五十、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生活的短篇小說,后編為《補鞋匠傳奇》和《彩鳳》兩個短篇小說集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1983年,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此兩集合併為《彩鳳》一集出版。
1962年,他又為《鄉土》雜誌撰寫了一部帶有傳奇色彩的抗日題材的兒童中篇小說,1984年交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還為提供電影劇本而作了喜劇小說《限期結婚》和《深宵艷遇記》。《深宵艷遇記》由長城公司拍成電影《艷遇》,1996年被香港政府市政局列為電影研究及教育活動保存,並列為電影文化資產,於1996年9月13日在上環文化中心放映。
高旅的第一部歷史小說是25萬字的長篇小說《杜秋娘》。1962年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后,1963年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單行本,1982年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5年花城出版社將其改名為《才女名姬杜秋娘》再版,有學者稱之為“是香港早期歷史小說中的一部佳作。”
1981年,高旅重新開始寫作后,為《新晚報》撰寫長篇歷史小說《玉葉冠》。這是一部以盛唐時三大寶物之一的玉葉冠為貫穿線,寫武則天、唐高宗唐玄宗李隆基、唐代七帝的宮廷殘酷鬥爭的歷史,1986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接著,他又連續為《大公報》等撰寫了長篇歷史小說《金屑酒》、《武德頌》、《巨像高雲北雁飛》、《天塹夕陽紅》、《罨颯公主》、《火燒銅雀台》、《山陰公主》、《海盜王朝》、《石虎溝》、《李鐵槍傳奇》、《最後的金粉王朝》、《氣吞萬里如虎行》、《元宮爭艷記》等10餘部。其中《金屑酒》,是一部“西晉演義”以歷史事實為依據,演說了西晉52年的歷史,特別是后26年的治亂興衰史,不僅能給我們以豐富的知識,更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上、下冊。1988年,他還寫了《春霧深深》和《野山毛桃》等現代小說。
高旅的寫作領域很廣,他在香港寫武俠小說是在梁羽生和金庸之前,有《山東響馬傳》(1~15集)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出版社於1956~1958年出版,《張文祥刺馬》(上、中、下),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關西刀客傳》(1~6集),1957年由香港偉青書店出版,《紅花豪俠傳》(1~5集),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
縱橫於時事與生活的感悟激奮中
高旅寫作寫得最多的還是雜文。1981年起,他在《大公報》副刊撰寫雜文“持故小集”,每周一篇,11年後改欄為“勞生常談”,直至他去世。15年來,僅“持故小集”的雜文就達800篇,現已編輯出版的有《持故小集》(1984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過年的心路》(1990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高旅雜文)(1996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高旅雜文第四集》(1998年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出版)和《高旅雜文第五集》(2001年10月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出版)。
對於高旅的雜文,大陸和香港有諸多的評論。高旅在《文匯報》時的同事吳羊璧在《香江文壇》上著文:“他是個思考型的人,好似老是在觀察著什麼,思考著什麼。我看,這就是他可以隨時寫出剖析時事的雜文,或者透視生活的小說的原因。”袁勇麟在題為《自出新裁論古今》一文中對高旅雜文的特點作了分析:“不僅有對時弊的鋮砭,更多的是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民俗等的述說。作者每引歷史故事,以申其意,寫得深刻,饒有新意,真正做到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邵燕祥認為,高旅將中國古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邊角余料”寫成議論風生的雜文,不僅對於不讀成本大套古史的讀者提供了知識性的談資,而且談古論今,頗有一些意在裨補時闕,所謂“以古為鑒,可以知得失。”老作家柯靈對高旅的雜文稱讚為“雋永而耐讀,雜文中上品”。
在高旅的雜文中,還有一股憶江南的濃濃鄉情。高旅自在五集雜文中,除《高旅雜文》中有一輯“家鄉篇”共有19篇文章專記家鄉常熟的人和事,另外在其他集中還有“香瓜橋看殺人”、“磨盤的年糕”、“彈詞家姚琴孫”、“由翁同和說到章太炎”等15篇記述了常熟的一些風土人情、鄉賢故人、風景名勝,乃至方言土語。
高旅對古典詩詞也頗有研究,有《廣津陽門詩注》和《嶺南唐人詩抄》等研究著作。他去世后,清華大學的王存誠教授(作家邵荃麟、葛琴的女婿)應高旅夫人之請,整理編輯了一厚冊《高旅詩詞》,集內共分六輯,計1200餘首。王存誠教授在“序”中寫道:“高旅寫詩原不為公開發表,除了題贈親友,主要是記錄自己的感觸。因此他的詩詞首先是他自己的一部人生實錄。”聶紺弩曾說,高旅善於取身邊事物入詩,道前人所未道,也就是“清新”。
高旅在著作之餘還翻譯外國文學著作。翻譯法文名著有都德的《磨坊文扎》、莫洛亞的《風土誌》、加謬的《異鄉人》和《瘟疫》及薩特的《臟手》等;另翻譯有法、美等國的詩幾十萬字,但都未發表。
高旅少年舍家赴國難,父喪而不能奔,幼弟追隨他少年投軍不幸早夭,家中只有母妹也不能照顧。到1955年,他才將母親接至香港,母子相依為命。1968年他辭職后,即失去了穩定生計,只得作小生意維持生活。平生的師友,有不少在戰爭中犧牲,也有不少人在“文革”中罹難。他早年曾因病放棄了婚姻機會,直到1986年在他60歲時,才和熊笑年女士喜結良緣,幸而晚景堪娛。這些,都使他的作品中常充滿家國身世之感。他的作品非常豐富,他對生活的敏感、豐富的學識和深邃的思想以及精湛的藝術表現力,都很受讀者的激賞,實不愧為“港中高旅最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