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旅

高旅，原名邵慎之，是一位新聞工作者，又是小說家、文史專欄作家、詩人，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他勤奮筆耕，著作等身。著名作家聶紺弩曾稱其為“港中最高文”，說他是族港作家中創作數量最高的人。他寫作長篇小說42部，其中出版13部，在報刊上連載的有29部。隨筆、散文、雜文、時評6710篇，出版雜文集子5部，詩歌2000餘首，戲劇、影視劇本10餘部，其他著作4部。這些作品，大都是他自1950年到香港至1997年逝世的47年中完成的。

穿梭於前方與後方的濃烈硝煙間

高旅於1918年出生在常熟的一個貧困農家，童年時在常熟上小學，肄業於北平民國學院經濟系，后考入在蘇州的江蘇測量訓練所，畢業后在吳縣土地局任測量技術員。在此期間，他寫過一本《測量手冊》在香港求實出版社出版。1936年，他將《五月二十一日的蘇州》一文寄給茅盾主編的《中國之一日》發表后，開始了與文藝界同仁的廣泛接觸。

抗戰開始后，他先後在江蘇《興化公報》和湖南《新化日報》、上海《譯報》、桂林《力報》、湖南和重慶《中央日報》、廣西《柳州日報》等地任記者、編輯、戰地特派員等職。

1938年，高旅在《譯報》任職期間，從上海經香港到廣州，準備去當時的政治軍事中心漢口時途經長沙，參加了翦伯贊、李仲融等文化界人士組織的“湖南文化界抗敵後援會”任研究部幹事，主持“文藝研究會”工作。他同“抗敵後援會”救濟部的李普(后歷任劉鄧大軍前線分社社長、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中國記協書記處書記等職)在湖南的《觀察日報》(此報實際上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機關報)辦了一個文藝副刊，並由李普介紹參加了中國共產黨。

武漢棄守后，高旅準備直接參加武裝鬥爭，不久爆發了平江慘案，高旅有幸在慘案發生前一天離開平江而脫險。高旅離開平江后又受重傷瀕危，住進了醫院，出院后找到了在民國大學執教的翦伯贊，在北平民國大學(時已由北平遷湘)上了一年學，成了翦伯贊的高足，后又重新回到了新聞界。在抗日戰爭時期，高旅除寫了大量的戰地通訊報道時評等外，還寫了200多首“戰時吟”。

抗戰勝利后，他以《申報》特派員的身份再赴前敵，先後在南京、上海和東北等地採訪。1945年末，在南京為審判日本戰犯而連夜趕寫南京大屠殺報告。1946年初，又在東北以趙公武軍中秘書身份與據而不走的蘇軍代表談判，為爭撫順礦產權而徹夜激辯，逼得對方詞窮後下令集中驅解。

1950年，高旅應當年香港《文匯報》社長張稚琴和總編聶紺弩之邀，從青島來到香港醫治肺病，並擔任《文匯報》的主筆，不久轉任《文匯報》資料室主任，后又改為副刊部主任。從此，他一直在香港工作，活躍在香港的新聞和文化界舞台上。

馳騁於新聞與文學的寬廣舞台上

高旅在香港《文匯報》任職期間的18年間，除了承擔繁雜的編務外，還撰寫大量的隨筆、史地知識、古今談薈、旅途隨筆、星期特稿等專欄文章，數量達2000多篇，最頻繁時差不多天天能見到他的文章，不過他不時更換筆名，其筆名有符崇離、酒家、佳天、大聲公、上海佬、章彤、魯班門、今史氏、童生、尚方、黎民、於干、萬弓、韋納、石策、符葉等80多個。

1968年，大陸的“文革”之風刮到了香港，他因抗議“文革”而憤然辭職。從1968年至1981年，他輟筆13年，不再發表任何文字，但在家裡翻譯了大量法國、德國、義大利、蘇聯、美國、埃及等國的文學名著，積累了100多萬字文稿。其中翻譯的幾內亞彭古拉·康孚利《愛國者》戲劇，於1967年8月在香港報刊發表。“四人幫”垮台後，聶紺弩夫婦倆為高旅的事仗義執言，積極奔走，最後在胡耀邦過問下批准平反，每月給他津貼港幣2000元。

1981年，高旅重新執筆，為香港《大公報》、《晶報》、《華僑日報》、《東方日報》、《天天日報》等報紙寫了大量的雜文和小說，據不完全統計，雜文隨筆有4000餘篇。直到他因心臟病急性發作而去世的28個小時前，才停止寫作。

高旅自到香港后，在新聞生涯之餘還從事文學創作。最初在《星島日報》副刊上撰寫歷史小品，后又在《文匯報》副刊上發表長篇小說《困》(原名《孔夫子與我》)，1958年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被出版者譽為“近年來香港最有成就的一本作品。”其間，應《大公報》、《文匯報》文藝版以及香港文藝雜誌《文藝世紀》之邀，寫了《家庭教師》、《補鞋匠傳奇》、《彩鳳》、《門當戶對》等25篇反映五十、六十年代香港社會生活的短篇小說，后編為《補鞋匠傳奇》和《彩鳳》兩個短篇小說集由香港上海書局出版。1983年，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將此兩集合併為《彩鳳》一集出版。

1962年，他又為《鄉土》雜誌撰寫了一部帶有傳奇色彩的抗日題材的兒童中篇小說，1984年交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他還為提供電影劇本而作了喜劇小說《限期結婚》和《深宵艷遇記》。《深宵艷遇記》由長城公司拍成電影《艷遇》，1996年被香港政府市政局列為電影研究及教育活動保存，並列為電影文化資產，於1996年9月13日在上環文化中心放映。

高旅的第一部歷史小說是25萬字的長篇小說《杜秋娘》。1962年在香港《新晚報》上連載后，1963年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出版單行本，1982年又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95年花城出版社將其改名為《才女名姬杜秋娘》再版，有學者稱之為“是香港早期歷史小說中的一部佳作。”

1981年，高旅重新開始寫作后，為《新晚報》撰寫長篇歷史小說《玉葉冠》。這是一部以盛唐時三大寶物之一的玉葉冠為貫穿線，寫武則天、唐高宗到唐玄宗李隆基、唐代七帝的宮廷殘酷鬥爭的歷史，1986年由湖南文藝出版社出版。接著，他又連續為《大公報》等撰寫了長篇歷史小說《金屑酒》、《武德頌》、《巨像高雲北雁飛》、《天塹夕陽紅》、《罨颯公主》、《火燒銅雀台》、《山陰公主》、《海盜王朝》、《石虎溝》、《李鐵槍傳奇》、《最後的金粉王朝》、《氣吞萬里如虎行》、《元宮爭艷記》等10餘部。其中《金屑酒》，是一部“西晉演義”以歷史事實為依據，演說了西晉52年的歷史，特別是后26年的治亂興衰史，不僅能給我們以豐富的知識，更可以從中得到有益的啟迪。1986年花城出版社出版單行本上、下冊。1988年，他還寫了《春霧深深》和《野山毛桃》等現代小說。

高旅的寫作領域很廣，他在香港寫武俠小說是在梁羽生和金庸之前，有《山東響馬傳》(1～15集)由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出版社於1956～1958年出版，《張文祥刺馬》(上、中、下)，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關西刀客傳》(1～6集)，1957年由香港偉青書店出版，《紅花豪俠傳》(1～5集)，1957年由香港集文出版社出版。

縱橫於時事與生活的感悟激奮中

高旅寫作寫得最多的還是雜文。1981年起，他在《大公報》副刊撰寫雜文“持故小集”，每周一篇，11年後改欄為“勞生常談”，直至他去世。15年來，僅“持故小集”的雜文就達800篇，現已編輯出版的有《持故小集》(1984年北京三聯書店出版)、《過年的心路》(1990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高旅雜文)(1996年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出版)、《高旅雜文第四集》(1998年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出版)和《高旅雜文第五集》(2001年10月香港新華彩印出版社出版)。

對於高旅的雜文，大陸和香港有諸多的評論。高旅在《文匯報》時的同事吳羊璧在《香江文壇》上著文：“他是個思考型的人，好似老是在觀察著什麼，思考著什麼。我看，這就是他可以隨時寫出剖析時事的雜文，或者透視生活的小說的原因。”袁勇麟在題為《自出新裁論古今》一文中對高旅雜文的特點作了分析：“不僅有對時弊的鋮砭，更多的是關於政治、經濟、文化、哲學、民俗等的述說。作者每引歷史故事，以申其意，寫得深刻，饒有新意，真正做到了‘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邵燕祥認為，高旅將中國古代政治史、文化史、思想史的“邊角余料”寫成議論風生的雜文，不僅對於不讀成本大套古史的讀者提供了知識性的談資，而且談古論今，頗有一些意在裨補時闕，所謂“以古為鑒，可以知得失。”老作家柯靈對高旅的雜文稱讚為“雋永而耐讀，雜文中上品”。

在高旅的雜文中，還有一股憶江南的濃濃鄉情。高旅自在五集雜文中，除《高旅雜文》中有一輯“家鄉篇”共有19篇文章專記家鄉常熟的人和事，另外在其他集中還有“香瓜橋看殺人”、“磨盤的年糕”、“彈詞家姚琴孫”、“由翁同和說到章太炎”等15篇記述了常熟的一些風土人情、鄉賢故人、風景名勝，乃至方言土語。

高旅對古典詩詞也頗有研究，有《廣津陽門詩注》和《嶺南唐人詩抄》等研究著作。他去世后，清華大學的王存誠教授(作家邵荃麟、葛琴的女婿)應高旅夫人之請，整理編輯了一厚冊《高旅詩詞》，集內共分六輯，計1200餘首。王存誠教授在“序”中寫道：“高旅寫詩原不為公開發表，除了題贈親友，主要是記錄自己的感觸。因此他的詩詞首先是他自己的一部人生實錄。”聶紺弩曾說，高旅善於取身邊事物入詩，道前人所未道，也就是“清新”。

高旅在著作之餘還翻譯外國文學著作。翻譯法文名著有都德的《磨坊文扎》、莫洛亞的《風土誌》、加謬的《異鄉人》和《瘟疫》及薩特的《臟手》等；另翻譯有法、美等國的詩幾十萬字，但都未發表。

高旅少年舍家赴國難，父喪而不能奔，幼弟追隨他少年投軍不幸早夭，家中只有母妹也不能照顧。到1955年，他才將母親接至香港，母子相依為命。1968年他辭職后，即失去了穩定生計，只得作小生意維持生活。平生的師友，有不少在戰爭中犧牲，也有不少人在“文革”中罹難。他早年曾因病放棄了婚姻機會，直到1986年在他60歲時，才和熊笑年女士喜結良緣，幸而晚景堪娛。這些，都使他的作品中常充滿家國身世之感。他的作品非常豐富，他對生活的敏感、豐富的學識和深邃的思想以及精湛的藝術表現力，都很受讀者的激賞，實不愧為“港中高旅最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