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三月

《小城三月》以一個天真、稚氣的女中學生“我”的口吻來敘事，借一個女中學生的眼來透視翠姨的故事。翠姨是一個較為富裕的地主家庭出身的、沒有上過學的年輕女子，她性格沉靜，儀態優雅，天性愛美，象一般的年輕女子一樣追求著一些時尚的美的東西，象棗紅色披肩、絨繩鞋、各種女子的小飾物、高跟鞋等等；翠姨又有著不同於一般俗女子的地方，她不象她的妹妹，只是醉心於雜七雜八的服飾和豐厚的聘禮，她沒有妹妹骨子裡的那般俗氣而顯得清新、脫俗。

她喜歡“我”，因為“我”在學堂里讀書，她想什麼事“我”都比她明白，她總有許多事情同“我”商量；她也總喜歡到“我”家裡來和“我”的新派親友們在一起感受一種全新的生活方式，接受一些新鮮的思想和觀念。

在與“我”的親友們的接觸過程中，翠姨逐漸被“我”家開明的家庭氛圍所感染，她終於放下一個封建的守舊的閨中少女的羞澀，與“我”和“我”的伯父、堂兄弟姊妹們一起開家庭音樂會、打網球，一起逛公園、賞花燈，她喜歡和“我”的家人們在一起時的無憂無慮、自由自在的時光；翠姨希望自己也能成為一個有知識的人，並且在她22歲時開始讀書識字。

而在翠姨身上最大的變化是，她居然悄悄地愛上了“我”那瀟灑的在哈爾濱上大學的堂哥。

有堂哥的地方，也就有翠姨的默然關注的雙眼。一路上看花燈時，翠姨就直在看堂哥；堂哥講故事時，翠姨總比我們留心聽些，在一天的晚飯後，哥哥陪同翠姨和堂哥在“我”的房子里，而此時翠姨偏又矜持起來，看見了“我”，翠姨就趕快地站起來說，我們去玩吧，翠姨把她對哥哥的愛深埋在心間。

“我”的家庭氛圍給翠姨帶上一層欣悅的色彩，正是在這樣的環境中，翠姨一顆封閉少女之心慢慢地開啟：她不願嫁給那個由她母親給她訂下婚約的人，她有了自己內心愛著的人。

翠姨的戀愛和秘密是這樣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里去，一直不要說出口，好象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表白，而最終翠姨真的把她的愛帶到墳墓里去了。沒有人知道她為什麼死，包括“我”的堂兄。

蕭紅出生在一個封建大家庭，她的父親張廷舉是當地有名的鄉紳，又當著教育局長，為了攀附高門，把蕭紅許配給當地一個汪姓軍閥的兒子汪殿甲。父母指配的婚姻蕭紅本身就不滿意，又發現汪殿甲吸食鴉片，心裡產生厭惡感。受新思想浸染的蕭紅，用逃婚的方式做了父親叛逆的女兒，但不幸的是蕭紅出逃到北京后汪殿甲也跟蹤而至，並找到了蕭紅。

蕭紅在無依無靠、經濟受控的情況下，被未婚夫汪恩甲騙到哈爾濱的一家旅館同居。同居幾個月後，汪恩甲借口說回家取錢，就一去不回。身懷六甲的蕭紅被旅店老闆逼繳住房費，不然就將她賣到妓院抵債。1932年夏，蕭紅在哈爾濱得蕭軍、舒群幫助，脫出旅寓困境。蕭紅與蕭軍產生了純美的感情，在愛情的滋養下，蕭紅度過了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時光。然而，不久二人因性格不合而出現情感裂痕。 1936年，蕭紅到日本一年後回到中國。1938年，蕭紅在山西臨汾與蕭軍分手，並和端木蕻良到武漢。武漢被大轟炸后，蕭紅又到重慶，而後轉折到香港。

對於逝去的這段感情，蕭紅說：她愛蕭軍，今天還愛，他是個優秀的小說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難中掙扎過。直至在香港病逝前夕，蕭紅最挂念的也還是蕭軍，她在病榻上念念不忘為她生命帶來春天的男子，她說：如果蕭軍知道她病著，她確信蕭軍會來，只要他能來，他一定會來看她的，幫助她的。蕭紅是這樣持久而真誠地愛著蕭軍，而蕭軍早已投入了另一片廣闊的大天地，無暇顧及這身後的愛人。這種無人理解的寂寞心境投射在《小城三月》中，這個發生在小城春天的愛情故事便染上了一層淡淡悲涼的色調。

《小城三月》寫於1941年7月，發表於同年8月《時代文學》第1卷第2期。

翠姨

翠姨十八九歲，生得並不是十分漂亮，翠姨是“我”的外祖母原來在另外一家所生的女兒。翠姨有一個妹妹比她小兩歲。但長得窈窕、端莊文靜、溫柔深情、沉默寡言、喜好沉思、幻想，她在自己的內心波濤里追逐美好的情感。由於家庭變故，受到一般舊思想人家的歧視，因而，形成了感傷的氣質，以為自己的命不會好。翠姨會彈奏大正琴，她還會吹簫或是吹笛子。翠姨天資聰穎、單純愚昧的翠姨在幾度失意難以買到如意的絨繩鞋時，反覆悲嘆“我的命運不會好的”。翠姨自從訂婚之後，是很有錢的了，什麼新樣子的東西一到，她經常去買。隨著時間的流逝，翠姨對婚姻和命運日漸恐懼，在心理籠罩上了一層更為可憐的、柔弱的悲涼。她因不能與喜愛的人共渡一生憂鬱而死。

“我”

“我”有一個姨，但不是“我”的親姨，“她”是“我”繼母的繼母的女兒。“我”的我祖母是在做了寡婦之後才來到“我”外祖父家的。翠姨很喜歡“我”，因為“我”在學堂里念書。“我”繼母是八旗人，也就是滿人。“我”家算是開通的，叔叔和哥哥都到北京和哈爾濱那些大地方去讀書了。“我”家裡設有網球場。翠姨想什麼事情，“我”都比她明白。到夜裡“我”住在外祖父家裡，翠姨也就陪著我住下來。

《小城三月》主題思想之一：通過對“春天”的呼喚，表達反封建意識

女主人公翠姨不想接受長輩給她安排的舊式婚姻，而是對“我”的堂哥哥產生了好感，可是這樁朦朦朧朧的戀愛並沒有收到預期的結果，翠姨最終還是痛苦地死去，在她身後只留下沒有來得及展開的戀愛。封建包辦婚姻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製造這場悲劇的罪魁禍首。

《小城三月》中以“外祖母”和“我的母親”為代表的封建家族的形象代表是那樣的和藹可親，不僅她們給翠姨安排的婚姻完全是為她著想，即使在翠姨死後，這樁婚姻的“主謀”之一——“我的母親”還說：“要是翠姨一定不肯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們當‘我’說。”

《小城三月》故事，發生在“五四運動”后不久。在新文化運動的宣傳和啟蒙下，這座古老的縣城中出現了些許現代文明的氣息：“那個時候，縣裡早就有了洋學堂了。小學好幾個，‘我’家算是最開通的了。叔叔和哥哥他們都到北京和哈爾濱那些大地方去讀書了，他們開了不少的眼界。回到家裡來，大講他們那裡都是男孩子和女孩子同學。所以這個家庭都‘咸與維新’起來。”

翠姨與“我家”素有往來，外面世界中新的文明氣息的熏陶攪動了她心中的一池春水。以前她對於定親一事並無太多的想法，當婆家把10多萬的聘禮送到她手中后，她花得心安理得：“翠姨自從訂婚之後，是很有錢的了，什麼新樣子的東西一到，雖說不是一定搶先去買了來，總是過不了多久，箱子里就要有的了。”如果沒有遇見“我”的堂哥哥，她也許會延續著千百年來亘古不變的女性命運，和她的妹妹一樣順理成章地嫁出去，為人婦、為人母、死亡，成為一名“蟻子一樣的愚夫愚婦”，渾渾噩噩地“為死而生”。可當她見到“我”的堂哥哥后，這一切都發生了變化：翠姨很喜歡“我”的堂哥哥，因為“她覺得到底是讀大學的人好，不野蠻，不會對女人不客氣，絕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

上述描寫表明：與其說是翠姨對“我”的堂哥哥發生了興趣，還不如說是她對於讀書、對於知識分子、對於外部世界新文明萌發了無限嚮往和追求。正是在這一氛圍影響下，翠姨才不甘於走妹妹的出嫁那樣鄉鎮女子的婚姻道路和人生安排，而是產生了新的人生衝動。

可是這座小城畢竟受過幾千年封建文化的熏陶，人們頭腦中的封建思想和封建意識實在是根深蒂固。相對而言，外部世界新文明氣息還過於薄弱，要想在一夜之間徹底取彼而代之無異於痴人說夢，在現實生活中，人們更多的還是按照傳統的思維定式去考慮問題。“外祖母”等人按照她們的意願給翠姨安排婚姻大事，卻沒有徵求翠姨本人的意願；翠姨不滿意這樁婚事，然而她卻囿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不敢反抗，只是一味埋怨命運的不公；她的母親不理解女兒的心事，問她：“陪嫁的東西買得不順心嗎？或者是想到我們家去玩嗎？”什麼事都問到了，卻獨獨沒有觸及感情層面；即使是翠姨暗戀的對象——“我”的堂哥哥在翠姨死後，也“不知翠姨為什麼死”，這真是一種可悲的隔膜。

在個體生命價值被嚴重漠視的封建文化環境中，個人的情感活動很難獲得外界真正的理解和尊重。如是描寫便使得翠姨的死蒙上了一層濃重的歷史意蘊。通過翠姨的死，蕭紅對孕育這場死亡的罪惡的封建文化環境提出了聲淚俱下的控訴。

在文本的尾聲中，翠姨更是通過對春天的呼喚表達了對新的文明的熱切期盼之情，進一步深化了文章主旨。封建文化對年輕人幸福的扼殺自然難辭其咎，可另一方面翠姨自身的性格弱點亦不容忽視。她多愁善感，情感細膩，卻又缺乏相應的文化素質，是一個被封建文化所嚴重毒害的女性形象。試看下面的一段描寫：“假若是有人在她的背後喚她一聲，她若是正在走路，她就會停下了；若是正在吃飯，就要把飯碗放下，而後把頭向著自己的肩膀轉過去，而全身並不大轉，於是她自覺地閉合著嘴唇，像是有什麼要說而一時說不出來似的。”

她很喜歡絨繩鞋，然而“她沒有買，也許她心裡邊早已經喜歡上了，但是看上去她都像反對似的，好像她都不接受。她必得等到許多人都開始採辦了，這時候，看樣子她才稍稍有些動心。”

上述描寫表明，翠姨是以“行不搖頭，笑不露齒，站不倚門，坐不露膝”等封建社會的清規戒律作為自己日常行為的規範，並嚴格約束自己的思想行為的。在封建文化的長期熏陶下，她已經自覺地把封建文化中對女性的各種約束和束縛化為自己的內心要求。她的言談舉止與其說是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受封建文化潛移默化影響所致，而這才是造成其命運悲劇的最根本的內在原因。在文章伊始，她就說“我的命，不會好的”，這種宿命似的話語表明了翠姨對命運的盲目認同，對自我力量的否定和放棄；而真正可悲的是，當她尋到自己的真愛時，卻又囿於傳統封建禮教的束縛，根本不敢自由表達自己的感情，並最終導致了悲劇的發生。這種柔弱的女性性格下所萌發出的理想與殘酷的社會現實之間存在著一道巨大的鴻溝，這道鴻溝是翠姨所無法跨越的，這似乎註定了這出悲劇的必然性。

在《小城三月》中，蕭紅已經把對封建文化代言人層面的批判轉換到了對封建文化本身的批判上來，這表明了蕭紅自覺的反封建意識和“不克厥敵，戰則不止”的韌性反封建精神。

《小城三月》主題思想之二：生命猶如美好春天一樣短暫，又如春天迅速地消逝

蕭紅把回歸童年的渴望、戀鄉情結和自己的創作意向聯成一體，《小城三月》就是這樣一種情緒的延續。《小城三月》以恬淡平靜的筆調把鏡頭切近一個獨立的個體，對女主人公翠姨進行了細膩入微且滿帶女性關懷的攝錄，對其不幸的命運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和哀憫。

在蕭紅的童年記憶中，祖父和後花園無疑是蕭紅身心快樂的樂園，是她靈魂的棲息地。他們給予她的是完全飽滿的情感的滿足，是一種沒有缺憾的快樂。而在對翠姨的回憶當中，雖然蕭紅也再次重遊了童年生活的世界，但這次往事的回顧卻在溫馨之中浸潤著絲絲縷縷、清清緲緲的哀傷和愁怨。蕭紅在《小城三月》里展示的更多的是一幕幕零零瑣瑣、細膩婉轉的小兒女情態，尤其是少女們微妙而善感的心靈世界，她們息息相通的情感感受使人不由得回憶起兒時與夥伴們嬉戲的歡樂時光以及女孩子們之間那種無所不談的親密無間和無需言表的心心相印。

“我”和翠姨常常在夜晚睡下之後談話到雞叫還不覺盡興，彷彿有著永遠也說不盡的話題要互相傾吐，這種不同於異性愛的姊妹情誼如潺潺流水緩緩流過並滋潤著人的心田，使人不會感到孤獨和寂寞。然而，對於翠姨來說，同性之間的友愛並不能使她多愁善感的少女情懷完全得到滿足，不管她與“我”之間的情誼如何深切，但終究不能代替騷動的青春對神秘的異性情愛的嚮往和追求，而“我”的哥哥的出現恰恰在翠姨靜如止水的生活和情感里激起了一層層波瀾，使得本就敏感多情的她為之怦然心動。但翠姨是那樣一種被動的女子，她不會聽憑自己心靈的呼喚而主動地把握自己的命運，只能依順別人為她安排的一切，因而儘管她不太心順但也還是與一個“長得又矮又小，穿一身藍布棉袍子，黑馬褂，頭上戴一頂趕大車的人所戴的五耳帽子”年僅17歲的陌生人訂了婚，並且同她的妹妹一樣用婆家聘禮的錢裝扮起自己，出盡風頭。可是得過且過的生活畢竟有了結的時候，三年過後，當翠姨的婆家要來迎娶的時候，翠姨才感到事態的嚴重。而哈爾濱一行更使得翠姨對自己的未婚夫感到不滿和恐怖，然而她又無力改變這種既定的婚姻事實，只能以要讀書為由延遲出嫁。當她終於意識到無論如何也不能改變自己的命運時，她絕望了，終於做出了死的抉擇。

讀者容易將把翠姨的悲劇歸結為封建包辦婚姻和因循守舊觀念的迫害，這固然是翠姨尋死的一個原因，但並不是惟一的原因，也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蕭紅在小說的“尾聲”中有這樣一段敘述：“等‘我’到春假回來，母親還當‘我’說：‘要是翠姨一定不願意出嫁，那也是可以的，假如他們當我說。’”

這裡的“他們”“我”以為是指堂哥和翠姨，因為在翠姨病重時，母親曾拿了些錢讓哥哥給翠姨送去，讓她隨便買點什麼吃的。其實，“母親曉得他們年輕人是很拘泥的，或者不好意思去看翠姨，也或者翠姨是很想看他的，他們好久不見了”，母親既然“很久的就在心裡猜疑著他們了”，但還是主動地為他們提供了見面的機會，使得翠姨在生命的最後時刻能面對心愛的人說出自己想說的話，毫無遺憾地離開人世。可惜翠姨並不了解“我”母親的用心和態度，只是一味地封閉住自己的心扉，即使臨近生命的盡頭，拉著她深戀著的人的手她還不肯明白地表白心跡，而是用了兩套語意系統一語雙關：“你來得很好，一定是姐姐，你的母親告訴你來的，‘我’心裡永遠記念著她。她愛‘我’一場，可惜‘我’不能去看她了，‘我’不能報答她了，不過‘我’總會記起在她家裡的日子的，她待‘我’也許沒有什麼，但是‘我’覺得已經太好了，‘我’永遠不會忘記的，‘我’現在也不知為什麼，心裡只想死得快一點就好，多活一天也是多餘的，人家也許以為‘我’是任性，其實不對的。不知為什麼，那家對‘我’也會是很好的，但是‘我‘’不願意。‘我’小時候，就不好，‘我’的脾氣總是，不從心的事，‘我’不願意，這個脾氣把‘我’折磨到今天了，可是‘我’怎能從心呢，真是笑話，謝謝姐姐她還惦著‘我’，請你告訴她，‘我’並不像她想的那麼苦，‘我’也很快樂。”翠姨苦笑了一笑，“‘我’的心裡安靜，而且‘我’求的‘我’都得到了。”

如果對翠姨的心思稍有體察，誰都會明白翠姨這一段話中的潛台詞：所謂的“她”實際上正是“你”，而“‘我’心裡永遠記念著她”無疑是說“‘我’心裡永遠記念著你”，翠姨不過是藉此喻彼，吐露了自己愛的心曲。可惜近在咫尺的意中人未解其中深味，枉費了翠姨的一番苦心和厚意。翠姨話中再鮮明不過地表現了翠姨欲言又止、欲罷不能的矛盾心態，她的語焉不詳致使堂哥雖對翠姨有著朦朧的情意而且一“提起翠姨常常落淚”，但終究“不知翠姨為什麼死”而“大家也都心中納悶”。從這個角度來看，翠姨的死是由於她自己決意自我毀滅，她的悲劇來自於她多疑的心性和猶疑的性格，明明是“不從心的事”就“不願意”，但卻囿於自己心中的成見和陳規陋俗而自動地把自己的心靈裹閉得密不透風，使人根本無法走進她的內心世界。面對人生，她從一開始就採取了消極悲觀的態度，當她沒有買到她喜歡的絨繩鞋時，她表現出了多愁善感：“‘我’的命，不會好的。”可是絨繩鞋剛開始流行時，大家都買了穿上，她卻偏偏不買，“必得等到許多人都開始採辦了，這時候，看樣子她才稍稍有些動心”，於是，翠姨便要“我”陪著上街，“先不告訴‘我’去買什麼，進了鋪子選了半天別的，才問到‘我’絨繩鞋”，而這時流行的浪頭已過，很難買到中意的絨繩鞋了，可是翠姨卻又非要買到不可，從此“我”知道了她的秘密：“她早就愛上了那絨繩鞋了，不過她沒有說出來就是了”，同樣的，“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的。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里去，一直不要說出口，好像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

正是這種“欲說還休”、“欲言又止”的猶疑而矛盾的性格導致了她自身的悲劇命運。翠姨種種疑慮的社會歷史根源是無法否認的。實際上，蕭紅花了大量的筆墨塗抹不盡的正是“傳統社會積澱於世俗生活深處的種種病態心理現實。”

蕭紅著力要表現的是人類如同馴養的動物一樣的巨大惰性和持久慣力。翠姨就是在這種潛移默化的“規定”中最終犧牲了自己。如果翠姨真能按著既定的軌道無知無覺地走下去，也就活得心安理得、順理成章。然而不幸的是，翠姨的內心情感與“規定”發生了矛盾，使她不願再順著“規定”的軌跡沿走下去，而“規定”又是那樣根深蒂固地掣肘著她，使她在理智上自覺不自覺地依從“規定”。如果翠姨能坦然面對自己的情感，也同樣坦然面對“規定”施加的種種非議和斥責，也許翠姨不會選擇死亡之路。然而，這種假設對翠姨來說是難以想象而且也是不可能的。翠姨就是這樣一個人，她一方面執著於自己的情感，另一方面又沒有勇氣違逆“規定”，在這種心靈與現實、情感與理智的矛盾衝突中她無以自拔，最終只能做出自我毀滅的抉擇。

然而翠姨的令人痛心之處並不在於她扼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而在於她的情思沒有得到回應，換句話說，翠姨為之傾心的堂哥雖對翠姨頗為心儀，但那畢竟算不上兩情相悅、心心相印的愛情。堂哥的“不知翠姨為什麼死”就足以說明翠姨對堂哥的感情只是一種暗戀，兩人根本缺乏相應的交流與溝通，翠姨在訂婚後的三年裡一直在得過且過，捱一日是一日。一直到婆家要來迎娶時，翠姨才意識到婚姻的現實。從一定意義上說，翠姨是一個非常幼稚而敏感的女孩，她似乎一直生活在自己幻想的世界里而不食人間煙火，對婚姻更是缺乏成熟清醒的認識，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婆家的聘禮，雖然不大情願但總算隨著母親到哈爾濱去採辦嫁妝了。如果沒有哈爾濱一行，也許翠姨也就勉強出嫁了，那她也會同所有其他傳統女性一樣充當歷史指派給她的角色，平平淡淡安度一生。然而，哈爾濱的那幾個充當嚮導的男學生最終改變了翠姨的命運，讓翠姨不肯再委曲求全，終於導致“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悲劇結局。

翠姨至死也沒有對包辦婚姻有清醒的認識，她只是通過與幾個男學生短短几天的接觸而認識到一些表層的東西，“她覺得到底是讀大學的人好，不野蠻，不會對女人不客氣，絕不能像她的妹夫常常打她的妹妹”，於是，她“一想那個又丑又小的男人，她就恐怖”，儘管翠姨知道“那家對我也會是很好的”，但是她終究還是“不願意”。這裡透露出翠姨作為一個女性對自我追求與憧憬的最終肯定與確認，她朦朧地認識到包辦婚姻並不都像妹妹那樣遭到挨打的命運，丈夫也許會對她很好，但她還是拒絕進入“規定”的角色，從這一點上看，翠姨選擇死亡之路並不僅僅是對舊式婚姻的抗拒，也不僅僅是為堂哥而殉情，從根本的意義上，翠姨是為了女性的自由、尊嚴和意志而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的。

兒童視角

蕭紅在《小城三月》中選擇了一個生長於富裕開明之家、在學堂讀書的小女孩兒“我”作為故事的敘述者。這一兒童視角的確定，發揮了獨特的敘事作用。“我”不僅僅是故事的敘述者、旁觀者，更是故事發展過程中不可或缺的參與者、聆聽者。“我”的細膩善良反襯出成人世界的粗俗冷漠，“我”的活潑、樂觀、單純凸顯了翠姨的沉靜、憂鬱、複雜，而“我”的熱心好奇則推動了情節發展，“我”對美的欣賞和對大自然的喜愛，使作品洋溢著清新優美又略帶憂傷的詩意。

1、以兒童視角的敏銳捕捉細節，展現人物性格

《小城三月》中的“我”具有女孩兒天生的敏感細膩、對美的憧憬和對人、事的好奇，所以“我”能很容易地看到、感到大人們忽略了的細節，領悟到翠姨追求美、追求愛，卻“進而不敢、退則不甘”的矛盾性格。

出於女孩兒的敏感細膩，“我”發現了翠姨不同於其他女人之處。翠姨的妹妹做事常常不加思考，不問自己是否真正喜歡和需要，只滿足於和別的女人一樣。翠姨正相反，總是先觀察，然後才去行動。

每當新鮮的事物出現，翠姨總是貌似冷淡實則熱心地關注著，她不敢成為第一個嘗試的人，甚至口氣中還會流露點不屑，但在大家經歷過後，她知道沒有了引人注目的危險，才遵從內心的渴盼，匆匆尋求那流行已久的美。尋到了暗自竊喜、自我欣賞一番，尋不到時，又深深地愧悔沒有勇氣早點嘗試，並將此與自己的命運相連。這種細膩矛盾的心理變化，唯有同細膩的“我”才能略有體悟。

比如對絨繩鞋的尋找，開始翠姨略顯不屑，“我”誤以為她不喜歡，當流行勢頭減弱后，翠姨開始帶著“我”四處尋找，在她焦急的尋找中“我”逐漸感受到她那種強烈擁有的渴望，也敏銳地體味她得不到自己喜歡的東西時失望的痛苦，“‘我’默默地祝福翠姨快快買到可愛的絨繩鞋，‘我’從心裡願意她得救。”“我”陪著翠姨一家家店鋪地尋找，熱心程度甚至超過了翠姨本人。翠姨略帶懊悔的尋覓追求，是人性尤其是女人天性中對美的渴望所致，但她又總是遲疑滯后，將愛美之心深深埋藏，不敢大方率先表達。

只有在美與時尚行將消散的時候才急忙捕捉一點殘留氣息，以求滿足內心對美的渴盼，這又是她的個性所致。正是藉助小女孩的敏銳捕捉和參與其中，豐富並發展了翠姨的性格特徵，讓讀者看到了一個不敢穿新不敢時尚又不甘被美遺忘的女性形象。這種“不敢”的心態不僅體現在愛美方面，更體現在對美好愛情的態度上。

翠姨最終沒有尋覓到她喜愛的絨繩鞋，便哀嘆是自己的命不好，在愛情上她依然如同對待絨繩鞋一樣不敢主動把握，最後讓愛與生命之花一起凋零了。這正是千百年來封建制度對女性束縛壓制的結果，讓女子只能安分守己，不敢越雷池一步，所以翠姨不敢大膽追求美，更不敢主動追求愛。

“我”在發現了翠姨性格特點的同時，也發現了她對錶哥別樣情感的秘密，和她不願意告訴人的心事。“她的戀愛的秘密就是這樣子的，她似乎要把它帶到墳墓里去，一直不要說出口，好像天底下沒有一個人值得聽她的告訴。”“我”略帶抱怨似的口氣正符合小女孩兒的性格特點，不懂得世事艱險不懂得人事複雜，只是單純地以為翠姨不願意和任何人傾訴內心的隱秘。在這個敘述過程中，“我”不僅是觀察者、聆聽者，而且還是善良熱心的參與者。

讀者從“我”看似平淡的敘述中，可以品出翠姨內心無人可訴也不敢傾訴的苦悶和悲哀，可以聽到翠姨無力掙脫封建枷鎖的束縛又在靈魂深處被動抗爭的呻吟。“絨繩鞋”事件典型地暴露了翠姨的矛盾心態，具有某種象徵意義，關照著她的悲劇命運。

翠姨壓抑著自己的天性，愛美又遲遲不敢追尋，愛人又不敢大膽表露和追求。在這種無法開釋的糾結中必將走向滅亡，成為封建思想意識的犧牲品。

由於年紀和性格的不同，“我”對翠姨的了解也有一個過程，特別是經歷了陪同翠姨買絨繩鞋之後，才後知後覺隱約觸摸到翠姨的心靈世界。“我”發現翠姨聽哥哥講故事的時候很專心，也發現哥哥曾經單獨陪著翠姨聊過天，但也只是以為翠姨年紀大，和哥哥接近，所以更能理解哥哥講的故事，而哥哥對翠姨比較客氣，也只是因為翠姨是客人而且名份上大些。

翠姨在“我”家聽到了很多外面新鮮的故事，包括男女同學的交往等，接受了這些新思想的洗禮，非常羨慕、佩服讀書的“我”，認為讀書人見多識廣。於是她有什麼事情都愛和“我”商量探討，這讓“我”有機會了解了更多別人不知道的秘密。同時她和“我們全家”一起生活娛樂，而“我”家的大人孩子都是讀書的，她便從中感受到了知識和文明的魅力，萌發了對情感對知識對文明的渴望和追求，並且用她自己的方式努力實踐著：在心底埋藏下了對“我”表哥的深情，在家裡爭取到了讀書的機會。該小說以一個對世事似懂非懂的小女孩兒眼光，捕捉到很多成人忽略掉的細節，豐富了作品的內容，使翠姨這一人物形象越來越有立體感，在平淡的生活中，在日常的瑣事中，讓閱讀者感受其無可避免的悲劇命運。

2、以兒童視角的稚真進行原生態敘述，揭示悲劇實質

兒童沒有世俗觀念的束縛，純真無暇的天性使其所見皆是可見可感的表面事物。選取兒童視角可以“透過兒童的眼睛來消除權威和神聖，揭開謊言和令人驚駭的暴力，由此也實現對真實生活的原生態顯現。”由於兒童不能看穿掩飾於成人笑容下的悲傷，無從探究事情發生的緣由，無法解讀出事情背後隱藏著的本質，而解讀不出的內在聯繫恰恰又是悲劇的根源，因此這種悖論似的的表述不僅留給讀者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間，也更能呈現故事本身所蘊含的悲劇實質。

在《小城三月》里“我”並不豐富的人生經歷中，留下印象最深的就是翠姨了。藉由“我”的回憶，串聯起翠姨生活的點點滴滴，開始原生態的客觀敘述。

“我”不諳世事，因而體會不出翠姨的痛苦、矛盾和掙扎，敘述的語氣難免有些淡淡的，但正是這種匠心獨運的平鋪直敘，才使得讀者更真實地了解了翠姨的故事，並思考故事的悲劇實質。

翠姨是一個愛美和追求美的少女。她在新舊混雜的特定時代里，接受了矛盾的兩種人生觀，一方面她嚮往新的文明，渴望自由的愛情，在內心深深地愛著“我”的表哥，用自我的方式反抗著命運的安排；另一面她又受縛於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自卑地認為自己配不上英俊瀟灑、家道清白又有知識的表哥，只能將這種感情隱藏在心底，不敢有絲毫的表露。被許給陌生男人後，她無力抗爭也無路可走甚至無人訴說，只能決絕地選擇以自我折磨直至肉體消亡的方式來求得解脫。

通過兒童視角，在“我”不帶理性分析的直白敘述中，再現出親友對翠姨一心求死的不解。這反倒讓讀者對翠姨的命運產生了深深的同情，並開始探究其背後的根源。

“我”由於年紀小而不能完全明白翠姨的心事，也不能真正理解傳統觀念對人毒害之深。有著人生閱歷的翠姨母親和接受過新思想熏陶的“我”表哥也竟然一點都不知道翠姨憂傷、失落和絕望的原因。婚期逼近，翠姨悶悶不樂，拚命折磨自己，母親關切地詢問：“有什麼不如意？陪嫁的東西買得不順心嗎？”“什麼事都問到了。翠姨搖著頭不說什麼。”這位母親對於想得到的都問了，就是沒有問到女兒的感情需求，她不了解翠姨的所思所想，自然無法理解翠姨的所作所為了。“表哥後來提起翠姨常常落淚，他不知道翠姨為什麼死。”

如果說翠姨的母親受傳統觀念影響較深，不能了解翠姨新思想的萌芽，只是隨著習俗為翠姨找自認為適合的婆家，尚能為讀者所理解的話，那麼表哥讀過書，與翠姨情投意合，本應該最了解翠姨，本應該大膽地追求屬於自己的幸福，也給翠姨帶來新生，可悲的是表哥也沒有意識到翠姨因誰“消得人憔悴”，為何但求速死以解脫，可見表哥哥在新思想的表皮下包裹的依然是封建思想的內核。“寡婦的孩子，命不好，也怕沒有家教，何況父親死了，母親又出嫁了，好女不嫁二夫郎”，正是這一封建迷信觀念和對傳統思想的認同一直困擾著她，造成了翠姨無可選擇的悲劇結局。

在新舊文明的衝突中，翠姨努力尋求著一點點心靈的安慰而不得，只能一步步走向封建傳統習俗為其預設好了的宿命，最後她用孤獨寂寞的死亡獲取了靈魂的自由。而貌似開通的“我”的家和經歷過新思想洗禮的“我”的表哥，都沒有給與翠姨她所需要的幫助，甚至在翠姨死後都沒能理解她何以求死，可見“我”的家和表哥所受到的新思想的熏陶都只是表面的，骨子裡並沒有真的擺脫掉封建思想的影響，因此也自然無法真的能幫助和理解翠姨。翠姨的努力和死亡因為得不到至親和所愛的人的理解，這更增加了其命運的悲劇色彩。

透過兒童視角的淡淡訴說，展現了當時人們的粗俗和對感情的漠視，完全依靠著傳統的規則處理一切，還以為是理當如此。這種客觀的兒童視角起到了敘事中的空白作用，留給讀者更多的思考空間，也更利於讀者對悲劇根源的探究。讀者從“我”的沒有任何道德評判的原生態敘述中，體會到了翠姨內心的悲涼，認識到翠姨的悲劇正是幾千年來封建思想毒害的結果。

《小城三月》並沒有直接聚焦翠姨的內心世界，而是選用兒童視角客觀呈現了翠姨的短暫一生，營造散文化的悠遠意境來深化翠姨的悲劇命運。作為一個讀過書的女孩子，“我”對美和自然景物有種特別的感情。短暫而美麗的春天很自然地讓“我”想到同樣生命短暫而美麗的翠姨。“我”眼中的春天充滿詩情畫意卻姍姍來遲，暗示出了翠姨悲劇的背景：新思想的春風吹到了遙遠的小城，曾經封閉的翠姨也呼吸到了時代的氣息，有了追求美追求愛情的渴望。可是春天又去的匆匆，“春天的命運就是這麼短。不久春裝換起來了。只是不見載著翠姨的馬車來。”新的思想只是影響了人們的表面言行，如同那個小城的春天，只是美麗的瞬間閃現，沒有徹底清除封建思想並取而代之。

隱喻暗示

作者用一雙買不到的絨繩鞋做了一個巧妙的暗示，為翠姨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悲涼猶如一層淡淡的色彩，浸潤著發生在小城裡三月的故事。這種悲涼之感貫穿全文始終，給文章增添無盡的韻味，給讀者獨特的美感享受。作為女性，蕭紅以自身遭遇深刻體味整個女性群體的痛苦；作為作家，蕭紅把悲涼寫進筆下人物深刻的人生迷惘里。她抒寫美好春光的短暫，卻讓人產生對於人類生命的深遠的悲劇感受，悲切之至，也優美之至。翠姨如春天一樣美好的生命也如春天一樣短暫、迅速地消逝了，然而春天雖然短暫但它還會再來，而翠姨卻不會隨著春天再來了，這不能不使人生出傷春之情。當然，蕭紅的寓意絕不止於此。翠姨死了，翠姨的墳頭依然迎來了一個又一個春天，而“年輕的姑娘們”依然與往日的翠姨一樣忙著裝扮自己的春天。

在《小城三月》的結尾，蕭紅描繪了生機勃勃、春意盎然的一派春色，然而在這一幅幅喧囂熱鬧的春色的背後卻透出一縷縷悲涼的情調，讓人生出春日無多歡樂無多的感嘆。北方的春天是非常短暫的，似乎一眨眼的功夫它就過去了，因此北方人都盼望春天來得早一些長一些。然而蕭紅的用意並不僅僅是為了單純寫景，事實上，蕭紅的突出北方春天“來也匆匆，去也匆匆”的類似曇花一現的特徵正與她所要描寫的人物命運相吻合，從而也就使生動的景物描寫具有了“美麗而蒼涼”的社會文化意蘊。

《小城三月》是蕭紅為數不多的以刻畫人物性格、展現人物命運為主的小說之一。該作品通過對家鄉一個普通女孩對嶄新的現代品味、對愛情的含蓄、微妙的心理現實的剖析和挖掘，展現了處於新舊交替時代東方女性帶有悲劇意味的某些文化特質。

——劉愛華（吉林省教育學院教授）

《小城三月》是蕭紅小說創作的絕筆，也是一篇在思想上、藝術上都相當純熟的作品。小說以行雲流水般的文字，悠遠而感傷的情調，講述一個朦朧而凄婉的愛情故事，塑造主人公翠姨端莊、溫婉、嫻雅的形象，並通過翠姨的悲劇命運，揭示她矛盾複雜的內心世界及其悲劇性格。如同魯迅當年質疑“娜拉走後怎樣”，蕭紅的難能可貴在於她透過一個普通青年女性在社會轉型期矛盾、掙扎而最終成為新舊文化衝突的犧牲品的命運悲劇，探究傳統道德倫理文化在一個覺醒少女內心深處的深厚積澱，從而向人們揭示超越這一故事本身的更深廣的文化意蘊。

——曲慧芳（包頭師範學院文學院副教授）

蕭紅（1911—1942），中國作家，原名張乃瑩，“蕭紅”是她發表《生死場》時使用的筆名。1929年就讀於哈爾濱東省特別區第一女子中學。1930年因抗婚離家出走，后就讀於北平女子師範大學附中。1932年回哈爾濱開始寫作。1933年自費出版與蕭軍合著的小說、散文集《跋涉》。1934年在青島寫作小說《生死場》，1936年秋去日本養病，翌年返回上海。1940年流亡香港，直至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