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征農

1926年在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

1927年8月1日參加了由周恩來、朱德等領導的南昌起義。1928年起曾任復旦大學青年團支部書記，江蘇省團委宣傳部秘書，《海上青年》雜誌主編。

1928年開始發表作品。很早就從事左翼文學革命工作，

1929年在復旦大學從事地下工作，並在復旦大學學習馬克思主義革命理論。

1935年擔任陳望道教授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編輯。在這份刊物上，魯迅先生髮表過《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名人與名言》《中國人失掉自信心了嗎》等名篇。

1933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

1938年，抗日戰爭爆發后，夏征農從南昌來到皖南參加了新四軍，經歷了皖南事變。

歷任新四軍政治部統戰部副部長兼民運部長，

蘇中軍區軍政委員會秘書長、一師調查研究室主任，

蘇中第四專員公署秘書主任(黨組書記)，

蘇中公學教育長、政治部主任、校長，

華中建設大學副校長，

山東省軍區政治部副主任，

濟南特別市委宣傳部部長、常委及市委副書記，

中共中央山東分局宣傳部副部長、部長及山東分局委員，

中共山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副書記、書記處書記，

中共濟南市委第四書記(主持日常工作)，

后被罷免，任公社書記，

1962年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部長，1966年文革發生后再次被罷免。

文革結束后，

任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上海大學首席顧問。

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

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聯主席，上海市社聯名譽主席，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副主任，《辭海》主編。

在此後三十年裡，他任職最久的職務是權威辭書《辭海》的主編。

2002年，編纂《大辭海》的工作開始啟動，近百歲的夏征農出任主編，曾是世界上最年長的大型辭書主編。

全國第一屆人大代表，

中共八大代表、十二大列席代表，

中共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特邀代表。

2008年10月4日11時16分因病醫治無效，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5歲。

為集聚社會力量，支持促進民族文化和教育事業，由百歲革命老人夏征農出資發起的“上海夏征農民族文化教育發展基金會”獲得上海市有關部門批准，正式成立。夏征農同志為此捐出自己的部分積蓄和稿費共60萬元人民幣。此舉得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俞正聲的高度讚揚。

據悉，該基金會將會同社會力量，開展興教助學，資助貧困學生，獎勵為民族文化教育事業作出貢獻的先進單位、個人和優秀學生，弘揚中華民族優秀文化，資助和促進民族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

夏征農的百年人生路，充滿荊棘。早年為革命出生入死，新中國成立后擔任官員時鐵骨錚錚，晚年則以高齡擔任《辭海》等大型辭書的主編。無論是戎馬生涯還是在文化戰線工作，他的經歷都堪稱傳奇。“半是戰士半書生，一行政治一行詩”，這是晚年夏征農對自己人生的概括。官方評價他為“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他是1927年“八一南昌起義”的參與者，是1941年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倖存者。1929年，他在復旦大學從事地下工作，在參加一個集會時被捕，被關進國民黨監獄近兩年。“八一南昌起義”后，他來到上海，本來組織上考慮他去蘇聯留學。他卻不願意，說道：“幹革命就要在中國干，到外國去幹什麼？”這樣，他才進入復旦大學，邊讀書邊從事地下工作。

1959年，身為山東省委副書記的夏征農，卻因反右派不力、同情右派、對文藝工作領導不力等原因被免去職務，降為一家人民公社的公社書記。

1962年，重新被啟用后的夏征農，擔任中共華東局宣傳部部長。1965年，江青在上海抓“樣板戲”，他卻在華東地區京劇匯演閉幕式上發言：“如果有樣板戲，那也應該分層次，有不同要求。省市應該有省市的‘樣板戲’，地區有地區的‘樣板戲’。應該發動戲劇界大家來搞。如果只有一種樣板，只有幾個‘樣板戲’，這能佔領社會主義戲劇舞台嗎？”江青聽到后，大為不高興。

此後，姚文元的《評海瑞罷官》公開發表。華東局要宣傳部三天彙報一次對此文的反映。夏征農很反感，覺得把這齣戲說成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太過分了。而且，既然是以姚文元個人名義發表的，怎麼可以代表黨中央呢？於是，他把“球”踢了出去，說道：“這事宣傳部管不了，應該由辦公廳來管。”翌年2月，他在審看《華東通訊》一篇文章時，把引用的《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上的一段話刪去了。這下又觸犯了江青。1966年5月，在一次會議上，江青發言大批夏征農如何反對京劇革命，如何反對毛澤東思想等等。1966年6月，夏征農被免去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的職務，成為“文革”開始后，上海第一個被罷免的高級幹部。

2002年11月，夏征農以99歲高齡，出席黨的十六大代表大會。他吟詩一首獻給十六大：“六入京都為黨謀，敢因衰老不分憂。歡呼祖國愈強盛，高唱和平是主流。反對霸權成眾志，清除腐敗解民愁。相期後浪超前浪，高舉紅旗萬萬秋。”“六入”，指的是他曾經6次出席黨的代表大會。他說：“我1926年10月在南京加入共產黨。當時我莊嚴宣誓：永遠跟黨，永不叛變，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我一輩子記住我的入黨誓言，什麼時候都不會忘記。”

夏征農生前一直說：“魯迅先生是我一生敬仰的人，他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

1927年夏征農在復旦時，讀了許多魯迅的作品。這一年，應陳望道先生之邀，魯迅到復旦大學演講，夏征農近距離地見到先生，仰慕之心油然而生。後來他常常寫信給先生，請先生為他的作品提意見等等。對這位素昧平生的文學青年，先生每次都有答覆。為之，夏征農心中很感動。

上世紀30年代，活躍的上海文壇，有著夏征農的身影。那時，他是左聯成員。他的主要小說《禾場上》、《十一個長夫》、《春天的故事》等，都發表在這一時期的上海文學刊物上。他還參與籌辦和編輯了《春光》、《讀書生活》、《新認識》等雜誌。當時影響很大的柳湜的《街頭講話》、艾思奇的《大眾哲學》，以及夏征農主編的《文學問答集》，都是他們在主持《申報》“讀書問答欄”時的產物。

1934年，夏征農擔任陳望道先生主持的《太白》半月刊編輯。這一時期，他與魯迅先生的通信多了起來。1935年8月21日傍晚，陳望道先生請魯迅先生吃飯，夏征農有幸作陪。這是夏征農第一次與魯迅先生會面。但是，他沒有想到，這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面見魯迅先生。魯迅先生逝世后，夏征農約請幾位相知的朋友，編輯出版了《魯迅研究》一書。這是魯迅逝世后，出版的第一部關於魯迅思想的研究文集，在當時影響很大。

夏征農有一套1938年版的《魯迅全集》。無論什麼時候，身處什麼地方，這部《魯迅全集》總是陪伴在他身邊。有人想借來看看，他很“小氣”：不借。直到2005年，他才把這套書捐給了上海魯迅紀念館。他說：“這是最好的歸宿，也是對魯迅最好的紀念。”

夏征農與《辭海》有著不解之緣。“文革”結束后，夏征農先後擔任復旦大學黨委第一書記、中共上海市委書記、中顧委委員等職務，並被原全國政協副主席錢偉長院士聘為上海大學首席顧問。在此後三十年裡，他任職最久的職務是權威辭書《辭海》的主編。

《辭海》是中國最具權威的大型綜合性辭典。1978年，74歲的夏征農繼舒新城、陳望道之後，出任《辭海》第三任主編。在他主持下，1979年版、1989年版和1999年版《辭海》相繼出版，發行量逾600萬部，還出版了1100多萬卷分冊。2002年，編纂《大辭海》的工作開始啟動，他又以98歲高齡出任主編，成為世界上最年長的大型辭書主編。

求新，是身為主編的夏老在《辭海》編纂過程中一貫強調的要求；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解放思想，實事求是，成為解決《辭海》編纂中各種問題的鑰匙。比如在編纂《辭海》1979年版時，許多疑難雜症一個個地擺在編輯部面前。“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文化大革命”等條目怎麼寫？國民黨以及台灣問題怎麼寫？陳獨秀、瞿秋白、劉少奇、林彪、康生、謝富治等怎麼寫？夏征農說：“《辭海》採取什麼方針，要實事求是，尊重客觀事實，尊重實際效果。”“要我們負責，我們就要敢於負責；如果要我定，我也敢定。”2005年11月26日召開的“2009年版辭海編纂動員大會”上，已102歲高齡的夏征農發言說：“《辭海》是一部綜合性的工具書，在編纂過程中有個吐舊納新的問題。什麼辭彙已經過時了，不適用了，大家不會去用，就可以去掉；有些新出現的辭彙要收進去。吐舊納新，這是很重要的一條。”“求新”，使《辭海》得以常出常新，成為大家案頭最權威的大型工具書。

2002年，編纂《大辭海》的工作開始啟動，98歲高齡的夏征農在大家的要求下出任主編。有人以為他也就是掛個虛名而已，其實不然。《大辭海》篇幅是《辭海》的2.5倍，一些重大問題還是由他拍板、出面；只要《大辭海》開工作會議，他都參加。2003年，《大辭海》的分卷本開始出版，如今出版了哲學、醫藥科學、法學、語言學等卷。2004年1月，在自己100周歲生日時，夏征農賦詩一首：“人生百歲亦尋常，樂事無如晚節香，有限余年乃足惜，完成最後一篇章。”“最後一篇章”，指的就是《大辭海》。2009年版《辭海》增補收入“夏征農”條目。這應該是對夏老最好的紀念方式之一。

徠夏老生前五世同堂，全家生活得其樂融融。夏征農曾經向前來為自己百歲賀壽的人自豪說：“我的子孫中有一些有所作為，全憑他們的努力，我絕不會利用我的影響和地位去幫助他們的。”他的13個子女中，大多數是工薪階層。對子女，他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你們要老老實實做人，出了事，我是不會幫你們開脫的。”夏征農的女兒夏曉梅說，爸爸生前一直告誡孩子們，有飯吃就好，要知足。

但是，他卻花很大的精力關心文化教育事業發展，特別是農村的教育工作，捨得“傾己所有”，願意動用所有的社會力量。夏征農子女多，經濟也不寬裕，卻將省吃儉用的2萬元錢，捐給家鄉的教育部門。他發起成立“上海夏征農民族文化教育發展基金會”，為此捐出了自己的部分積蓄和稿費共60萬元人民幣。

2008年5月17日，四川汶川地震的第六天，尚在籌備中的上海夏征農民族文化教育發展基金會、上音和上海慈善基金會等聯合舉辦了上海文化名人賑災義演義捐晚會。病榻上的夏征農心繫災區，特地委託兒女來到晚會現場，向災區學童捐獻價值10萬元的學生服。他還專門寫了一封信，信中說：“雖然我如今年事已高，身卧病床，但此時此刻我和大家的心情一樣，心繫災區人民，時刻關注著災區人民生命安危和災區抗震救災的進展。”夏曉梅讀這封信的時候手一直在顫抖，而台下的觀眾和演員們也被深深地打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