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S·謝偉思

1909年8月出生於成都，在成都和重慶度過了童年，說得一口流利的中國話。11歲時隨父母遷往上海，就讀於那裡的美國學校。全家返回美國后，謝偉思在國內接受中學和大學教育，畢業於俄亥俄州的奧伯林學院。

1933年通過美國國務院的資格考試。

1936年被正式任命為外交官。

1938年被調往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任副領事。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謝偉思又被調往重慶，任大使館三等秘書。

美國援華抗戰期間，解放區軍民積極救助美軍飛行員。為了將來更大規模對日作戰的需要，謝偉思等人提議與控制著廣大敵後地區的中國共產黨建立一條聯繫渠道，以保證被救助的美軍飛行員能夠迅速回到後方。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人也認識到美國在戰後太平洋地區的重要地位，希望美國在延安設立領事館，以便在戰時和戰後與美國方面進行合作。但是，由於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阻撓，這一計劃遲遲得不到實現。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蔣介石對抗戰再次轉向消極。約瑟夫·史迪威出於儘早擊敗日本、結束戰爭、減少美軍傷亡的目的，對蔣的表現甚為不滿。中共武裝對日軍的有效抵抗使史迪威有意充分利用這支力量，便提出派人去延安實地考察，但卻遭到蔣介石的反對。

1944年夏，美國副總統亨利·阿加德·華萊士訪華，在為華萊士訪華準備的備忘錄中，謝偉思提出，美國應給予中國共產黨的軍隊以援助與合作，同時改革蔣介石國民黨政府。他“建議美國政府實行一項把有條件的支持和政治壓力結合起來的政策，以擴大中國政府的基礎”。在華萊士和高斯、史迪威的努力下，蔣介石被迫同意美方派人去延安考察。

1944年7月美軍派遣以駐華使館武官包瑞德、二等秘書戴維新、三等秘書謝偉思等組成的“美國軍事觀察小組”進駐延安。謝偉思被委任為“美國軍事觀察小組”的“政治顧問”。

迪克西使團

1944年7月22日觀察組的專機飛抵延安。謝偉思在延安一住就是近三個月。在延安期間，他多次會見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葉劍英、董必武、楊尚昆等中共領導人。其中，與毛澤東的談話多達50餘次。毛澤東多次對別人講，謝偉思等人是他的朋友。他還見到了從各抗日根據地去延安開會和彙報工作的中共將領，如陳毅、林彪、聶榮臻等。毛澤東在和他的多次談話中表達了中共對美國的善意和期望，並希冀美國作出積極回應。毛澤東的談話由謝偉思及時、詳盡地報告給美國政府，然而卻在美國國務院的檔案室里被束之高閣，塵封了24年。

建議與中共合作

謝偉思不是共產黨人，甚至不是共產黨的同情者，他只是一名美國職

業外交官。但他對苦難中的中國人民有真摯的同情。他心中充滿美國人民所具有的傳統良知。1944年赫爾利接替高思任美駐華大使時，美國對國共兩黨的政策已從“援蔣但不反共”轉向表面“中立”，實際上單方面支持蔣介石。謝在此後的報告中向美國政府提出以下建議：

在援助國民黨政府抗戰的同時，也給中共以支持。這樣做不僅有利於儘快打敗日本，也有利於和中共建立建設性的關係。鑒於蔣介石在戰後必然會發動內戰，而內戰的結果一定是中共獲勝，這樣做更有其必要性，這叫做“未雨綢繆”。中共並非蘇聯的“附庸”和“代理人”，完全是中國現實所造就的一股土生土長的革命勢力。如美國處置不當，中共完全有可能真的倒向蘇聯。謝在1945年2月28日為大使館起草的有關中國局勢給國內的一份電報（當時，赫爾利回國述職。使館幾乎全體外交官在臨時代辦小艾奇遜的主持下，聯名向國務院發回了這份被赫爾利稱為“反叛”行為的著名電報）中是如此闡述這樣做將會起到的作用：“毫無疑問，這樣的政策將會受到大多數中國人的歡迎（當然，國民黨統治階層除外），並提高美國的威望。孫科本人就曾對一位負責的美國人說：‘如果美國徑直通知蔣而非先徵求他的意見，說美國決定援助中共和抗日游擊力量，則將會迫使蔣和中共達成妥協。’大多數中國人認為，要解決中國內部問題，主要在於國民黨自身進行改革而非相互作出讓步。他們還不無道理地宣稱：美國的‘不干涉’根本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實際上是在支持中國當前保守的領導人。如果我們採取這種基於接受中國現實的政策，則我們可以指望得到中國各派力量在對日作戰中的合作、使中共傾向我們而不至於投向俄國人的懷抱。這樣做還能夠使國民黨明白，他們當前明顯在制定的內戰計劃是不可取的，從而導致產生有利於統一的某種和平局面。也許這種統一眼下不會完整，但卻會給未來實現充分的民主製造和平氣氛。”

1945年2月中旬，在謝偉思為即將回國的阿爾伯特·魏德邁將軍所寫的備忘錄中，他首次建議美國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奉行類似盟國對南斯拉夫的鐵托游擊隊所奉行的政策。即像丘吉爾一樣，根據一切黨派在和德國人作戰中的努力的情況，而不是以他們的意識形態來判斷是否提供援助。

無效的努力

1945年年初，中共“七大”召開在即。謝偉思再度“請纓”赴延安就地觀察這件大事。在延安，他又數度見到毛澤東。毛澤東再次明確地表示願意和美國友好和合作。謝將這些情況及時地一一報告重慶和華盛頓。4月4日離開延安。4月12日抵達華盛頓。這一天恰逢羅斯福逝世，氣氛急轉直下，對謝的歸來無人問津。

《美亞》案件

此時，他偶爾邂逅了一位名叫菲利浦·賈飛的報人。賈飛是《美亞》雜誌主編。謝將自己撰寫的有關中國問題的一些報告借給賈飛閱讀。誰知，這導致了一場飛來橫禍。“聯邦調查局”一直懷疑賈飛為蘇聯間諜，將其置於長期監控之下。6月6日，謝受此案牽連與包括賈飛在內的另外5人同時被捕。謝在此案中是完全無辜的，因為外交官和報人之間的這種交往和交換信息在美國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卻成了當時轟動全國的頭條新聞。6月7日《舊金山新聞報》的頭條大標題是《共產黨獲得了美國機密》。第二天，報紙進一步點名集中攻擊謝偉思。

隨著謝的被捕和受審，美國的對華政策日復一日地將自己和蔣介石集團緊緊捆綁在一起而再也無法回頭。

賈夫案結束后，謝偉思先是被派往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手下工作，後來又被派往紐西蘭。但國會右翼勢力一直對他對亞洲問題的態度耿耿於懷，根據聯邦調查局提供的“材料”，國務院又對他進行了4次調查，但一直沒有查出任何不當行為。

誰丟了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美國政府急需尋找“丟失了中國”的替罪羔羊，國務院里的“中國通”們結束外交生涯的時機也就來了。謝偉思被從紐西蘭調回，國務院內部對他爭議很大，參議院的右翼分子強烈反對對他委以重任，對謝偉思的任命先後變動了三次，他的名片也不得不改印了三次。然而即使是最後一次，他的名片也沒機會派上用場。在他和家人乘船去新德里大使館任參贊的路上，剛剛到達日本橫濱，就接到了要他即刻乘飛機返回華盛頓的命令。約瑟夫·麥卡錫得知此消息后得意地嚷道：“他們召回了謝偉思。我終於抓到他了。”

根據“忠誠審查委員會”的要求，謝偉思不得不接受“忠誠安全委員會”的裁決。在那種黑雲壓城的氣氛下，幾乎沒有誰敢為他的清白作證。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因為說了一句公道話，失去了訪問日本的機會。1950年10月19日，“忠誠安全委員會”做出了沒有發現任何問題的裁決，國務院遂通知已在新德里等候謝偉思赴任達一年之久的家人回國。但到了1951年秋，謝偉思又被召到了“忠誠審查委員會”，“美亞事件”亦舊事重提，審查結果終於推翻了原先的判決，謝偉思的忠誠“值得懷疑”，國務卿艾奇遜馬上決定：開除謝偉思。富有傳奇色彩的優秀外交官，就這樣被葬送了前程。此後，謝偉思遷居紐約，靠著40歲後學到的手藝，得以養家糊口。

勝訴與無奈

他們在紐約一住就是五年半。在此期間，他一刻也沒有放棄為自己討回公道的努力。1956年，情況開始有了轉機。美國最高法院同意重審他的案子。1957年6月17日在“謝偉思訴杜勒斯（國務卿）案”中，九名大法官除一名棄權外都裁定謝偉思勝訴。裁定書說，原國務卿艾奇遜作出的有關開除謝偉思的決定有悖於國務院自身的規定，從而無效。7月3日一家聯邦地區法院按照最高法院的裁定，命令國務院恢復謝偉思的外交官身份。然而，此後的道路仍遠非坦途。他開始在國務院打雜，后被派往德國波恩，又受到國防部的異議，最後被派到英國利物浦當總領事。三年任滿后決定提前退休，舉家遷往加州伯克利。年過50的謝偉思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了碩士學位后，又攻讀博士學位（他沒有完成博士學位）.

餘熱

即使在退休之後，謝偉思仍然關心著中美友好事業。他曾擔任美中人民友好協會舊金山分會名譽會長，積極參加中美人民之間的友好交流活動。謝偉思自1945年離開中國之後，直到1971年秋，才在闊別中國將近30年後重新踏上中國這塊被他視為第二故鄉的土地。之後，他重訪中國4次。他1971年來訪時，正值尼克松總統訪華前夕。由於謝偉思在中美交往中曾扮演過的特殊角色，他的這次訪問受到了中美兩國政府的高度重視。周恩來總理親切會見了謝偉思夫婦，回答了他們提出的許多國際和雙邊問題。美國時任國務卿基辛格在謝偉思訪華前後兩次單獨約見，了解他對中美關係發展的看法以及訪華的感受。謝偉思夫婦在這次長達兩個月的訪問中，走訪了中國沿海和內陸的許多城市，參觀了工廠、農村、學校等。作為一個對舊中國有所了解的美國人，謝偉思對新中國建立后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產生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1971年訪華回國之後，謝偉思著文、演講，向美國人民介紹中國情況，支持尼克松訪華和實現中美關係正常化。

1974年9月他在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作證時，批評美國政府缺乏履行上海公報的誠意，敦促政府將美駐北京聯絡處和駐台北“大使館”顛倒過來。

1975年謝偉思再次訪華3個月，走遍了大半個中國，加深了對中國的了解。回國之後，他積極呼籲美國政府不要再干涉中國內政，要改善中美關係。尤其在台灣問題上，他指出美國政府應該面對現實，放棄搞“兩個中國”和“一中一台”的幻想，真正履行其在《上海公報》中承擔的諾言，從台灣完全撤軍並與中國正式建交。

1999年2月3日在家中安然辭世，享年90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