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務人民委員部

內務人民委員部作為秘密警察機構的歷史可以上溯到1917年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成立的“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分子特別委員會”，俄語簡稱為“契卡”（Cheka），當時負責人為捷爾任斯基。十月革命后，布爾什維克建立了蘇俄政權，出於當時國內形勢下對安全保衛工作的需要，根據捷爾任斯基的建議，彼得格勒軍事革命委員會於1917年12月4日通過了《關於建立肅反委員會的決議》，賦予其極大權力，以逮捕一切反革命分子。1922年2月6日，經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契卡改組為“國家政治保衛局（GBW）”，次年稱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OGPU）”，即“格別烏”。1934年，由蘇俄內務部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統一所有安保警衛工作，OGPU也更名為“國家安全總局（GUGB）”併入內務人民委員之中，至此NKVD統攬國內安全、警務和獄政工作。在契卡改組為內務人民委員部后，它的權力依然很大。它與FBI和CIA不同的是，它凌駕於蘇聯黨、政、軍之上，有權逮捕任何階級敵人。它不僅與外國間諜作鬥爭，而且對國內民眾採取恐怖政策——它們滲透在蘇聯社會的各個階層，隨時發現並逮捕企圖顛覆蘇維埃政權的反革命分子。在20世紀30年代蘇聯的大清洗運動中它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斯大林剷除黨內異己一把利劍。

1917年12月20日，蘇聯政府的第一個安全機構，肅反委員會（全俄肅清反革命及怠工委員會）誕生。該組織更常被稱為“契卡”（Cheka）。

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被組建以執掌民兵（警察）、犯罪審訊部、消防隊、內務部隊和監獄警衛。

由於內戰的結束導致了一段時期的穩定，1922年2月8日契卡轉型為國家政治保衛總局（GPU），該組織附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

伴隨1923年蘇聯的誕生國家警察委員會變為了聯盟政治保衛總局（OGPU）並變成了蘇聯人民委員會的一個獨立分部（也就是說從內務人民委員部中除去）。

1934年聯盟政治保衛總局變為從屬於新的全聯盟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國家安全總局（GUGB）。這標誌著蘇聯國安部門權力最大、最無法無邊的時代的到來。一切有關內務和國家安全的主要部門都隸屬於一個組織，這個組織的領袖首先是G·G·雅戈達，1936年9月27日起是N·I·葉若夫，最終，從1938年11月25日起是拉甫連季·P·貝利亞。

1934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組織結構如下：

-國家安全總局（GUGB）

-邊防軍和內務部隊總局（GUPVO）

-強制勞動營總局（GULAG）

-民兵總局（GUM）

-其他負責消防、人防、高速路建設、檔案等等的單位。

1939年2月2日邊防軍和內務部隊總局被分為6個總局：

-邊防軍總局（GUPV）

-交通兵總局（GUKV）

-工業、國家設施保衛部隊總局（GUVOVPGO）

-內務人民委員部鐵道兵總局（GUZhV）

-內務人民委員部工程兵總局（GUInzhV）

-內務人民委員部監察總局（GUIntV）

-軍事行動部隊總局（GUIV）（1940年起）

1941年2月3日，蘇共第149號決議將國家安全總局分離出內務人民委員部並成立受蘇聯人民委員會直接管轄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NKGB）。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由貝利亞的前副手V·N·梅爾庫洛夫領導，此人一直是前者的重視的走狗。新的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負責——

-對外間諜活動，

-蘇聯境內反間諜活動，

-在蘇聯境內搜索並清算反蘇政黨和反革命組織活動，

-包圍黨和國家領導人。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在各個層次都進行組織（從全蘇到州、邊疆區、分區）。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被分為：

-情報局（UR）

-反情報局（UK）

-秘密政工局（USP）

-克里姆林宮指揮局（UKMK）

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的獨立時間很短。1941年6月德國入侵之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作為國家安全總局重新隸屬於內務人民委員部，以便在混亂中更加牢固地穩固國家安全形勢。

1943年4月，在軍事形勢變得對蘇聯有利之後，國家安全總局又一次被分離出內務人民委員部並成為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這次改革一直保持到1946年國家安全部（MGB）成立為止。

1946年3月蘇聯政府將所有的人民委員部（NK）全都重定名為部（M）。因此內務人民委員部變成了內務部（MVD），而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變成了國家安全部（MGB）。梅爾庫洛夫國家安全部頭目的職位被V·S·阿巴庫莫夫接替，而S·N·克魯格洛夫則接替貝利亞成為內務部的領導，而貝利亞則成為蘇共政治局的正式委員、中央主席團代表並全面掌控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去世次日，貝利亞成功地將內務部和國家安全部合二為一，成為內務部。

1954年3月13日，在貝利亞的倒台、“秘密審訊”和處決之後，可怕的統一的內務部再次被分離。改革后的內務部仍擁有其傳統的警察和內務安全權力，而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則接管了內務部的國家安全工作。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隸屬於蘇聯部長會議。

大清洗的背景是斯大林和前蘇聯政治局希望消滅任何反對黨和政府的源泉。他們希望保證黨員會按照“民主集中制”無疑地執行以斯大林為中心的中央的命令，不希望蘇聯共產黨（時稱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簡稱聯共（布））是一個像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那樣的多元的革命黨派。此外蘇共還想藉此消滅“危害社會的分子”、富農、過去的反對黨成員（比如社會革命黨的黨員）以及舊沙俄軍官。

1934年12月1日，列寧格勒州委書記謝爾蓋·基洛夫遇刺身亡。斯大林對此大做文章，從1936年到1938年在莫斯科進行了對部分原共產黨高級領導人的三次公審。

第一次公審是1936年8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季諾維耶夫恐怖中心”的16名被告人的審判，其中格里格利·季諾維耶夫和列夫·加米涅夫是重要的前黨領導。所有16人被判有罪並處死。

第二次公審是1937年1月，被告17人中包括卡爾·拉狄克等。13人被槍斃，其餘被關入勞改營，這些人很快死於營中。

第三次公審是1938年3月針對所謂的“托洛茨基和右派集團”，其中包括被列寧稱為“我們的布哈爾尼克”的《共產主義ABC》的作者、中央政治局委員尼古拉·布哈林、原總理阿列克謝·李可夫、克里斯蒂安·見賴可夫斯基和原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首領亨里希·雅戈達本人。所有重要被告人被處死。

此外於1937年6月還在一個軍事法庭上對一批蘇聯紅軍將軍進行了一次秘密審判，被告人中包括米哈伊爾·圖哈切夫斯基。

據說紅軍內的清洗是由通過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傳遞的納粹假造的文件（據說是納粹間諜頭目萊因哈德·特里斯坦·尤根·海德里希偽造的）引起的。據說這些偽造的文件包括紅軍元帥圖哈切夫斯基與德國最高指揮部成員的通信。紅軍中五位元帥中的三位、15位將軍中的13位、九位海軍上將中的八位、57位軍長中的50位、186位師長中的154位、全部16位陸軍政治委員、28位軍政治委員中的25位在清洗中被處決。

最後幾乎所有在1917年俄羅斯大革命和在列寧政府中起過重要角色的蘇聯共產黨領導人都被消滅。在1917年十月革命時期中的六位政治局成員中只有斯大林本人倖存，另外五位中四人被處死，列夫·托洛茨基被開除黨籍后流亡墨西哥，於1940年被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間諜暗殺。從十月革命到1924年列寧逝世期間被選入政治局的七人中四人被處死，米哈伊爾·湯姆斯基自殺，兩人（莫洛托夫和加里寧）倖存。從1934年參加第17屆共產黨代表大會的1966名代表中1108人被捕，這些人幾乎全部死於獄中。

雖然富農“作為階級已經被消滅”，但是1937年7月30日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布了第00447號針對“原富農”、“富農幫凶”和其它反蘇聯分子的命令。從1937年到1940年出於對戰爭時期所謂的“最可能的敵人”以及周圍的想要瓦解蘇聯國家的“敵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五縱隊”的恐懼，內務人民委員部發動了一系列針對個別少數民族人的大規模行動。最早的是針對波蘭人的行動。許多這些行動是按照一個數量來完成的，上級軍官按照一定的統計數據下令當地的秘密警察關押和處決一定數量的“反革命分子”。命運最為悲慘的當屬高加索人，集體化期間，熱愛騎馬的高加索人不願被剝奪養馬的權利，於是反抗者被當作富農遭清洗，大清洗期間，“問題民族”車臣人再次受到“特殊照顧”。

同時，斯大林在20世紀三十年代初完成了對東正教的系統摧毀，大清洗中，有16.5萬名神父因傳教被捕，其中10.6萬人被槍決。

值得一提的是，繼亨里希·雅果達后，當時大清洗的主要直接執行人、內務人民委員部的首長葉若夫最後亦不能倖免於難，在1940年失勢，隨即遭處決。

而內務人民委員部中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奧爾洛夫的蘇聯將軍流亡美國，於1953年發表《斯大林肅反秘史》（The Secret History of Stalin's Crimes）一書，對大清洗內幕進行披露，震驚了西方世界，致使蘇聯的國際形象受損。

1918年的沙俄政府和蘇俄政府的交接時期，“勞工懲罰”性質的營區類設施在西伯利亞以及遠東地區被重新建立起來，其中主要的兩種類型是“特殊目的營區”以及“強制勞改營區”，用以囚禁不同種類的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人，其中包括普通的罪犯，俄國內戰的戰俘，導致國內公司破產的官吏，暗殺和實施破壞性行為的人，以及各種各樣的政治犯，貴族和地主。然而這些集中營的規模遠小於斯大林時期的集中營體的規模。1928年只有將近30，000人被監禁在這些集中營中，並被當局強制進行無償勞動。

在1930年代的中後期，由斯大林主導前蘇聯大清洗運動促使古拉格的規模開始戲劇性地膨脹。根據前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頒布的第58號命令，人們開始被前蘇聯俄羅斯秘密警察監視，審查並以“反革命”的罪名被關押，又由人民內務委員會草草審判並被流放或被處決。在1937～1938年一年的時間裡，前蘇聯人民內務委員會又出台第00447號命令，導致一萬多名古拉格囚犯未經正式審判便被處決。大部分古拉格囚犯在大部分時間內都面臨著食物供給不足，禦寒衣物匱乏，擁擠和缺乏醫療保障的困難。1934年至1940年六年間古拉格集中營內的非正常死亡人數是同期前蘇聯死亡人數的4至6倍，根據解密的檔案，1930年至1953年古拉格內死亡人數的報數估計為176萬人。其中二分之一死於1941年至1943年。

古拉格成為了形容前蘇聯“專制壓迫性政府系統”的代名詞，主觀意義它上包括了前蘇聯各秘密警察機構對基層民眾毫不留情的隔離，審查，逮捕，流放，強制勞動，並最終導致了大量前蘇聯公民的非正常死亡的流水線性程序。

二戰時期，1939年9月1日德國法西斯首度攻入波蘭，在半個月後的9月17日，也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密約簽訂后的三星期，蘇聯紅軍也進入到波蘭境內，並俘虜和關押了25萬到454，700名波蘭士兵。

最早於1939年9月19日，內務人民委員部接獲其負責人拉夫連季·貝利亞的指示，成立戰俘理事一職，以管理波蘭戰俘。

蘇聯政府認為波蘭戰俘是一個大包袱（一方面，蘇聯在緊張的備戰中為其要消耗寶貴的人力和物力；另一方面，波蘭戰俘可能隨時反抗蘇軍的監禁），遂決定先處理掉波蘭戰俘中的軍官。除掉了軍官，其餘的士兵就會處於群龍無首的境地。蘇聯有關方面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從肉體上將他們消滅掉。1940年3月5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貝利亞專門就對2萬餘名以波蘭軍官為主的戰俘和犯人實施槍決一事寫出報告上交斯大林和聯共（布）中央審批，隨即獲得批准。

1940年4月初，處決波蘭戰俘的行動正式開始。數百名被俘的波蘭軍官被從各戰俘營帶上汽車，秘密運往行刑地卡廷森林。行刑人員站在波蘭戰俘身後，用手槍對著他們的後腦開槍。掩埋之後，蘇方人員在上面鋪上了厚厚一層土。不久，第二批戰俘又被運到該地被同樣處理。直至當年5月中旬，蘇聯方面在卡廷森林共處決波蘭戰俘4421人。他們被分別埋入8個大坑，上面鋪滿松樹和白樺樹。

據不完全統計，被屠殺的人包括一名海軍上將，2名陸軍上將，24名陸軍上校，79名陸軍中校，258名陸軍少校，654名陸軍上尉，17名海軍上尉，3，420名士官，7名隨軍牧師，1名親王，43名官員，85名士兵，131名難民。此外，遇害者中還包括20名大學教授【包括斯特凡·喀茨馬茨（英語：Stefan Kaczmarz）】，300名醫生，幾百名律師、工程師、教師、100多名作家和記者以及200名飛行員。

除了卡廷森林，對波蘭軍人的處決掩埋地還有加里寧、查格羅夫兩地。在1940年4月3日到5月19日，大約有22，000名在囚人士被處決。從1956年一份由當時的克格勃領導人亞歷山大·謝列平給予赫魯曉夫的備忘錄中，證實有21，857人在不同刑場中被殺，計有卡廷4，421人、斯塔洛柏斯克營3，820人、奧斯塔什戈夫營6，311人以及其他拘留所的7，305人。

在蘇德戰爭時期，內務人民委員部與國家安全人民委員部再次合併為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的主要任務為戰線後方的安全保衛工作，但不負責任何軍事執法行動。根據斯大林簽署的國防人民委員部第270號和第227號令，成立了專門的督戰隊，對於臨陣脫逃的政委可以就地槍決，普通的基層官兵則會被派往懲戒營被迫執行危險任務。根據227號命令，督戰隊不僅無權射殺任何逃兵（對膽小的士兵進行阻攔，並喝令其返回部隊），而且完全由各部隊內部抽調部隊組成。阻攔部隊的命令到了1942年10月就悄悄地停止了，因為在執行中反而對士氣造成了壞影響，而且指揮官們也對此三心二意。不過在內務人民委員部和施密爾舒部隊中仍有實行。1944年正式命令停止建立阻攔部隊。

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斯大林格勒行動報告稱：從1942年8月1日至1942年10月15日，督戰隊一共攔截了140775名從前線撤退的士兵，其中：3890人被捕，其中1189人被執行槍決，2961人被送往蘇聯紅軍懲戒營；其餘131094人全部被遣返回原部隊或中轉營地。

1946年，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再次分割為由貝利亞任部長的蘇聯內務部（MVD）和先後由阿巴庫莫夫、伊格納季耶夫任部長的蘇聯國家安全部（MGB）。隨著1953年赫魯曉夫上台國家安全部不復存在。次年“國家安全委員會（KGB）”，即“克格勃”成立，接過了國家安全情報工作的職責。國際警察術語中，內務部這個詞一般是被用來指一些國家負責國內執法行動的部門，因為這些國家的“公安部”就叫做“內務部”（theInterior Ministry）。在內務部系統內，再往下的建制里還有內務總局，內務局等機構。這類內務機關還往往管轄著大量的准軍事部隊，一般叫做內務部內衛部隊（Interior Troops），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實際上就是參照前蘇聯內務部內衛部隊的模式建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