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政治保衛總局

1923年，俄羅斯等各蘇維埃共和國聯合組成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隨著全俄國家機構的變動，國家政治保衛局從內務人民委員部分離出來，成立了與內務人民委員部平等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這樣一來，蘇俄政治秘密警察組織又一次擺脫了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直接管轄，在未擴大其法律規定職權範圍的情況下，提高了在國家政府機構中的地位。

在1923年通過的蘇聯新憲法中，用專門的章節規定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義務和行使權力的基本範圍原則。蘇聯新憲法的第61條規定的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責任是：“與蘇維埃聯盟的其他執法機關共同協調工作，維護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團結，同在政治、經濟領域中與蘇維埃聯盟為敵的反革命分子、匪幫以及間諜活動進行不懈的鬥爭。”

改組之後，費利克斯·埃德蒙多維奇·捷爾任斯基擔任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首任局長。這位紅色秘密警察的創始人一直不折不扣地執行著蘇聯共產黨（布）中央的一切指示，使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成為保證黨中央各項政策得以貫徹至每一級基層組織的有效系統，直到1926年7月20日他因病逝世。

1926年7月捷爾任斯基去世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領導職務由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因斯基繼任。

20世紀20年代末期，隨著國際鬥爭形勢的複雜變幻和蘇聯國內政局的發展，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權力範圍和在國家政權機關中的地位又漸漸上升了。這時，在蘇聯的廣大農村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合作化、集體化運動，來自民間的不滿情緒不斷地聚積、擴大，以至對這場規模宏大的運動形成了空前的阻力。

1929年12月27日，聯盟最高蘇維埃頒布了一項嚴厲的法令，要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也投入到保衛在大多數鄉村進行著的合作化和集體化運動的工作中去。1930年4月7日的另一項法令，把蘇聯的邊防部隊和在各地設立的眾多勞改營也都歸屬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管轄範圍之內。同時，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以不同面目參與了對蘇聯新聞、出版、電影等各種媒體的監督和審查。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最為成功的行動是“辛迪加行動”和“托拉斯行動”，兩次行動將大量反對蘇聯的人士騙回蘇聯，辛迪加行動的主要目標是薩溫科夫，1923年7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特工費奧多羅夫假裝成一名反布爾什維克的地下活動分子到巴黎拜訪薩溫科夫，力勸他派其副手謝爾蓋伊·帕甫洛夫斯基上校和他一起回俄羅斯去與一個實際上並不存在的地下組織進行秘密會談。

一到莫斯科，帕甫洛夫斯基就被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勸降，並作為誘餌引誘薩溫科夫親自回來進行進一步會談。8月15日，薩溫科夫和他的一些支持者越過俄羅斯邊界，徑直進入了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已為他設好的圈套中，在薩溫科夫被判刑后，對他的欺騙行為仍在繼續。薩溫科夫一直沒想到他的獄友斯佩蘭斯基是一名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的特工。斯佩蘭斯基成功地贏得了薩溫科夫的信任，並在長達八個月的時間裡暗中從他那兒打聽到了很多消息，斯佩蘭斯基本人也因此受到了提拔。在斯佩蘭斯基將他的情況作出最終彙報之後不久，薩溫科夫就死了。據流傳的資料顯示，薩溫科夫當時是在“與一群‘契卡’官員縱情痛飲”后從一幢高樓的窗戶摔下或者說跳下來的儘管當時格里戈利·瑟羅葉若金還曾英勇地企圖把他救回來。而實際上看起來卻更像是瑟羅葉若金把他推下去摔死的。托拉斯行動比辛迪加行動更為成功。

“托拉斯”是一個虛構的君主主義者地下組織——俄羅斯中部地區君主主義協會的掩護名稱。俄羅斯中部地區君主主義協會是阿圖佐夫在1921年首創的，並成了六年的誆騙行動的基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官員亞歷山大·亞庫舍夫冒充俄羅斯中部地區君主主義協會的秘密成員，利用蘇聯對外貿易代表的公開身份得以有機會出國訪問。到1923年他利用訪問巴黎的機會，贏得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維奇大公（已故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堂兄弟）和（白）俄羅斯軍人協會的亞歷山大·庫捷波夫將軍的信任。然而這次誆騙的主要受害者卻是前英國秘密情報局特工西德尼·賴利，1925年9月25日，西德尼·賴利被騙入蘇聯，他於1925年11月3日被槍決。

在30年代初發生在蘇聯共產黨內的不同政見鬥爭中，國家政治保衛總局成為斯大林肅清反對派勢力的重要力量之一。這場給蘇聯黨和國家帶來重大損失的清洗運動，使上自蘇聯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成員、下至成千上萬的普通黨員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嚴酷迫害。

國家政治保衛總局參與了以下重大案件的審判：“沙赫京案件”（1928年的“頓巴斯沙赫京礦區資產階級專家的破壞性組織案”）、“工業黨”的系列案件（1930年的“工業部門破壞活動案”）、“勞動農民黨”案件（1930年的“農業部門破壞活動案”）、“孟什維克的俄國社會民主工黨中央局案”（1931年的“資本主義在全國復辟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還參與了驅逐托洛茨基的行動。

1934年5月，維亞切斯拉夫·魯道福維奇·緬因斯基去世，1934年7月國家政治保衛總局被內務人民委員部吞併，成了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