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書評

美國的高級知識分子在讀書界居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書評主要是為他們服務的，因此書評家或文學批評家，在文藝界的地位也高過劇評家或影評家，因為後者的對象主要是一般的觀眾。

但書評與文學批評又有不同；前者僅是介紹新書，這本書可能沒有價值，但是流行，因此書評有新聞性，有時間性，後者則是對具有文學價值但可能乏人問津的作品作出分析與評論，沒有時間性。而且文學批評文章本身就是一篇文學作品。例如美國最有名的文學批評家、前幾年亡故的埃德門·威爾遜生前難得寫有時間性的書評在報刊上發表。

美國出版界既是一件大商業，書評的毀譽對一本新書的銷路和生意有極大影響，因此書評與書評雜誌不但在讀書界受到高級知識分子的重視，而且也受出版界和廣告商的重視。

《紐約書評》(New　YorkReview of Books)既非周刊，也非雙周刊或月刊，每年出二十二期，平時一月兩期，暑期一月一期。訂戶幾乎全部是高級知識分子，銷路雖不如《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但因讀者的質地高，影響反而更大，甚至帶有一些高級知識分子的高傲氣味。它創刊於1962年冬季紐約各報大罷工之後。那次罷工歷時達三個月，紐約各劇院、影院、餐館、百貨公司等因無處刊登廣告，營業猛減，生意清淡，特別受打擊的是出版界。

那些高級知識分子每天不看《紐約時報》，好似每天不喝咖啡不抽煙一樣，就會坐立不安，茶飯無心。但同時，一些最有地位的高級知識分子，對於當時最受重視的三家書評周刊(除《紐約時報書評周刊》外，還有《星期六文學評論》和後來停刊的《紐約先驅論壇報書評周刊》)原來已有不滿，認為太商業化。埃德門·威爾遜這時便說：“印刷工人一罷工，《時報書評周刊》就失蹤，這說明有沒有它，無足輕重。”

他們心目中理想的書評刊物是倫敦《泰晤士報文學附刊》，這時遂乘紐約各報大罷工之機，創刊了《紐約書評》，初意是填補報紙罷工所引起的空白，但十七年來，不僅已站穩了腳跟，而且有領袖群倫之勢。它的創刊主要人物是已故詩人羅伯特·洛威爾的前妻、文學批評家伊麗莎白·哈德威克。

雜誌首刊文章的作者包括：W.H. Auden、Elizabeth Hardwick、漢娜·阿倫特、Edmund Wilson、蘇珊·桑塔格、Robert Penn Warren、Lillian Hellman、Norman Mailer、Gore Vidal、索爾·貝婁、Robert Lowell、Truman Capote、William Styron和Mary McCarthy。雜誌得到了公眾熱情的回應，幾乎所有已印刷的都被售出，同時雜誌社還收到數千封來信要求繼續出版。

這刊物與《紐約時報書評周刊》有相當的不同。後者有商業性，因要拉出版商的廣告這個生意經關係，登載的書評無所不包，甚至有流行通俗小說、偵探小說、科幻小說之類的評介；每篇文章不長，每期可多載幾篇；寫書評的雖是高級知識分子，但不一定是頭流人物。而《紐約書評》則全部由美國東部文學圈人士包辦，有些瞧不起別人的高傲姿態。它所刊文章著重分析，不作一般簡介，有時文章長得要命，從一本書敷衍開去，書評竟成了討論某一個問題的專論。

它的第二個特點是有不少書評作家是所謂“新左派”，強調時代趨向，因此書評也偏重與當前時局有關的主題。例如在黑人人權運動蓬勃開展之時，該刊發表了不少對黑人激進派如黑豹黨表同情的書評。越戰激烈時，著名女小說家瑪麗·麥卡錫等就借書評(當時有不少有關越戰的書籍出版)為名，寫了長篇大論的批評美國政策的文章。這是六十年代美國社會中影響最大的兩個問題，當時激進派流行一時，英語中甚至有了專門的辭彙，叫做radical chic(激進派時髦)，有的百萬富翁不甘“落後”，與文藝界巨子聯合開派對，請黑豹黨人等激進派參加。凡此種種，《紐約書評》不是沒有影響的。

對於中國，該刊也相當關心。例如，在20世紀鄧小平1979年1月28日-2月5日訪美之後，該刊三月八日的一期首篇長文就是著名漢學家費正清所寫，一口氣評了九本有關中國的新書。

但是話得說回來，就出版界生意和讀書界影響來說，《紐約書評》究竟曲高和寡，稍遜於《紐約時報書評周刊》。

2006年6月16日，《紐約書評》二主編之一芭芭拉·愛潑斯坦（Barbara Epstein）死於肺癌，終年77歲。愛潑斯坦畢業於哈佛大學，曾負責編輯轟動全球的《安妮日記》。1963年加入《紐約書評》之後，她負責文學、文化方面的組稿與校訂，與這本刊物一同走過了43年。如今《紐約書評》已成在知識界聲譽卓著的書評期刊。2006年度美國國家圖書獎把“終身成就獎”授予《紐約書評》的兩位創始人和兩位聯合總編。

據報道，西方知識界最具影響力的文化刊物《紐約書評》，最近一期在頭版發專稿，悼念刊物創始人與雙主編之一芭芭拉·愛潑斯坦。愛潑斯坦患肺癌於2006年6月去世，臨終前兩周仍堅守工作崗位。鑒於《紐約書評》的崇高威望，歐美主要媒體都發表文章，讚揚愛潑斯坦的傑出貢獻。《紐約時報》說：“芭芭拉·愛潑斯坦是我們時代最有影響力的主編，她與她的同事希爾維斯先生形成一支卓然不群的團隊，希爾維斯彪悍威嚴，愛潑斯坦友善誠摯，他們分掌美國文化精英階層。”《波士頓環球報》說：“自《紐約書評》1963年創刊以來，愛波斯坦女士與希爾維斯先生主編刊物，他們聯合當代頂尖作家學者，組織全明星知識分子寫手，造就英語世界首席文學、思想刊物。”英國《衛報》說：“愛潑斯坦與希爾維斯制定了《紐約書評》的政治準則，傾向左派，近年來越來越關注美國外交政策與政府的道德規範。他們發表了關於越戰與伊戰最精彩的報道與最深入的分析文章，並且刊登長篇巨論，分析美國經濟政策和高教制度的弊端。”

《紐約書評》發表的專稿中，主要彙集了曾為刊物撰稿的當代美國知名作家、學者的文章，緬懷愛潑斯坦的編輯風格與為人風範。美國著名作家、曾經參與《紐約書評》創刊的伊莉薩白‧哈德維克寫道：“芭芭拉溫柔、秀麗、典雅、博學，在編輯部里，她與希爾維斯好像兩位火車司機，總在試圖避免火車在下個路口撞車。一種永遠的警覺！這個形容詞，那個句子，好像紅綠燈向白紙發出挑戰。文字，是一個充滿無數可能性的魔鬼。芭芭拉對語言風格具有特殊的敏感，這也使她飽嘗痛苦，在工作中為達到完美境界而永遠奮鬥。”

《紐約書評》既關注文學，也關心政治──而這可以說是紐約知識份子一直以來的傳統。尤其創刊的六零年代中期，適逢美國社會與文化開始猛烈燃燒起來：民權運動逐漸轉向“黑人權力運動”（the black-power movement） ，反越戰運動號角開始響起，新左翼學生運動也不斷前進。在整個六零年代，左翼學者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獨立媒體人I.F. Stone, 學運領袖Tom Hayden、左翼歷史學者霍布斯邦都是重要作者。而作為一份思想與文學媒體，他們也沒錯過那個時代的重要騷動：芝加哥八君子審判、五角大廈前的反戰遊行、哥倫比亞大學學生暴動等等。

席維斯在2012年的訪問中說：“對我們來說，權力及其濫用的經典政治問題永遠是我們關心的。”在另一處訪問則說：“我們認為你必須提供一種對美國的政治權力的本質的分析——誰擁有他以及誰受到影響。”

很快地，《紐約書評》成為美國文化和知識精英必讀的刊物。知名作家Tom Wolfe在1970年一篇極有影響力的文章“激進潮人”(Radical chic)中說，紐約書評就是這批“激進潮人”的“主要理論機構”。此後更有無數重要的思想家和作家在這裡發表文章。

席維斯不斷強調，他們編輯的宗旨是：“尋找我們尊敬的作者並且幫他們找出適合討論的書。我崇敬好的作家，有美麗心靈和特殊思想的作家，並總是希望他們能做出特別的事情。”或者，讓“這個時代最有趣和最優秀的心靈在這裡深度討論書籍和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