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交惡

中蘇矛盾萌芽於1930年代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和其他一些領導人認為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指示 不符合缺少工人階級的中國的國情，而決定發動農民進行革命。代表蘇聯路線的“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逐漸退出權力中心。

抗日戰爭結束后，蘇聯的斯大林希望中共和國民黨合作。

1945年蘇聯和國民黨主導的國民政府簽署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中國共產黨一直沒有接受蘇聯的指示。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一直奉行“一面倒”的外交政策，即對蘇聯陣營靠攏。

1950年中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蘇聯開始對中國提供大量技術援助，如援建武漢長江大橋等多項建築計劃，輸出各種技術與人才。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1954年赫魯曉夫訪問中國，並把軍港旅順歸還中國，當時毛澤東曾擔心美國進攻而要 求先不撤走蘇軍。

1956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赫魯曉夫批判了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提出“三和路線”。之後蘇聯和從前斯大林批判的鐵托的南斯拉夫建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判，尤其是對馬列主義中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衝突的修改，讓中共不悅。

1958年4月和7月，中共要求蘇聯提供承諾給予的核武器及核潛艇，蘇聯則提出要在中國領土上建設用于軍事的長波電台，和在中國領海和中方組建聯合艦隊作為交換。在建設長波電台問題上，毛澤東認為這牽涉主權問題，提出中方出一半資金，蘇聯出另一半資金和全部技術，但長波電台主權屬於中國，被蘇聯拒絕；而組建聯 合艦隊一事，毛澤東則認為蘇聯企圖軍事控制中國。中國當時海軍十分薄弱，即使組建聯合艦隊也無能力共享蘇聯的海岸線。毛澤東後來在回憶這件事時說：“事實上同蘇聯鬧翻是1958年，他們在軍事上控制中國，我們不幹。”

中國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中蘇決裂的原因在於到1958年底，“毛澤東不僅堅信中共已經找到了向共產主義直接過渡的正確途徑，而且感覺到，通過‘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國將比蘇聯更快地進入共產主義者的理想社會。”但蘇聯覺得如果贊成人民公社，就會欺騙國際工人運動，因此1959年7月《真理報》發表了赫魯曉夫檢討了蘇聯1920年代在農村建立公社的錯誤，此舉激怒了正在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的毛澤東。

1958年，中國人民解放軍炮擊金門，是為金門炮戰，之前沒有通報蘇聯。1959年6月，蘇聯以正在和美國等 國家談判達成禁止核子試驗的協定為由，停止對中國的核項目的援助。8月中印邊境糾紛，未經和中國溝通蘇聯塔斯社發表對中印衝突中立的聲明。9月底赫魯曉夫和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峰會，進行和解。

蘇聯此舉是為了消減核戰爭的威脅，並且由於中國的大躍進而認為中共不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共則由此認為蘇共在西方面前退縮。10月初赫魯曉夫訪問中國參加新中國成立十周年活動，其間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發生爭論。

1960年初，中蘇均表示要團結，但要對方改正做法。4月22日，中共發表了《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公開點名批評了南斯拉夫修正主義，實際矛頭則指向赫魯曉夫。

同年在莫斯科舉行的81國共產黨大會上，以及1961年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蘇共否定斯大林、主張“兩全路線”，還公開批判和中共關係密切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是教條的斯大林主義，號召推翻霍查。中共代表周恩來當場予以嚴厲批評與駁斥，並率代表團提前回國，以示抗議。中共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三七開的評價比較合適。”中國認為否定斯大林是醜化共產主義運動，給帝國主義者以可乘之機；蘇聯則認為要解除個人迷信給蘇聯帶來的沉重影響，讓蘇聯更好地發展。1961年底蘇聯和阿爾巴尼亞斷交。

1960年5月1日，蘇聯打下了一架美國的U2偵察機，美蘇關係惡化，中國藉機重申美帝國主義侵略本性不改的 說法。6月底蘇共在五十多個國家共產黨參加的布加勒斯特會議上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抨擊中國的大躍進，試圖在理論上壓服中共。7月16日，蘇聯政府正式照會中國外交部，限期召回全部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銷毀部分技術圖紙，從而撕毀了與中國合作的幾乎所有經濟合同。中國認為蘇聯“背信棄義、撤走專家、逼債”，並把大躍進造成的飢荒部分歸咎於此。

簡言之，蘇共認為現代核戰爭會導致世界大戰和人類的滅亡，和平共處是唯一選項，而擁有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共產主義國家可以在經濟競賽中徹底戰勝資本主義。中共則認為新的世界大戰不可避免，在戰爭中將滅亡的是帝國主義，而不是人類，社會主義將獲得勝利。世界革命和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是社會主義戰勝資本主義的關鍵。中共認為蘇共是修正主義、分裂主義，蘇共認為中共是教條主義、左傾機會主義。

1962年毛澤東對蘇聯在古巴導彈危機中的退縮批判，認為赫魯曉夫“從機會主義蛻變為投降主義”，蘇聯則認為中共的立場會導致核戰爭。在同年的中印戰爭中，蘇聯支持印度。

1963年3月30日，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來信中，特別提出了蘇共的“三和”、“兩全”和“三無”的國際共產主義 總路線。6月14日，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複信中提出了與蘇共根本對立的總路線。

1963年7月5日至20日，中共代表團和蘇共代表團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在會談期間，14日，蘇共中央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對中共的複信進行全面系統的攻擊。為此，毛澤東從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親自主持發表了九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兩黨之間的論戰達到頂峰。中共認為在蘇聯資本主義已經復辟，中國和蘇聯以及華沙條約國家的共產黨劃清界限。中共認為蘇聯已不再是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則是反帝反修的世界革命中心。

1964年10月赫魯曉夫下台之後，周恩來率團訪問蘇聯，回來報告蘇聯並沒有改變路線的趨勢，中共繼續批判蘇聯執行“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路線”。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後，中蘇沒有斷交，但兩國關係除了中國允許蘇聯經中國給越南戰爭中的 北越運輸物資之外徹底凍結。1967年紅衛兵衝擊蘇聯駐北京大使館。

1968年，蘇聯在新疆附近大量增兵。在1961年時，蘇聯在那裡有12個不滿員的師和兩百架飛機，在1968年增至25個師、1200架飛機、和200枚導彈。同時蘇聯和蒙古達成協議，蘇軍幫助蒙古的南方邊防，並在那裡駐軍。

1968年8月，蘇軍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中國把蘇聯稱作“社會帝國主義”。中國在越南戰爭期間將大量軍隊從南方轉移到東北、華北、西北地區。

1969年，雙方在烏蘇里江的珍寶島和新疆的鐵列克提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很多西方觀察家認為兩國開戰在所難免。

1969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領導人胡志明的葬禮後路過北京，和周恩來等秘密會晤。之後局勢得到緩解。

1971年，美國國務卿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秘密訪華，為次年尼克松訪華鋪平道路。蘇聯聞訊之後也和尼克松展開峰會，中美蘇形成三角關係。

1970年代初，雖然中國繼續批判蘇聯“社會帝國主義”，蘇聯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陳兵達到了1969年時的兩倍，但兩國關係逐漸緩和下來。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中蘇的衝突主要表現在國際上國家利益之間的衝突。

在美國和越南之間的戰爭停止之後，中南半島上的越南、寮國站在蘇聯一邊，而中國支持柬埔寨。1978年越南入侵柬埔寨，中國和越南之間爆發中越戰爭。蘇聯譴責中國，但沒有訴諸武力。

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和美國、巴基斯坦聯盟支持阿富汗的伊斯蘭抵抗運動。中國和一些西方國家抵制了在莫斯科舉辦的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

1982年，勃列日涅夫去世前不久，在塔什干發表演說“塔什干講話”，對中國語氣友好，被認為是中蘇解凍的早期訊號。在勃列日涅夫及其兩位繼任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的葬禮上，中國都派出官方代表團與蘇方接觸。當時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共認為中蘇關係正常化要蘇聯解決“三大障礙”：從中蘇、中蒙邊境撤軍；從阿富汗撤軍；勸說越南從柬埔寨撤軍。

1985年10月9日，鄧小平會見來訪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要他向新近掌權的戈爾巴喬夫傳話，次年 鄧小平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採訪時再次表明態度。隨著蘇軍在中蘇、中蒙邊境的駐紮大幅減少，蘇聯和中國的關係大為改善。

1989年，戈爾巴喬夫訪華。

1991年，蘇聯解體之後，中國的注意力集中在美國是否支持“台灣獨立”運動，而俄羅斯則重點關注北約東擴。由於此國際地緣政治氣候的變化，兩國關係日益親密。

1993年，雙方基本解決邊境問題，1996年中國、俄國、以及幾個其他的前蘇聯共和國組成上海合作組織。

2005年，中俄舉行第一次合作軍事演習。

2008年10月14日，俄羅斯將半個黑瞎子島歸還中國，官方宣布兩國邊境問題“徹底解決”。

2008年11月12日記者從外交部獲悉，1961年至1965年形成的41097件外交部檔案經解密后正式向國內外開 放，開放比例達70%。這是外交部迄今解密檔案數量最多的一次。中外人士憑單位介紹信和相關身份證件即可來外交部檔案館調閱相關文件。

外交部檔案館館長郭崇立告訴記者，本批開放檔案主要反映上世紀60年代上半期中國在雙邊和多邊外交領域中的原則立場、對外交流交往情況。

1961年至1965年五年間國際國內發生很多重大事件，檔案都有詳細記錄。受關注的檔案有中印邊境戰爭相關 文件，如中方應變措施和撤退人員情況，中方釋放印度戰俘的聲明及具體安排與印方交涉情況等文件。

郭崇立介紹，中蘇關係演變也是那個時期的大事。當時中蘇已經展開意識形態論戰，重要檔案文件包括1963年以鄧小平為團長的中共代表團參加莫斯科兩黨會議，以及1964年赫魯曉夫下台後以周恩來總理為團長的代表團前往蘇聯會見蘇聯新一任領導人的相關文件。

在此期間，中美大使級會談繼續進行。5年間共舉行26次會談，內容包括中方會談方案、會談紀要和抗議美國U2飛機侵犯中國領空等文件。同時期，中國與法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從而實現與西方大國關係的突破。中日也根據協議在對方首都設立聯絡事務所和互派常駐記者。

郭崇立說，越南戰爭是那個時期的重大國際事件。雖然中蘇關係歷經波折，但蘇聯對越南的部分援助仍然通過中國運送到越南。中國領導人多次通過講話和信函等方式支持越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