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艾爾弗雷德·基辛格

1923年5月27日生於德國費爾特市的一個猶太家庭。

1938年因逃避納粹對猶太人的迫害，隨父母遷居紐約。

1943年加入美國籍，應徵入伍，在美國陸軍服役。

1944年9月所在的部隊美軍第84師被派赴歐洲戰場。

1945年初被調到師部擔任德語翻譯，軍銜也從列兵提升為軍士。在二戰的最後幾個月，他從第84師調到第970反諜報部隊，並被任命為陸軍中士參謀。3月被任命為接管德國被佔領城市的官員。

1943-1946年在美國陸軍服役。

1947年9月根據《士兵權利法案》獲得獎學金並進入哈佛大學政治系學習。

1950年畢業於哈佛大學。

1951-1969年任哈佛大學國際關係研究班執行主任、國際問題研究中心負責人、講師、副教授和教授。

1952年獲得碩士學位。

1954年獲哲學博士學位。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曾擔任一門社會學概論課程的教學；還組織了國際問題研究班，並創辦了一份名為《合流》的季刊。但是，基辛格留校任教的願望卻被哈佛大學粗暴地拒絕了。

1955年回到故鄉紐約，擔任美國對外關係協會研究小組的研究主任，負責起草帶有結論性的研究報告，並準備出版專著。

1957年出版了《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該書首次提出了有限戰爭的理論，從而使基辛格在學術界和對外政策研究領域一炮而紅。同年哈佛大學決定聘用基辛格，授予他講師等級。

1957-1969年曆任哈佛大學講師、副教授、教授。與此同時，還在校外擔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會特別研究計劃主任、國際問題中心成員、國家安全委員會和蘭德公司顧問等兼職。

1968年的總統競選中，擔任了納爾遜·洛克菲勒的外交政策顧問，但是後來尼克松卻戰勝了洛克菲勒，獲得了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並最終贏得了大選。

1969年1月離開了哈佛校園，到華盛頓走馬上任，實現了由文人戰略家到政策制定人的轉變。

1969-1973年任尼克松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併兼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任到1975年。

1971年7月9日秘密訪華，為中美建立外交奠定了良好基礎。

1972年2月陪同尼克松總統訪華。他多年來一直關心和支持中美關係的發展，並多次訪華。

1973年1月在巴黎完成了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並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

1973-1977年任國務卿，獲得了一個外來移民所能得到的最高政治職務。此後在喬治敦大學任客座教授，兼任全國廣播公司顧問、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諮詢委員會主席、阿斯彭學會高級研究員等職。

1977年1月福特總統授予基辛格總統自由勳章，並稱讚他為“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國務卿”。

在任期間，基辛格信奉均勢外交，積極推動尼克松政府與中國改善關係，對蘇聯推行“緩和”戰略，從而構築一個以均勢為基礎的穩定的世界和平結構。同時，他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關係的緩和也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基辛格退出政壇，起初想回哈佛任教，但被哈佛校長博克婉拒。後來，他受聘擔任了喬治城大學教授，喬治城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顧問，並擔任阿彭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大通曼哈頓銀行國際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

1982年創建了基辛格聯合諮詢公司，他本人擔任董事長，他的好友和前助手斯考克羅夫特擔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離開政界以後，仍在不斷地撰寫論文，發表演講和出版著作，他對里根政府和布希政府的外交政策均發生過重要影響。

1983年任美國廣播公司新聞分析員。7月里根總統曾任命他為中美洲政策兩黨委員會主席。

1983-1984年任美國中美洲問題兩黨全國委員會主席。

1986年榮獲自由獎章。9月任美印委員會主席。

1987年3月任美國—中國協會兩主席之一。

1989年以後中美關係處於危機的時候，基辛格曾多次訪問中國，並呼籲保持中美之間的正常交往。

2002年3月5日在華盛頓國家記者俱樂部演講，介紹中美建交以來的歷程，並展望中美關係未來。11月27日被美國總統布希任命為調查“9·11”事件的一個獨立委員會的主席。12月14日辭去該委員會主席職務。

2003年10月應外交學會邀請訪華。

2005年5月應中國國際戰略學會的邀請訪華，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胡錦濤會見了他。

2007年4月訪華。

2009年1月來華出席中美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

2011年6月27日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基辛格。

2013年7月3日正在上海的中國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在西郊賓館會見並宴請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及家人。

2015年3月17日習近平會見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2016年5月9日獲得國防部卓越公共服務獎章。12月2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出席中美關係研討會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2020年11月25日特朗普政府撤掉了亨利·基辛格在內的美國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

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本科畢業論文《歷史的真義：關於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的感想》之中。這篇論文共分為四個部分：《施本格勒：歷史是直覺知識》《托因比：歷史是經驗科學》《康德：歷史和人的道德經驗》，最後一部分的標題是《責任感》。在這篇論文中，基辛格把施本格勒、托因比及康德3個哲學大師扯到了一塊，並向學院派提出了挑戰。論文的內容十分複雜，行文刻意求工，立論獨具慧眼。除對施本格勒、托因比和康德進行了專門論述以外，論文還涉及到了亞里士多德、荷馬、維吉爾、但丁、彌爾頓和斯賓諾莎的著作。從論文來看，基辛格的政治哲學思想實際上是施本格勒的命定論與行動自由的結合。施本格勒對基辛格影響深遠。斯坦利·霍夫曼曾經指出：“基辛格就連走路時也似乎有施本格勒的幽靈伴隨他的左右。”基辛格的論文具有濃厚的命定論色彩。基辛格寫道，施氏懂得“歷史事件的命定性”，並且認識到“伴隨著一種文明的興起而出現的覺醒”，但施氏的認識是不夠的，因為他“沒有理解這一點，即必然性缺乏引導作用，也沒有鼓舞作用。……成功和失敗是兩個相對的屬性，只有在回顧時才具有意義，並且永遠不會有最後定論。

但是伴隨著行動所持的態度能證明一個人的性格，證明這個人賦予客觀必然性的內在的獨特見解。”“生命是痛苦的，既有生，必有死。生存註定是倏忽無常的。從來就沒有一種文明是永恆的，沒有一種期望是能完全實現的。這是必然性，這是歷史的命定，這是世人不可逾越的困境。”但是“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總是有一定限度的。這種認識僅局限於一種自然主義的機械論，科學家與此並不相干。”因為人的行動才是最重要的。“行動來自內心的需要，來自對環境有所了解的個人，來自對現象的獨特理解。客觀必然性永遠不能指導行動，任何活動都只反映人的個性。理智能幫助我們了解我們在其中生活的世界。”“過去是死的，這是必然性所決定的；但是自由支配著未來。”“生命中包含著苦難和倏忽無常。誰也不能選擇自己的時代或他哪個時代的環境……對自由的體驗使我們能夠超脫過去的苦難和歷史的挫折。在這種靈性中包含著人性的本質，包含著每個人賦予他生命的必然性的獨特之處，包含著使人寧靜的自我直覺。”

從行動自由的觀點出發，基辛格主張偉人可以創造歷史。基辛格是崇拜偉人的。在1975年12月對記者的一次談話中，他表示：“戴高樂是偉人，羅斯福是偉人，毛澤東是偉人。”他認為，偉人就是那樣的“一個人使他的人民的生活發生了質的變化，而如果沒有他，就很難設想他的人民的歷史會一模一樣。”在其他的場合，他還寫道：每當“思想意識起決定作用”的革命運動的初期過去以後，“很多事情要取決於人物的偶然性。如果由於某種原因領導人物消失了，運動就可能崩潰或改變到無法辨認的地步。”他強調：“法國的恐怖時代由於去掉了羅伯斯庇爾這一個人而結束。”“如果列寧不搭那趟由德國開往俄國的著名列車，布爾什維克革命也許不會發生。”基辛格的本科論文顯示，基辛格是有哲學頭腦的，他具備成為哲學家的潛質。但是，基辛格志不在此，他渴望在國際政治舞台上檢驗他的哲學。

與布熱津斯基依靠地緣政治理論起家不同，基辛格賴以起家的不二法門是他的均勢理論。這種理論在他的博士畢業論文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爾累與和平問題，已經清晰可見了。基辛格的博士論文並不是一篇典型的美國博士論文，甚至沒有當時哈佛博士學位論文的特色。他的興趣不在於評價梅特涅這樣的歷史人物，而在於研究梅特涅特等人創設的並維持了近一個世紀之久的維也納均勢體系。基辛格對論文題目的選擇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他試圖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國際事務的研究者。但是，他沒有選擇當代的題目，卻選擇了19世紀中的某一時間段，因為他覺得19世紀初面臨的許多問題與當代問題存在著相似性。雖然21世紀初永遠不會重複20世紀後半期，但必然同過去相似，未來也必定如此。歷史學家的主要任務就是確定哪些方面是相同的，哪些是不同的。

正如基辛格在論文中寫道：“自然科學的成就通常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實驗；而在國際事務領域裡的政治科學的成就則取決於選擇一個‘決定性的’時期。我選擇了1812年到1822年這一時期作為我的論題，坦白地說，一部分原因是這一時期的問題在我看來是同我們當代的問題很類似的。但我決不強調這種類似。”因此，基辛格的博士論文可說是借古諷今，實際是一本研究如何結束戰爭、締造和平和保持和平的著作。根據對維也納體系的研究，基辛格認為，和平並非一國外交政策之目的，而是正當地考慮並執行政策所帶來的額外報償。和平也不是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國際體系的首要目標應當是穩定而非和平。他在其著作的開頭寫道：“在那些回顧起來似乎最為和平的時代，人們最不必費勁去尋求和平。而在人們似乎無休止地尋找和平的那些時代，看來最無法取得安寧。當任何一個國家或國家集團把和平（其概念為避免戰爭）作為首要目標的時候，國際體系就處在國際社會中那個最霸道的成員的擺布之下。而每當國際秩序認識到即使為了和平也不能犧牲某些原則的情況時，至少還可以設想求得在力量均衡基礎上得穩定。”但是，問題在於，穩定的國際體系如何才能實現？基辛格提出，穩定有賴於“一種能普遍接受的合法性”，有賴於“有關各種切實可行的安排的性質以及外交政策所容許的目標與方法”的國際協議。他寫道：“穩定的局面通常不是從謀求和平，而是由普遍接受正統而產生的。這裡所指的‘正統’，不應該於公正混同起來。它只是意味著具有行得通的安排的性質和在外交政策上能夠容許的目標於方法上的一種國際協議。它包含著這樣的意思，就是所有主要強國都能接受國際秩序的基本安排，至少是沒有一個國家對它感到如此不滿，象凡爾賽和約以後的德國那樣。”據此，基辛格把國際秩序劃分為兩種：合法的國際秩序和革命的國際秩序。他還把那些承認某一特定國際秩序為合法並主張通過談判解決分歧的國家稱為“合法國家”，相反則稱之為“革命國家”。

在19世紀初，拿破崙的法國就是這樣的“革命國家”，這還不禁使人聯想起20世紀中後期的蘇聯是否也是“革命國家”。基辛格指出：任何國際秩序中，只要其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談判便無法進行；外交家也許會進行會談，但是達成有意義的協議的可能性卻微乎其微。而當一個國際體系中有一個“革命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又很強大的話，通常的結果是出現軍備競賽或者戰爭。換言之，基辛格認為，與革命國家達成妥協是不可能的，只有用武力對付他們。至於在戰勝之後如何對待“革命國家”，基辛格讚賞梅特涅和卡斯爾雷在1815年維也納會議上的做法，認為他們擺脫了對法國進行“懲罰性和平的勾引”。基辛格寫道：“量度卡斯爾雷成為一位政治家的一個標準就在於15個月之前，他是拿破崙不共戴天的敵人，現在則以一個倡導一種充滿協調精神的和平的人而出現了。”他認為，歐洲之所以能從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擴張所造成的“動亂”中獲得“穩定”，“主要由於兩個偉大人為的工作結果。”他們就是“以談判促成國際和解的英國大臣卡斯爾雷，和使這種和解正統化的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在其論文中，基辛格還從均勢理論的角度批評了美國人的“道義外交”觀念，認為“島嶼強國”一般總是不願承認“戰爭可能由於內在的原因而產生”，他們寧願相信是“壞人惡念”引起的。一個“沒有滿足不了的要求的大國”這種概念是非常投合島國的心理狀態的。這種概念給那種把戰爭轉變為“十字軍式的討伐”，以便懲罰首先挑起戰爭邪惡勢力的行為提供了決定性的解釋。島嶼強國的這種情況，一方面是由於地理因素而引起，另一方面也與其國內結構和國內政治相關。上述兩種情況導致了島嶼強國與大陸強國的不同政策目標，以及對均勢的不同看法。總之，基辛格強調，梅特涅和卡斯爾雷的努力，給予了歐洲一種穩定的國際體系，並為和平得以維繫一個世紀之久創造了條件。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但是，他也認識到了歐洲為享受好處也付出了代價，特別是維也納體系的終結是以空前殘酷和具有無比破壞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告終的。

所謂有限戰爭是與全面戰爭相對的一種戰爭樣式，是“為了具體的政治目的而進行的。這些政治目的的存在就會在使用的武力和企圖達到的目的之間建立一種關係。有限戰爭代表一種影響敵人的意志而不是摧毀它的企圖，也就是使我們打算強加於敵人的條件比繼續抵抗更有吸引力，即力求達到特殊的目的而不是把敵人全部殲滅。”基辛格在1957年出版的《核武器與對外政策》通常被認為是當代美國核戰略與有限戰爭的代表作之一。在該書中，基辛格提出，核武器的發展和美國核壟斷地位的喪失，已使美國戰後政策面臨要麼進行全面戰爭要麼束手無策的可怕的窘境。因為“現代武器的毀滅性，剝奪了全面戰爭勝利的歷史上的意義。甚至於比對方能造成更大的破壞的一方，可能也無法保留足夠的力量使對方屈服。”

“今後的全面戰爭的結局，只能是交戰國的兩敗俱傷。”因此，“全面戰爭已不再是執行政策的一個有意義的工具，”有限戰爭才是核時代推行政策的可能手段。基辛格認為，有限戰爭主要有四種類型：第一類包括二等國家之間的戰爭，如以色列與埃及的戰爭等；第二類是西方大國或蘇聯同實力小得多的國家之間，在不受外力干涉下的戰爭；第三類是始於一個大國與一個小國之間，但可能擴大的戰爭；最後一類是大國之間爆發的戰爭，這是危險性最大的有限戰爭。有限戰爭理論不是大規模報復戰略的簡單的替代品，它不能從純粹軍事的意義上來理解，而應該主要從政治的意義上來理解。

“有限戰爭的結果決不單單決定於軍事方面的考慮；它代表著一種把政治目的和軍事目的協調起來的本領。完全摧毀敵人作戰能力的企圖會破壞心理均勢，而這種均勢的存在卻可以使保持有限戰爭不擴大對雙方均為有利。”有限戰爭的本質在於威懾。基辛格認為，“威懾就是設法向對方提出危險性，這種危險將使對方認為與其所要獲得的任何利益不成比例，因而使對方不致採取某種行動途徑。”威懾力量包括軍事力量和使用力量的意志，二者缺一不可；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平衡力量的這兩種因素，即物質因素與心理因素的效力；以全面戰爭為主要威懾方法會妨礙這種平衡。“當敵人向你挑戰時你所不敢使用的一種威懾力量就已經不再成為威懾力量了”。“核時代的基本戰略問題就是如何在威懾政策和當威懾政策失敗而從事戰爭時的戰略之間建立一種關係。

……最適宜的戰略是一種能以最小的代價達到其目的的戰略。戰略理論的目的就是把每一行動方針的有利之點結合起來，也就是達到最大限度的威懾的目的，但同時卻要冒最小限度的危險。”基辛格的有限戰爭理論提出了對核時代外交戰略的獨到見解，很快得到了美國朝野的重視。《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一書曾被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為必讀參考書，出版第一年就售出了17000冊，對50—60年代的美國戰略思想產生了巨大影響。肯尼迪上台後採用的所謂“靈活反應”戰略，實際上是基辛格有限戰爭理論的翻版。

80年代末90年代初，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延續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也隨之結束，世界進入了新舊格局的轉換時期。於是，世界將向何處去，就成為國際間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為當代西方最著名的戰略理論家之一，基辛格寶刀未老，以其獨特的戰略眼光和深刻的歷史洞察力向人們交出了一份厚厚的答卷，即由美國西蒙和舒斯特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的《大外交》。該書洋洋70萬言，共分31章，論述了從黎塞留到里根時期約300餘年的以大國關係為背景的外交戰略問題，並對冷戰後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獨到看法，是一部有關西方外交理論與實踐的經典之作。有人說，讀這本書可以獲得讀4本書的功效。它既是一本國際關係史的著作，也是一本美國外交史的著作；既是一本政治學的理論著作，也是分析當今世界格局及國際政治現實的力作。基辛格立足於均勢理論，對未來世紀的世界新秩序進行了謹慎的預測。他認為，“21世紀的國際秩序會出現一個似乎自相矛盾的特點：一方面愈來愈分散，一方面愈來愈全球化。

在國與國的關係上，這個新秩序會更接近18、19世紀的歐洲民族國家體系，較不象冷戰時期嚴格劃分的兩大陣營。彼時至少會有六大強權：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再加上印度，另有許許多多中小型國家；與此同時，國際關係已首次全球化了。”但是，令基辛格十分擔憂的是，這些強國均缺乏駕馭多極均勢的經驗，尤其是美國人在歷史上對均勢存在偏見。對美國而言，如何在地位不分軒輊的國家之間，協調不同的價值觀與迥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將是一種全新的經驗，與上一世紀的孤立或冷戰時期的霸主地位都會完全不同。

因此，基辛格在回顧歐美特別是歐洲均勢史的基礎上，給美國領導人提出了忠告。首先，基辛格強調，冷戰後的世界，美國成為碩果僅存的超級大國，有能力在全世界進行干涉。可是，權力變得越來越分散，而且軍力有關的問題也消失了。冷戰勝利使得美國進入一個非常類似18、19世紀歐洲國家體制的世界，也面臨美國政治家、思想家一再質疑的實際狀況。“冷戰結束，製造出觀察家稱之為“單極世界”或“一個超級大國”的世界。但是，美國實質上並沒有比冷戰開始時更能單方面獨斷全面問題。美國更佔優勢，可是夠諷刺的是，權力也更加分散化。因此，美國能夠運用來改造世界其他地區的力量，實際也減弱了。

其次，基辛格認為，存在著幾個實力相近國家的未來的世界新秩序應建立在某種均衡的觀念之上，而這是美國向來難以接受的觀念。事實上，美國受惠均勢良多，但卻排斥均勢觀念。基辛格指出：均勢體系雖不能避免危機甚或戰爭，但如能作妥善安排，其作用則在於使一國宰制他國的能力及發生衝突的規模受到限制。它所追求的是穩定緩和，甚於和平。

均勢依其自身含義，無法讓國際社會中的每一個成員都感到滿意。它最能發揮功效的情形，是在對其不滿的程度尚未超過受害一方已忍無可忍而力圖推翻國際秩序的極限之時。應該說，基辛格勾畫的21世紀的世界新秩序，是建立在勢力均衡基礎上的多極世界，是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的世界，因此，它對冷戰後奉行“單極戰略”的美國政府無疑是一副清醒劑。但是，基辛格的計劃中也存在一些矛盾，例如他一方面批評美國領導人總是把自身的理想視為當然，很少認清這些價值對旁人而言是多麼離經叛道，多麼令人寢食難安；但另一方面，他又強調藉由共同的價值觀可以增強勢力均衡。在現代世界，這些價值必然是民主的理念。基辛格對俄羅斯的看法也存在著偏頗。他一方面歡迎俄羅斯的轉向，另一方面，他仍認為俄羅斯是一個“天然的”、“本能的”的大國，它仍舊是美國的戰略威脅，無論俄羅斯奉行什麼樣的意識形態都是一樣。

2020年4月3日在《華爾街日報》刊登評論，指新冠肺炎大流行將永遠改變世界秩序。基辛格在文章中指出，目前美國民意分化，必須有一個有效率、有遠見的政府來克服當下在規模上和全球範圍內“前所未有”的困難，因此維持公眾的信任對於社會團結、社群關係和國際和平穩定是至關重要的。“國家的團結和繁榮建立在這樣的信念上，即國家機構能夠預見災難、阻止其影響並恢復穩定。而當新冠病毒大流行結束時，許多國家機構將被視為失敗，”基辛格說，“事實是，世界在新冠肺炎疫情后將永遠改變，現在爭論已經過去的事，只會讓必須做的事情更加困難。”

1957年《核武器與對外政策》《復興的世界》

1961年《選擇的必要：美國外交政策展望》

1965年《麻煩的夥伴關係：大西洋聯盟的重新估價》

1979年《白宮歲月》

1981年《紀錄在案》

1982年《動亂年代》

1994年《大外交》

2011年《論中國》

2015年《世界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