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階級

第一、中國工人階級身受三種壓迫（帝國主義的壓迫、官僚資產階級的壓迫、封建勢力的壓迫），而這些壓迫的嚴重性和殘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見的；因此，他們在革命斗 爭中，比任何別的階級來得堅決和徹底。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沒有歐洲那樣的社會改良主義的經濟基礎，所以除極少數的工賊之外，整個階級都是最革命的。

第二、中國無產階級開始走上革命的舞台，就在本階級的革命政黨——中國共產黨領導之下，成為中國社會裡比較最有覺悟的階級。

第三、由於從破產農民出身的成分佔多數，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的農民有一種天然的聯繫，便利於他們和農民結成親密的聯盟。

馬克思主義認為，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那些靠出賣勞動力（包括體力和腦力）、不擁有生產資料和生產工具，勞動成果大部分被資產階級剝削，並為社會創造主要財富的階層，包括大部分的體力和腦力勞動者。

工人階級，亦稱無產階級，歷史可以追溯到14、15世紀歐洲的工場和手工業的產生，至18世紀的後半期，以蒸汽機和棉花加工機的發明為標誌的產業革命，以及引發的市民社會的全面變革，為其發展壯大、步入政治舞台提供了契機。在現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抑或社會主義社會，無論工人階級是作為被統治階級或統治階級，都業已成為社會的組織結構和分層結構的重要成分，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具有極大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所以，了解工人階級共通的精神機理、行動邏輯和文化實踐，不止是純粹研究工人階級課題的對象、內容，也是分析、探究階級階層理論的基礎性前提。工人階級是我國的領導階級，工農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工人階級之所以成為國家的領導階級，是由工人階級的階級性質和它肩負的歷史使命所決定的。工農聯盟是工人階級和農民階級的聯盟，是我國的政權基礎。以工農兩個階級的聯盟為我國政權的基礎，是由我國的基本國情決定的。工農聯盟代表了我國人口的絕大多數，不但構成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實基礎，而且表明了人民民主專政政權充分的民主性和廣泛的代表性。

恩格斯指出：“工人階級的狀況是當代一切社會運動的真正基礎和出發點，因為它是我們目前社會一切災難的最尖銳最露骨的表現。”中國的無產階級承受著最尖銳、最露骨的社會災難，他們也肩負著社會主義運動的未來使命。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人階級也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傳統工人階級日益商品化的同時，農村勞動者不斷無產者化，同時大量知識分子也不斷落入無產階級隊伍之中。在全球化的時代，資本主義生產關係在城市和農村的擴張使“階級對立簡單化”，“整個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敵對的陣營，分裂為兩大相互直接對立的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過30年的社會主義建設，培養了一支工人階級隊伍。這支工人階級隊伍的成長同社會主義命運緊密相連，他們建設起來的全民、集體企業也是共和國發展的縮影。傳統國企工人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他們具有無產階級的鮮明特徵，鬥爭的方向總是與社會主義制度緊密相連。工廠都是老一代工人通過辛勤勞動創造起來的，他們經過社會主義教育，以廠為家，具有鮮明的主人翁意識，是私有化的主要阻力；另一方面，傳統工人是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過程中培養起來的，缺乏同資產階級鬥爭的經驗。在文革中，工人受到一定程度的鍛煉，但由於鬥爭的複雜性，相當多數的產業工人都加入了保守派，如文革初期重慶工人成立“工糾”，跟隨黨內當權派，同造反派對立。傳統工人習慣於聽黨的話、跟黨走，對黨的變質、對資本主義復辟缺乏具體和深刻的認識，伴隨著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的恢復和發展，傳統工人受到現實的教育，才逐漸地認清當年不能深刻理解的黨內走資派問題。

在“放權讓利”階段，工人的經濟收入在不斷提高，而且增長的速度較快。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字計算，改革開放前國有單位職工工資年平均增長4.4%，改革開放初期實際平均工資年增長幅度為改革開放前的6.3倍。以北京某機械廠 為例，1983年機械廠開始對直接生產工人實行超額計件工資制，即超額完成生產指標頒發超額獎，全廠職工的月平均工資從1978年的52元上升到1985年的119元，年均工資增長13%。在這一階段上，工人逐漸放棄了管理權利，從以前的政治掛帥走向了關注物質利益。

隨著一長制的恢復，工人失去已有的民主權利，管理層逐漸失控。《工人日報》指出：“隨著改革方向的明確，廠長、經理及其他經營管理人員的地位、作用已經得到了明確的界定，他們的權力得到了明確的保證。然而，無庸諱言，我們在正確地強調和注重了廠長、經理階層的權力和職能時，卻不恰當地疏忽了職工勞動者的應有權利。致使職工在分享改革成果的預期未得實現的同時，又未能分享參與協調的機會”。1982年全國職工狀況調查表明，一些領導幹部通過不正當的手段為自己的子女安排較好的工種，在提干、晉級、住房分配等涉及群眾利益方面，都給自己以及自己的子女和親屬以特殊的照顧。1986年調查表明，由於搞活企業的需要，企業管理者向經營者轉化，被賦予了更大的企業權力。企業廠長由上級領導任命、委派，實行負責制，職工滿意不滿意都得接受，干好乾壞群眾既不能褒，也不能貶。他們說：“工人只盡主人翁義務，沒有主人翁權利，主人擔風險（企業辦不好，領不到工資），公僕有保險（企業辦垮了照樣當官或調走了事）”。企業幹群關係開始緊張，工人用消極怠工來對付幹部，已經成為公開的秘密。

據中華全國總工會1988年對17個城市400多個企業的21萬職工所作的勞動積極性調查顯示，“國營企業勞動者的勞動熱情不在峰值而在谷底。21萬職工中認為自己的勞動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揮的只佔12%。”因為此時工人隊伍已經瓦解，所謂的勞動積極性就是關心私利的積極性，當工人的個人利益得不到滿足時，勞動積極性自然就會消失。改革家們對管理層獨霸工廠的原因睜一眼閉一眼，相反緊緊抓住怠工的結果，視為公有制效率低下的表現，並建立嚴厲的工廠制度，防止“性本惡”的工人們“偷懶”。從1985年起，國營大中型工業企業實行職工工資總額同經濟效益掛鉤的制度，上繳利稅總額每增長1%，工資總額增長0.3%～0.7%。這一階段，工人收入繼續快速增長，但工廠內的差距迅速擴大起來。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干規定》，“凡全面完成任期內年度責任目標的，經營者的個人收入可以高於職工平均收入的一至三倍。做出突出貢獻的，還可以再高一些。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事實上經營者的收入超過普通職工遠不止三倍。按照國家的規定，應當採取公開招標辦法，通過競爭確定承包經營者，但實際中很少有採用競爭辦法的，基本上都是主管領導拍板。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企業的承包基數和分成比例等指標取決於政府發包部門和廠長的談判，沒有統一和科學的標準；在企業內部，根據游正林的調查，承包人和承包監督人一般為分廠廠長和書記，在承包指標上有討價還價餘地，承包指標也不會訂的太高，正常情況下承包任務完成都不會很難，因此“完不成年度責任目標的，應扣減廠長的個人收入”也就成了空話。承包獎包括風險抵押金和超額獎兩部分，超額獎的分配由承包者自主決定，不再是公開的。這樣，通過兩權分離就創造出來“先富起來”的一批幹部。

現代化大生產彼此之間的聯繫密切，很難按照計件工資的方式來計算勞動成果，再加上輔助工人和非生產工人沒有有形的勞動產品，因此工人的工資改革變成了普調。同時也開始發年度獎和紅包，工人之間的年度獎基本都一樣，工人與經營者獎金差距日益拉大。工人對工廠的變化看的非常清楚，工人中都流傳著這樣的話：“工人窮，廠長富，車間主任萬元戶，廠長掙錢沒有數。”

20世紀90年代戰略性改組的最重要內容就是“減員增效”，形式多樣，包括主輔分離、內退、買斷、退養、退職、居家、下崗等。工人開始下崗，到1997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34.4萬人，其中有309.5萬人沒有領到基本生活費。這一時期國企職工的切身利益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迫使工人開始關注自身的利益，勞動爭議開始出現並呈上升趨勢。1998年拉開“決戰”大幕，國有企業大量破產，大批工人下崗，從1998-2001年期間，全國國有企業累計有2250萬職工下崗。下崗工人的生活境遇迅速下降，以三線下崗職工為例，2005年三線下崗職工月收入低於300元的有68%，下崗職工收入的92%用於衣食和子女教育，88%的下崗職工無法養活自己而不得不依靠政府福利、親友救濟。。

傳統工人中不同的群體很多。退休工人約有3000萬（國企退休2300萬、集體退休630萬），歷史上以低工資、高福利方式完成工業化建設，在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軌過程中形成的歷史欠帳很多。退休工人最早起來進行鬥爭，也容易得到群眾的支持並最終獲得成功。

傳統工人中下崗職工的鬥爭是最普遍、最堅決、最持久的。根據2004年廈門市的調查，下崗職工中48.4%參加集體行動，主要採取經濟目標的形式，其中46.7%要求工作，43.3%要求收入補助，8.3%要求懲治腐敗問題。在集體行動中，集體上訪是最普遍的一種，參與集體行動的下崗職工中57.4%參與過集體上訪。通過現實的教育，工人逐步認識到團結起來進行鬥爭的重要性，全國各地工人都明白“大斗大收穫，小斗小收穫，不鬥沒收穫”。

官方宣傳，“三條保障線”是緩解下崗職工生存狀況的有效途徑，但事實上即便進了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除了前三年能領取生活費以外，他們與沒有進入再就業中心的下崗職工沒什麼區別。長春拖拉機廠1998年設立下崗再就業服務中心，按照該廠勞資科科長的說法，下崗職工進中心的比率達到100%，不僅基本生活費足額發放、社保費用定期繳納，而且還為下崗職工提供培訓。很多下崗職工已經同企業有償解除了關係，但改制引發的矛盾並沒有結束。企業破產後經濟欠帳很多，國企工人以要拖欠工資、要補償和社保等為目標，以捍衛國有資產、反腐敗為形式進行鬥爭，階級意識逐步加強。

資本主義生產關係發展的現實教育了傳統工人，開始重新認識毛主席和社會主義歷史。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工人是工廠的主人，有政治地位，有養老、醫療保障，有工作積極性。國企工人無法忘記毛澤東時代，因為在那個時候，毛主席、共產黨是真正的依靠工人的，是為工人謀福利的

實施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後，農村鄉鎮企業快速發展，人口快速向非農產業轉移，年均970萬。從1988年～1991年治理整頓時期，鄉鎮企業普遍停滯，非農就業增長減弱。南方談話以後，城鎮私營企業進入快速發展時期，就業人數迅速增長，離土離鄉的人數每年增加1000萬，形成民工潮。據有關數據，目前我國農民工群體總數在2～3億，其中進城農民工應有1.4億。農民工已經成為工人階級的主體。

老一代農民工處於“兩棲”狀態，很多人打算打工賺一筆錢后回農村做生意。隨著大生產對小生產的排擠和農村土地流轉的迅速擴張，新一代農民工越來越同農業大生產相聯繫。對於今後打算，有超過一半的人將會繼續在外面打工，只有17.4%的人選擇回家鄉。新一代農民工已基本具備了無產階級的特徵，並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工人階級意識。據廣東省總工會的調查，81.5%的農民工對自己的工人身份表示認同，對“自己在什麼情況下才完全是一個工人”的問題，70%認為工資收入是進城務工人員衡量自己職業身份的首要條件，僅有5.5%選擇“獲得非農業戶口”，這說明在農民工看來，戶口與他們的職業身份已經沒有多大關係了。

大多數農民工文化素質偏低，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據有關資料顯示，農村勞動力中，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佔40.31%，初中佔48.07%，高中以上僅佔11.62%，受過專業技能培訓的只佔9.1%。由於沒有專業技能，他們只能從事最苦、最累、最髒的力氣活，生活條件也極其惡劣，大多住在簡易的民房、工棚、甚至是候車室、地下管道、橋樑下等的惡劣環境中。他們的勞動報酬低、工資常被拖欠、安全和健康沒有保障。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一份報告顯示，從1992年到2004年，珠江三角洲外來工月平均工資僅增長了68元。據有關方面統計，2003年，全國死於工傷事故人數高達13.6萬人，農民工佔到80%；全國職工患職業病超過50萬人，而農民工就佔到50%。2004年的另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珠三角每年發生斷指事故案件至少有3萬宗，被機器切斷的手指頭超過4萬截。根據2004年浙江7市的調查，農民工生病以後，大多數自己隨便買點葯硬抗過去，只有24.4%的人會去醫院；14.9%的民工是8小時工作制，38.5%的民工每天工作8～10小時，29.5%工作10～12小時，15.5%工作12小時以上；只有6.7%的農民工有雙休日，22.3%的農民工有1天休息日，56.3%沒有休息日。當最起碼的要求都得不到滿足時，工人們只能選擇反抗。一份研究資料顯示，1999年僅發生在深圳的大規模罷工至少在100起以上。沒有人能準確統計出每年發生在珠三角的大小罷工事件到底有多少起。廣東省總工會提供的數據是每年一萬多起，另一說則是每年兩萬多起。統計顯示，2004年1至7月份，廣東省勞動部門處理過的群體性突出事件達到540宗，涉及人數5.73萬人，比上年同期分別增加了15.4%和17.7%。

同傳統工人不同，農民工是在資本主義環境下成長起來的雇傭工人，具有資本主義傳統勞資關係的特徵。他們的要求一般集中在增加工資、改善勞動條件等方面。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一項統計表明，各級勞動監察部門為勞動者追回的欠薪數目逐年上漲，從2002年的14.5億元開始，“成績”越來越顯著，2003年幾乎翻番，為27億元；而2005年、2006年都達到58億元。這一看漲的成績單背後凝結著勞動者的多少辛酸！

從行為組織上看，自發性是農民工的重要特點。深圳某台灣鞋業有限公司的管理和保安人員經常體罰工人並剋扣工資，結果引發了3000多名工人參與的大罷工，工人在廠內砸玻璃、燒垃圾、吶喊示威，以示抗議。大連某日本獨資企業，由於工人工資水平過低，工人多次反映而資方不予理睬，於是，爆發了有6000多人參加的罷工，在堅持了兩天半后，日本總部急令答應工人的要求，但大連市政府出面干預壓制工人的要求。

隨著國際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沿海勞動密集型企業所賴以生存的條件逐步失去，生產成本大幅上升。2008年《勞動合同法》的施行推動了階級矛盾的發展。《勞動合同法》規定：“勞動者在該用人單位連續工作滿十年”或“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用人單位與勞動者應訂立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這一規定引發了資產階級的恐慌，很多資本家搶先辭工，試圖以轉為勞務工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的制約，由此引發了集體爭議大幅增長。工人認為可以解除勞動合同，但必須按照新法償還加班費和勞動補償金，平均每人追討的規模在幾萬元左右。

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888年英文版上加了一個註：“無產階級是指沒有自己的生產資料、因而不得不靠出賣勞動力來維持生活的現代雇傭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是指不佔有生產資料，在雇傭勞動關係依靠工資收入而獲得生活資料的勞動者構成的社會集團。隨著生產社會化和勞動協作的發展，生產工人的概念必然擴大。生產工人指生產剩餘價值、服務於資本增殖的雇傭勞動力，生產工人不一定創造價值，但必須能為資本家帶來剩餘價值。中關村從事編程和軟體開發的人員最為典型，他們直接稱呼自己為“IT民工”，也很形象的說明了自身雇傭勞動的特徵。隨著腦力勞動者人數的不斷增加，馬克思在19世紀後半期先後提出了“腦力無產階級”和“總體工人”的概念：“隨著勞動過程本身的協作性質的發展，生產勞動和它的承擔者即生產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擴大。為了從事生產勞動，現在不一定要親自動手；只要成為總體工人的一個器官，完成它所屬的某一種職能就夠了。”恩格斯指出：“希望你們的努力將使大學生們愈益意識到，正是從他們的行列中產生出這樣一種腦力勞動無產階級，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里肩並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作用。”列寧也曾提出過“工程師無產階級”的概念。這些新概念將腦力雇傭勞動者與體力雇傭勞動者一起划入了“總體工人”或“生產工人”的範疇，反映了工人階級發展的歷史。

中國的資本主要依附於國外壟斷資本，並不需要大量的技術研究人員。同時中國的資本利潤微薄，也無法供養數量龐大的知識分子群體。因此，教育的“資本”化“生產”出規模龐大的大學生群體，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腦力雇傭勞動者同體力雇傭勞動者越來越趨同。根據教育部的公報，2007年入學大學生567萬，當年應屆畢業生495萬；根據2006年人事部調查數據，6成大學生畢業即失業。很多大學生爭著去餐廳做服務人員，“跟農民工搶飯碗”。因此，準確地說，當代知識分子主體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儘管很多知識分子並不會主動認同這一點。

21世紀初，我國腦力無產階級約有6000～7000萬。包括：機關辦事人員1000萬，平均勞動報酬17644元；專業技術人員3533萬，其中事業單位2613萬，平均勞動報酬16458元；企業辦事人員2080萬。

2006年10月，十六屆六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明確提出“發展和諧勞動關係”。針對勞動合同簽訂率低、勞動條件惡劣、拖欠和剋扣職工工資嚴重、群體性事件經常發生等問題，《決定》提出要完善勞動關係協調機制，進一步加強政府、工會、企業協調勞動關係三方機制建設；全面實行勞動合同制度和集體協商制度，確保工資按時足額發放；從建立健全國家勞動標準制度入手，針對安全生產、職業衛生、勞動保護等方面的問題，要督促各類企業嚴格執行國家勞動標準，加強勞動保護；要健全勞動保障監察體制和勞動爭議調處仲裁機制，通過監察執法督促企業依法與勞動者簽訂勞動合同，整頓規範勞動力市場秩序，幫助勞動者特別是農民工追回被拖欠的工資，積極維護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十七大繼續提出了“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和諧社會建設目標。

“發展和諧勞動關係”主要有三條：第一，不拖欠工資；第二，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第三，如果前兩條不能實現，則通過三方協商機制解決爭端。從官方理解中看，社會和諧發展的基礎是政府財政和資本家能拿出錢來，保障勞動者能拿到一點“體面”工資。這對國際和國內環境提出了明確的要求，即以美國為核心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長期繁榮下去，以保證兩頭在外的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只有目光短淺的資產階級學者，才會將眼前的繁榮當作亘古不變的教條，忘記高懸在和諧社會上方的達摩克利斯之劍——“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機之後才可能發生。但它正如新的危機一樣肯定會來臨。”

首先，資產階級同傳統工人和諧不了。即便不提老工人對社會主義的記憶，單從官方要求的銜接社會保障角度，距離完全轉軌也仍有很大差距。2003～2004年的一項調查表明，國企下崗職工有41.6%同原單位買斷勞動關係，而集體企業下崗職工只有18.5%買斷了關係。在已經買斷的人當中，55.6%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在沒有買斷的人當中，只有24.4%繳納了基本養老保險。瀋陽市基本養老保險按照18%的比例繳納，2004年瀋陽市月平均工資969元，下崗職工繳費1766元，醫保按10%繳納，年繳費1163元，兩項合計近三千元，在夫妻雙下崗的情況下，這個數字還要翻倍。然而下崗職工收入遠低於平均水平，瀋陽市下崗失業人員有50%的人再就業后月收入在400元以下，很難承擔得起養老和醫保的費用，在30歲以下的下崗失業人員中，有80.8%沒有繳納養老保險，30－40歲之間有72%沒有繳納，40－50歲之間62.7%未繳。根據2006年底山西大同市總工會對所轄6縣區小型困難企業的調查，參加基本醫療保險的職工佔在冊人數的36%，參加大額醫療費用（大病）補助的職工人數僅佔在冊人數的12%。總體上，下崗失業人員中，繳納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的比例分別為35.5%和5.4%。大部分人為無法參保而憂慮。

和諧勞資關係要求建立三方協商機制，但一輪又一輪“攻堅”所引發的矛盾不在協商範圍內。《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與企業改制相關的民事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第三條規定：“政府主管部門在對企業國有資產進行行政調整、划轉過程中發生的糾紛，當事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也就是說，只要是中央或地方政府部門批准的“買斷”或其他改制糾紛，事實上就投訴無門。

其次，新工人同資本家們越來越難於和諧。伴隨著新一代產業工人的成長，一個問題越來越緊迫的提出來：前途在哪裡，未來怎麼辦？新工人無法回到農村，成渝土地流轉經驗在中西部迅速推廣，甚至將大量老一代農民工回鄉養老的夢想阻斷。從階級意識上講，新工人盼望融入城市，最有可能真誠的追求“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的目標。但農民工卻很少繳納社保，每次辭工都要到勞動部門退保。以養老保險為例，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規定享受基本養老金條件一是達到退休年齡，二是累計繳費年限滿15年。各地城市則制定了對新工人更具歧視性色彩的規定，以深圳為例，“退休年齡的前5年，在本市連續繳費”、非深圳戶籍員工流動前的連續工齡不視為繳費年限，也就是說56-60歲的外來男工必須穩定的在一個工廠里工作至退休，對於流動異常頻繁的新工人而言，根本無法想象。因此在打工者看來，“這錢等於是白花”，“還不如把錢退回到手裡踏實。”新工人連養老、醫療保障都沒有，如何能實現和諧社會的五大目標呢？

再次，腦力無產階級生存環境越來越惡劣。按照官方的界定，應聘於外企、三資企業的各級、各類“白領”和專業技術人才本應是中產階級的重要來源，是“橄欖型”社會的重要支柱，是有效緩衝富有階層和赤貧階層矛盾衝突的中堅力量。但腦力無產者要求在城市安家落戶，同“新三座大山”之間矛盾更為突出。單是房地產商，就可以將大部分腦力勞動者的工資收入洗劫一空。更何況越來越多的大學生會墜入無產者隊伍，正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工業的進步把統治階級的整批成員拋到無產階級隊伍里去，或者至少也使他們的生活條件受到威脅。他們也給無產階級帶來了大量的教育因素。”

此外，在土地、資源等各種生產力要素上漲的條件下，依靠剝奪廉價勞動力為生的中小資本生存日益艱難，紛紛向內地轉移。之所以老工人在工廠保衛戰中節節敗退，秘密在於農民工與國企工人之間的差異和對立。而資本力量的壯大也必然使賴以戰勝傳統工人的手段走向反面，老工人與新工人一樣一無所有，“機器使勞動的差別越來越小，使工資幾乎到處都降到同樣低的水平，因而無產階級內部的利益、生活狀況也越來越趨於一致。”新工人和老工人將從分裂逐步走向融合，正如《宣言》中所講：“隨著工業的發展，無產階級不僅人數增加了，而且它結合成更大的集體，它的力量日益增長，它越來越感覺到自己的力量。”在這一過程中，“工人有時也得到勝利，但這種勝利只是暫時的。他們鬥爭的真正成果並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來越擴大的聯合。”資本主義生產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說工人運動是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基本的東西，這種說法大有估計偏低之弊。馬克思主義者已經在工人階級運動的編年學和類型學方面發表了許多見解。但是，就工人階級運動而言，比這些意見更具有意義的是這樣一種認識，即馬克思主義思想本身就是從這種運動中形成甚至由它決定的。

這種認識應當不會使歷史唯物主義者感到驚奇。歷史唯物主義其所以跟其他思想體系有區別，正在於它從屬於歷史上實際存在（或變化中）的、並且可以通過階級來理解和改變的各種運動。階級運動先於關於它的發展的任何科學而存在，而這種科學只有當通過階級運動表現出來的時候，才具有歷史意義。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基本發現反映在《資本論》第1卷第24章中，即認為工人階級運動是資本主義運動規律的一部分：

“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潤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機構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與這種壟斷一起並在這種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正是從工人運動中出現了適合於改變世界的理論。在以後的歷程中，即西里西亞織工起義、憲章運動、1848年革命及其餘波、芬尼黨人運動、英國工聯的發展、“由勞動者自己組織的合作工廠”的出現、巴黎公社以及第一批工人政黨特別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經驗等等，每一個事件都為思想的形成提供嚴酷的考驗，這種思想便是為人們首先是它的敵人所逐漸了解的馬克思主義思想。

在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關係中，有四個階段對於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發展是特別重要的。第一個階段是19世紀40年代中期，這是馬克思主義思想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其開端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中，恩格斯在1842年和1844年間考察所得的並隨後轉告馬克思的有關曼徹斯特的工人階級狀況和政治團體的經驗，是至關重要的。強調生產而不強調競爭，強調現代工業的資本主義特點，強調國家是私有制的壓迫工具，強調共產主義是一種現實的階級運動而不單純是一種哲學思想，所有這些都是通過“社會運動”進入社會主義思想，而不是相反。從19世紀40年代起，階級已經成為一種潛在的、蘊藏著表現潛力的群眾運動，這時候，孕育著在馬克思主義思想中的矛盾則成為一種植根於資本主義勞動過程的物質現象，而不是一種源自於抽象或自然的現象。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說，外在的事物（關係）也就是內在的東西。在《共產黨宣言》發表后的1/4世紀里，對工人階級運動進行歷史唯物主義分析的主要政治問題有以下這些：（1）工人階級運動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利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並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而超出它的範圍？（2）那種用以取代資本的政治經濟學、主張“社會生產由社會有預見地進行監督”的“勞動經濟學”，究竟在什麼地方？又如何加以實現？（3）工人的團體──不論是工會、合作社還是政治團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形成“工人階級的組織中心，如同中世紀的市府和公社對於中等階級（Bürgertum）那樣”？。（4）能夠使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資本論》第3卷，第498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的新生產方式出現的那些矛盾，包括正面的和反面的，又在什麼地方？（5）如何能夠使部門鬥爭成為普遍鬥爭的現實可能性得到表現而不受抑制？

第二個重要階段是1871年巴黎公社。這個“無產階級第一次掌握政權達兩個月之久……的實際經驗”（《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29頁）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影響，可以通過《法蘭西內戰》的草稿和原文來追溯。這使得某些分析家發現“在馬克思的思想中出現的一次革命”。公社從實踐上對資產階級把政治跟經濟分割開來的做法進行了批判，它提出工人階級運動的目的與其說是奪取國家政權，毋寧說是以新的政權來代替它；它還把認為由於現存的必不可免的自然分工而使工人不能管理國家事務的“這一整套騙局”一掃而盡。它使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修訂了在《共產黨宣言》時期所著重強調的若干觀點。

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思想之間的相互關係的第三個新階段，所經歷的時間比較長。這個階段開始於各國特別是在德國工人階級政黨的建立。在19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期間，馬克思主義第一次在重大的工人運動中產生了影響。在第二國際時期（參看國際條目）所出現的把工人階級從政治上大規模組織起來的時機或在這方面的限制，都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素材。當時，第二國際所主要考慮的事情，也就是參加該國際的各國工人階級運動所經常爭論的事情，有如以下這些：如何慶祝五一節；工會、罷工和總罷工在勞動解放中的作用；參加資產階級議會和政府的問題；改良的作用──是革命的階梯還是絆腳石；資本主義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通過改良主義解決其矛盾；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性質，國內戰爭和國際戰爭的時機及其遏制的因素；有覺悟的工人組織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沿著工人運動所必要的新路線去克服自發性的局限效果；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的劃分以及組織僵化的鐵律（見“參考書目”⑪ ，並參看精英條目）。所有這些爭論對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工人階級運動來說，象是一日三餐那樣不可缺少。然而，從這些爭論中提出了分裂的路線，而工人運動則按這些路線分裂出“革命者”和“修正主義者”，“科學”社會主義者和“倫理”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工團主義分子”。

這些爭論繼續貫穿到下一階段，即工人階級運動和馬克思主義的相互關係的第四個階段──1917年布爾什維克革命及其在截至1921年那些動蕩年代里對歐洲各地的牽動。不過，這時候的爭論是在由這些事件所改變的條件下進行，並且導致永久性的組織分裂，即形成了各國共產黨，社會民主黨或工黨，以及主要是非政治性的工會運動。在後革命的“社會主義”制度內，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的思想已發展成為教條。它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內則發展成為試圖對為什麼思想會跟運動脫節這個問題作出的解釋，其答案則有帝國主義、兼并、改良主義的成功、鎮壓以及文化領導權等等。從本世紀20年代早期至60年代後期這段時期，馬克思主義思想和工人階級運動之間的主要的、悲劇性的關係（至少從政治觀點來看如此），是它們之間的疏遠以至衝突。歷史並沒有按第二國際的馬克思主義者在1914年以前的想法來發展，而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一個未完成的任務便是去解釋為什麼。

馬克思主義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思想，其正統觀點早在19世紀40年代就通過恩格斯對英國的閱歷（這種閱歷貫穿在他的一生中）而確立起來，並且一直相當穩定。這種觀點是：個人的抗議被地方的或部門的鬥爭所代替，這些鬥爭一開始如不是具有狹隘的經濟性質，便是具有狹隘的政治性質，從而不能明確地同所出現的資本主義有關範疇進行對抗。同時，這些鬥爭在開始的時候也是無組織的，它們只是慢慢地才轉變為具有規章制度、合理的工作步驟和內部分工的正式組織。當做到這一步的時候，就很容易出現偏離整個階級的目標而趨向於特殊的社會階層的利益、職業團體的利益、以及民族或准民族實體的利益的情況。儘管如此，資本主義矛盾的發展要求進入這樣一個階段，即“以一國範圍內的階級鬥爭”來代替地方和部門的鬥爭。這就要採取一種協作的政治形式，以爭取國家政權。儘管有種種阻撓和挫折，工人運動（包括政治的和產業的）的不同派別，還是不屈不撓地聯合起來，形成一個地地道道的階級運動。儘管這種發展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國際上都是不平衡的，但是，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樣地估計到這一點，認為這種情況是會被克服的。《共產黨宣言》就有這樣的話：“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裡，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73頁）。先進的部門將帶頭，而所有其他的部門最終將會跟上。發展會是不平衡的，不過它們同樣地會匯合在一起的。

這些正統觀點是人們所熟悉的，但是它們對於實現上面提到的未完成的任務來說，並不是始終有幫助的，而且它們還在馬克思主義思想內部受到挑戰，在這裡，有三方面的論著值得一提：首先，一些工黨史學家們試圖繞到在20世紀工人運動中占統治地位的共產主義和社會民主主義的形式背後，去尋找所謂“原始的”和“空想的”運動形式（參看空想社會主義條目）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創造性，他們把這些運動看作比先驅者有過而無不及的東西；其次，女權運動者則試圖繞過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工人運動結構和由男性占統治地位的這些運動史的觀點的背後，去發現人類的半邊天是如何地從歷史上（甚至包括他們的最活躍和最有創造性的過去）被隱沒的（參看女權運動條目），性別問題如今是作為一個獨立於階級而又與階級有關的問題來看待的；最後，那些致力於推行“文化研究”這門新興學科的學者們，試圖繞過占統治地位的關於“生產”結構的觀點的背後，來把馬克思主義關於勞動過程的思想不僅推回到“經濟”生產的範圍，而且還推回到文化和政治生產的範圍。在所有這三種互為補充的研究方法中，都對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中的先鋒隊成分的觀念進行了批判，而且較少地提出關於工人階級運動發展的進化觀點，此外，一種從工人階級觀點出發來看該階級的作用問題的創造性思想，也正在重新形成，但這方面的思想在某種程度上曾受19世紀中期那種把工人階級運動跟歷史運動混為一談的看法的影響，而變得毫無生氣。

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來，我國的社會經濟生活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社會經濟成分、組織形式、物質利益、就業方式日趨多樣化。在這種新的情況下，工人階級還是不是當代中國最先進的階級？還是不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還是不是我們黨的階級基礎？這是關係到我們黨的根本性質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工人階級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是馬克思主義政黨必須堅持的重要觀點

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是工人階級的歷史地位和歷史使命所決定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50多年前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指出，“在當前同資產階級對立的一切階級中，只有無產階級是真正革命的階級。其餘的階級都隨著大工業的發展而日趨沒落和滅亡，無產階級卻是大工業本身的產物”。（《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282頁）毛澤東同志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指出，“工業無產階級人數雖不多，卻是中國新的生產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國最進步的階級，做了革命運動的領導力量”。（《毛澤東選集》，第1卷，8頁）鄧小平同志強調指出，“工人階級最重要的特點之一就是同社會化的大生產相聯繫，因此它的覺悟最高，紀律性最強，能在現時代的經濟進步和社會政治進步中起領導作用”。（《鄧小平文選》，第2卷，136頁）近年來，江澤民同志反覆強調這一觀點。1990年1月25日，他在給石家莊第二印染廠全體職工的信中指出，“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是我們黨的力量所在。工人階級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的代表”。1995年5、6月間，他在上海、長春等地視察時又說：“工人階級是我們國家的領導階級，是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代表，是建設和改革以及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基本的力量。”

工人階級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已為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所證實。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變為社會主義新中國的第一次偉大歷史變革中，工人階級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領導階級，在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為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的統治，為建設社會主義，作出了極大的犧牲和努力，表現出“特別能戰鬥”的革命精神。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實行改革開放、建設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第二次偉大歷史變革中，我國工人階級在鄧小平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以改革為己任，以發展為主題，解放思想，開拓創新，團結奮鬥，艱苦創業，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又譜寫了新的歷史篇章。這一切都充分說明，中國工人階級是社會物質財富和精神文明的主要創造者，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主力軍，是推動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中堅力量。

二、在誰是當今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代表的問題上，必須澄清一些模糊認識

在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經濟關係、勞動關係和利益關係等方面發生了新的變化，社會上一些人對誰是當今中國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產生了許多模糊認識。有的說，工人是幹活的，是體力勞動者，代表不了先進社會生產力，只有腦力勞動者才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也有的說，工人在企業里是被管理的，只有經營管理者才是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等等。這些觀點都是片面的、錯誤的，必須加以澄清。

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包括工人、知識分子、公有制企業的經營管理者和機關幹部等在內的統一整體。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隨著科技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我國工人階級知識化進程明顯加快，工人階級中腦力勞動者的比重越來越大，腦體結合的勞動大軍將日益成為工人階級隊伍的主體力量，這是工人階級隊伍知識化的必然結果，也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在推動生產力發展的整個進程中，我們既要看到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在發展社會生產力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又要看到任何創造發明要轉化為現實生產力，都必須依靠廣大工人群眾創造性的勞動。因此，我們決不能把依靠和發揮知識分子的作用與依靠和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作用割裂開來、對立起來。

我們應當重視企業經營管理者和企業家在企業經營管理和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但是，在公有制企業中，經營管理者也是工人階級的成員，他們所從事的管理工作與廣大職工群眾的勞動只是社會分工的不同，沒有先進與落後的區別。我們也不能把重視發揮經營管理者的作用與重視發揮廣大職工群眾的作用割裂開來。那種片面強調企業經營管理者的作用而忽視廣大職工群眾的作用，或者把工人階級只局限於工人群眾而不包括企業經營管理者的觀點和主張，都是與我們國家的性質和公有制企業的實際相悖的。當然，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要調動包括各種非公有制經濟組織經營管理者在內的社會各個方面的積極性，但這與誰是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代表是兩回事，與我們黨的階級基礎和所要依靠的階級力量也是兩回事。對此，我們必須有清醒的認識。

總之，判斷一個階級是否代表先進生產力和社會發展的方向，要看它在推動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和它是否反映先進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儘管改革開放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我國經濟關係、勞動關係和利益關係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工人階級隊伍及其勞動方式、內部結構等產生了許多新的特點，但工人階級的階級本質和歷史使命沒有改變。工人階級作為先進社會生產力的代表，是任何階級、階層所不能取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