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

1956年2月14——25日在莫斯科大克里姆林宮召開。出席大會的有1349名有表決權和81名有發言權的代表，共代表6795896名黨員和419609名預備黨員。出席大會的還有55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代表。大會聽取、討論了赫魯曉夫作的中央委員會的總結報告、摩斯卡托夫作的中央檢查委員會的總結報告、布爾加寧作的關於1956—1960年蘇聯發展國民經濟的第6個五年計劃的指示的報告，並就這些報告通過了相應的決議。代表大會對黨章作了部分的修改並通過了起草新黨綱的決定。此外，在非公開的會議上，代表大會聽取了赫魯曉夫所作的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報告，並就這一問題通過了決議。

代表大會選出了由133名委員和122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赫魯曉夫當選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和由63人組成的中央檢查委員會。

在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舉行的蘇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報告中，赫魯曉夫重申了蘇聯共產黨對不同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國家之間和平共處政策的支持，否定了列寧關於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理論，並且認為，在一些國家通過議會的道路可以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

關於和平共處原則。赫魯曉夫指出：“由於世界舞台上出現了一些宣布以不參加集團和聯盟作為外交政策原則 的歐洲和亞洲國家，和平力量就大大地增強了”。因此，“在國際舞台上出現了一個包括歐洲愛好和平的社會主義和非社會主義國家的廣大和平地區。這個地區包括的範圍非常廣闊，居民人口將近15億，佔全球人口的多數。”

關於防止戰爭的可能性。當談到第三次世界大戰是否不可避免時，赫魯曉夫指出：“有這樣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原理：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是不可避免的。這個原理是在這樣一個時期制定的：對戰爭不感興趣的社會和政治力量弱軟，組織得不好，因而不能迫使帝國主義放棄戰爭。……然而，在目前，情況已經根本改變。國際社會主義陣營出現了，並且已經成為強大的力量，在這個陣營中，和平力量不僅具備了防止侵略的精神手段，而且具備了防止侵略的物質手段。此外，還有一大批擁有數億人口的其他國家正在積極地反對戰爭。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運動，今天成為一支巨大的力量。擁護和平的運動已經產生，並且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因素。”

關於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赫魯曉夫指出向社會主義過渡可能需要採取若干形式之後，引用了列寧的一句話：“一切民族都將走到社會主義，但是走法並不完全一樣，”他並且說這句話已經被歷史的經驗所進一步證實。他進而說道：“完全可以設想，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形式將會越來越多樣化。而且這些形式的實現，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將要與內戰連繫在一起。向社會主義過渡時，鬥爭的激烈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這與其說是取決於無產階級，不如說取決於剝削階級的抵抗程度，取決於剝削階級自己是否使用暴力。”

在二十大的一次秘密會議上，赫魯曉夫作了一個長篇講話。在講話中，他譴責了斯大林依靠酷刑迫使清白無辜的人民招供，並將他們大量地處死譴責了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戰中的策略譴責了1948年斯大林對破壞蘇聯與南斯拉夫關係所負有的責任以及對他的“個人崇拜”。

赫魯曉夫所提倡的和平共處原則在任何意義上都決不標誌著蘇聯政策的新發展，而與當時中國政府所提出的有關國際關係的觀點相一致。在1952年斯大林出席的全聯盟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馬林科夫曾經指出：“蘇聯所奉行的和平與各族人民安全的政策的根據是：如果有著相互合作的願望，有著履行所承擔的義務的意願，而且平等與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得到遵守，那麼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和平共處和合作就是十分可能的。蘇聯過去一直主張，現在仍然主張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合作，而且不問其社會制度的差異。……我們決不打算用武器強迫任何人接受我們的思想或者我們的經濟制度。斯大林同志說：‘輸出革命，這是胡說。每一個國家如果要求革命，就得自己進行它的革命如果不要求，那就不會發生革命。’……”赫魯曉夫在其報告中所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在1954年4月29日中印兩國所簽訂的協定中首次系統闡述的。1955年4月在萬隆所舉行的亞非國家會議上，周恩來支持關於提倡全面禁止生產核武器和普遍裁軍的決議，並發表了中美關係的下列聲明：“中國人民同美國人民是友好的，中國人民不要去美國打仗。中國政府願意同美國政府坐下來談判，討論緩和遠東緊張局勢的問題，特別是緩和台灣地區的緊張局勢問題。”

赫魯曉夫報告的新特點在於他否定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戰爭不可避免的理論和承認資本主義和平過渡的可能性。雖然這些理論連同他對斯大林的譴責後來成為中蘇兩黨激烈論戰的主題，但是，中國共產黨在當時並沒有對這些理論和他對斯大林的譴責進行公開的爭論，中國共產黨在1956年4月5日發表的聲明中認可了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批評。

蘇共二十大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批判個人迷信和斯大林，這也是蘇聯自斯大林時代之後的頭等大事，震驚了世界，也造成了極其重要的影響和後果。

徠在蘇共二十大的正式議程中，批判個人迷信和斯大林並不顯著。赫魯曉夫在宣布大會開幕後還說：“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在蘇共十九大后失去了傑出的領袖斯大林”，他甚至還提議代表們為斯大林默哀。其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也只是籠統的批判了個人迷信而沒有直指斯大林。他說，蘇共“堅決反對和馬克思主義不兼容的個人迷信，因為個人迷信把這個或那個活動家變成創造奇迹的英雄，而縮小了黨和群眾的作用，降低了他們的創造積極性。個人迷信流行的結果就是降低了黨的集體領導作用，優勢給我們的工作帶來了嚴重的損失”。

然而在1956年2月25日，即蘇共二十大的最後一天凌晨，赫魯曉夫卻突然拋出了一份長達4小時的題為《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被緊急召集到會議大廳的代表們的驚愕中，全盤否定了斯大林，揭露了很多蘇共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負面情況。

《關於個人迷信及其後果》有點像是是赫魯曉夫的“即興之作”，未經蘇共中央討論，所以有點雜亂無章。與其說是一份正規的政治文件，還不如說是一份嚴厲的控訴。但歸結起來，赫魯曉夫主要在報告中批判了斯大林的七大錯誤：

1、個人迷信。斯大林利用《斯大林傳略》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大肆頌揚個人功績，利用頒發“斯大林獎”，樹立“斯大林紀念碑”以及用自己名字命名企業和城市來助長個人迷信。赫魯曉夫還提到了列寧於1922年12月給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評了斯大林太粗暴，建議調動他的總書記職務。他同時還公布了列寧1923年3月5日給斯大林的信，要求斯大林為自己的粗暴行徑向克魯普斯卡婭（列寧的妻子1869－1939）賠禮道歉，否則就和他斷絕關係。

2、破壞法治，發動大清洗。揭露“大清洗”實際上首先從鎮壓黨內反對派開始，利用“人民公敵”的罪名，將思想鬥爭轉變成對反對派肉體上的消滅。赫魯曉夫列舉諸多材料，證明是斯大林一直在推動階級鬥爭並批准違法的使用肉刑，把“大清洗”的責任完全推到斯大林的身上。他還暗示“基洛夫案件"的幕後黑手就是斯大林，甚至說斯大林晚年“有一個消滅政治局內老同志的計劃”。

3、在衛國戰爭中的錯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盲目自大，不相信諸多德軍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再加上“大清洗”殘害了很多優秀的蘇軍將領，以至於在戰爭初期遭受慘敗。在初期失利之後，斯大林又完全喪失了信心，認為“一切都完了”甚至“完全撒手不管”在指揮戰爭的過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造成哈爾科夫戰役折損幾十萬士兵。

4、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在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強行將車臣－印古什、卡爾梅克等幾個民族集體遷徙到遠方，同時取消了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國，這種野蠻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嚴重的民族對立。

5、在和南斯拉夫關係上的錯誤。戰後蘇南兩國發生了嚴重的糾紛並且關係完全破裂，赫魯曉夫指責斯大林在這方面扮演了“可恥的角色”，甚至聲稱“只要我動一動小指頭，鐵托就會完蛋。”

6、在經濟政策方面的錯誤。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完全不了解農村情況，幾十年不訪問農村。“只是從電影上看農村和農業”，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農業落後。

7、實行個人獨裁。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沒有按照黨章規定按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相隔了15年。黨的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也很少開，斯大林晚年不僅不開中央全會，連政治局會議也只是偶爾去幾次。

在蘇共二十大的總結報告上，赫魯曉夫針對當時的國際形勢，提出了“三和”理論，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

1、報告指出，十月革命的方式在當時是唯一的出路，然而現在的國際形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因此“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道路將越來越多樣化”。在資本主義國家，無產階級完全可以通過“取得議會中穩定的多數，並且將議會從資產階級民主的工具轉變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從而“是現社會根本改造的條件”,不用武裝起義就奪取政權，這就是“和平過渡”。

2、報告指出，列寧關於只要帝國主義存在，戰爭就不可避免的觀點“在那個時期是正確的”,而現在的社會主義陣營已經具備了防止侵略的物質基礎，因此“戰爭不是不可避免的”。在目前的形勢下，“只有兩條路：要麼和平共處，要麼發動歷史上最具毀滅性的戰爭。第三條路是不存在的。”這就是“和平共處”。

3、報告同時“向資本主義國家領導人建議：‘讓我們用實踐來證明哪一種制度更好吧，讓我們進行不打仗的競賽吧。……我們建議的是未提及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水平而進行的和平競賽。’”這就是“和平競賽”。

受到蘇共二十大的影響,1956年當年就發生了波茲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死傷上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