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奧爾基·馬克西米連諾維奇·馬林科夫

1902年1月8日出生在奧倫堡。

1918年他志願參軍奔赴戰場，在連團旅三級部隊中工作。

1920年4月入黨。

1921年至1925年期間，在莫斯科一所高等技術學校學習。

1924年至1925年期間到中央機關工作。

1925年畢業后被選拔到聯共中央機關工作，先在中央書記助理波斯克列貝舍夫主管的“特別處”任副處長兼政治局的文書，后在斯大林秘書處任秘書。

1930年卡岡諾維奇任莫斯科市委第一書記時，又提升他為莫斯科市委組織局負責人。

1934年躍升為聯共（布）中央組織部部長，掌管全黨的人事大權。同年底基洛夫被害后，蘇共加緊了審查和更換黨證的工作。馬林科夫直接參與了這項工作的領導。這項工作於1936年基本完成。

1936年上半年，葉若夫在全黨進行了一次“檢查黨證”活動，這實際上就是為爾後的黨內大清洗作組織準備。馬林科夫在這次“檢查黨證”活動中最突出和最大的功績就是發明並建立了一整套完善的幹部檔案制度。這個制度是專門用來整人的，是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中最腐敗、最黑暗的一種制度。在那本個人是無法看到自己的檔案材料中，不僅裝有幹部本人按上級要求寫的各種文字材料，而且還有別人寫的各種證明、檢舉和揭發材料，特別是還有組織上背著幹部本人所作的各種政治鑒定材料，只要組織上什麼時候需要，什麼時候就可以把檔案材料拋出來，隨時都可以給予某一幹部以各種不同的處分、判刑甚至處決。

1936年至1938年期間的大恐怖的幕後策劃者當然是斯大林，但操刀者卻是葉若夫。馬林科夫雖然沒有直接登台表演，但在那些受到斯大林操縱的最重要的秘密機構里專門從事恐怖活動的人當中，他也是其中的一個主要成員，他所發揮的作用與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葉若夫並不相上下。他無論是悄然隱居於自己的辦公室，或是在各加盟共和國黨組織中都曾進行過若干恐怖活動（還參加過好幾次對黨和國家領導人施以酷刑的審問）。當各地黨組織的書記們遭到逮捕或槍決后，急需遴選一批新人接替，這一工作又正是在他的領導下進行的。

1937年2—3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斯大林提出，隨著社會主義陣地的不斷鞏固，隨著蘇維埃國家的繼續向前發展，國內階級鬥爭將愈來愈尖銳。馬林科夫是肅反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直接領導白俄羅斯、亞美尼亞和列寧格勒等地的肅反運動。12月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和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代表。

1939年3月起當上了中委、中央書記、中委會組織委員、中央幹部管理部部長和蘇聯人委會副主席。

1941年2月在聯共（布）第十八次代表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組織在工業和運輸方面的任務》的報告。

1941年年中，蘇聯工業總產值達到了第三個五年計劃預定的1942年指標的86%。在這次會議后舉行的中央全會上，馬林科夫當選為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

1941—1945年衛國戰爭期間，蘇聯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主席、“集中行使國家的全部權力”的國防委員會。馬林科夫是該委員會的五名成員之一，為抗擊德國法西斯侵略者進行了大量組織工作。

1942年3月前往沃爾霍夫戰線。7月至9月在斯大林格勒和頓訶戰線。

1943年3月前往中央戰線。在此期間，他還領導了研製新式武器裝備、飛機和發動機的工作。8月蘇聯人民委員會和聯共（布）中央通過一項“關於恢復從德寇佔領下解放出來的地區的經濟的緊急措施”的決定，馬林科夫被任命為恢復收復區的經濟委員會主席，在修復住宅、學校和醫院，恢復工業企業和農莊農場生產方面做出了成績。9月蘇聯政府為表彰他在戰時艱難條件下對增產飛機和發動機做出的特殊貢獻，授予他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

1943年至1945年期間還擔任過蘇聯人民委員會從德國佔領下解放的地區的經濟恢復委員會主席。

二戰結束后，馬林科夫領導過一個專門負責拆遷德國工業設備的委員會。在此期間，他同國家計委主席沃茲涅先斯基發生了一系列的衝突，因而種下了列寧格勒冤案的禍根。

1945年11月由於勝利完成黨和政府交給他的任務而獲列寧勳章。

1946年3月他躍升為政治局委員、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

1947年9月底出席在波蘭舉行的蘇東國家的代表會議，作了介紹聯共（布）在國民經濟領導工作、黨的建設和對外政策等方面活動情況的報告。

1948年與日丹諾夫一起出席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會議。

1949年初斯大林開展反猶太運動，馬林科夫除了只在意識形態領域中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外，並未直接參與，而是同貝利亞串通一氣，說服斯大林相信列寧格勒黨組織和來自列寧格勒的幹部中正在策劃一場反對黨中央的陰謀。經過斯大林的首肯，根據誣陷的材料，製造出一起駭人聽聞的列寧格勒冤案。他不僅親自領導該案件的偵破和用酷刑審訊外，還在事後銷毀了一切與該案有關的文件。11月在莫斯科慶祝大會上作了紀念十月革命勝利三十二周年的報告。

1950年10月列寧格勒冤案結束之後，馬林科夫在黨政事務中的影響更加擴大，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伏羅希洛夫和米高揚已被排斥於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外，馬林科夫、貝利亞、赫魯曉夫和布爾加寧等人則躋身於斯大林的小圈子之內。在十九大上當選為中委和中央主席團委員，並進入了主席團的九人執行局。

1952年1月獲列寧勳章。10月聯共舉行第十九次代表大會。由馬林科夫作了聯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以來十三年的中央委員會總結報告。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6日蘇共中央、部長會議、最高蘇維埃主席團聯席會議通過決議，任命馬林科夫為部長會議主席。3月14日蘇共中央舉行全會，赫魯曉夫提出“恢複列寧主義的集體領導”。馬林科夫辭去擔任近十四年的中央書記職務，由赫魯曉夫等五人組成書記處。6月26日處決貝利亞。9月13日赫魯曉夫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

1953年7月在蘇共中央全會上代表中央委員會主席團作了關於貝利亞“企圖把蘇聯內務部放在蘇聯政府和共產黨之上”，進行反黨和反國家活動的報告。會議決定把貝利亞作為“共產黨和蘇維埃人民的敵人”處理，撤銷他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把此案交最高法院審理。8月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作了施政報告，表示在繼續貫徹蘇共十九大的政策方針的基礎上，著手對經濟發展作初步調整。鑒於蘇聯的輕工業落後，日用品匱乏，他要求在堅持原來優先發展重工業傳統方針的同時，加速發展輕工業。

1954年—1955年決定在哈薩克、西伯利亞、馬拉爾、伏爾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等地開荒1,300萬公頃。為開墾荒地，1954年農業投資額增加了4億盧布。“墾荒計劃”打亂了馬林科夫原來制定的經濟計劃部署。接著，赫魯曉夫又在1955年1月舉行的中央全會上，利用所謂輕、重工業比問題指責馬林科夫。

1955年2月因力不勝任，請求辭去部長會議主席職務，經批准，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兼電站部部長。

1956年2月二十大上與卡岡諾維奇和伏羅希洛夫等人大聲疾呼，堅決反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同年蘇共舉行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後，相繼解除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在政府中的重要職務。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於1957年6月18日召開的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議撤換赫魯曉夫。經過七天的爭論，蘇共中央全會通過了支持赫魯曉夫的決議，把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等人定為“反黨集團”，中央全會決定撤銷他們的中央委員和主席團委員的職務。隨後，馬林科夫又被解除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和電站部部長職務，調任哈薩克共和國任烏斯卡麥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

1957年6月中央全會上通過了《關於馬林科夫、卡岡諾維奇、莫洛托夫反黨集團的決議》，取消了馬林科夫的中央委員和中央主席團委員的資格，保留黨籍，調任哈薩克共和國烏斯季卡緬諾戈爾斯克水電站站長（后又調到埃基巴斯圖茲熱電站任站長）。

1961年7月二十二大時由於馬林科夫參與了莫洛托夫和卡岡諾維奇的反對赫魯曉夫的活動，加以他的大量罪行被揭露，所以會後就撤銷了他的職務並開除出黨。

1968年退休，遷回莫斯科居住。

平反冤假錯案

斯大林生前曾經發動過一系列草菅人命的政治運動，在這些政治運動中，先後有2000萬-2500萬人遭受各種迫害。斯大林逝世后，全國各地要求平反昭雪的人民來信雪片似的飛向蘇聯各級檢察機關。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馬林科夫曾經是上述政治運動的“積極參與者”，但他還是擔當起了撥亂反正的領導責任。1953年4月4日，即斯大林逝世后一個月，塔斯社報道蘇聯內務部對“醫生謀生案”重新進行了審查，認為前國家保安部對有關被告的逮捕是不正確的，是沒有任何合理根據的。蘇聯內務部宣布釋放該案所涉及的一切人員，完全恢復他們的名譽。緊接著“明格列爾案”也得到了平反，戰後因為“克里米亞案”被逮捕的莫洛托夫的夫人也被釋放回家並恢復了名譽。7-12月，馬林科夫與赫魯曉夫等人聯手逮捕貝利亞並將其處決以後，平反昭雪的閘門進一步被打開。1954年春天，列寧格勒案件也得以重新審查，5月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決議為這一案件受害者沃茲涅辛斯基等人恢復了名譽。所有這一切，馬林科夫都起了毋庸置疑的作用。

恢復法制

過去內務部不受黨政機關監督，享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它負責從偵查、逮捕、審訊到判刑的全過程，這是大量冤假錯案產生的根源。1953年4月6日，《真理報》上發表題為《蘇維埃社會主義法律是不可侵犯》的社論，強調任何人不得破壞蘇維埃法律，保衛蘇聯憲法所保證的蘇聯公民權利的社會主義法律，是蘇維埃國家進一步發展和鞏固的最高原則。這反映出蘇聯國家新領導人對公民權利及蘇維埃法律的重視。9月1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決定撤銷內務部“特別會議”，並責成法院調查“特別會議”過去判決的案件，以便對人犯減輕刑罰或者予以無罪釋放。次年3月，改組內務部機關：一方面限制其權力；另一方面加強黨和國家機關對內務部的領導和監督。與此同時，擴大了法院的許可權，恢復了檢察機關的職權。蘇聯法制正在逐步恢復和健全。

改革經濟結構

斯大林模式最主要的經濟特徵就是：實行公有制、計劃經濟、高度集權、重工業優先發展。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模式對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制約日益顯現。馬林科夫認識到這一點，強調要以發展重工業的態度和速度，發展輕工業和食品工業。新政府做出這項政策調整的背景是：斯大林時期經濟發展存在嚴重比例失調現象，那時工業只生產武器和生產資料，而全然不顧人民生活的現實要求。馬林科夫明白：如果不堅決地把投入重工業的資金轉入輕工業和食品工業，那麼農業改革是不可能實現的。因此，1953年8月8日在最高蘇維埃第五次會議上，他坦言，蘇聯在發展輕工業、食品工業和農業方面落後了。1929-1952年國家用於重工業運輸工業的投資為8310億盧布，而同期用於輕工業的資金僅為720億盧布。

有鑒於此，馬林科夫號召：為了保證更迅速提高人民的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必須用一切方法來加速輕工業的發展。大大增加國家對輕工業、食品工業的投資。

重新審視農業

馬林科夫修正自己在蘇共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對農業的樂觀評估。1952年10月曾經在十九大政治報告中宣稱：以前認為是最尖銳、最嚴重的問題穀物問題，就這樣順利地解決了，徹底而永遠地解決了。然而，現實情況恰恰相反。這使得馬林科夫不得不承認，農業生產落後、農民收入低、農副產品供不應求仍為三大難題。他認為，造成農業生產落後的根本原因是物質刺激不夠。改善農業畜牧業生產狀況的有效辦法是:

提高集體農莊莊員、個人、職員向國家義務交售農副產品的價格。

糾正限制農民發展自留地和個人副業的政策。

修改對農民的稅收政策與徵收制度，大幅降低集體農莊莊員們的稅務負擔。

國家增加投入發展農業機械化、電氣化等。

為此，蘇聯部長會議和蘇共中央作出了一系列關於發展農業的決議。此前農民從種植蘋果樹到飼養母牛、家禽等都得向國家納稅，各種苛捐雜稅曾經把農民幾乎弄到完全破產的地步，他們不得已而私下宰殺牲蓄、家禽，砍掉果樹之事時有發生。馬林科夫政府不僅取消了農民私有財產的稅務、允許農民把自留地擴展4倍，而且打算把部分不贏利的集體農莊和國營農場在自願的基礎上交給農民管理，實行私有化，建立私人農場。對此，農民階層普遍表示歡迎。

改革斯大林模式

馬林科夫改革、觸及斯大林集權模式，對經濟管理體制陸續採取了局部性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包括：

將一部分中央權力下放到加盟共和國和企業。1953年4月-1955年5月，蘇聯部長會議兩次把原來屬於部長會議和國家計委的一些權力下放給各主管部；擴大了加盟共和國在計劃編製、撥款等方面的權力；把部分中央企業交由所在地方領導管理；增加企業經理各方面的權力等。

精簡行政機構，減少行政支出。為了克服官僚主義、文牘主義，提高管理效率,1954年10月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撤銷了中央46個部委下屬的200個管理總局和處、147個托拉斯、93個地方管理局、898個供應機構、4500多個各種辦事處和4000多個結構部門。結果全國性的和主管部門內部的統計報表減少了2/3,國民經濟計劃指標的數量減少46%。行政管理人員減少45萬，預計每年節省行政開支50多億盧布。

加強對企業的經濟核算並且改進銀行信貸方式。過去企業不計成本、吃大鍋飯現象十分嚴重，為了改變這種狀況，使得企業降低成本增加贏利，蘇共中央和部長會議下文，不僅要求企業獨立核算，而且要求國家銀行對虧損企業予以制裁和監督。

外交上，緊縮關於爆發世界大戰的估計，將外交重點由消滅帝國主義轉為和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上來。開始擺正軍事與經濟的關係，提出經濟將擔負不起過於龐大的軍備，指出核軍備沒有意義，實際上就是主張節制軍備。在馬林科夫對外政策的主導下，蘇聯恢復了蘇聯同南斯拉夫的關係，緩和了蘇聯同土耳其、伊斯蘭國家的關係並與阿富汗、印度、芬蘭等國家有了不同層次的往來。

1920年5月與俄共(布)中央機關的小辦事員瓦列里亞·戈盧勃佐娃結為伉儷。

1988年1月14日去世，享年8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