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蓮司

韋蓮司(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 ，美國人，（1885-1971）。一代文化大師胡適終生女摯友，是康乃爾大學一位地質學教授的女兒。1914年6月與胡適在美國紐約康乃爾大學結識。在此後48年的歲月中，一直作為胡適的粉絲和女友而終生未嫁。

胡適摯友

胡適成年後的50年中，有26年又7個月在美國度過。無論他在大陸、台灣還是美國，年長他5歲的艾迪絲·克利福德·韋蓮司(MissEdithCliffordWilliams)始終與胡適保持著超越夫妻層面的思想感情。

在周質平對胡適的研究中，一大批重要的文件都出自中國大陸。台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向他提供了由韋蓮司從美國寄去的胡適致韋蓮司信件、電報200多件，及韋蓮司致胡適函近20件；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也向其提供了百餘件韋蓮司致胡適信函。

胡適的家於1946年搬到東廠衚衕1號，這裡現在正是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高大的辦公樓，胡適研究會會長耿雲志告訴記者，近代所向周質平提供的信函就是從這個院子里發掘出來的。

唏噓的愛戀

有情人終成眷屬，是人間喜劇。有情人未能成眷屬，則是悲劇。有時候往往悲劇更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喜劇帶給我們的快樂，象是漂在時間上面的浮萍，很快就隨著流水漂走了。而悲劇的痛苦，則是一掬沉重的沙礫，時間的溪水流走了，痛楚則永遠沉甸甸地落在你的心底。這或許就是《紅樓夢》、《梁祝》、《羅密歐與朱麗葉》等一系列悲劇作品千百年來經久不衰的緣故。

談起上述話題，很容易讓我想到胡適與他的女友韋蓮司。這段穿越整整半個世紀的愛與友情，直讓世人唏噓喟嘆。

韋蓮司是胡適在美國留學時所認識的女友。在綺色佳的湖畔月下，常常留下胡適與韋蓮司流連忘返的身影。他們在一起熱烈地探討許多問題，韋蓮司對胡適的思想產生過深刻的影響。胡適曾在日記中寫道：“吾自識韋女士以來，生平對於女子之見解為之大變，……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種能自由能獨立之女子。”胡適對韋蓮司的人品與學識非常欣賞，他曾以“高潔幾近狂狷”許韋蓮司，而又以“傲骨狂思”自許，可見他與韋蓮司在心靈上是和諧相通的。

韋蓮司是胡適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從精神世界走得如此之近的女人，這是一個新奇粲然而又令人怦然心動的世界，年輕的胡適，真的被打動了，他象每一個走進朦朧初戀季節的青春少年，情緒變得纖細而又多愁善感。

朝夕相處的情侶，一次小別，也能讓人不勝惆悵。“上周四的夜晚，我深感悵惘，寒風吹落了窗前所有的柳條，竟使我無法為一個遠去的朋友折柳道別。”胡適雖然留學出洋，接受大量的西方思想與文化，但他在內心情感的表達方式上，還是浸淫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底蘊。他的折柳贈別，不經意間便流露出濃郁而古老的東方情結，可以說他的骨子裡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文人。所以，我們就不難理解他與韋蓮司發乎情，止乎理，長達五十年的相思相望。

胡適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一代啟蒙知識分子，是傳統中國向現代中國發展過程中的承傳者，繼往開來的領袖人物。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個性解放，婚姻自由。胡適在五四時期寫的第一個白話劇本《終身大事》就是宣傳男女青年自由戀愛，反對包辦婚姻。但是胡適卻在個人的終身大事上，遵從了“父母之命”的包辦婚姻。在胡適身上，體現出五四一代知識分子作為歷史中間物的雙重人格和心理行為的歷史逆差。

胡適在出國留學前，母親早已為他訂下了一門親事，未婚妻江冬秀是一個不甚識字的小腳女人。胡適曾對韋蓮司談到過自己的未婚妻：“她（指江）對我的思想全然一無所知，因為她連寫封短短問候的信都有困難……我早已放棄讓她來做我知識上的伴侶了。這當然不是沒有遺憾的。”胡適對自己的婚事是失望的，但胡適對婚姻採取了遷就與容忍。

胡適四歲的時候，父親就已經去世。是母親含辛茹苦把他扶養大。母親23歲守寡，孤兒寡母相依為命。但母親從小就對胡適要求很嚴，無論是做人，還是做學問。在胡適的眼中，母親是慈母兼任嚴父。胡適對母親始終充滿了敬愛之意。認為母親對自己的深恩是無從報答的。中國人的做人基本準則是忠孝，對國家盡忠，對父母盡孝。胡適儘管對江冬秀沒有愛情，但為了對自己付出全部愛心的母親，他選擇了“甘心為愛我者屈”。也就是在愛情與親情的衝突中，愛情向親情屈服。

胡適把堅守婚約看作是對母親的回報。“吾之就此婚事，全為吾母起見，故從不曾挑剔為難（若不為此，吾決不就此婚……）。胡適的不毀婚約，與其說是為江冬秀，不如說是為他母親。這就如同魯迅把母親為他選擇的妻子當做母親的一件禮物收下一樣。當孝子與情人不能兩全時，浸淫東方文化的胡適選擇了歷史的沉重負荷。這是一種殉道的悲哀。

胡適在婚後私下裡對友人直言相告：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可見胡適終歸還是一個溫良恭儉讓的謙謙君子，他不肯拿社會道德的信用去替換顫動心靈的愛情。當然，我們無法評說在天平上，哪一邊更沉重一些 ……

與胡適交往點滴

矜持初相識

他們的結識有近水樓台的因素存在。1913年康奈爾大學學生胡適是綺色佳鎮橡樹街120號韋蓮司先生家的房客，韋蓮司小姐是胡適初涉美國社會時的一道陽光：“美國大學學生大多數皆不讀書，不能文，談吐鄙陋，而思想固隘”，在胡適看來，韋蓮司則“其人極能思想，讀書甚多，高潔幾近狂狷”(胡適留學日記)。

胡適對韋蓮司的欣賞躍然紙上，他認為自己“一直是一個受益者”，與韋蓮司的談話總能啟發他去認真思考。胡適對韋蓮司充滿敬意，並“對自己的謹小慎微的態度感到汗顏”。

中國學生胡適並未隱瞞早已定親的身世，如果胡適早年與韋蓮司的交往中不是故意在迴避著什麼，那麼就不會有1915年1月22日到24日兩次“有趣”的會面。

韋蓮司在紐約學習藝術期間，胡適路過該城併到韋蓮司的寓所海文路92號與之單獨會面。22日上午兩人參觀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午後至女士寓午餐”，直到下午4時離去直奔火車站。23日胡適重返紐約，“下午，訪韋蓮司女士於其寓，縱談極歡。”極歡到什麼程度——胡適由衷欽佩“女士見地之高，誠非尋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見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識力、魄力、熱誠於一身者惟一人耳！”

其間，胡適提出請同學張彭春來喝茶，這種刻意為之就是不讓會面超越友誼，同時也是一種避嫌。

24日，回程中的胡適給韋蓮司寫信，抱歉自己粗心大意，說23日整晚都在與哥倫比亞大學的朋友聊天。但周質平在寫《胡適與韋蓮司：五十年的深情》認為這是胡適在故意迴避過於密切的交往。胡適的這種解釋現在看來有點矯枉過正了。

隔著太平洋的愛戀

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教育理論家杜威的中國門生胡適，於1917年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答辯，還沒等到方帽子就在回國前專程到綺色佳辭行。

在綺色佳的5天(1927年6月10日至14日)“殊難別去。韋夫人與韋女士見待如家人骨肉，猶難為別。”

此去經年，胡適娶妻生子並在新文化運動中聲名斐然，隔著汪洋的韋蓮司一直感同身受地為他祝願。

而他們的再一次見面，是在10年之後。1927年3、4月間，胡適此次赴美與韋蓮司兩次聚首，他在西雅圖登船回國前，寫信給韋蓮司“唯一的遺憾是我無法待的久些”。

韋蓮司也在4月6日給胡適的信中第一次理智地論及胡適的家庭：“你們兩人同是一個不合理制度下的犧牲品。”

重逢的火花

他們在1933年9月的重逢，可以看作是胡韋交往中的里程碑。這一年，韋蓮司再次引述了自己6年前給胡適的一封信：“你塑造了一個幻象中的女子，親愛的適，讓我們繼續穿著這身正式的外衣吧，否則你所喜愛的這個幻象中的女子就會死去。胡適——是不是更喜歡那個幻象中的女子呢？她也許很美妙，但她畢竟是我，那個胸部扁平又不善於持家的我，那個頭腦不清而又不得體的我，是這個我觸摸到了你的軀體和眼睛。我簡直不能相信，你竟愛上了這麼一個可憐的東西，然而，你的愛卻裹住了我。胡適，我愛你！我們如何能將這件事公開於眾，而不引起別的人嫌惡？要是我們真能完全生活在一起，我們會像兩條溪流，奔赴同一山谷。”

這一天，他們的肉體終於越過空間、時間和精神，第一次碰撞在一起。

胡適的精神伴侶

在胡適受命擔任駐美大使之前，韋蓮司早已與胡多次書信討論此事。

在周質平披露的書信中，韋蓮司說：“你不僅屬於中國，你屬於整個時代和時代里有危局。在一定的範圍里，你引起了人們的注意，像奇迹一般，你回答了時代的需要。”

這位西方奇女子認為：“當前各國正熱衷武器競賽和戰爭，此時是否應該有個人出來，改變人們的看法，讓武力的使用朝向另一個有利方向？你屬於全世界。”這無疑是對胡適駐美國最有力的鼓舞。

受到這一鼓舞的胡適回復她：“我答應你，我不會完全心不甘情不願地來進入這個新的外交生涯，但是我並不相信這是我‘充分發揮’的方向。我會全力以赴，因為這是攸關我同胞生死的事，如此而已。”

“韋蓮司對於胡適最主要是一種精神需要，精神對一個高層讀書人來說是更重要”。耿雲志說：“胡適回到北京后給母親的一封信中說：‘我在美國曾有女朋友可以交談，對自己有啟發對性情也有好的影響。但是到北京后，很少有女性可以交談，僅僅和章士釗太太吳弱男相識有交往’。而韋蓮司確實是他精神上非常緊密的朋友。”

為胡適建立基金會

1959年，74歲的韋蓮司做出了一個重大的決定：把房子全部租出去，為胡適建立基金會。

她自己住在一間車庫改的卧室里，卧室的改造從刷油漆到綠化草地，一切生活中的打理全靠她個人的體力，與社會的唯一聯繫是到小兒麻痹醫院當義工。

在胡適68歲生日的祝壽信中，韋蓮司送給胡適一個特殊的生日禮物。她提出把自己一生的幾千美金積蓄為胡適建立基金會，“我想為你重要著作的出版和英譯盡些微薄的力量。譬如，你早年所寫那些具有啟發、充滿活力和創造力的作品，都是用中文寫的。我要確定，在我身後，有筆款子專門用作這個目的。這筆款子也許不過幾千塊錢，但如果運用得當，當以用這筆款子作為開始，逐年遞增，結果可以成為一筆可觀的基金。”

1962年2月剛剛回到台灣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長才4個月的胡適心臟病發作猝然離世。3年後，韋蓮司把她50年中胡適寄發的所有函件寄到台灣，1965年1月27日韋蓮司應江冬秀要求給她寄去一份手寫的自傳。這位一生堅持自己愛情理想的女性在給胡適遺孀的自傳中寫道：“我無非是一個幸運的胡博士信件的接收者，而這些書信也生動地取代了日記。”